胡適給畢業生的贈言
在平日的學習、工作和生活里，大家總少不了接觸一些耳熟能詳的贈言吧，這時就十分有必須要寫贈言。你所見過的贈言是什么樣的呢？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胡適給畢業生的贈言，歡迎大家分享。
胡適給畢業生的贈言1
一個大學里，哲學系應該是最不時髦的一系，人數應該最少。但北大的哲學系向來有不少的學生，這是我常常詫異的事。我常常想，這許多學生，畢業之后，應該做些什么事？能夠做些什么事？
現在你們都快畢業了。你們自然也在想：“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我們能夠做些什么？”
依我的愚見，一個哲學系的目的應該不是叫你們死讀哲學書，也不是教你們接受某派某人的哲學。禪宗有個和尚曾說：“達摩東來，只是要尋求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想借用這句話來說：“哲學教授的目的也只是要造就幾個不受人惑的人。”
你們應該做些什么？你們應該努力做個不受人惑的人。
你們能做個不受人惑的人嗎？這個全憑自己的努力。如果你們不敢十分自信，我這里有一件小小的法寶，送給你們帶去做一件防身的的工具。這件法寶只有四個字：“拿證據來！”
這里還有一只小小的錦囊，裝作這件小小法寶的用法：“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論。”
必須自己能夠不受人惑，方才可以希望指引別人不受人誘。
朋友們大家珍重！
胡適給畢業生的贈言2
兩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獨立評論》（第七號）上發表了一篇“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說，我要根據我個人的經驗，贈送三個防身的藥方給那些大學畢業生：
學問的環境，若沒有一個兩個值得解答的疑難問題在腦子里打旋，就很難保持學生時代的追求知識的熱心。
第二個方子是：“總得多發展一點業余的興趣。”畢業生尋得的職業未必適合他所學的；或者是他所學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濟是多發展他的職業以外的正當興趣和活動。
第三個方子是：“總得有一點信心。”我們應該信仰：今日國家民族的失敗都是由于過去的不努力；我們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將來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種，必有滿倉滿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會白費。
這是我對兩年前的大學生說的話，今年又到各大學辦畢業的時候了。前兩天我在北平參加了兩個大學的畢業典禮，我心里要說的話，想來想去，還只是這三句話：要尋問題，要培養業余興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記得兩年前，我發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個大學畢業生寫信來說：“胡先生，你錯了。我們畢業之后，就失業了！吃飯的問題不能解決，那能談到研究的問題？職業找不到，那能談到業余？求了十幾年的學，到頭來不能糊自己一張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個藥方都沒有用處！”
對于這樣失望的畢業生，我要貢獻第四個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專責備別人，更不必責備社會。”你應該想想：為什么同樣一張文憑，別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無效呢？還是僅僅因為別人有門路有援助而你沒有呢？還是因為別人學到了本事而你沒學到呢？為什么同叫做“大學”，他校的文憑有價值，而你的母校的文憑不值錢呢？還是僅僅因為社會只問虛名而不問實際呢？還是因為你的學校本來不夠格呢？還是因為你的母校的名譽被你和你的同學鬧得毀壞了，所以社會厭惡輕視你的學堂呢？——我們平心觀察，不能不說今日中國的社會事業已有逐漸上軌道的趨勢，公私機關的用人已漸漸變嚴格了。凡功課太松，管理太寬，教員不高明，學風不良的學校，每年盡管送出整百的畢業生，他們在社會上休想得著很好的位置。
偶然有了位置，他們也不會長久保持的。反過來看那些認真辦理而確能給學生一種良好訓練的大學——尤其是新興的清華大學與南開大學——他們的畢業生很少尋不著好的位置的。我知道一兩個月之前，幾家大銀行早就有人來北方物色經濟學系的`畢業人才了。前天我在清華大學，聽說清華今年工科畢業的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種工業預聘去了。現在國內有許多機關的主辦人真肯留心選用各大學的人才。兩三年前，社會調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對我說：“近年北大的經濟系畢業生遠不如清華畢業的，所以這兩年我們沒有用一個北大經濟系畢業生。”剛巧那時我在火車上借得兩本雜志，讀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來我偶然發現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個北大未畢業的經濟系學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幾篇研究送給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興，叫他去談，后來那個學生畢業后就在社會調查所工作到如今，總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復了一點已失的信用。這一件事應該使我們明白社會上已漸漸有了嚴格的用人標準了；在一個北大老教員主持的學術機關里，若沒有一點可靠的成績，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幫誰尋著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見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聘定了一個北大國文系將畢業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見他在暑假前幾個月就要和清華大學搶一個清華史學系將畢業的高材生。
這些事都應該使我們明白，今日的中國社會已不是一張大學文憑就能騙得飯吃的了。拿了文憑而找不著工作的人們，應該要自己反省：社會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學問，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沒有本領？從前在學校挑容易的功課，擁護敷衍的教員，打倒嚴格的教員，曠課，鬧考，帶夾帶，種種躲懶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懶取巧混來的文憑，在這新興的嚴格用人的標準之下，原來只是一張廢紙。即使這張文憑能夠暫時混得一支飯碗，分得幾個鐘點，終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終究要被后起的優秀人才擠掉的。打不破“鐵飯碗”不是父兄的勢力，不是闊校長的薦書，也不是同學黨派的援引，只是真實的學問與訓練。能夠如此，才是反省。能夠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畢了業就失業”的人們怎樣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學一點可靠的本事。二十多歲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沒有不能長進的。這個社會是最缺乏人才又是需要人才的。一點點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獎勵，一分的成績往往可以得著十分百分的虛聲。社會上的獎掖只有遠超過我們所應得的，決沒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著社會的承認的。沒有工作機會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訓練自己可以希望得著工作，有工作機會的人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績來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責已是生路，因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三十年代北大校長蔣夢麟給即將畢業的北大同學的臨別贈言：
諸君離學校而去了。在社會上立身的困難，恐怕比在學校里求學還要加甚。若非立志奮斗，則以前所受的教育，反足以增加人生的苦惱，或轉為墮落的工具。這是諸君所當特別注意的。事業的成功，須經過長時間的辛苦艱難——成功的代價，走過了許多荊棘的路，方才能尋獲康莊大道。立志是砍荊棘斧斤，奮斗是勞力。萬不可希望以最少的勞力，獲最大的成功。
蔣夢麟是蔡元培校長的早年學生，后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學位，導師是杜威。歸國后長期擔任北大總務長一職，并常代為處理行政事務，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傅斯年曾有這樣的評論：“蔣夢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學問比不上胡適之，但辦事也比蔡先生和胡先生高明。”蔣夢麟還補充了一句玩笑話：“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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