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文化總結
在唐朝時期,中國社會經濟處于上升階段,文化先進,是歷史上中國向周邊國家文化與技術的一個大輸出時期,兼容并蓄的社會風氣,也給五胡十六國以來進居塞內的各個民族提供一個空前的交流融合環境,在過程中亦從外族文明汲取諸多。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唐朝文化總結,一起來看看吧。
唐朝文化
唐朝文化,群星璀燦,光曜千秋;碩果累累,流芳萬世。
詩歌,是最值得大書特書的。詩為心聲,詩可言志。詩歌,乃文學皇冠上之明珠。李杜詩歌在,光芒萬丈長。唐詩的成就,當是中國詩歌的最高峰,真正是空前絕后。李白謂詩仙,杜甫謂詩圣,李白的詩是詩魂,杜甫的詩是詩史,李詩乃典型的道家風骨,杜詩乃正宗的儒家血脈。由此,我聯想到,老子可謂思仙,孔子可謂思圣,即思想之仙人與思想之圣人。唐詩之后,詩之礦藏已挖盡,所以宋以后只能往詞上發展了。真是既生詩,何生詞啊。
古文,承前啟后,功莫大焉。韓柳開創的古文運動,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怎么評價都不為過。李杜并稱,無分高下,韓柳并稱,韓實主帥,柳為副帥,韓主柳次,這當是普遍之認同。
書法,書法之為藝術,中國文化之獨有,可謂國寶。顏真卿,開一代新書風,顏體,貴在創新,雍容華貴,不知影響了多少后人。
繪畫,首推吳道子。吳道子被被歷代畫家奉為不可超越的高峰,尊為“百代畫圣”。王維也值得大書特書,蘇軾說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當是最恰當的評語。王維作詩的成就,僅次于李杜,作畫堪當一流,其畫為無聲之詩,其詩為有聲之畫。詩、書、畫一體,在王維身上得到最好的詮釋。
宗教,唐為盛世,實因有容乃大。李唐,以老子后人自居,自然對道教有莫大的支持,但對儒家正統又不敢小視,武則天等帝王信佛,又促成了佛教的興盛。儒家自然不能稱之為宗教,但其意義與影響絕不在宗教之下,還可以說是在道、佛二教之上,從這點上說,儒家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其功至豐至偉。至此,儒、釋、道三種文化完全成型,影響中國至大至深至遠。
蘇軾云,杜詩韓文顏書。意思是杜之詩,韓之文、顏之書分別為詩、文、書之三絕。我極認同。杜、韓、顏三人,乃宋朝大儒朱熹所評史上五真君子中之三(另兩人是:諸葛亮、范仲淹)。這絲毫無貶李白、王曦之等的意思。真君子者,高尚人格之謂也,儒家精髓之傳也。蘇軾、朱熹之眼光,不可謂不獨到、不樨厲、不叫人佩服。韓愈之挺儒斗佛,何等的智勇,杜甫之愛國憂民,何等的偉大,顏氏之剛強正直,何等的高尚。才華之卓越,品格之清高,胸懷之博大,不服都不行。杜韓顏三子者,得儒學之真傳也,他們不僅是當世之真君子,還堪稱后世之真楷模。
蘇軾又云:“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事畢矣。”論藝術,古人勝今人,這是明擺著的事實了。
類別劃分
學術
唐代前期思想繼承魏晉南北朝的儒學,例如孔穎達編著的《五經正義》,五經正義中的思想大多由漢晉大儒完成,尤其是鄭玄的功勞最大。唐初與明初比較類似,國家在做的是執行前哲的思想。唐朝中期以后,思想上的重大改進發生,韓愈、柳宗元、李翱、劉禹錫等人的思想創見,承前啟后。還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思想價值同樣不能被忽略,他們不僅僅是詩人。后世所謂經學,嚴格意義上應該叫做“漢晉唐經學”,后世所謂理學,應該叫做“唐宋明理學”。
韓愈和李翱的作品突出體現唯心主義思想,而柳宗元和劉禹錫更是唐代唯物主義思想的代表。韓愈在他著作《原道》和《原性》中復古崇儒、駁斥佛道,認為僧道不顧及生產,浪費社會財富,僧尼道士應當回鄉還俗,焚燒佛經咒文,將寺廟觀宇改為民居。他推崇孔子在《論語》中道述的道德觀念,以其作為日常倫理的標準。他認為天生人性,并可劃分為上中下三品。李翱在《復性書》發展孟子的性善論,認為人之性皆善,但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喜怒哀樂之情的干擾,使得性無法發揮,要求恢復人的善性克制人的情欲,所謂“復性”。韓愈和李翱的思想是宋代理學的先聲”。
柳宗元在他的《天說》、《天對》、《封建論》等哲理文章中指出人命與天命無關,天即自然元氣,無法對人世賞功罰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人的遭遇純屬自己創造。劉禹錫發展荀子的天論觀點認為宇宙之內竟是物質,天本身同樣是物質,雖有客觀規律存在,但不能影響人事。他認為唯心理論的產生是因為人世間是非顛倒,人無能勝天,所以宣揚天命理論。
文學
唐朝文學成就以詩歌最為發達。清人所編《全唐詩》共收錄兩千兩百多位詩人的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這還不是全部。唐初詩人以“初唐四杰”最為著名(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盛唐時期詩人可分為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田園派和岑參、王昌齡為代表的邊塞派。其中集大成者為“詩仙”李白和“詩圣”杜甫最為出名。李白的詩,飄逸灑脫,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而杜甫的詩則更多體現現實主義之情懷。中唐時期最卓越的詩人是白居易,他的詩通俗易懂。此外還有元稹、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賀等。晚唐詩人以李商隱和杜牧最為出眾,被稱為“小李杜”。 后世宋、明、清雖仍有杰出詩人出現,但總體水平都不如唐朝詩人,唐詩成為了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巔峰。
散文方面,六朝以來,文壇盛行駢文這種文體形式,駢文講究聲韻、對偶、典故,辭藻華麗,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為主。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杰最為著名,但這種文體到唐朝時顯得形式僵化,內容空洞,故到了天寶年間,古文逐漸興起。古文運動在名義上是要恢復先秦兩漢的散文,實際上是要文章更有內容,也就是“文以載道”。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氣勢磅礴又思想深刻,號稱“文起八代之衰”;不過唐代的古文運動在韓柳去世后就逐漸衰退,唐末駢文又再度興起。傳奇是中國的一種古典小說形式,出現在隋朝,興盛于唐朝。著名的傳奇包括《柳毅傳》、《鶯鶯傳》、《南柯太守傳》、《枕中記》和《長恨傳》等。有的傳奇在后代還被改編為戲劇和白話小說。唐朝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謂變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侶宣傳佛教講唱佛經的底本。最初變文僅限于佛教經典,后來則開始講唱其他故事,講唱的人也不限于僧侶。變文對傳奇和后世的說唱文學都有很大影響。
史學
唐朝史學開創了國家正式開館修史這一風潮。貞觀年間史館奉詔所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壽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計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官修史書成書較快、收錄詳盡,豐富國家的歷史檔案,但因統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會根據編書時的政治需求出現刪減夸大的行為。此外,唐朝還有杜佑擴寫《政典》的政書《通典》與劉知幾的修史專著《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視財政經濟與典章法令制度,認為歷史多有現實政治中可以采納效仿之處。劉知幾強調史學家在修史的過程中要有獨自創新的評論見解,是為中國歷史理論學的開端。
教育
唐朝的學校以官辦為主。中央設國子監,下轄六學,為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這些學校主要招收貴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與助教授課,學生稱生徒。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傳授以九經為主的儒學經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級招收。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可入國子學,有生徒三百余人;五品以上官員子孫可進太學,有五百余生徒;四門學兼收五品以下官員及庶民子孫,生徒多達千人。律學、書學、算學教授實用學問,收納八、九品官員及庶民子弟,名額限于十余人。地方設立州學、縣學,每校有學生十來人。
學校旨在培養官僚書吏,亦為科舉考試服務。名望好的學校保送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科舉制度在唐朝進入了逐漸完備期,分為常舉和制舉兩種。常舉每年舉辦考試,科目有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此外還有秀才、道舉、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舉的應考舉子有兩個來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鄉貢選拔出來的自學者。應考舉子主要集中在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科主要考試儒家經典,難度較低。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和政論,難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晉身之階。明經科的錄取率約為十分之一二,進士科不過百分之一二。時有諺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而制舉則是臨時考試,是為了網羅非常人才,不常舉行。因為科舉制度比較公平且機會相等,平民得以晉身,所以成為士族末落、門第消融的起點。
科舉制度除外,還有門蔭和流外入流兩種入仕渠道。門蔭即晚輩承接前輩職務。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員通過考驗,升職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為主流,后來唐太宗大力推廣學府,科舉制度逐漸取代九品中正制。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傳統世族的特權,加強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擴大了政權的社會基礎。盛唐時期,東亞多國遣送其貴族子弟來唐入學,又將儒家文化傳授國外。
藝術
美術
由于吸收了西域特征與宗教色彩,唐朝藝術與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初唐的閻立本、閻立德兄弟擅畫人物。吳道子則有“畫圣”之稱呼,他兼擅人物、山水,并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面富于立體感,有“吳帶當風”之說。張萱和周昉以畫侍女圖為主,他們的著名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游春圖”和“簪花仕女圖”等,進一步發展人物畫。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風景多為襯托人物主題的配景,而隋唐以來,山水風景成為主題,出現了山水畫這個重要分支。當時分南、北兩派。詩人王維擅長水墨山水畫,是南派的代表,蘇軾評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北派畫家李思訓善用青綠畫金碧山水。又有曹霸、韓干善畫馬,韓滉善畫牛,薛稷善畫鶴,邊鸞善畫孔雀等。
唐朝的壁畫事業特別發達。莫高窟與墓室壁畫都是傳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藝術同樣出眾。敦煌、龍門、麥積山和炳靈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時期步入全盛。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和四川樂山大佛都令人贊嘆。昭陵六駿、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楊惠之被稱為塑圣。唐朝時期,書法家輩出。歐陽詢、虞世南都是初唐著名書法家。歐陽詢的楷書筆力嚴整,《九成宮醴泉銘》為其名作。虞世南楷書字體柔圓,代表作品有《孔子廟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摹蘭亭序》等。顏真卿和柳公權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的楷書用筆肥厚,內含筋骨,勁健灑脫,其代表作有《多寶塔碑》、《顏氏家寶廟碑》、《麻姑仙壇記》等;柳公權的字體勁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稱顏柳二人書法為“顏筋柳骨”。張旭和懷素則是草書大家,后者奔放揮灑,深具個人風格及藝術性。
音樂
唐朝音樂舞蹈發達。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樂,并入原有的九部樂成為十部樂:燕樂、清商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唐高宗以后,十部樂開始衰落,音樂家開始研究新的樂舞,各部樂間的區別逐漸消失,至玄宗朝撤銷。玄宗本人就是音樂家,愛好親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種樂器,擅長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陣樂》等百余首樂曲;他非常重視雅樂事業,將十部樂分為坐部伎(坐在堂上演奏)和立部伎(立在堂下演奏),曾經親選坐部伎三百人,號為“皇帝梨園弟子”,李龜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時的歌唱家。
舞蹈
唐朝的舞蹈則是以健舞和軟舞最為出名。健舞因其節奏明快、雄健豪爽而得名,有《阿遼》、《柘枝》、《拂林》、《大渭州》、《黃獐》、《阿連》、《劍器》、《胡旋》、《胡騰》、《楊柳枝》等多種。軟舞即文舞,優美柔婉,節奏舒緩,有《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借席》、《烏夜啼》、《涼州》、《綠腰》、《屈柘枝》、《甘州》等。著名的舞蹈“七德舞”、“上元舞”、“九功舞”合稱“三大舞”,流行于宮廷。舞蹈家則有公孫大娘、謝阿蠻等。晉朝永嘉之亂后西域舞樂東傳中原,與華夏舞樂融合兩個多世紀,至唐代已有很強的胡風特色。多種健舞軟舞都采用一種昂首望上,雙腳原地急轉如旋風的動作,因來源西域,謂之“胡旋”。唐代散樂多含雜技,統稱“百戲”,包括渾脫、尋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等項目。
染織品
唐代染織品的圖案紋樣名目很多。從遺存實物上看,唐代的有代表性的紋樣是
天馬、對鳳等動物紋樣置于團窠的圓形中,團窠是按照四方連續縱橫排列,其空隙處布置以四出的卷草紋樣。
寶相花之類的團花的四方連續圖案。這些紋樣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前者。
據文獻所記唐代竇師綸創造了這種紋樣:“高祖太宗時(公元650年以前)內庫瑞錦對雉、斗羊、翔鳳、游鱗之狀,創自師綸,至今傳之”。
具有這兩個特點的紋樣在唐代的流行可以從一些文獻記載中見之。如武則天時,禁軍的各種將軍們的服飾就以成對的獅子、麒麟、虎豹、鷹、鶻、豸等相區別,諸王則飾以盤龍及鹿,尚書則飾以對雁。又唐代大歷年間曾禁止過于奢侈的絲織品,其中就有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等。這些花樣有很多都可以從現存實物及形象材料中見到。
唐朝的工藝:螺甸鑲嵌、木畫、漆繪、撥鏤是唐代工藝的優秀成就,這許多技藝大多是南朝工藝的進一步的發展,而在唐代宮廷生活及貴族生活中有重要地位。在文獻記載中,中尚署每年為宮廷制作的器物中就有平脫、鑲牙、寶鈿、木畫等名目。
金屬工藝品
金屬工藝中,金銀工藝也很發達。最多的是各種飾品,如釵、臂釧、指環等。其次為各種酒器及飲食器,據文獻記載有瓶、甕、榼、罍、杓、盞子、碗、杯、盤等。已知的唐代金銀器中可見有高腳菱花形的酒杯,六出菱花形的盤和蓮形的碗,都是鑿鐫出各種習見的花鳥紋樣裝飾。這些器物都是純銀或銀質鍍金,經槌擊制成的。
這些金銀器由于有貨幣的作用,所以不易保存,遺留很少。銅器的制作也因唐代商業經濟發達,貨幣需要量增大,而在中唐以后出現過矛盾。一千個錢銷為銅,可得六斤,作成器物每一斤可六千錢。所以自然的趨勢是銷錢為器,因而引起政治的干涉。屢次下令嚴禁。在會昌廢佛時,佛寺中大量的銅器就被銷毀掉了。
唐代金屬工藝中兵器也是很重要的一項,但現存實物很少。
瓷器
唐代陶瓷,尤其到了唐末五代,有重要的發展。唐代陶瓷中最重要的是青瓷、白瓷和“唐三彩”的陶器。
青瓷的代表產地是越州,白瓷的代表產地是邢州。陸羽在公元八世紀中時曾比較過這兩種瓷器并提到其他各地的產品:“盌、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壽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則益茶,茶作白紅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紅;壽州瓷黃,茶色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青瓷,是中國瓷器的開始,各種不同濃度與色相的“青”釉是中國最早的瓷釉。唐代的青瓷,繼承了南朝的傳統,最重要的產地是在今浙江東部紹興一帶,這一地區在唐代為越州,所以,越窯青瓷是中國古代陶瓷史,特別是唐五代陶瓷史上有首要地位的陶瓷工藝品。
唐代越窯青瓷燒成溫度在一千二百五十度以上,叩之其聲清脆。唐大中年間(公元847一858年)有調音律官郭道源“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只,施加減水于其中,以筋擊之,其多妙于方響”。清脆的樂音也是瓷器的一個特點。
唐代越窯青瓷之為陶瓷工藝上的大進步也在于“長石釉”燒制的成功(瓷釉中必須含有的矽酸,或利用植物的灰,或利用石英、長石。成功地利用長石可以克服釉汁不勻的缺點,而產生細潤光柔的效果)。長石釉的成功是陶瓷技術上劃時代的變化,所以唐代越窯青瓷色澤之鮮麗動人不斷地引起詩人們的贊美。
唐代越窯流行的裝飾方法是在釉下胎上用流利的線進行刻劃,刻劃的紋樣極為流利生動,有:牡丹、蓮花、蓮瓣、蓮蓬、荷葉、寶相花,卷草等花卉紋樣,龍、獅子、鳳凰、鶴、鸚鵡、鴛鴦、雁、龜、魚、蝴蝶、小鳥等動物紋樣和神仙、人物、云、山水、波濤等紋樣,至于配合組成圖案,則多裝飾在碗盞等器物的內面。
唐代越窯青瓷燒造的地點已發現的主要是紹興九巖和余姚上林湖。
越窯器物出土而有準確的年代可考者,其歷史價值較大。例如已知最早的一件是唐長慶三年(公元823年)的一塊墓志銘。其次是在紹興發現的唐戶部侍部北海王府君夫人的墓中出土一組青瓷器,計:短嘴長柄壺兩件、樸素無飾的瓷盤及有花飾的瓷盤各一件。圓盒,撇口花插各一件,墓志的年代是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其次是上面劃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等字樣的殘壺。由這些實例可以確定在中唐時期,越窯已進入成熟時期。[38]
越窯青瓷在五代時期成為極其名貴的珍品。在江南地區比較安定,工商業繼續發展的條件下,越窯日益精美,產量并大大的提高。錢越在五代末期及北宋初向中原進貢,一次可以有萬余件,或五萬余件,最多竟達到十四萬件。其中有金銀扣瓷器(瓷碗扣燒,口緣無釉,澀邊,則鑲以金或銀,而稱為金扣、銀扣)。錢越時期最精美的越窯禁止民間使用,因而此時期的越窯也通稱為“秘色窯”,但秘色窯的名稱最早是在唐朝開始的。
服飾
唐代的裝飾藝術以其華麗優美的風格成為時代的特點。例如敦煌藻井圖案中可以看出,垂幔變成了瓔珞,卷草上長出了豐茂的花朵;卷草葉子種類變得多樣,而且變得有相當厚度。這些花朵大多是重瓣密集,呈尚未完全舒展的狀態,每一花瓣都汁液飽滿,以至膨脹而反卷。
唐代的卷草花紋在敦煌藻井圖案中,都是色彩鮮麗絢爛的。唐代花草的紋樣在錦綾染織品上,在銅鏡和瓷器上都很普遍。唐代碑刻的側面的浮雕卷草花卉圖案(如西安碑林的大智禪師碑是有名的例子)表現唐代圖案紋樣的健康的風格。
在花卉紋樣中,蓮花進一步豐富起來,寶相花開始流行。牡丹由于成為洛陽的名花,在裝飾藝術范圍內也成為此后最被重視的紋樣。
和花卉紋樣相配合的是一些禽鳥、蝴蝶之類。特別是小花小鳥組成為一幅小景,很有詩意。成對的鳥,如鴛鴦等也是常見的。
唐代的動物紋樣中還有一些龍、鳳之類,多表現得很生動。
唐代裝飾圖案在風格上最明顯的特點是它的寫實的作風,組織上有一定的規律性,形象處理洗煉,而不進行很多的變形。唐代裝飾藝術是歷史發展過程中自戰國末年以來的又一次大變化。
唐代的紋樣有明顯受外來影響的是團窠紋樣,團窠中有成對的動物,團案四周是連珠,錦綾中的“綾陽公樣”可以作為代表。那是受波斯薩珊王朝的紋樣影響。
雕塑
唐朝的雕塑藝術,以石雕和泥塑最為多彩。如洛陽龍門、永靖炳靈寺等石窟中,有許多唐代的石雕造像,或造型雄偉,或刻劃細膩,都是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四川樂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71米,雄偉自然,是中國最大的石佛像。
在陵墓石雕中,唐太宗墓前的著名浮雕石刻昭陵六駿,刻劃了六匹駿馬的不同姿態、性格和神情,十分生動逼真。此外,乾陵和順陵前的巨大雕刻群都極為壯觀、精美,也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見的藝術寶庫。現存的492個洞窟中,唐窟達213個,幾乎占了總數的一半。其中的立體泥塑佛像形態各異,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它們常常與壁畫和諧地結合在一起,顯示出雕塑藝人的高度智慧和才能。唐朝墓葬中出土的三彩陶俑,都塑造得精致細膩,神靈活現,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雕塑品。
科技
唐朝科技相對于前代有明顯進步。天文學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他還與梁令瓚合作,銅鑄制成黃道游儀與水運渾天儀。他在《大衍歷》歷書中運用二次差內插法并創新近似三次差的內插公式,為王恂等后人奠定基礎。李淳風等人修訂《算經十書》是唐朝算學的重要成果。尊稱藥王的孫思邈撰寫的《千金要方》和補本《千金翼方》,論及藥物之本、診治之訣、針灸之法、養生之術,都是不可多得的醫書。《新修本草》是中國最早的一本國家官修藥書,成書于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
唐初大型地理志書《括地志》共550卷,內容豐富,對后世的地理研究影響深遠。賈耽的《海內華夷圖》繪有唐近鄰的數百國家。此外還有李吉甫著的地方志《元和郡縣圖志》,杜佑撰寫的政書《州郡典》,樊綽介紹云南南詔國的《蠻書》等。唐在隋大興城的基礎上擴展修建首都長安城,與東都洛陽規劃同樣規劃嚴整,規模宏大,是中國歷史都城中規劃最為嚴謹端正的兩個。盛唐年間極盛時人口達到80—100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為后世留下了城市規劃的樣板。當時周邊國家的首都,如:日本平安京、新羅金城、高句麗平壤和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都是仿照長安建造。大明皇宮占地廣大,現今遺址范圍相當于明清紫禁城總面積的三倍之多。
社會
唐代社會,雖然世族的勢力被削減,但仍然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唐律》中也明訂,人分為“良”“賤”兩大類,賤民只能與賤民結婚;地主殺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殺害地主必處斬。雖然科舉制度實行,但由于世族的生活條件較為優渥,其子弟的文化修養也就跟著較高,不論是否參加科舉,進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難;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數。唐代進士選拔,另有一些社會公評的含義,防弊措施并不嚴格,常有考生向主考官請托,自我吹噓的情形,但當時人并不視為舞弊,所以錄取進士的,有許多是權門子弟;而才氣縱橫的杜甫,兩次考試都落榜。
唐朝時,北方的山東郡姓,保持很高的社會地位,太宗曾令高士廉編氏族志,希望根據政治上的地位來評等,結果成效不彰,不過隨著科舉制度的實施,使得世家大族不易保持門第地位。牛李黨爭便是為了科舉制度存廢而起的黨爭,但已不能阻止平民的崛起,加上印刷術的問世,書籍流通便利,私人講學普遍,門第更加無法壟斷知識。唐朝中期與五代這段時期的連年動亂,讓北方士族基業遭受空前的破壞,到北宋時便已凋零,此后的中國領袖,不再是傳承不替的門第,而是經由“富不過三代”,從科舉制度出身的士紳。
唐代是“胡風”盛行的時代。所謂“胡風”,特指流行于唐朝社會各階層的種種并非漢民族原有的社會風習而言,其中主要有當時從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域等地傳來的風俗,也有由五胡十六國時期南下的游牧民族遺留的社會風俗,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了唐朝胡風盛行的局面。如“胡樂”、“胡服”、“胡食”等在長安城是極其盛行的。西域外族服飾文化對唐朝服飾影響巨大。隋唐時期的北方地區有胡漢雙軌制度,日常庸服為鮮卑胡服,莊重祭祀場合改用傳統漢服(唐服)。唐代婦女的地位較高,在服飾中也有體現。貴族及宮廷女子多為半裸胸的寬松羅裙。裙腰系得較高,在腰腋之間。歌女服飾染色醒目絢麗,貴族染色富麗高雅。按領子款式分為圓領、翻領、方領、斜領、直領和雞心領等。隋文帝開創穿黃龍袍的習禮,唐高祖武德年間令臣民不得僭服黃色,黃袍成為皇室專用之服。
唐朝是以豐肥濃麗為審美取向的。綜觀留存下來的美女雕像和圖畫,雖然工藝有別,年齡有少女、少婦之差,但大多面如滿月、豐頰秀眉、腰肢圓渾,其裝扮袒露而大膽。即使被今人譽之為中國古代第一美人的“捧杯侍女”,除了婀娜的捧杯姿態與眾不同之外,其基本特征仍然是“豐肥濃麗、熱烈放姿”。
無論是藝術作品還是現實生活都清晰地反映出,唐人崇尚“豐肥濃麗、熱烈放姿”。這與漢代和古代其它大多數時期人們欣賞窈窕淑女含蓄內向的審美觀不同,并形成了唐代的“另類”審美眼光。然而,這種“另類”和有悖于傳統的豐肥之美的魅力,不僅絲毫不遜色于傳統的苗條和骨感,而且更具生命力和向上的朝氣。其實,稍加分析就會發現,唐人的“另類”審美正是那個如日中天時代的必然特點。
首先,唐代繁榮昌盛、豐衣足食,正如詩圣杜甫詩句所記“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稟俱豐實”。人們有條件吃飽穿暖保持健康豐滿的體格。其次,唐代開放兼容并包,國力強盛與文明發達,使唐人充滿自信,成為一個高度開放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與唐交往的國家有130多個。不同文化的影響、交融,使唐人不拘于傳統,眼界開闊,熱烈放姿。第三,統治者的血統也決定了唐人對健碩的體魄更易親近。唐代開國皇帝李淵的外祖父是鮮卑大貴族獨孤如愿,也就是說李唐皇室的血統中至少有一半是鮮卑血統,而鮮卑族的游牧生活造就和需要的是剽悍、健碩的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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