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范文（通用16篇）
細細品味一本名著后，大家對人生或者事物一定產生了許多感想，這時最關鍵的讀后感不能忘了哦。那么你真的會寫讀后感嗎？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供大家參考借鑒，希望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1
1587年，在大明帝國的歷史上是稀松平常的一年。這一年沒有大事發生，一切都如帝國既定的設想一般，嚴絲合縫地運轉著。
然而也就是這一年，在世界史上，西班牙的艦隊已經全部出動征英，一個新的時代正拉開帷幕。
何以明朝在這樣的洪流中停下了腳步，致使后來幾百年間中國的封建社會在風雨中色厲內荏，搖搖欲墜呢?黃仁宇寫了一些小事。
一位充滿創造力卻囿于高墻之內，心灰意冷轉而不問朝政的皇帝;一位位極人臣，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卻中道身故的首輔;一位剛正不阿受人敬仰，但最終調任閑職無法施展的官員;一位革新戰術大勝敵人，卻最終失勢淡出政治的大將;一位言行出格超脫時代，以自己犧牲結束生命的文人。
當我們還相信依靠個人天賦和努力能人定勝天的時候，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擊碎了有關這個朝代的幻夢。勵精圖治與耽于聲色，克己奉公與徇私舞弊，推陳出新與墨守成規，并沒有結局上的區別。這并非能夠怪罪到個體的身上，而是因為這個時代已經在歌舞升平中日薄西山，走到了它的盡頭。
一個疆域遼闊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管理模式。在政治上以低效率文官集團為核心，在經濟上則以小農經濟為尊，在思想上以改造后的儒家學說作為指導，以道德作為最高準則，對于法度則輕描淡寫，甚至依賴宗教和神秘的力量來維護社會機構的運作，集體無意識的陰影籠罩在這個王朝的上空。
在這樣的模式下，維護穩定是最重要的事。為此，這個還沒有意識到世界的格局正在發生變化的帝國，秉持著慣有的習性，亦步亦趨地遵守禮儀，犧牲少數群體的利益，驚懼新的技術和新的法則。
物質文明往前發展，而國家的法律和組織機構不能隨之而改進，勢必發生動亂。
四海升平的萬歷十五年，暗流已經在潛層涌動。從九五之尊的天子到著書立說的異端，他們的生命走到這一年交織在一起打了一個結，往后再延續也受到這個結的影響，大歷史亦如是。
讀歷史，探求真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能做到的只能是以史為鑒。太陽底下無新事，怕只怕當局人眼前迷霧重重。自勉。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2
萬歷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在這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書中著重寫了萬歷皇帝、改革家張居正、調和者申時行、清流海瑞、武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等六人的事跡和思想，從正面或側面描繪了該王朝的面貌，讓今人讀來，能夠感知那個年代，也對明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有一個較為直觀的認識。
對明王朝道德的認識：
明王朝沒有西方一樣強大的宗教力量，他們只有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規范著帝國的道德，儒家文化是明王朝的根本，成為指導人們的唯一的道德標準，進而成為治國標準。道德規定著包括皇帝在內的所有人的行為和思想。地方鄉紳自治用傳統道德為標準;官員判案以“四書”為準繩;皇帝欲廢長立幼也要受到倫常的制約。道德綱常為國之根本，它不僅可以指導判案，甚至可以替代法律。用傳統的儒家道德文化治國，缺乏“公正性”。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替代行政。沒有了“公正”的法律，用“人治”的方式，社會的腐敗容易滋生，腐敗者本人，多數為人治的執行者。
對明王朝政治的認識：
盡管明王朝的皇權在歷朝中已經非常強大，但是書中則反復強調文官集團和皇權的博弈，文官集團擁有相當大的權力。萬歷皇帝坐姿不雅，他們會立馬批評，萬歷皇帝喜愛書法，他們會加以限制，萬歷皇帝欲立三皇子為太子，他們則堅決反對。以至后來萬歷僅為皇權的象征，其權力的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官的制約。萬歷本人可以免去或誅殺冒犯他的文官，但卻對整個文官集團無能為力。萬歷皇帝和文官集團因缺乏調和者而導致萬歷長達二十年的消極怠工。
《萬歷十五年》給予我的啟示：
1、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
2、一個國家體制僵化，發展停滯，沒有活力，必須改革。成功則興旺發達，不徹底則江河日下，不改革或改革失敗則墜入深淵。
3、人有兩面性，陰面和陽面，人是自私的。明朝一直依靠儒家思想、四書五經的原則來管理人民是行不通的。
4、歷史自古就是強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獄，所謂勝者王侯敗者寇。
5、當皇帝也有當皇帝的無奈，萬歷皇帝雖然為一國之君，但其實活的也很不自在。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3
1587年，在近三百年的大明歷史中，只是一個小小的插曲，只是歷史長河流淌的一瞬，它沒有1368年開國的波瀾壯闊，也沒有1644年國破的哀傷，這一年，萬歷發現他不管怎樣都難斗過手下的文官集團，他開始消極怠工了；這一年，是張居正去世后的第五個年頭；這一年一代名將戚繼光走了，隨后不久一個奇人海瑞也跟他去了，對于一個王朝來說，死幾個人是極其平常的，然而這個普通的一年卻是整個大明王朝走向死亡的轉折點。明朝在我整個歷史上是極其重視考試的一個王朝，考取功名是萬千學子為其奮斗一生的路，文治在這個朝代發展到了極盛，而這個極盛的點，又讓萬歷碰到了，經歷了近二百年的發展，從嘉靖后期，經過了徐介，高拱，張居正的歷位首輔不懈努力，在皇權與文官的拔河比賽中，皇帝終于發現，他已經再也沒有取勝的可能了，文官集團成為了這個國家真正的主人。
這一年，世上已經沒有了張居正，到這一年，經過對他的反倒清算，他的幕僚已經清算的差不多了，萬歷從小時候像神一樣敬畏這個老師，到認為他是玩弄權力的大奸，對已經去世的他投去了最大的憤恨，然而到這一年，萬歷終于明白，他滿以為那些大臣的對張居正的反倒清算是為了大明的禮儀，大明的前途而努力的，原來所有的禮儀道德全是空的，他們也只是為了權力，沒有了張居正對他的限制，這些大臣對他的限制更厲害了，所有的斗爭無非是披著道德的外衣而為獲得權與力的斗爭，于是萬歷失望了。
這一年，所向披靡，無敵于戰場的戚繼光去世了，橫行戰場四十載，打的倭寇聞風喪膽，嚇得蒙古騎兵十幾年，不敢犯境的戰魂消失了，他享有作為軍人的最高榮譽，然而這樣一位將領卻是，孤獨的！看到自己的上司俞大猷及下屬的不幸結局，他迷茫了，他是一個戰爭的強者，然而面對著文官集團的統治，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弱者，武將在文官眼中終究只是一群不懂禮法的匹夫，文官集團希望通過道德的控制使天下太平，如果不能則就是丟臉的事情，那么好戰的武將必定不會得到他們的青睞！戚繼光費盡心機的找到了張居正這個后臺，給張居正送美女以來保安穩，對官員大肆宴請，送禮走動，對于一個武將來說，算是極其悲哀的事情，他只是懂得一個法則，要想實現自己的理想，首先要做的就是保護好自己，只有留著性命，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而，對于海瑞這個奇怪的人，卻似乎永遠不懂這一點。海瑞是一個精神的領袖，在道德的這塊土地上，他無疑站在了制高點，他絕對的潔身自好，絕對的不貪一文，然而這樣的一個人卻是無用的，這位對于官員來說是“海閻王”，對于百姓來說是“海青天”的人，無論對與誰來說，都會承認他是道德的楷模，在精神的領域無不佩服，他把嘉靖罵的暴跳如雷，他罵滿朝文武皆服人也，把自己推向了風口浪尖，他能得到什么呢，毫無疑問的是打擊，一再的打擊，不要說在當時的官場他混不下去，就是到一千四百多年的今天官場他任然混不下去，因為它忽略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性。海瑞是個好人，然而這個好人卻沒什么用，因為他脫離了物質的承載限度。
人都會有陰陽兩面，“陽”的一面就是我們可以到處標榜的禮義廉恥的道德，“陰”的一面就是我們想獲得的私利，“陽”與“陰”的關系相輔相成，道德建立在物質基礎之上，如果當把道德升的越來越高，物質降的越來越低的時候，那么也就違背了人性，必然構造出一堆道貌岸然的人。大明王朝是一個基本上完全靠道德的約束維持統治的朝代，所有的法制完全要給道德讓路，所有評判的標準不是，是不是違法，而是是不是合乎禮儀，當這套制度發展的頂端的結局，必然是造成一灘死水的和氣，有人扔個石頭，波瀾一起，一切也就要開始煙消云散了。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于創造或者習于茍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后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4
《萬歷十五年》歷史小說由以“大歷史觀”享譽華人學界的黃仁宇先生所著，是作者本人奇特經歷和感受的作品。今讀之，猶如前人所說:“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
《萬歷十五年》記錄了公元1587年前后歷史事件的枝端小節，敏感而準確的定義，全書看似以六個人物的視角展開，以萬歷皇帝、申時行、張居正、海瑞、戚繼光、李贄等分為七個章節，大如抗倭，小如妃嬪斗爭的歷史事件，各事件相互關聯、互為因果，均為歷史的重點。揭露了中國傳統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探索現代中國應當汲取的經驗和教訓，為中國歷史的研究和創作開辟了新天地。
《萬歷十五年》從表面上看是寫人物事件，實則講的是成熟的文官集團給大明王朝帶來的影響，上至萬歷皇帝、首輔，下至武將、思想家，都不能擺脫文官集團的控制。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是凌駕于皇帝之上的主宰者，統治者。他們以儒家思想為核心，以道德為說辭，作為工具，操縱國家，形成了一個以道德實現統治目的國家。而國家缺乏真正意義的法律，大明帝國只不過是個空殼而已。文官集團具有陰陽二面性。“陰”是官員利用職務之便中飽私嚢，以此謀取個人益，“陽”是官員多少懷有忠信仁義理念，能夠在關鍵時刻舍身取義，也就是官員的大義與私心形成的陽與陰的二個方面。
大明王朝走向沒落，并非沒有人才，并非他們不努力。宋神宗萬歷皇帝朱翊鈞并非一開始就是昏君。“萬歷中興”、“萬歷三大征”，都是萬歷年間的大事件。并且萬歷居帝位48年，是大明朝在位最長的皇帝。從公元1572年即帝位，一度勤政上進，支持張居正改革，具有千古明君潛質。中后期受制于文官集團才選擇了消極逃避，疏于政務，窮奢極欲，橫征暴斂。由立儲事件可以看出皇帝寬容柔弱的性格，在面對文官系統牽制時竟無還手之力。被后人稱為“千古一相”的大學士張居正，自擔內閣首輔以來，以鐵手腕建章立制，大膽進行改革，壓制文官“陰”的釋放，短期內取得了震懾效果。他的具體做法是:在政治上整頓吏治，實行考成法；軍事上整飭軍備，加強邊防，用賢能，對蒙采取安撫睦鄰政策；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實行一條鞭法；統一役法--攤丁入畝；田租征銀，官收官解；治理黃河，效果顯著。由改革發展，太倉積糧可用10年，國庫錢財400多萬。國家空前一片繁榮。這就是“萬歷中興”。張居正幾乎以一人之力挽大明于既倒，成功為朱家王朝續命數十年。但權謀只是改革強國的工具，張居正終因樹敵太多，死后受到了天子和文官集團的清算。大明王朝失去了復興的唯一可能性。而繼任首輔申時行奉行折衷主義，左右逢源，調和陰陽矛盾，以超級和事佬姿態做事，這種老好人，并未能改變文官的陰陽性，只是為自己的明哲保身。而南京都察院御使海瑞可謂大美的人格，最美的逆行。他倡議恢復開國重典之制，改革田賦制度，實行井田制。限制豪紳地主兼并土地，并致力還田于民。試圖來挽救腐敗的大明帝國，剛直迂腐，不畏權貴，連前首輔徐階也不放過。貪貴污吏們紛紛改漆黑大門以掩蓋朱門之豪奢。海瑞罷官抗逆在民間后世廣為流傳，影響深遠，可稱為反腐英雄。被百姓稱頌的“海青天”死后銀兩不過十兩，薄田不過四十畝，與當朝二品大員的身份格格不入，可見其清廉之至。
明朝后期重文輕武，戚繼光是帝國最后的榮光。他不僅是軍事家中的政治家，又是政治家中的軍事家。一個真正肩扛國家之命運，毅然決然奮力前行的人。他發明火器，改進作戰裝備，在福建東南沿海抗倭，訓練明長城守軍，戚家軍戰功卓著，聲名天下，令敵人聞風喪膽。有力的捍衛了國家尊嚴。晚明還出現了一位思想啟蒙運動開創者，他就是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贄。他提出“天之立君，本以為民”的主張，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條益國利民的道路。在文學方面，他提出“童心說”為核心的新思想體系，主張創作“絕假還真”，反對歷史保守主義，反對儒家的泛道德主義，倡導“與世推移”的歷史發展觀。他無情地揭露封建社會“無所不假”、“滿場是假”的虛偽現實。由此可發現，大明帝國不缺人才，是儒教誤國，腐朽的官僚制度是罪魁禍首。重道德輕法制，重禮儀輕細節，重人事輕制度，不能為國家選拔人才，系統無法革新和修復，不能發現消極，及時更正，不能批評和自己批評，造成國家走向衰亡的結局。可見是否有完善的制度，有效的立法司法體系，關乎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萬歷十五年》前后發生的史實，讀完后令人掩卷深思。在僵化腐朽的管僚制度下，文官系統口口聲聲的道德下，道德只適用于能夠自己約束的群體，所謂的封建道德體制下，被主宰者悲哀的命運，對每個人都適用。打破道德的桎梏，重視禮儀，選拔人才，選賢任能，并用健全的法制規范整個國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并能不斷革故鼎新，才能形良性循環發展。當年萬歷皇帝心懷虔城步行二十里到天壇祈雨，不也令上下人心激昂，萬民歸心嗎？通過考試為國家選拔優秀的人才，在好的體制下，多年寒窗苦讀選出的才子，無不感念皇恩浩蕩，為國盡忠效力。有了人才，上下一心，國泰民安，國富民強。又怎會有后金在東北虎視耽耽，迅速崛起呢？
我們讀到書中說，“1587年，是為萬歷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看來似乎是萬歷年間某一年份的史實，其實是濃縮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史，思想文化史和社會經濟史。唐太宗李世民說:“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知興替；以人為鏡，可明得失。”西漢文學家賈誼說:“鄙諺語:“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也”。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閱史可以知今，發現當前社會現象其蝴蝶效應的源頭。減少工作決策失誤，少走彎路，對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5
讀罷黃仁宇的《萬歷十萬年》，不得不對本書作一個高度的評價。短短四個篇章，從萬歷及兩位首輔的角度揭示了大明帝國在長期“不事朝政”的萬歷手下正常運轉的奧秘；后三篇章選取了萬歷年間具有代表性的三個人剖析了萬歷這個時代。其中最令人感慨的，必是張居正、申時行兩位首輔。在筆者眼中，前者是一位素質過硬的政治家，后者是一位聰明絕頂的官僚。但如果給他們打分的話，兩者我都不會給滿分，因為兩個聰明一世的人在同一個問題上犯了不一樣的錯誤，一個向左，一個向右。
一、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在分析、比較這兩位首輔之前，筆者認為有必要闡明這樣一個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同樣一段《明實錄》中的史料，由于史官對事件背后的故事不會有詳盡交代（甚至是為了政治利益能夠篡改歷史），不一樣的人會從同一段史料中得到不一樣的結論。
例如在談到隆慶年間的首輔高拱被黜一事時，黃仁宇認為是高拱一句“十歲孩童如何治天下”的言論體現了其謀逆之心，從而得出張居正與馮保聯合罷黜高拱是維護了大明江山的結論。在筆者看來，這一結論多少有些荒謬。第一，從政治意圖來看。明朝文官大部分是政治動物，他們的所作所為必定貼合“贏利遠大于風險”這必須律。“高拱謀反”的獲利無非是繼續做首輔或者自己登基，而付出的卻是身家性命乃至九族安危。況且太平盛世謀反乃是滑天下之大稽！第二，從史料看來，并無充足的資料能夠證明“高拱謀反”（史料中并無高拱收買內侍、準備兵丁武器等行動）。若將黃仁宇先生的“謀反”理解為“攝政”，那么對于一個10歲的天子，任何人成為首輔必然都會“攝政專制”。第三，從結果來看，如果高拱是真的謀反，他的下場會是罷黜這么簡單嗎？第四，就張居正、馮保和高拱的關系來看，他們完全有理由陷害高拱。張居正并非高拱的親信，高拱對權力的獨攬已經引起了諸多大學士的不滿，自然也危及張居正的安全。而高拱對馮保的升遷也屢次阻攔，足以引起他的憤恨之情。所以，高拱被黜是張居正和馮保的陰謀，他們將高拱原話中的“孩童”改為“天子”，這句話便有了十足的殺傷力。這么一個簡單的文字游戲獲得的回報便是張居正的首輔地位和馮保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一職。能夠說除了獲利之外，張居正能夠自保，馮保能夠復仇。
除了對“高拱罷黜”一事筆者與黃仁宇先生觀點不一樣外，“徐階是強占土地的富豪、地主”和“鄭貴妃是聰明的女政治家”的觀點筆者也不是完全認同。此外還需指出黃仁宇先生在第一章中所犯的一個小錯誤，即宮女“許配”給太監后并非成為“答應”。“答應”是侍奉皇上的地位較低的宮女，而這種被稱為“對食”的現象并非是光明正大的。
以上是筆者闡述的一個基本觀點：不一樣的人眼中有不一樣的歷史。
二、“官僚”和“政治家”的名詞解釋
下頭筆者將對“官僚”和“政治家”連個名詞進行簡單的解釋。在筆者看來，政治家相對于官僚，對政事更加負責，出發的角度基本上是江山社稷、道德禮儀；而官僚關心更多的是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在那里不妨列舉幾位名人。徐階（嘉靖年間首輔）是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并且他在這兩方面都相當出色，在嘉靖年間的首輔之爭中不但政績上有所建樹，最終也得以保全自身；嚴嵩是不折不扣的官僚，他應對蒙古騎兵入侵京城附近地區的行為作出的“不抵抗”的決定至今令人唾棄；海瑞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家（實際上他是懂得官場之道的，可是卻絕不踐行），但很不幸的是他也是一個不合格的政治家；抗倭名將戚繼光也是一位優秀的政治家和官僚的綜合體。
筆者說張居正是一名政治家，并非說他不懂為官之道，只是他升遷太過剛愎自用，不知韜光養晦，才在死后遭挖墳鞭尸抄家，所以不能稱之為合格的官僚；說申時行是一位出色的官僚，但同時他也是一名較為合格的政治家，畢竟治理黃河和封貢互市都是他不可抹殺的功勞，但因為他在“爭國本”事件中太過圓滑，首鼠兩端的行為觸犯了文官集團堅守的道德禮儀，所以才黯然退出政治舞臺。若兩人做比較的話，張居正是政治家的代表，而申時行是官僚的代表。
三、張居正和申時行
自古以來，君權和相權是一種博弈平衡的關系。可是在明代，作為君權外圍的宦權也加入了這種博弈。君權的外圍有宗室、外戚和宦官三種，但在明朝，宗室被打壓（為了防止靖難之役重演），外戚勢力弱小，宦權得以提高（尤其是東廠出現之后）。就相權而言，在明太祖朱元璋撤銷宰相后跌入低谷，但之后出現的內閣又極大地提升了文官集團的權力。大學是手中有權力，而言官御史們有戰斗力，他們的目的有的是為了個人私利，但大部分是為了江山社稷或道德禮儀，所以文官集團內部也是矛盾重重。君權時而聯合相權對抗宦權，時而聯合宦權對抗相權，但都是為了尋找權力的平衡點。若宦權與相權聯合，那兒皇權便岌岌可危（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及閹黨造成的動亂就是一例）。對于張居正和申時行而言，前者維護的是相權（是自身的相權而非整個文官集團的權力），后者維護的是君權。
這種情景的產生，主要原因在于兩人所處的時代環境不一樣。張居正當政時，萬歷正處于青少年時期，不可能完全獨立地把握政局，所以張居正扮演了臣子、導師和嚴父三種主角。他是一位合格的教師，教習經史，并適當調整科目以使萬歷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避免了萬歷沉迷書法而重蹈宋徽宗的覆轍）；他也是一位合格的臣子，對于一個10歲的天子，他聯合宦官馮保、外戚李太后穩定了政局，避免了朝政動蕩。同時在前期，他肅清吏治，任用賢人，使得大明帝國能夠正常運轉。但作為一名“嚴父”來說，他的行為太極端，在萬歷心中播下了仇恨的種子暫且不說，他當政后期任人唯親、扶植私黨、排除異己都在與他有利益沖突的文官心中埋下了導火索。更重要的一點是，由于張居正和其親信勢力過于龐大，影響到了皇權，所以張居正死后的悲慘結局也可想而知。張居正確實有過硬的政治素質，但太過剛愎自用、傲慢自大，才不會有一個完美的收場。此外，還需張居正一個并非高瞻遠矚的決策，那就是“考成法”。最初施行時確實增加了財政收入，但也導致了明朝中后期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矛盾——流民現象。所以張居正當政前期的表現令人嘆服，但后期其盲目自大卻又令人扼腕嘆息！
作為張居正的親信和萬歷的教師，申時行成為首輔的時候，萬歷已經成為了一個心智成熟的成年人。加之張居正的前車之鑒，申時行的政治風格更傾向于溫和穩重。例如張居正剛去世時，言官大臣紛紛上述彈劾，申時行既不參與彈劾自己的教師（在其他人眼中他不搞政治投機），也不維護自己的教師（不與眾矢之的統一戰線以維護自身安全），但暗中他還是極其照顧張居正的家人，多次暗中阻止吵架等活動。由此可見，申時行處事確實圓滑。而卻他上任之后立刻廢除了張居正的“考成法”，大大緩解了社會矛盾；他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對蒙古采取封貢互市政策，這都是他不可磨滅的攻擊。但作為一名官僚而言，他對君權的態度在“爭國本”事件上與文官集團的道德立場完全相悖，導致辭官回家的慘淡收場。
在對待君權的態度上，張居正的極左做法觸怒了君權，申時行的極右做法觸犯了相權，所以他們在權力博弈中并未找到平衡點，結局也就不那么完美。可是在“成王敗寇”的權力斗爭中，千百年來哪有完美的結局呢！
這本書帶給我們的黃仁宇先生在書中也降到了海瑞、戚繼光和李贄三人，他們代表了不一樣階層不一樣環境的人，但同樣懷有“治國平天下”的夢想。當年明月曾說過：“‘知行合一’這句話，張居正讀懂了，海瑞沒有讀懂。”我想戚繼光和李贄也都讀懂了，僅有海瑞一個人生活在他那“非黑即白、非是即非”的教條主義世界中。
應對同樣的現實，戚繼光順從了，人們在他的殺敵保固與為官的左右逢源中卻讀不出他的無奈與孤獨；李贄選擇了出價，卻始終無法割舍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同樣更不會有人讀懂他孤傲的悲涼。
這本書給我們展示了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大明帝國這臺生銹的機器已經經不起任何折騰，只是依靠文官集團和幾個強有力的`君主在維持著齒輪的正常運轉。張居正的折騰（京察、考成等）造成或加劇了社會矛盾，而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的“無為而治”反而更加有效。但最終，崇禎皇帝，這個有勇氣、有骨氣、有決心可是缺乏知人和遠見之明的君主改革了驛站制度，社會矛盾加劇，加之四方戰火和天災人禍，導致了整個大明帝國的滅亡。
之后建立的大清帝國，類似的體制、類似的經濟模式也預示著歷史的大失敗會繼續上演。中國的這種所謂的封建專制體制并不見得比資本主義落后，只是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制度在腐敗的鐵銹出現后，自然落后于一桿新制的槍炮。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6
讀史可以明古，析古而后觀今，我想這就是讀歷史的一個重要意義。
之前讀了《明朝那些事》，甚為震撼，明月先生是一個奇人，用簡單通俗的語言把276年明朝的歷史說的生動而不失文學色彩，給我們這些初學中國史的白紙提供了一部經典而傳奇的教材。經典的段落很多，我還沒有好好的整理，有機會再把這個作業補上。今天要說的，是明朝里的一個年份，或者說很重要又平淡無奇的一年，萬歷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
黃仁宇先生是明史大家，對這段歷史的研究很是深刻，所著《萬歷十五年》為近年來大陸史學領域的暢銷書，也是美國大學的教科書。因為黃先生生活在上個世紀，曾經離開祖國有30多年，書中的文言色彩教為濃厚，讀起來還是有些晦澀難懂，在封城居家的這段日子里，斷斷續續的總算是讀完了。
如果說《明朝那些事》是276年的明朝歷史的古代日記，那么《萬歷十五年》則是記錄并分析明朝由盛轉衰的主要歷史事件和技術、制度原因。大風起于青蘋之末，正是萬歷年間那些看似平常而不能再平常的事，才慢慢演化成明帝國的危機，最終導致這個大王朝的滅亡。
書中詳細分析了明朝制度的弊端，虛幻空洞的德道準則、落后腐朽的農業治國制度和龐大而局限的官僚系統，此乃明朝滅亡的最本質因素。明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全書以萬歷、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這幾個主要人物為線索，以當時的史實為論據，詳細訴說了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初發生在這個古老封建國家的一樁樁用當今眼光感到不可思議的真實故事。縱有挽狂瀾之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的張居正、治世能臣的申時行、官場清風的海瑞、軍事天才的戚繼光、思想界努力探索的李贄這些頂級官僚的治理和挽救，但終不能阻止這艘駛向冰山的巨型泰坦尼克，是以個人道德之長，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對明朝社會制度和官僚制度分析：
明朝這個龐大的帝國，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并成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于違法的行為，做掩飾則被認為忠厚和識大體，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系，從來也沒有可資遵循的成文條例。
我們的帝國是由幾百萬個農村聚合而成的社會。數以千萬計的農民不能讀書識字，全賴乎士紳的領導，村長里甲的督促，他們才會按照規定納稅服役。在法律面前，他們享有名義上的平等，而實際上，他們的得失甚至生死，卻常常不決定于真憑實據而決定于審判官的一念之間。
明朝文官集團所奉行的原則，是嚴守成憲和社會習慣，遏制個人的特長，以保持政府和社會的整體均衡。
把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進行了一定意義上的解析：
朱熹在作出結論時，卻總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倫理之“理”。這也就是以類似之處代替邏輯。
大凡高度的概括，總帶有想象的成分。尤其是在現代科學尚未發達的時代，哲學家不可能說明宇宙就是這樣，而只能假定宇宙就是這樣，在這一點上，朱熹和其他哲學家并無區別，既然如此，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一種浪費。
王陽明受過佛家思想的影響，他的宇宙觀也屬于一元論。他的所謂“良知”，是自然賦予每一個人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它近似于我們常說的良心。但是良知并不能詳盡知悉各種事物的形態功用，具有這種知悉作用的是“意念”。良知只是近似于意念的主宰者，可以立即對意念作出是非善惡的評判。
他的思想系統中還有一個主要方面，就是對因果關系的重視。這種對因果關系的理解推導出了他的“知行合一”說。他認為，知識是一種決斷，必定引起一種行動。
在王陽明看來，“致良知”是很簡單的，人可以立時而且自然地“致自知”，但是不斷地按照良知行事就很困難。這和孔子關于“仁”的學說頗為相似；凡人立志于仁就可以得到仁，但是每日每時都不違背仁，即在圣賢也不易做到。
我們讀王陽明，始終不懂到底什么才是“心學”，我想他的弟子王畿的話已經說的很明白了：
他的入室弟子王畿作出斷然的解答：一個人企圖致良知，就應當擯絕意念。理由是，人的肉體和思想，都處于一種流動的狀態之下，等于一種幻影，沒有絕對的真實性。所以，意念乃是枝節性的牽纏，良知則是永恒的、不借外力的存在。良知超越于各種性格，它的存在寓于無形，有如靈魂，既無年齡性別，也無籍貫個性，更不受生老病死的限制。按照王畿的解釋，良知已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這在實際上已經越出了儒家倫理的范圍，而跨進了釋家神學的領域。
黃先生還對“理學”和“心學”與儒釋道的關系做了說明：
“心學”，和朱熹的“理學”相對。心學派反對理學派累贅的格物致知，提倡直接追求心理的“自然自在”；理學派則認為心學派也大有可以非議之處；宇宙的真實性如果存在于人的心中，任何人都可以由于心的開閉而承認或者拒絕這一事實性。這樣世間的真理就失去了客觀的價值，儒家所提倡的宇宙的一元化和道家的“道”、釋家的“無”也很難再有區別。一個人可以用參禪的方式尋求頓悟，頓悟之后所獲得澄澈超然的樂趣僅止于一身，而對社會的道德倫理則不再負有責任。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黃先生寫這本書不是為了批評明朝，更不是借古諷今，用他的話便是：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據此猜想，今后中國極需采取東西兩方的經驗。因之作歷史的人，務必將所有資料，全盤托出。
書的最后，總結性地闡述了黃先生的大歷史觀，對我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人來說大有裨益，這是一個跨越古今跨越中外歷史長河的大領悟：
如果用圖解，則下面圖中實線部分代表我們可以以經驗證實的知識，即我自己所稱大歷史，雖包括中國商周到人民共和國已三千多年，在人類歷史上講，仍不過長弧線上的一個小段落。我們所認為的真理，也是在這小范圍切身直覺而成。我們也還不能夠知道宇宙結構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難預知今后的真結局與真趨勢。用虛線表示這弧線的過去和未來，也僅僅是憑實線作根據，揣測而成。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樣，都只能假定自然法規（natural law）會要逐漸展開。下一代的人證實我們的發現，也可能檢討我們的錯誤，也就等于我們看到前一代的錯誤一樣。
圖上向外的箭頭表示我們的道德觀念，都有突出環境、創造新環境的征象。可是我們又無法脫離站住腳跟的基點。況且我們自己也有繼續做錯事的根性。這根性以向內的箭頭表示之。所以我們所走的路線也只能在內外之間，亦即希望與現實之中的弧形路線，半出于我們的志愿，半由于其他條件推演而成。只是因為今日科技發展之故，旅行于弧線形的速率越來越快。我們只好把向外的箭頭畫長。這也是本文的宗旨，所以不憚再三解說，要把道德的范疇放得遠大，歷史觀點代表人生哲學，不能受短時間的政策所掩蔽，尤其不能閉戶造車，不顧外間情勢的單獨決定。
我對大歷史觀的理解是，每個時代所認為的真理（自然法則）都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性。因為人性使然，時代的發展都帶有自身的劣根性，所以時而遠離歷史發展規律，時而接近歷史發展規律，但總的趨勢是向更高級更符合自然法則的方向發展，正所謂“天下大勢，浩浩湯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7
這是美籍華人學者黃仁宇寫的一本好書，某年首先在美國出版，并多次重印。我是在閱讀了王小波的“不新的《萬歷十五年》”一文后，才上網購得此書閱讀的。在讀書中，通過書里提到的文章和人，再去找自己有興趣的書來讀，這種是我自稱為“順藤摸瓜”讀書法。由于這個讀書法，我最近重點購買了一些“讀書筆記”類的書籍來閱讀。
《萬歷十五年》是一本歷史學范疇的書。在我的讀書目錄里，應該是文(文學)、史(歷史)、哲(哲學)三類為主。在閱讀一個人的著作前，最好先閱讀他的傳記或者簡介，這樣，才會對作者寫作的立場、背景、動因等有一個初步的了解，有利于自己對作品的理解。這個也是我自稱為“摸清背景”的第二個讀書法。由于這第二個讀書法，我也購買了比較多的人物傳記來閱讀。
通過讀書，我要建立起自己的讀書方法和閱讀書目體系。
再來談談《萬歷十五年》這本書吧。全書以萬歷十五年(公元某年)為歷史時間的橫斷面，然后講述了與這個橫斷面有關的六個人物――一個皇帝(萬歷)、兩任元輔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一個模范官僚(海瑞)、一個杰出孤獨的將領(戚繼光)、一個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最后，從作者的大歷史觀得出結論：某年，即萬歷十五年，表面上無事可記，然而四海升平的表面之下，千年帝國崩潰的隱患早已埋下，所以，書中所述的人物都是悲劇性結局(皇帝也不例外)，故萬歷十五年的歷史，也是失敗的歷史!
讀了這本書后，引發了我的另一個思考，就是我們現在一再提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究竟我們民族歷史那個階段、那種機制值得我們驕傲，更值得我們在當今列強環伺的國際形勢下提出“復興”的口號?如果說中國的漢唐盛世值得我們后人“復興”，那么，萬歷十五年的悲劇，不是由漢唐而來的嗎?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8
萬歷十五年，在我國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起來雖似末端細節，但實質上確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于是，作者黃仁宇便以獨特的視角和鮮明的觀點，對這段時期加以詳實的敘述。
初讀此書，并沒太大興趣，以為就是正史野史拼接起來的文字。而其樸實卻十分有力道的語言，以現代化口吻描述一段段古代帝王、君臣以及百姓間的故事，著實深深的吸引著我。
皇帝，永遠是被仰視的對象。而萬歷優柔寡斷，他甚至不敢對臣子下絕對的命令，文官集團用一些道德觀念就可以緊緊的束縛著他。不過，畢竟他是萬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帝王，說他軟弱，誰會相信?
他所有的妃都順著他說話，唯獨鄭妃敢于譏笑他。不是大逆不道，而是因為鄭妃確實走進了了萬歷的精神世界。
我從來不知道，人可以這樣的平等，即使在封建時代，人性的光輝也可以發揮的淋漓盡致。皇帝又怎樣，平民又怎樣，只要存在一種傲骨的氣節，不屈的個性，然后明智的發表自己的意見。我似乎理解了伏爾泰的那句話：人生而平等!
鄭妃并沒有擁有絕色的容貌，她的智慧與機警，使得萬歷在她面前盡述衷腸，揮淚如雨。作者描述的景象讓人為之動容，我們為什么不以真誠的態度待人呢?縱使他在你之上，縱使他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人與人之間不缺乏信賴。
作者用近乎司馬遷所持有的公正態度，評價那一時期的人物。包括一代名相張居正，一代名將戚繼光，一代名臣海瑞，一代名僧李贄。作者用他的語言魅力拉近了讀者與歷史名人的距離。他們有血有肉，他們自相矛盾，他們有和常人一樣的內心。
每個人的一生都具有悲劇色彩，沒有人能夠至始至終都活的那么精彩，這就是人。萬物都在變化著，人從來就沒有什么固定的生存方式。清廉的海瑞固守著儒家思想的成規，他古怪的規矩不為時人所容納，他青史留名，卻仍有遺憾;抗倭英雄戚繼光，他的將才也漸漸被埋沒，他的軍事思想也只能是紙上的字符，很多無法實現;多受后人崇拜的哲學家李贄，一生只在理想中漂泊，他的行為甚至和他的思想完全不同——即反對孔子的是非標準，追求自由，卻依靠著達官貴人生存。
或許，我們只能找對一個方向，然后更加智慧的應對一切。
這是我通讀全文的一點感想，我不知道是否一定正確，但我希望今后我讀的書能使我更加明智。
彈跳著的字符串成了一章古譜，述說著久遠的故事，卻無法陌生，因為似乎就在眼前。那圖畫般的人物正向我哭訴，哭訴他們內心的痛苦。我看得到他們生前的光輝和屈辱，我讀懂了他們的性格與榮辱將永遠定格在歷史的一頁。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9
“以銅為鏡可正冠，以史為鑒可知興。”這個寒假，在老師的推薦下我看完了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不僅讓我對明朝的歷史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更讓我對于當今社會得出了些許感悟。
這本書用傳記的手法敘述了當年張居正生前得志，死后卻遭掘官之恥；申時行調和皇上與文官之間的關系，處處當起了和事佬；大英雄戚繼光在張居正生前位至“總理薊州軍務”，張居正死后卻被罷官家居；飽受褒揚的“青天”海瑞，最后卻被迫開始長達十五年的賦閑生涯，直至死去；名仕李贄失勢后，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一開始試圖沖擊禮教束縛的萬歷皇帝，最后卻不得不開始長達十七年的“無為而治”。
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無不成為以德替法制度的犧牲品。黃仁宇先生認為:中國兩千多年來，以德替法制度，到明朝為極限，這就是一定問題的癥結。
縱觀全書，明朝龐大的文官集團是導致這些的根源。以萬歷皇帝為例，為了防止再出現類似于正德皇帝任意妄為的事情，在萬歷皇帝登極之際，他們決心不再讓朝廷的大權放在一個年輕人手里，聽憑他任意使用，而是設法把皇帝引進他們崇奉的規范里。文官們讓他從小接受翰林的教育，注意他的家庭生活和私人活動，尤其防止他接受武官和宦官的不良影響。于是他從小就沒有體會到自由的意義，不能夠憑借自己的能力而獲得臣下的尊敬，以至于在后來鬧得滿城風雨的立儲問題，這個孤立無援的皇帝因為缺乏堅強的毅力，一再向強大的文官集團屈服，最后干脆以消極怠工來抵抗，即老子所謂“無為”。
這樣一來，皇帝找不到更合適的事情可以消磨時光，只好看宦官擲銀為戲。他的消極怠工使帝國陷入深淵。設想，假如文官集團不以“德治”思想處處限制萬歷的行為，使他保持早期的雄姿英發，勵精圖治，明朝會不會再出現一次盛世局面？明朝時文官們奉承道德和禮教，他們經常打著道德的幌子滿足一己私欲，口中振振有詞，背地卻瞞天過海，海瑞作為一代清官的模范，卻在當時幾乎沒有人愿意做海瑞，以至于萬歷十五年丁亥的歲暮，海瑞的死訊傳出，使北京的朝廷大大松了口氣，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有著尷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里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一個個充當紙筆上的巨人，高談闊論的演說家，行動上的矮子。正是由于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現如今，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革新才能引領潮流，可依然存在著很多問題，政治改革，醫療教育，廉政建設等，仍出現“踢皮球”的情況，如李克強總理所說:“改革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更難”。如今國家提倡繼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學習國內外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理念，求真務實，勤儉節約，不說空話，實干興邦，勵志創新，走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才是實現“中國夢”的正確方向。
歷史是一條時間的長河，讀史以使人明志，從史料當中，可以讀出如何建設我們的祖國，如何做到“實干興邦”，如何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決勝實現全面小康的關鍵階段，我們更應讀史，善讀史，力爭從史中汲取經驗以興國。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10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而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 ——題記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己亥年臘月，讀得《萬歷十五年》間春花秋月，今之視昔，悲夫！斟酌許久，思春秋何以變，量文明何興衰？感慨系之矣，故列作此文，后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看秋月春風，知倉廩實而知禮節，明歷古之變。憶往昔品唐詩之高雅，覽盛唐之風采。前有“車如流水馬如龍”之盛景，后有“八荒來拜，萬國來朝”之繁華，禮儀之邦威名遠揚，泱泱華夏震懾八方。何以得？秦王玄武變，中原尚貧瘠，貞觀數十年，舊貌換新顏。“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黎民百姓知禮儀、識禮節、心胸闊、大體成。是因李世民深知“船能載舟，亦能覆舟，”勤儉節約，發展民生，兢兢業業，輕徭役少賦稅，百姓得以安居樂業，樂得其所。據悉貞觀年間，路無凍死鬼，九州無豺狼。以史為鑒，倉廩實而知禮節，歷古文明方能一日千里。
看秋月春風，知衣食足而知榮辱，明歷古之變。縱橫明朝百余年，第一才子楊慎連中三元，成為大明王朝絕無僅有之奇才。嘆世宗，流連風月辱忠貞，惜楊慎，流放云南苦難言。畢生蒙辱意難平，一葉扁舟，一頂草帽，墨筆落下，一生再未歸朝廷。在錦繡河山間放浪形骸，于前朝書海間苦心孤詣。多年以后，白發老人安然入土，著作等身，名滿天下，為文明畫上瑰麗一筆。柴米油鹽的衣食飽暖成為生活基本后，人方能思榮辱。因為知恥而后勇，所以文明得以在秋月春風中變遷不止。臥薪嘗膽十余年，不忘一介忠臣夏言慘遭奸人陷害致死之恥，嘉靖年間內閣首輔徐階，風風雨雨忍耐嚴蒿的折辱，最終斗垮嚴黨，懲惡揚善，清平天下。雖說“江東才子今猶在，肯與君王卷土來，”然而江東霸王不堪漢高祖四面楚歌之入辱，烏江自刎，留下千古絕唱。屈原發配吟澤畔時低嘆“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他憤恨“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半生忠君戀闕，心系國家，不甘亡國之恥，于是縱身一躍，一河碧水為之激蕩，千載令名不朽。凡此種種，皆言榮辱，而后蕩氣回腸，雕鏤下千年長河滌蕩亦揮之不去的中華品質！以史為鑒，衣食足而知榮辱，歷古文明方能生生不息。
看秋月春風，知上服度而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閱百年滿清，基業顯赫，卻閉關鎖國，孤陋寡聞。慈溪專政，宦官外戚，遍布朝野。上不服度，六親不固，民不聊生，豺狼當道。江山笑，煙雨遙。于是滿清搖搖欲墜。親王腐敗，污吏橫行，壓榨民脂，尸位素食。綱紀松弛，政令不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于是大清王朝匍匐于列強鐵蹄之下，覆滅在歷史長河中。以史為鑒，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歷古文明在刻古與雕今中選擇了煥然新生。
看秋月春風，明歷古之變。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當今大同盛世，無戰火之憂，無貧寒之苦，學而優則仕，不曾聞失路之人。我莘莘學子，幸遇時機，在互聯網翻天覆地，科技日新月異之年代，可覽古今史冊，親鑒萬事得失。更當圖學治國，舞慧筆長靈思，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豪情萬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讀十五載萬歷，看盡縱橫八萬里，上下五千年。嗚呼！白發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歷古千年，是非榮辱，文明興衰，不過如此！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11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在史學界地位頗高。他不是二十四史那樣訴說著單一歷史事件，也不是《明朝那些事》用現代口吻調侃過去，它通過萬歷十五年這一看似平淡歷史年份為支撐點，從各色人物悲劇結局，梳理當朝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剖次明王朝甚至是封建社會沒落的制度、體制原因。曾經平面的歷史人物，通過閱讀此書之后變得立體而豐滿：閱讀之前，我以為萬歷不過是個懶惰至極的昏君，但縱觀全書后，我懂得萬歷消極怠工的背后有他皇權與禮教抗爭的無奈；閱讀之前，張居正被視為雄心滿懷勵精圖治的政治家，但我看到在其大刀闊斧的改革背后，也有著與整個文官集團不合時宜的矛盾；閱讀之前，我以為首輔申時行不過是個和稀泥的的何事佬，但通過他左右示好我看到了他大局的權衡；閱讀之前，我以為海瑞是位模范的“青天大老爺”，但剝去個清官楷模的外衣，海瑞也有他憤青般的悲哀……
中華五千年文明，儒家孔孟，道家莊老，為何到淪落至今卻成為余秋雨口中的“無信仰、無道德、無感恩”國人素質？也許，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撥開歷史迷霧給了我們一個解釋，歷朝歷代，通過龐大的文官集團，來統治全國。在文官集團和萬千小民之間，明朝所采用的就是以禮和道德來維持國家秩序，也可以理解為，明朝并沒有真正以《大明律》來維護他們的統治秩序，而是靠道德和禮教，而道德和禮教又是比較抽象的一些準則，在私欲面前，不堪一擊。道德以陽的一面存在，而私欲則以陰的一面存在。當道德可以代替管理國家的時候，文官集團里的官員，則會打著道德的幌子滿足自己的私欲，仿佛海瑞，成為了文官集團的標簽，每個人仰望著他，但是，沒有人愿意做海瑞，那些文官們內心深處有著尷尬和不安，一方面是圣賢書的教導，一方面是現實里必須接受的官場潛規則。一個個充當著紙筆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正是這腐朽的制度，才造就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改朝換代的悲劇。
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歷史是一條時間的大河，擁有大量史籍的中國人可以從中得到更多歷史的啟迪，讀史以明志，我們如何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不走禮與法的脫節，體制與道德相脫離的老路，值得探究與考量。從微觀說，確立“法”的思想、樹立“法治”觀念，擺脫人情因素或許是公務員工作的基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制度理念貫穿于心中將帶我們遠行。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12
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一年發生的小事雖并未釀成大災，但正是這些表面看起來似細枝末節、容易被歷史學家所易于忽視的事件，實際上卻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
中國是一個有極強文化傳統的封建王朝，在秦統一中國，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廢黜百家以來，在政治上奠定了封建王朝的發展方向。以地域上的統一，思想上的統一，精神上的統一引導中國的發展。眾所周知，先秦哲學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可到了漢代卻獨尊儒術，這并不能歸咎于生物的隨機選擇，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儒家強調仁、義、禮、智、信，這在以土地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封建王朝是非常重要的。也正因如此中國逐漸形成了以儒家為正統的傳統道德，作者黃仁宇在書中的《自序》里寫到：“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選自《萬歷十五年》，作者黃仁宇，三聯書店出版，句子在第四頁）缺乏靈活有效地法律規則，社會運作完全依靠所謂的道德掌控。同時在統治者的有意引導下，君主乃至百姓人人以善惡評價為標準，依靠社會輿論、傳統習俗和人的內心信念的力量來調整人們之間相互關系。這就造成了重禮輕法，重道德輕法律的封建文化氛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準則，有自己的良心，有自己的政治抱負。
甚至直到今天這一道德準則仍隨著生命的延續而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心里，根深蒂固。從好的一面講，這根深蒂固的道德準則是中國人的精神所在，靈魂所在，能讓其他企圖欺辱我們國家的人感到欽佩。從壞的一面講，在這個物欲橫流的社會，人們習慣了在微博微信上隨意發表自己的言論，不了解事物的本質就妄下斷言，出言傷人，這就是所謂的——道德綁架。
當今社會道德綁架的事件層出不窮，例如因《戰狼2》票房大賣有人叫囂讓吳京捐一個億、公交車上因年輕人沒有讓座而對年輕人拳打腳踢的大爺大媽等等。我個人認為所有未經思慮與深究的譴責行為都是道德綁架，換位思考與了解事實后再表達也不遲。以道德約束自身，為圣賢。以道德約束天下，為賊寇。希望現如今的人們莫被道德綁架，也莫綁架他人。 《明朝那些事兒》中說：“所謂千秋霸業，萬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糞土。先變成糞，再變成土。”（選自掌閱電子書《明朝那些事兒》，作者當年明月，磨鐵數盟出版授權掌閱，句子在第二十一章）天上浮云似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朝代更替，時光飛逝，雖世殊事異，終要以史為鑒。亦如李莉所言：“把對歷史的叩問變成現實道路的厘清？迷霧般的歷史就會撥云見日，現實的長河中就會順風遠航。”（選自《論語的智慧》，作者李莉，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句子在第十三頁）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13
讀完《萬歷十五年》，我想重點通過萬歷皇帝，張居正，海瑞這三個人物來分別分析明代的社會制度，政治狀況和倫理道德。
書中，萬歷皇帝早期曾是充滿激情的，曾希望勵精圖治，他閱覽各朝實錄，同學士們討論歷史興亡，親自徒步十余里前去求雨……但隨著文官不斷地對他提出勸諫，對他不合道德的意圖作出抗議，萬歷皇帝深感自己是不自由的。自秦開創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以來，君主受限的因素變成了倫理道德。多少年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通過所謂道德禮法，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擯斥他個人的意志。皇帝已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一種權威性的象征。縱使身為九五之尊，天子依然受制于群臣。萬歷皇帝清楚地認識到這點之后，索性以“無為”來對抗文官，采取了長期怠工的消極對抗。
在我看來，個人私欲同倫理道德在大部分情況下是相背的，而萬歷身為皇帝，在眾目睽睽之下，絕不能有逾距的行為。如果將私欲比作陰，道德比作陽，那么一眾文官都不希望皇帝有陰的存在。他不能立心愛的皇貴妃之子為太子，也不能在死后同貴妃葬在一起，他無法置文官的意見于不顧。明朝廢宰相，設內閣，是君主專制高度強化的時期，但是萬歷年間，皇權卻依然受到束縛與限制。這是合理的，因為皇權理應受限以保證政治的清明。但這又是不合理的，因為朱元璋廢除宰相設內閣是為了加強君主的權力，而到了后世，這種制度卻過度僵化，以至于在這樣的體制之下，萬歷皇帝只能成為被體制束縛的傀儡。
從第一章開始，這本書就提到了張居正。張居正是個有執政才能的人。他生前權傾朝野，死后卻慘遭抄家清算，甚至連“太師”之名也被奪去。他的不幸下場除卻他自己處事不妥的因素以外，還離不開眾文官集體對他的參劾。從這里我們還可以看出，明朝時期文官集團是非常具有團體意識的，他們懂得什么時候同別人聯合起來對付敵人，來憑借多數人的力量達到自己的目的。
張居正一生勇于改革創新，著實有功勞，他生前被人忌憚，還有很多人試圖同他交好，而在他倒臺之后，大家卻又集體檢舉他的表里不一，獨斷專行和待人不善。這應該可以稱作是“世態炎涼”。書中寫，同鄉之間，甚至是同年之間參加科舉獲得功名的官員，甚至考生與主考官之間，都是應當相互關照的。明朝時期文官俸祿微薄，為了彼此之間相互照應，產生了很多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團體。張居正在任官時期憑借自己個人好惡提拔官員，以致很多有權力的人都是他的親信。而申時行在擔任首輔之任時，扮演著和事佬的角色，不斷調解官吏之間，官員與皇帝之間的各種矛盾。有人曾背地里評價他，說他并沒有什么建樹。申時行只覺得他不理解自己的苦心。在他看來，如果他的施政記錄是一張白紙，這反倒證明了一切都被納入規范之中，都在正常運轉。不管這兩個人以怎樣的方式處理政務，都從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明朝政治體制之下官場上的腐敗。
很久以前就看到過海瑞備好自己的棺材，然后去痛罵皇帝的故事。海瑞這個人的性格特點非常鮮明，那就是正直，甚至正直到了古怪的地步。他力求節儉，吃穿用度一律從簡，甚至連文書用的紙張都做出了嚴格限制。他的剛正不阿受到了一致的贊揚。文人飽讀四書五經，知道什么是忠義，他們知道怎樣能夠流芳百世，所以哪怕放棄生命也要來販售自己的道德。我們沒辦法揣測海瑞本質上是不是出于這種情懷，但是他確實身體力行，比誰都要清廉正直，愛惜百姓。
這到底應該如何形容？我們為他的高尚人格而感動，稱贊他的品性，稱贊他的節操。但是這種崇高的背后，實際滲透著千百年來為中國社會所恪守的倫理道德。這種道德觀念經由歷朝歷代留存至今，皇帝用道德來統治人民，但自己和自己的臣子卻無一避免地受到了道德的洗禮。沒有人能逃脫精神上的禁錮，道德已不僅僅是統治者的工具。當統治者試圖利用道德來穩固自己的政權時，道德卻也使政治體制越發固化。即使如此，皇帝和官吏都不是絕對的“陽面”。他們嘴上往往頌揚著道德，行動上卻將個人私欲排在前面。海瑞受到集體表彰，但背地里，百官排斥他，厭惡他，彈劾他。宋代大儒朱熹對于四書的注釋被列入了科舉考試的內容，明明社會風氣理應更加純良，而人們內里的私欲卻與表面的道德越來越遠了。
從主觀上來說，我很欣賞張居正先生。雖然他也有短處，但是我認為他總體上是功大于過的。“工于謀國，拙于謀身。”是海瑞對他的評價。他的勵精圖治，他的銳意改革，還有他出言譏諷無能者的行為，都讓我很有感慨。看到第三章的題目“世間再無張居正”的時候總覺得唏噓不已，隱約能感覺到黃仁宇先生對這位首輔應該也是一種惋惜的態度吧。
全書開篇提到“……這些事件，表面上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再看本書目錄，從萬歷皇帝到首輔張居正，從將領海瑞到思想家李贄……每一個章節都對不同的歷史人物進行了著重敘寫。受著種種限制束縛的萬歷皇帝，活的得一直都像他死后所葬的地下玄宮一樣凝固與窒息。海瑞同張居正一樣都是在不斷求索，希望能找出一種合適的方式，使帝國能納入他們所設計的政治規范內。然而最終他們的命運都是無望的，生在一個道德倫理不斷加強，君主專制不斷僵化的里，每個人的命運都是早就寫好了的悲哀，正如這個即將走向覆滅的社會制度。
同大多數進行整體性理論概括的書籍不同，《萬歷十五年》以單獨的個體為著眼點，以1587年為時間主軸，向前后左右不斷延伸，向我們展現了明朝萬歷年間的社會狀況，由此又能夠見微知著，從而窺見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勢。中國在明朝中期之前，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自明朝中后期以來，便不斷沒落，再也不復昔日的榮光。
萬歷十五年總會帶給我一種沉重感，書中的很多人都在努力地伸出手試圖挽回著什么，然而更多的人選擇無動于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努力者的功夫都是于事無補，于是越來越多的人只好選擇放棄。或者說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放棄了什么，又順從了什么。一代王朝走向覆滅，而搖搖晃晃的封建制度也最終轟然倒下，只留下了落后的中國。這是社會的必然，也是社會的悲哀。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14
《萬歷十五年》經過記錄在16世紀中國的歷史背景下，萬歷年間朝中上下七零八落的事，折射出以德替法制度的混亂，反映了當時社會，高級官員的悲慘人生。
本書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能夠算是“大失敗的總記錄”，萬歷皇帝、元輔張居正、首輔申時行、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這六個人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即便是書中側面提及的人物，也通通沒有好結果。這種情形并非個人原因能夠解釋，而是“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種以傳統道德治理國家的制度已經山窮水盡，導致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明朝稅重民窮，水深火熱是眾所周知的。《萬歷十五年》之前的很多作品有的認為稅收過多是百姓貧困的首要原因。而黃仁宇先生并不這么認為。他認為民窮的根本在于律制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國家稅率低，受惠者并非農民，只是鼓勵了小地主加重剝削以及官僚鄉里額外加征，自肥腰包。明朝采取極其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并不著眼于提倡輔助先進的經濟以增加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濟以均衡的姿態維持王朝的安全。
歷史就是這樣的神奇，通過歷史能讀懂未來。歷史總是在創造匪夷所思的故事，相同的歷史，由不一樣的人去描述，就會有不一樣的歷史觀。歷史的真相往往隱藏在細節之中，不一樣的人發現的細節不一樣，所得到的感悟就迥然不一樣。《萬歷十五年》所表達的是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的縮影：絕對大多數的人都穿了件絢麗的外衣，那就是滿口仁義道德，背地里卻干著傷天害理的勾當，來滿足自己的私欲。
還有兩個人的比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繼光，雖然他們是一文一武毫無關聯。我想比較的其實是海瑞的不合實際和戚繼光的實事求是。海瑞和社會政治現實格格不入，我們能夠敬服海瑞的高潔，但我仍質疑海瑞的做法對社會有什么進取作用。而戚繼光呢，在明朝軍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夠利用的現實，從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實事。明朝有此名將，軍事上卻難有進取，不得不說，中華歷來被外地入侵都是內部不團結的時候。武將有好下場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來還是得讀書啊。
書中指出道德并非萬能，不能代替技術，尤不可代替法律，但從沒有說道德能夠全部不要，只是道德觀點應當遠大。凡能先用法律和技術解決的問題，不要先扯上一個道德的問題，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協。所以，在現代應加強法制建設，同時重視道德作用。只可是不要把道德技術化，要優先研究法律的作用，這樣便不會重走以前的老路。
在家國同構的社會，講究尊上敬祖。尊上為忠，敬祖為孝。自古以來，忠孝占據著封建王朝的最高地位，也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儒家常說：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家中的禮能夠用于治國，孝能夠上升為忠。觀其《萬歷十五年》一書，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等，哪個不是先強調家，再來治國的呢？
這本書的價值就在于，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里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能夠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一種對未來的洞察力。所以很值得我們去品讀。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15
近期，在同事的推薦下，我閱讀了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受益頗深。
此書內容豐富，涉及明代政治、經濟、社會多個方面，作者從萬歷十五年這一年的幾個事件作為中心點展開敘述，從國家政治制度、決策方式、知識分子等，層層加以剖析，將他們置身于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評述，冷靜客觀地探討他們的功過是非，指出種種做法對將來的中國社會造成的影響。作者看似隨意著筆，實際上分析了晚明種種問題的癥結，即以道德代替法制，整個國家發展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明清的衰落也成為歷史的必然。
《萬歷十五年》英文版原名直譯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黃仁宇這樣概述“無關緊要”:“1587,是為萬歷十五年,次歲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這一結論,作者是通過一系列事件解讀出來的：皇帝的怠政、張居正的獨斷、申時行的中庸、海瑞的固執、李贄的無奈、戚繼光的自強，這些人或身敗或名裂或郁郁而終,無不作為犧牲品遭殃受害。通過一個個人物的命運,作者梳理的是大明王朝的體制和政治狀況。事實上，黃仁宇的筆觸并未局限于1587年,而是縱覽了整個明朝，乃至可以透視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追尋其衰落的必然原因。
《萬歷十五年》的章節安排幾乎都以人物命名，萬歷皇帝屬于最高統治者,而張居正、申時行是志在改進文官系統的皇帝顧問,海瑞是倡導復興傳統道德的地方官,戚繼光是志在強軍的武官代表,李贄則是一個思想的“離經叛道”者。
顯然,人物的選擇具有典型性，把人物與制度的故事放大來看,就出現了如下圖景:萬歷皇帝獨處權威的頂峰,但更大意義上卻是皇帝制度的一種象征,受著道德治理規則的種種約束——祖宗成法、道德禮儀及文官系統的運作機理,這些約束不僅使他喪失了發揮個性創造力的機會,也剝奪了他作為一個常人的權利，所謂“專制、無能、貪婪”也可視為萬歷在自己意志屢屢受挫之后的“消極怠工”。張居正和申時行官居首輔,張居正10年新政,最終只能在文官們的道德責罵聲中草草收場。由此可見,人物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與制度互動過程中無所作為的悲哀,無論是萬歷皇帝,還是張居正、申時行、海瑞與戚繼光都不能以自己的行動分別使皇帝制度、文官制度(包括經濟和法律制度)及軍事制度得到改觀。
我們漸漸了解了作者的歷史觀,從小處看，1587確實是平凡的一年,然而從這小處看開去,我們將視線擴大到前后幾百年,無論政治家張居正還是申時行,軍事家戚繼光還是思想家李贄,不管他們做出怎樣的努力,明朝的衰落已經無可避免,而究其原因,則是明朝開國以來的各種制度和舉措造成的,是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造成了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落后。這種狀態從黃仁宇對張居正新政的評價中可見一斑:在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實際問題尚未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只會造成文官系統內部利益的糾紛,但這些實際問題不能引起技術的改進而只會被升級為道德問題加以解決,即用大而無當的抽象道德原則來掩蓋問題和恢復平衡的狀態。概言之，人物和制度的悲劇都源于一種“無法突破僵局”的悲哀。
在作者看來道德絕非萬能，我們需要技術與法律這種方式來解決一些不需要道德出面解決的問題，道德的目的應是遠大的，它是作為一個指引而非硬性的規定。如果將道德作為一種硬性的規定，則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缺乏變化與活力喪失發展的機遇，二是對道德的挑戰，這不僅不能使政策一以貫徹和實現，也會給社會造成動蕩與不安。黃先生以史為鑒，警示今人，這也是他站在全球的角度以宏觀的視角來審視歷史，也正如富路特先生在英文版中的序言所言：“歷史學家檢討過去的錯誤，以作為將來的警戒但同時也要忠告讀者，保全有價值的事物。”
《萬歷十五年》像一扇窗子,打開了我們的視野,他教給我們看待歷史的一種方法。黃仁宇先生在談到自己寫作的《萬歷十五年》時曾說:“不僅可把歷史看作一個鏈條,也可把它當作一個雞蛋來剖開。”通過1587年這個歷史橫斷面,我們不僅看清它的細節,更可以把握歷史的主脈；不僅可以了解它的外觀,更可發現它的深層結構。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黃仁宇倡導的“大歷史觀”的端睨。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說:“一切真正的歷史都是當代史”。讀《萬歷十五年》，或許能啟發我們換一個視角看問題，觀察世界，回顧歷史，透視人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這樣，或許會有許多真切的感受，或許有許多獨到的發現。
當前我們身處中華民族的巨大轉型時期,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會越來越強大,這是我們每個人有目共睹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們驕傲的事情。我們要堅持不懈地學習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不斷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牢固樹立和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樹立為追求在經濟繁榮、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會和諧等各方面的共同理想，才能切實履行好自己的崗位職責，才能在自己平凡的崗位實踐中積極為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奉獻智慧和才華。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個人 篇16
《萬歷十五年》是黃仁宇先生歷時7載，在飽覽群書，對明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做了深入細致的研究之后用英文寫成的，后又由其本人譯為中文，于1982年在中國大陸發行，至今其版本已數次重印，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好評。在拜讀其作之后，深感作者對歷史的熟知及對史實的嫻熟運用和作者通過文字傳達思想的功力。
作者采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以明代歷史上極為平常的一年――萬歷十年，即1587年為橫切面，深刻剖析了中國封建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根本弊病：“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寫作本書的目的，也重在說明這一看法”。[自序P4]書中的主要人物，上至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萬歷皇帝朱翊鈞，中至代表儒家正統學派，文官集團的代表的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純儒學派的代表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有才能的武將薊州總兵戚繼光，封建時代的異端――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人功德圓滿。”就是書中側面提及的人物，“也統統沒有好結果。”究其原因，作者指出，是由于“當日的制度已至山窮水盡，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無不成為犧牲品而遭殃受禍。”
孔孟之道戰勝了諸子百家的理論，從漢朝開始，就成為統治全國的指導思想。時代愈是往前發展，統治者對它的依賴程度也愈大。唐宋以后，文官政治確立為統治帝國的原則。宋代朱熹對儒學進行了發展，其所著《四書集注》成為明清讀書人的教科書，也成為宋以后統治者所依賴的支柱，并滲透至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無形地統治著整個社會。黃仁宇先生在《萬歷十五年》中對儒學中的糟粕進行了無情的揭露。
萬歷皇帝原也有勵精圖治的雄心，但最終意志消沉，無為而終。一方面，他要實行一種有效的統治，就必須以儒家禮教作為法理基礎;另一方面，他又無法突破和改變儒家禮教，如在廢長立幼、操練御林軍、修建皇陵等問題上，萬歷或遭遇到大臣群體的明確反對，或是委婉的勸告，或是軟性的但卻是不可背離的抵制。正如書中所寫：“由于成憲的不可更改，一個年輕皇帝沒有能把自己創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他的個性也無從發揮，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充當了活著的祖宗”，“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稱為社宗顯皇帝，而幾百年之后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仍然是命運的殘酷。”
《萬歷十五年》中寫了先后以首輔身份出現的兩個人：張居正、申時行。二人的相同之處是：熟知儒家禮儀，并以此拼力維護封建統治，輔助皇帝，但兩人不同風格是：張居正居高位而傲，以一種激進的方式去推進治理，從而落得生時大權在手，威風八面，死后遭到徹底清算，殃及子孫。申時行是一個富有現實感的人，他熟知文官集團“陽”與“陰”的雙重性格，以調和為主，維持著帝國的延行。而最終還是由于“立儲”遭到了文官們的參劾，不得辭職家居。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典型的儒家主義者，他三次罷官，固然有其剛直不阿的一方面，但也表露出他不切實際僵硬保守的風格不為當時代的人所接受和效仿。只礙于他的“清廉”之名，朝廷才不得不授予他閑職。海瑞的一生經歷，表明了“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
《萬歷十五年》中另一個悲劇人物――戚繼光，他的悲劇一生也同樣折射了帝國走向衰亡的過程。戚繼光是本朝最有才能的將領，他率領他的“戚家軍”在平倭戰斗中所向披靡，戰無不勝。倭亂平息后，他又被調往北方，依靠南方舊部訓練出一支薊州軍，成為阻遏俺答南侵的銅墻鐵壁。戚繼光一生戰績斐然，然而，從書中可看到其凸現的務實的武官集團與高唱道德的文官集團之間的矛盾。儒家重文輕武，軍事體制的設計不是出于國防的考慮，而是為對付國內的叛亂，因此，國家的軍備糟糕到了極點，正規軍隊的戰斗力幾乎與農村的民兵相去無幾。戚家軍幾乎就是一支私人軍隊，從政府那里很難得到可靠的后勤保障，由于政府提供的火器質量太差，他的軍隊在戰斗中竟不敢放手使用當時先進的火器。本來戚繼光注重效率和務實的思維就與儒家因循守舊的習慣及整個舊體制有著尖銳的矛盾，再加上他與張居正關系密切，張居正死后，他也就隨之被革職，晚景凄涼，一貧如洗，在貧病交迫中死去。
《萬歷十五年》中最后一位人物就是追求個性與行動的自由，棄官不仕，別婦拋雛，創建佛院，著書立作的被視為封建異端的李贄，書中說他是一位“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是儒家的信徒，1552年得中舉人后，一直沉浮于下僚而不得志，最后才被任為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贄對當時的社會和人的虛偽甚至自己都做過不留情面的抨擊，如他指責自己缺乏誠信：“志在溫飽，而自謂伯夷叔齊;質本齊人，而自謂飽道飫德。分明一介不與，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謂楊朱賊仁。動力與物迕，心與口違。”李贄的悲觀及內心矛盾，正是他所屬時代所賦予的。儒家的因循守舊及在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使得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革新無法在其中孕育，人的理智和自由也受限，被壓縮以至矛盾、灰心消極。李贄在自裁氣絕以前，他用手指寫了王維的一句詩以解釋他的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其消極悲觀的情緒已顯然可見。
儒家發展到明代，已愈益保守僵化，和社會的實際發展不能適應，而統治者以儒家治國，并以儒家所倡導的道德來代替法制，也就是說決定一個人命運的準繩是道德，因而斗爭往往在形式上轉化為道德之爭，而道德的衡量標準又是一套固定的禮儀，于是道德之爭又體現為禮儀之爭。而從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上說，禮儀只是精神內容的外在形式，無論如何它不應比它所指稱的事物本身更重要，而儒家禮教則顛倒了兩者之間的關系，把代表某種事物的符號當作了事物本身，把手段當成了目的，為禮儀而禮儀。這種形式主義無疑是封建帝國腐朽的表征之一。而在這種制度下培養出的人或是扭曲、虛偽的，或是謹小慎微、循規蹈矩的書呆子，或是陰陽兩面的人格分裂者。《萬歷十五年》中的張居正要求朝中官員廉潔自律，而他私下卻聚財斂富，生活奢靡;海瑞被奉為首先楷模，而他的家庭生活卻徹底悲劇，曾兩次休妻，第三個妻子莫名其妙地死去，一個妾自殺，等等都說明了在封建儒家禮教下人的悲劇性。
萬歷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此時，雖然從綜合國力來看，明代遠遠超過了西方各國，但由于整個國家體制、制度上的迂腐，在西方各國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大肆朝廷海外擴張相反，明代卻愈加閉關鎖國，以空洞的儒家禮教維持著舊秩序，從而導致了明、清日益的衰落。
《萬歷十五年》以史為鑒，揭露了歷史上以道德代替法制的模糊管理、不著眼于扶助先進的經濟反而保護落后以維持王朝安全、官員的腐敗問題、不合理的財政稅收體制等弊端，對現實都有著警示意義，對于正處于轉型發展時期的當代有著積極的啟迪作用。作者對儒家腐朽的一面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但作者并未有全盤否定儒家和道德之作用，這在書后所附的《<萬歷十五年>和我的“大”歷史觀》中可以看到。而近年來東亞經濟的發展也可以證明，在舊制度解體的比較徹底的地方，傳統儒學中包含實踐理性的東西才可能被解放出來，在新條件下推陳出新，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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