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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緒林博士告別儀式上的悼詞
編者按：2016年2月19日晚，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青年學者江緒林自縊身亡。下文是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擎在其告別儀式上的悼詞。
今天我們聚集在這里，為江緒林老師送別。我們如何來憑吊這樣一個生命?他的存在與離別都如此獨特，以至于我難以寫下一篇規范工整的悼文。這是我不擅長的，對緒林也未必適合。如果這份悼詞帶有許多個人的感觸，而未能代表一個群體的心聲，請原諒和容忍我。
緒林短暫的一生不同尋常。他在1975年2月出生，五歲時母親不幸病故，十二歲時又失去了父親。此后靠姐姐江壽娥含辛茹苦地撫養他長大。坎坷而清貧的早年沒有埋沒他求知好學的稟賦，緒林從湖北紅安的鄉村走進北京，先后就讀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后來在香港浸會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緒林是這個多難家庭的榮光，他對姐姐懷有難以表達的深厚感情。他對姐姐言語不多、時而詞不達意，甚至許多年沒有回家探望。但他一直給姐姐寄錢，還為姐姐在縣城買了房子，盡己所能報答養育之恩。姐姐，在此請接受我們深深的敬意，請您節哀，保重身體。您能過的好一些，是緒林由衷的心愿。
2009年緒林進入華東師大政治學系任教。當時我在歷史系工作。2010年秋天，緒林走進我的教室，旁聽我給碩士生開設的《西方思想經典研讀》課程。我知道緒林有很好的學術訓練，而且已經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論文。他來聽課實際上對我有不小的壓力。我幾次對他說，要是覺得沒有收獲完全不必浪費時間。整整一個學期，他只缺席過一次，還發短信給我“請假”。我們在課間聊天，也經常在下課之后一起去食堂午餐。交談之中漸漸熟知起來，就此結下了友誼。
2013年夏季，我和幾位同事一起調入政治學系，緒林很高興有了更多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同行。政治學系的同事們與緒林的交往深淺不一，但都了解緒林與眾不同的性情與風格。他專注于學問和思考，潛心閱讀大量經典著作，同時也認真對待同行的研究，他的評論總是中肯而富有洞見。他熱愛教學，對學生傾注了巨大的關懷和心血，也贏得了同學們深切的敬意與愛戴。而緒林對學術發表有著極為嚴苛的標準，以至于不管我們多少人勸說他發表著作、申請課題、盡快晉升副教授，都徒勞無功甚至顯得庸俗。同時，大家也開始擔心他時而流露的憂郁情緒。半年之后，我接任政治學系系主任的工作。但我從未以這個身份與緒林相處，這對我們來說是格外別扭的。緒林說“我以前就把你看成兄長，以后也一樣”，這使我釋然，也讓我銘記。我對他唯一的要求就是開朗起來，振作起來，“只要你陽光一點，怎么開心就怎么來”，如果要“求上進”提職稱，我們大家一起來幫著策劃、一起來推動，如果愿意聽憑自己的興趣潛心研究，根本不用理會那些的考評規則。我慶幸我們所在的這所學校，使我能夠不擔風險地行使一點小小的特權，對緒林這樣一個特殊人才予以特殊的對待。而他除了感謝，就是說自己“學問還不扎實”，他愿意慢慢來。
后來華東師大推出了一個新的職稱評定方式，稱為“代表作制度”，就是對于特殊人才，不要求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課題成果，只要提交自己的代表作(著作或論文)參加評審，就可以申請晉升。我第一時間興沖沖地帶著這個消息去找緒林。在我看來，這個新規則就是為緒林這樣的人度身定做的。我請他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的那篇文章作為代表作提出申請，這是他晉升副教授的一個捷徑。但緒林居然不知所措，沉默良久之后說，“其實后來我覺得那篇文章的結論過于草率了，也可能是錯的”。我說我知道，“你可能over
claim對羅爾斯的批評，但用理性選擇模式來作解讀這個思路非常新穎。要點不在對錯，而在于代表了你的學術水平”。他說，“可是，這篇文章不能代表我的水平啊”。我驚訝至無語。不是因為他的不通人情(對此我早就習以為常)，而是緒林再次讓我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純粹：對知識的誠實，對學術作為志業的神圣感。這在當今學界是如此罕見。
是的，緒林是現代學院中的一枚“珍稀植物”，珍貴而稀少，卻在一個早春的寒夜驟然夭折，這讓我們無比痛惜。這枚植物又是孤獨和憂郁的，格外需要溫情與關愛。他缺乏朋友嗎?與流傳的說法相反，緒林身邊一直有自己的朋友。他當然不是那種喜歡社交活動的人，尤其不善于泛泛之交。但他周圍有自己愿意交流的朋友。最初幾年與他交往更密切的是崇明和劉文瑾夫婦(目前他們在美國訪學)，緒林經常去他們家“蹭飯”。還有哲學系的葛四友，我們幾個經常在一起打乒乓球，聚會。那時候沒有微信，許紀霖老師發起了一個“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研討”的郵件群，緒林在其中的發言很活躍。在政治學系，楊芳、蕭延中和吳冠軍老師，尤其是后來調入的邱立波等老師，都和緒林有比較密切的交往。林國華老師和緒林有更久的淵源，或許是最能和他深談的人，但遺憾的是相逢的機會不多。(請原諒我可能遺漏了許多應當在此提及的名字)。所有與緒林專業上相關的學術活動，我都會邀請他參加，他也都無一例外地參與，而且會認真準備，做出有質量的發言。他在一個跨地域的政治哲學交流的微信群中發言也很踴躍，臨別前兩天還提出了關于桑德爾著作的一個問題。另外，他還有難以計數的學生朋友。
但是，總有一個問題在我心頭揮之不去：“朋友”意味著什么?對緒林究竟意味著什么?為什么通常所說的友誼最終不足以幫助緒林應對內心的絕望?此刻，這個未解之謎變得如此沉痛。
緒林最初給人的印象是謙遜、靦腆，少言寡語。但熟悉之后會發現，其實他非常生動，興致來了可以很健談，時而機智，時而倔強，有出其不意的幽默感。他也格外敏感，善于傾聽和理解。但與此同時，在他身上總有一種局促不安、一種不自在的氣質如影隨形，時隱時現。即便在非常熟知之后仍然如此。緒林曾對我隱約談及他的幾次戀愛經歷，有的長達半年之久，有的曇花一現。最后一位戀人是90后的女生，當時我真心為他高興。但幾個月前緒林告訴我，因為感到“無法給她一個好的未來”，他提出了分手。許多女生可以遠遠欣賞他、欽慕他甚至崇拜他，但親近之后卻難以持久相處。我猜想，緒林的許多朋友在和他接近到一定程度后都會遇到一些困難，在通往更加親密的交往中，變得舉步維艱或不知所措。我的一位學生說，“我們大部分人的心靈都會有那么個庭院，愿意讓朋友進來喝茶聊天，江老師也愿意。而人心深處的那個小木屋，大部分雖然上了鎖，但也有解鎖的鑰匙，江老師的卻有點像死鎖，或者連環鎖，難以打開。”我自己最終也未能進入緒林心靈深處的“小木屋”。大概是因為愚鈍，我找不到鑰匙，或者因為畏懼，我害怕冒犯，不敢破門而入。是的，緒林的確有自己的朋友，也有過心愛的戀人。但他始終沒有獲得那種深入而持久的親密關系，那種能溫暖地滋養他、陪伴他和支持他面對內心孤獨和焦慮的友愛與戀情，那種溫潤而強健的感情依靠。
有一次問及他為何情緒又低落了，緒林說他只是“胡思亂想”而已，不愿深談。臨別時我對他說，“no matter what, I’ll always be there for you”(我覺得有些話用英文聽上去不那么“肉麻”)，他很鄭重地回應說“知道的”。自此之后，我以為我們之間有一個默契的約定：你守著自己的“小木屋”獨自面對內心世界，但要是小木屋“失火了”，你應當及時讓我知道，而我可以闖入救急。我曾經確信，緒林不會不顧這個約定而貿然行事。以前有過幾次，發現他流露出悲觀低落的情緒，我就會適度干預，他并不反感，還會反過來寬慰我說“別擔心，沒事的”，說自己“只是胡思亂想一下”就會過去的，諸如此類。而那幾次情況都“轉危為安”了。其他的朋友可能也有類似的經歷。有時候在他微博中一些朋友善意的勸解留言，也會幫助他走出一時低落的情緒。所以事發的那天下午，雖然他一直不接電話，但幾次回復了我的短信，我以為最后還是能化險為夷……。可是我錯了!當知道他如此決絕走上不歸之路的時候，我無比震驚，一時間悲痛與失望交加：“緒林，我們不是說好的嗎?你怎么就背棄了我們之間的約定啊?!”。人的自我確信是多么不可靠，又是多么可鄙的自不量力。作為基督徒，緒林違背了他本該信守的宗教規條，他和我之間的默契約定又何足掛齒?
那么，緒林的孤獨和焦慮究竟是什么呢?以至于他最終走得如此決絕?是“抑郁癥”嗎?緒林長達多年反復出現的情緒低落、失眠和輕生念頭，似乎符合典型的臨床癥候。可是我一直在回避這個詞。覺得這個詞太輕巧了，太方便地打發了一切，它抹去了緒林復雜而又深不可測的心靈孤獨，也免除了我們所有的負擔和愧疚。但今天，我愿意重新看待這個問題。在和緒林的交談中，只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暗示他應該尋求專業心理醫生的幫助。但這個令人不安的話題斷斷續續地難以持續，隨后就轉變為哲學化的談論。心理咨詢行業是現代性的發明，是將道德、價值和信仰的危機完全化約為技術性的心理問題，這是逃避和扭曲，而不是在真正面對深刻的人性問題。我和他都熟知這種觀點，這背后有大思想家的背書，我們甚至都不用提海德格爾或者福柯的名字。那一次我迎合了緒林，錯過了一次機會。因為我們都不愿意在海德格爾和福柯的基調之下討論人生。但現在回想起來，這是何等的虛榮!如果那些永恒的哲學與宗教的大問題終究需要無盡的探索，而焦慮和孤獨又危及著生命，為什么我們不能放下架子來尋求專業心理技術的幫助而要傲慢地鄙夷它?的確，心理治療或許只能緩解而不能解決人生的終極問題，但至少可能給我們更多迂回周旋的時間，或者能改換一種心境，讓我們能重新上路探尋那些永無解答的奧秘，包括加繆所謂的“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
緒林的氣質中驚人地缺乏周旋、、妥協和迂回的現實主義態度。他渴望的理想之光如此奪目，以至于自己被屢屢灼傷。他為自己確立的標準，無論是道德的、學術的還是信仰的標準，都如此之高，而對自己的反省又太過真誠和深切，近乎苛刻。在這樣的標準下，他時常感到自己(用他自己的話說)在道德上是“卑下的”，在學術上是“平庸的”，在信仰上也是“未曾虔信”。他從來沒有真正接納自己，接納如其所是的自己。他的自我搏斗和掙扎驚心動魄，直至精疲力竭也未能與自己和解。最終，他將死亡視為“生命最后的庇護所”，選擇以生命的決然中斷來安頓自己。
今天來這里送別的有許多年輕的學生，其中有不少受到過緒林理想主義氣質的感召。我想在此誠懇地忠告孩子們：理想主義是可貴的，但健全的現實感以及審慎、妥協甚至迂回的精神也同樣是可貴的品質，也同樣有古典思想的淵源。追尋理想的道路漫長，請珍惜自己的生命。我們走得慢，才能走得更遠。但在另一面，對于精明于功利、甚至老謀深算的流俗風氣，緒林的真誠與理想主義氣質是一道格外刺目的警策光芒。同時，緒林的經歷也啟發我們，在一個有原子化個人傾向的社會中，尊重和包容是必要的，卻仍然是不夠的，友愛與團結也彌足珍貴。我們不僅需要專業同行的討論群組，我們還應當尋求一種更為積極熱忱的精神、智性和友愛的共同體。
因此，緒林留下的不只是憂傷的悲劇，或者說這悲劇本身蘊涵著豐厚的啟迪，讓人想起詩人海子的經歷。緒林的命運是這個世俗時代的一個偏執卻不容忽視的精神判詞，也是橫陳在求真向善的理想主義者面前的一個碩大問號。紀念他的不只有今天聚集在這里的人們。這些天還有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友，還有各處發起的追思會。而在短短幾天之內，網絡上紀念和思考的文章陸續不絕。這足以證明，對于我們(他的學生、同事、師長和朋友)而言，緒林的生命、他的書寫和未竟的思考，是一份值得珍存和深思的豐富遺贈。緒林在早春離去，卻留下整整一個秋天的果實，讓我們在日后的歲月中品嘗與回味，在緬懷與思考的心田里萌發新芽。對于緒林，這是一份遲來的親密，或許他會嫌過于隆重了。緒林，愿你的在天之靈接受人們心中善意與溫情，愿你最終得以慰藉，并再次露出你那孩子般呆萌的微笑。緒林，愿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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