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微之》的原文、翻譯及賞析
《夢微之》是唐代詩人白居易創作的一首七言律詩。詩的首聯點出夢中與老友元稹相會和醒來的惆悵,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夢微之》的原文、翻譯及賞析,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白居易
〔唐代〕
夜來攜手夢同游,晨起盈巾淚莫收。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陽宿草八回秋。
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
阿衛韓郎相次去,夜臺茫昧得知不?
譯文
夜里做夢與你攜手共同游玩,早晨醒來淚水流滿巾也止不住。在漳浦我三次生病,長安城草生草長已經八個年頭。想你在黃泉之下,泥土侵蝕你的骨肉,最終化作一抔黃土,而我如今雖在人世,卻也是兩鬢蒼蒼。阿衛韓郎已經先后去世,黃泉渺茫昏暗能夠知曉嗎?
注釋
微之:唐朝詩人元稹(779-831),字微之,與白居易同科及第,并結為終生詩友。
漳浦:地名,在今福建漳州南部。
宿草:指墓地上隔年的草,用為悼念亡友之辭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君埋泉下:指微之去世。
阿衛:微之的小兒子。
韓郎:微之的愛婿。
夜臺:指墳墓,因為閉于墳墓,不見光明,所以稱為夜臺,后來也用來指代陰間。
茫昧:模糊不清。
賞析
這首《夢微之》是白居易在元稹離世九年后所做的一首悼亡詩。
“夜來攜手夢同游,晨起盈巾淚莫收”。夢中樂天與微之重逢,二人攜手同游,他們可能意氣風發地暢談天下大事、黎明蒼生;可能痛斥那宦海風波、官場污濁;可能恥笑那魑魅小人、假義君子……可是夢總有醒來的時候!淚水打濕了樂天的絹帕,老淚縱橫也無心擦拭了。時年,樂天已經是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他想起了元稹當年還和過他的一首詩,詩中有這么兩句:“我今因病魂顛倒,唯夢閑人不夢君”。確實,生時不能相見,夢見還可以慰藉相思,夢不見是悲痛的!可是,死后故人夢更是痛徹心扉!明知此生不能再見,卻又一遍遍回憶著逝去的時光,每每回憶一次都是一遍強于一遍的無奈憂傷!死亡,切斷了所有一切可能的念想!
“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陽草樹八回秋”。樂天說他自己在漳浦這個地方已經生了幾次病了,長安城草生草長不知不覺已有八個年頭。時間蹉跎了芳華,元稹死后,樂天的一把老骨頭也不得安生,只是淡漠地看著長安城的草生草長。如果人的生命也能夠像草生草長一樣該多好,就像樂天 17歲時寫下的《賦得古原草送別》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樂天與元稹一別已是九年,而且還會有好幾個九年,直到樂天也身赴黃泉。樂天的生老病死,已經沒有了元稹的參與!
“君埋泉下泥銷骨,我寄人間雪滿頭”。元稹埋在黃泉之下,泥土侵蝕著他的身體,也許早已和泥化作塵土,樂天也只是頂著滿頭白發暫時居住在人間。樂天是一位“深入淺出”型的沉思者:孤高、正直、磊落、坦蕩。這句話正是白詩在字面、形式上看似淺顯,而情意、內涵甚深的表現。我想起了祖父,我那逝世不久的祖父。很多時候,在我們的親人活著時,我們是羞赧于將悄悄寫下的那些關于他們的贊美文字與人分享的,尤其是不愿讓他們本人看到。而今,祖父魂歸大地、深埋黃土,他在人間的最后一席之地只是水泥石碑下一方小小的骨灰盒,家人把祖父與已逝世 13年的祖母合埋了。寫著這些文字時,我想起祖父總是在清明前后輕輕擦拭著太祖父、太祖母及祖母的祭框,擦著擦著就出神地望著。可是如今,他深埋地下,誰又來擦拭他嶄新的祭框呢?有關祖父的一切,我再也不會知曉了。他早年因公致殘的左腿,還會風濕發作嗎?黃泉該是個濕冷的地方吧?想到這些,我已經受不住了。有句話是殘忍的:“我們將會死去很久”。樂天寫下這首詩時,身邊不是缺乏朋友,亦不是敵人泛濫。拉法特曾說:“沒有朋友也沒有敵人的人,就是凡夫俗子”。樂天恰好不是個凡夫俗子,他一生的朋友是很多的,比如李商隱就是他的忘年交。也正因為如此,在時隔九年后,樂天的這份思友之情才愈顯得彌足珍貴!
“阿衛韓郎相次去,夜臺茫昧得知不”。阿衛是元稹的小兒子,韓郎是元稹的女婿。他們都先后死去了,黃泉渺茫昏暗能夠知道這些嗎?高壽的樂天目睹了后輩們的離去。一方面,活著的人想要知道死去的人的情況,另一方面,活著的人總是念念不忘地將人世間的新鮮事兒禱告給死者,縱然知道是徒勞,還是懷著這份希望。《古詩十九首》中有言:“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當樂天看著去者已去經年,而來者亦已成去者,這是多么大的內心荒涼!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淺品《夢微之》,我品味到了這世間有一種真情———相濡以沫!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并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
創作背景
唐貞元十七年(801),30歲的白居易在長安結識了23歲的元稹,他們為對方的文采精華而折服,政治上又都反對宦官專權、提倡輕徭薄賦。為了實現古代仕人懷有的那份安邦定國的宏偉抱負,二人同時參加了吏部的制科考試,并且同時當上校書郎。雖是個閑官,倒也可自得其樂。直到元稹因敷水驛事件得罪宦官、被貶下放,白居易以死上書無效。元和十年(815),元稹被貶為通州司馬,同年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此后,二人只能互通書信、傾訴衷腸。太和五年(831),元稹病逝于武昌,次年歸葬咸陽。開成五年(840),白居易六十九歲,大病初愈,時距九年,詩人對老友的情感依舊很深。加上健康與心緒亦與日俱非,更增添了對故人的思念,在某夜夢到元稹后,詩人創作了此詩。
作者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軼事典故
愛戀湘靈
白居易11歲那年,因避家鄉戰亂,隨母將家遷至父親白季庚任官所在地——徐州符離(今安徽省宿縣境內)。之后在那里與一個比他小4歲的鄰居女子相識,她的名字叫湘靈,長得活潑可愛,還懂點音律,于是兩人就成了朝夕不離、青梅竹馬的玩伴。到白居易19歲、湘靈15歲時,情竇初開,兩人便開始了初戀。白居易有一首詩名為《鄰女》,追敘了十五歲的湘靈,贊美湘靈的美麗和她悅耳的嗓音。
貞元十四年(798),白居易27歲的時候,為了家庭生活和自己的前程,他不得不離開符離去江南叔父處。一路上他寫了三首懷念湘靈的詩。分別是《寄湘靈》、《寒閨夜》和《長相思》。由詩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白居易與湘靈經過17年的相處和8年的相戀,感情已經很深了。離別后不但苦苦相思,而且已考慮過結婚問題。但是湘靈擔心她家門第低,攀不上白居易。最后表示了愿至天必成和步步比肩行的懇切愿望。
貞元十六年初,白居易29歲考上了進士,回符離住了近10個月,懇切向母親要求與湘靈結婚,但被封建觀念極重的母親拒絕了。白居易無奈,便懷著極其痛苦的心情離開了家。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秋,白居易在長安作了校書郎,需將家遷至長安,他回家再次苦求母親允許他和湘靈結婚,但門戶大于一切的母親,不但再次拒絕了他的要求,且在全家遷離時,不讓他們見面。他們的婚姻無望了,但他們深厚的愛情并沒從此結束。白居易以不與他人結婚懲罰母親的錯誤,并三次寫了懷念湘靈的詩:《冬至夜懷湘靈》、《感秋寄遠》和《寄遠》。在近8年里,母親再沒讓白居易和湘靈見面,也不允許他提起湘靈。
白居易37歲時才在母親以死相逼下,經人介紹與同僚楊汝士的妹妹結了婚,但直到元和七年還寫詩思念湘靈。例如《夜雨》、《感鏡》等。后來白居易蒙冤被貶江州途中,和楊夫人一起遇見了正在漂泊的湘靈父女,白居易與湘靈抱頭痛哭了一場,并寫下了題為《逢舊》的詩。
直到白居易53歲的時候,他在杭州刺史任滿回洛京途中,看到變換舊村鄰而湘靈已不知去向的時候,這段長達35年之久的戀愛悲劇才劃上了離開的句號。
樊素小蠻
在杭州刺史位上,每當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來家,先拂酒壇,次開詩篋,后捧絲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詩,一面操琴。旁邊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楊柳枝》,真是不亦樂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時乘興到野外游玩,車中放一琴一枕,車兩邊的竹竿懸兩只酒壺,抱琴引酌,興盡而返。 據《窮幽記》記載,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請賓客,有時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裝有美酒佳肴,隨船而行,要吃喝時,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為止。 方勺《泊宅編》卷上說: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中,飲酒者八百首。這個數字可不算小。 他喝酒時用酒來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來解除九天辛勞的。他說:“不要輕視一天的酒醉,這是為消除九天的疲勞。
素口蠻腰,蓄妓(這里的妓,相當于中國歷史上的妾或家庭歌舞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他蓄妓與嗜酒無度,直到暮年。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現代人形容美女說櫻桃嘴、小蠻腰或楊柳腰,就是從白居易那里學過來的。
白居易后來老了,體弱多病,決定賣馬和放妓,他不希望他們跟著自己吃苦。但是他心愛的馬居然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和小蠻等對白居易還是蠻有感情的,都不忍離去。樊素感傷落淚地說:“主乘此駱五年,銜橛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中擳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虺憒。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以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白居易也長嘆道:“駱駱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返廟,素返閨。吾疾雖作,年雖頹,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何必一日之內棄騅兮而別虞姬!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缶,我與爾歸醉鄉去來。”
當然最后于白居易70歲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后,世間應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
他在67歲時,寫了一篇《醉吟先生傳》。這個醉吟先生,當然就是他自己。他在《傳》中說,有個叫醉吟先生的, 不知道姓名、籍貫、官職,只知道他做了30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處有個池塘、竹竿、喬木、臺榭、舟橋等。他愛好喝酒、吟詩、彈琴,與酒徒、詩友、琴侶一起游樂。事實也是如此,洛陽城內外的寺廟、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過。
家釀名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余滋;一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心矚洛陽
貞元十五年(799年),白居易從江西浮梁縣到洛陽省母。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白居易任校書郎時,曾春游于洛陽。長慶四年(824年)五月,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滿,不想去長安,打算回洛陽隱居。便將自己剩余的俸薪,又加上兩匹馬作價的錢,在洛陽履道里(今洛陽市東南趙村東獅子橋一帶),買下原散騎侍郎楊憑的舊宅。實現了他“但道吾廬心便足”的夙愿。不久白居易又奉召出任蘇州刺史。寶歷二年(826年)他與劉禹錫結伴歸洛陽。太和元年(827年),他奉使到洛陽,與皇甫鏞、蘇弘、劉禹錫,姚合交游。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57歲,罷刑部侍郎,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四月到洛陽,長期住在洛陽龍門東山香山寺,至直18年后終老。正象他自己所說:“往時多暫住,今日是長歸”。白居易是我國唐代的著名詩人,詩詞流傳至今三千多首,數量居唐代名詩人之首。
會昌二年(842年),白居易71歲時,他與香山寺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鳩杖,自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他做官30多年,以清貧自守,體察民情,從未忘記老百姓的疾苦。他73歲時捐資并提議民眾共同治理被稱為“八節灘”的伊河險段,使得“夜舟過此無傾覆,朝徑從今免苦辛”,白居易對這件事十分欣慰,他臨終前一年,寫的《歡喜二偈》中,就有這么二句:“心中別有歡喜事,開得龍門八節灘”。
太和六年(832年)七月,白居易把自己為元稹撰墓志的錢,捐獻給僧人修正香山寺,使香山寺面貌一新。
開成元年(836年),白居易自編《白氏文集》65卷,共詩文3255篇。藏于洛陽圣善寺缽塔院,為后人研究唐代的社會情況和詩歌創作,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史料。他留下的3000多首詩中,謳歌洛陽的就有800多首。如《洛城東花下作》中的“記得歸詩章,花多屬洛陽”。《柳枝詞八首》中的“何以東都正二月,黃金枝映洛陽橋”。在白居易的筆下,人們了解了洛陽的美容,對洛陽更加熱愛。正如唐代詩人徐凝在詩中寫的“今到白氏詩句出,無人不詠洛陽秋”。
會昌四年(844年)春,白居易已73歲了,他還到趙村(今洛陽市東南部)觀賞杏花,寫了《游趙村杏花》詩。
會昌五年(845年),白居易和在洛陽的6位年過70的朋友,組成7老會。后來95歲的僧人如滿和136歲的李元爽,也參加了7老會,號稱“九志圖”。他們飲酒賦詩,在詩壇上傳為佳話。
會昌六年(846年)八月,白居易與世長辭。臨終前,他遺囑“不歸下王圭,葬于香山如滿之側”,想永遠與洛陽山水為伴。家人依照他的遺囑,將他埋在龍門東山琵琶峰上。人們為了更好地紀念這位偉大詩人,在琵琶峰上對其墓加以擴建,建成了“白園”。整個白園莊嚴肅穆,質樸典雅,布局結合地形,峰回路轉,曲徑通幽,依山筑房建亭,高低錯落。
西湖白堤
在白居易到西湖以前,西湖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整治。遇到干旱天氣,西湖水很淺,不夠灌溉農田;每到下大雨,又會湖水泛濫,不能積蓄。這種情況使西湖不能盡到最大的效用,造成農用和民用的水源都發生問題。
白居易是懷著“下恤民庶”的抱負來到杭州做刺史的,到任以后,就把徹底治理西湖這一工程提到議事日程上。他任杭州刺史的主要政績之一,就是在西湖東北岸一帶筑成捍湖大提,有效地蓄水泄洪,保證農田有水灌溉,人民有水喝。
這個筑堤蓄湖的工程在白居易離任前的兩個月得以竣工。824年三月,白居易親自寫了《錢塘湖石記》一文,刻成石碑,立在湖岸上。這篇碑記就成為關于西湖水利的重要歷史文獻。白居易修建的捍湖大提,人們就稱它為“白公堤”,表達了對白居易的愛戴與懷念。
當然白居易在筑堤捍湖的過程中也遇到一些麻煩。例如,當時有些人對筑堤設閘、決放湖水來灌溉農田的舉措十分擔心,而且提出了反對意見,白居易對此一一作出了解釋與批駁。并且,白居易也對湖堤筑成后西湖的蓄水量與放湖水灌農田的實際功能作了細密的測算。
當然,最后捍湖大堤的建造是十分成功的。
到明代,白公堤仍然存在,它不僅是一座水利設施,而且還是當時杭州一條熱鬧繁榮的交通要道。只可惜白公堤的原址今天已經不復存在了。人們游覽西湖,就以白堤為白公堤的替身,來寄托對白居易的愛戴與懷念之情。當然,其實我們今天說的白堤并不是白居易建造的白公堤。
白居易于長慶二年十月赴任杭州刺史,前后三年,實際時間僅20個月。在這不算長的時間里,白公卻為杭州做了多件大事,對杭州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杭州這個山明水秀的城市,三面環山,山泉淙淙不竭,又有周邊三十里的西湖,蓄著一湖淡水,按說水源還是相當充裕的。但是在唐代,居民的飲水卻大成問題。
原來,杭州瀕臨錢塘江,由于受錢塘江咸潮的長期侵蝕,地下水又咸又苦,根本不能喝。唐代的杭州范圍比今天要小得多。城中居民大多住在井邊,取井水飲用,而井水卻是咸苦的,到西湖取水還有一段距離,到四周山中溪澗取水,路途更遠。居民為解決日常引用水問題,往往跑來跑去,浪費時間又浪費力氣。
第一位浚六井,解決飲水問題的官員是李泌。李泌所始建的六井,不是從地表向下深挖而取地下水的井,而是引西湖水通過管道到一定位置而蓄水的井,類似于蓄水池,其水源就是西湖。只要西湖水不干涸,城內井中就淡水不竭,居民們就可免除遠途取水疲于奔波之苦。
白居易到杭州做刺史,距李泌建造六井已經四十年。這時,地下引水管道已常常淤塞,水流不暢,影響了城內六井的供水。白居易發現了這個問題,決心繼續李泌這一利民業績,徹底治理西湖,疏通六井。他在823年秋天到824年春天,親自主持并完成了西湖水的規模巨大的水利工程。
長安居大不易
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之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古原草送別》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況嘆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典出《唐摭言》卷七)
白居易(772年~846年), 字樂天,自稱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他的祖先是山西太原人,后來又遷居到陜西韓城,最后定居在陜西下邽。據說白居易剛生下來才兩個月,①奶媽抱著他,并指著家里的書讓他看,他雖然口不能言,但心里卻早已認識“之”、“無”二字了。所以后來人們在謙遜地稱說自己所識別的東西不多抑或知識有限時,便往往會用上這典故,說是“略識之無”。稍微長大了,白居易尤其喜歡讀書,而且他的記憶力之好極為驚人,凡是他過目的書,就沒有不把它緊緊記在了腦子里的。而他詩文里所透露出來的非凡才華,便更是讓人吃驚不已了。
詩才已經不同凡響的白居易,在16歲那年便只身來到了京城長安。他聞名去拜訪當時掌管編纂國史以及為朝廷起草文告詔令的著作郎顧況,以便請顧老前輩對自己的詩作進行親切指點。而蘇州人顧況卻是一個自視甚高、很少對他人有所推許的著名詩人,盡管他家門口車水馬龍,來拜訪和求教的人很多。那天傍晚,仆人就要掌燈開飯了;一個行色匆匆的小青年竟在此時此刻遞上了他自己的名刺,并在他詩稿的封面署上“白居易”這三個工整的楷體字。
因頻繁接待來訪客人業已有些疲憊了的顧老詩人,一眼瞥見“白居易”三字,遂禁不住大笑起來:“呵呵,好大的口氣!要知道,京城長安現在米價高得很,平時就是想居住下來也挺不容易呀,更何況居然要想白白居住!”說完,他趁家人還沒有把飯菜擺上桌來的當兒,便漫不經心地瀏覽起白居易呈給他的詩稿。一打開扉頁,里頭第一首就是題為《賦得古原草送別》的五律。
當他看到頷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眼睛驀然一亮,顧老詩人就再也不能移開目光了。可以想見,此時他固然已不敢再漫不經心了。他一手捻著他那把略已花白的胡須,一手緊握著詩稿,轉而細細地品味起來,并不時點了點頭。然后他又騰出了那只輕捋胡子的手拍案叫絕道:“能寫出如此之好的詩句,要想在長安居住下來,又有何困難可言哉!老夫剛才的話,只不過是開開玩笑的啊!”
這是顧老詩人欣賞白居易該詩中野草所蘊涵著的頑強生命力,縱然在歷經野火焚燒之后,但它一經那春風(請注意,此二字在古代詩文中是一個蘊涵極為豐富的詞匯)吹拂,它便又生機勃勃地綻出嫩芽,并開始生長和迅速繁衍起來了。作為一個人,難道就不應該像這株莽原上的野草一樣,在逆境中頑強斗爭,以期倔強地生存下來嗎?而這,該是多么需要精細觀察和深刻領悟呀!不用說,這正是作為詩人所必備的良好素質,所以顧老詩人不禁為眼前這位天才少年所深深折服了。
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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