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后現代視域下打工詩歌現象論文
近年來，底層文學成為一個熱點。與底層文學遙相呼應的打工詩歌也掀起了較大波瀾，以鄭小瓊為代表的一批打工詩人，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不可否認，打工詩歌著重為打工者立言，在生存中的現實性寫作和底層中的群體性寫作孕育著一種苦難、堅韌、抗爭和激情飛揚的精神。隨著文學思潮的不斷變異，后現代元素的突入，打工詩歌身上或多或少也烙上了后現代的魅影。有論者指出:“后現代主義這個術語給文學史家帶來不少困惑，甚至人們還未來得及確定其意義，它就已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概念。”后現代概念悄然于無孔不入，成為常態。恰逢其時的打工詩歌，其所具有的平民性、體驗性、復制性呈現出后現代的特點，并孕育著對現存詩歌秩序嘗試著進行解構的力量。目前，對打工詩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打工詩歌本體及打工詩歌對整個文化語境的重要意義上，對其進行后現代視域的觀照，具有一定的探索意義和“挑戰”精神。但是，對打工詩歌現象進行后現代主義的文化解讀，應該不為過度闡釋。
一、打工詩歌:話語形成與地方性特征
打工詩歌是對“打工”這一社會現象的文學反應。其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概念是指打工題材的詩歌，凡是以反映打工者生活和打工者精神面貌的詩歌都是打工詩歌;狹義概念是指只有打工者創作的表現打工者生活和打工者精神的詩歌，才是打工詩歌。在本篇文章中，概念的范疇所指為廣義的打工詩歌，尤其強調的是對打工詩歌現象的整體考察。
打工詩歌發展至今已有將近30年的歷史。隨著創作群體的逐漸增多，作品、論文、期刊、研究成果不斷的增多，尤其是2005年前后，打工詩歌得到了“井噴”式發展，打工詩歌越來越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打工詩人積極奔走，自辦刊物、成立自發性組織機構，搭建打工詩歌的發表陣地和平臺，把打工詩歌推入文學前沿。鄭小瓊、謝湘南、柳冬嫵、楊宏海等詩人及批評家積極努力，為打工詩歌的崛起起到了推動的作用，使打工詩歌逐漸發展壯大。正如詩評家王士強所說:“打工者群體是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深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壯大的，打工詩人的群體也有一個發展、壯大，逐漸由單打獨斗、自說自話到找到同好、形成寫作圈子，并逐漸形成和找到‘組織’的過程。”
杰姆遜在一次訪談中提到:“‘全球化’的現象，確實是這樣一種東西，它可以被看作是后現代的某一面。我不是要說后現代帶來了全球化，但是通過觀察全球化帶來的一切，我們每個人都能豐富關于后現代的描述。”杰姆遜言簡意賅地揭示了后現代主義思潮與全球化的關系。在后現代主義思潮的涌動下，全球化作為后現代某個側面而不斷延展。西川在對全球化概念進行解讀時曾指出:“全球化指的是世界經濟一體化，世界政治一體化，甚至世界軍事一體化，世界市場一體化。但是文化領域里，全球化講究文化的多元性”“人們有了一種對于本地生活、地方性生活的需要。人們不再愿意重復曾經的高強度的意識形態化生活。”西川對于全球化的理解，突出了文化領域的多元性，而文化領域的多樣態關鍵在于多地域文化的呈現。全球化蜂擁而來，其重要影響是地域性概念越來越受到器重。
二、后現代語境下打工詩歌的生存策略
從文學思潮的角度而言，后現代主義的產生是以對現代主義的解構為初衷的，因而后現代主義拒絕貴族化而呈現平民性、拒絕超驗性而強調體驗性、拒絕原創性而凸顯拼貼性的特點。打工詩歌甫一出生，就具有與后現代主義“合轍”的特點。在后現代主義大氣候下，打工詩歌并沒有出現水土不服，而是順勢而為，融匯平民性、體驗性、復制性作為自己的生存策略。
(一)打工詩歌的平民性。后現代主義主張要創作生活化的藝術，突破藝術和生活涇渭分明的界限，強調藝術對日常生活進行擴張和滲透，普通大眾擁有藝術創作和鑒賞的權利，也就是說，后現代主義是入世的、生活化的。正如伊格爾頓所說:“(后現代主義)力求摧毀高級現代主義文化的嚇人光圈，并代之以一個更民眾性的、更投合使用者的藝術。”如果說現代主義具有反大眾的傾向，“危襟正座”而陶醉于自我的“小情小調”，那么后現代精神則秉持一種嬉皮士氣質，嘻哈之間深入到大眾中，得到了大眾的青睞。后現代主義解構了藝術向哲學僭越的傾向，使詩歌走進大眾。
(二)打工詩歌的體驗性。詩歌本是超驗的藝術，于體驗之上經由藝術的手段進行超拔。現代主義詩歌強調詩歌的超驗性，側重于對詩藝的沉迷。后現代主義主張追求去深度的平面化，強調反對現代主義中智慧的痛苦和憂郁，主張藝術從闡釋回擺到體驗，藝術對哲學的僭越返回到感性本身。對于打工詩歌而言，打工者底層生活的切身體驗成為打工詩歌重要的題材來源，表現出對“打工”生活的切身體驗。
打工詩歌著重表現作者的體驗性。在后現代語境中，日常生活與藝術表現直接對接，詩歌表現日常的東西，不是特意而為，而是生活自成為藝術。日常生活體驗成為后現代的重要表現內容之一。打工詩歌的體驗性就是打工者把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所看、所感、所思，都融入詩歌之中，用詩歌文本表現出來，打工詩歌的可貴之處在于打工者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人生，用自己的心靈感知社會，用自己的語言創作詩歌。走進打工詩歌，人們感覺到詩中游動的就是詩人“自我”，而不是“他者”。詩評家王士強一語道破:打工詩歌“因內在‘元氣充沛’，是融入了寫作者的生命與情感的，因而可以打動人，具有感人的力量，這些作品包含了千千萬萬打工者的生活經驗和心路歷程，折射出了這個時代廣泛而隱秘存在的事實”。
(三)打工詩歌的復制性。后現代主義主體和自我零散為碎片，創作個性風格的喪失，取而代之的是拼貼和復制、“拼盤雜燴”(杰姆遜語)、機械的復制工作、無限的生產類像。杰姆遜曾指出:“后現代主義的文化已經從過去那種特定的‘文化圈層’中擴張出來，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消費品。”在后現代語境下，消費主義浪潮席卷一切，整個社會的一切都成為消費品。消費成為社會的主導，商品可以被消費，詩歌也可以被消費。
三、打工詩歌:嘗試對現存詩歌秩序解構
秩序是一種既定的程式規范。在任何領域，秩序都或顯或隱地存在著，詩歌也不例外。詩歌的秩序不是受某個人一己之力的操控，而是詩歌整體力量的“動態平衡”。但其中起核心作用的往往是詩歌的主導力量。后現代主義起源于人們對現代主義的不滿，主要在于對現代主義過于精英化、過于晦澀難解、過于形式主義的不滿。這種不滿產生了超越現代主義的沖動，逐漸匯聚成反撥現代主義的文學運動。后現代主義的精神實質歸根結底就是對現存一切秩序提出挑戰，積蓄著強大的解構力量。打工詩歌的存在，嘗試著對現存詩歌秩序解構。
(一)打工詩歌解構了娛樂化的寫作態度。娛樂化是后現代主義思潮的關鍵詞之一，受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詩歌創作如今似乎已然成為一種娛樂產品，個人的游戲、消遣、娛樂盡顯詩歌之中，而意義、價值、真理已不是詩歌的負載。在這種狀況下，創作者的心態是放松的，既沒有現實的神圣使命，也沒有歷史記憶的苦難傷痛，更沒有精神訴求的負累。創作的作品既不是精雕細琢的，也不是刻意求深求新的，而是任性的、詼諧的、戲劇化的、充滿喜劇精神的。對大部分人來說，寫詩就是為了“好玩”。在“后口語寫作”者看來，口語的適度調潤，就能創作出優秀的詩歌。伊沙、劉川等人的詩歌固然存在多種視角的解讀，但其后現代角度成為公認的有效解讀視角之一。在伊沙、劉川等人的詩歌創作中，善于利用詩歌的張力來營造一種出其不意的效果，嬉笑中引起讀者深刻的思考。詩人首先拉開架勢，營造出一種一本正經的氣氛，然后又巧妙地利用嬉皮士精神，在輕松幽默戲謔中呈現一種出其不意的結局，最終使詩歌呈現出黑色幽默的風格。
(二)打工詩歌解構了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的格局。詩歌秩序是一種無形的.力量。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詩歌話語逐漸演變成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兩大主要的話語系統。尤其在20世紀90年代末，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進行了白熱化的短兵相接，雙方都不承認彼此對對方的討伐具有詩歌話語霸權的動機。20世紀90年代以來，當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互不相讓、爭吵不休之時，打工詩歌對雙方的爭端不參與、不介入，而是埋頭積極地進行自己的創作。在后現代語境下，詩歌秩序權利的爭奪異常激烈，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之間的爭論被評價為“權利的分邊游戲”(張閎語)。新世紀以來，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的矛盾并沒有調和，雖然沒有發生激烈的沖突，但是，由于對詩歌觀念認識存在分歧而造成的敵視卻一直存在。雙方都各守其“政”，在各自的軌道上繼續運行，互不干涉，卻也一時平靜。但是，平靜并不代表分歧的自然抹平。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寫作仍各執一詞，都在試圖用自己的寫作證明自己所持理論的正確。
打工詩歌既沒有知識分子寫作那種深邃的思想、復雜的感悟、洞察歷史的穿透力，也沒有民間寫作那樣精巧的靈活、智慧的機辯、獨到的歷史洞察力，而是憑借自身的潛滋暗長、獨善其身地不介入各種紛爭，默默地自我發展壯大，客觀上也是對自我生長的鼓勵。打工詩歌的存在嘗試著建構起一種對現有詩歌秩序地沖擊，詩歌不再對現實世界漠不關心，在打工詩人看來，詩歌的意象、情感等皆來自現實世界，打工詩歌應與現實保持對話。
(三)打工詩歌解構了南方詩歌和北方詩歌的秩序。按照詩歌文化地理學的角度來講，“詩歌寫作總是要在一定的地域空間內進行，也就是地域決定了詩人寫作行為的空間范疇，地理景觀和地域文化對詩歌寫作總是存在或隱或顯的影響，而詩人的寫作往往也被看作是某一區域的文化表征”。這段話說明空間的地域對詩歌創作存在重要的影響。長期以來，詩歌按空間地域的劃分，一直存在南方和北方的概念。一般來說，南方詩歌受到嶺南文化和吳越文化的熏染，整體上呈現出陰柔、恬靜、憂郁的特點，“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撐著油紙傘”等抒情意象表現出南國少女般溫文爾雅，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詩歌即是如此;而北方詩歌則受到燕趙文化和薩滿文化的影響，側重表現出陽剛、力量、暢快的風格特點，如以龐壯國、島子、梁南、潘洗塵為代表的北大荒詩形成了以陽剛為主的詩歌形態，具有蒼健沉約、質樸詭奇的特點，騰生出一種“別樣風格”的詩美。
打工詩歌的多維解構，對詩歌的公共性建設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這種進行嘗試解構的背后，是對打工詩歌本身意義的一種強調。打工詩歌與時代進行角力和對話，是詩歌公共性屬性的延展。打工詩人穿透歷史和現實的迷霧去挖掘詞語的真相，將語言從遠方拉回到時代與生活的現場，形成對時代和社會的審視，這種審美意識對于構建詩歌的公共性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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