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日本前近代史視野下的環境史論文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歐美學界興起環境史研究。隨后，日本學界也相繼展開環境史研究，并逐漸興盛，研究成果顯著。我國學者對日本環境史研究狀況的介紹并不多，以筆者所見，目前國內有關日本環境史學史的介紹最為詳細、具有獨特見解的是包茂紅所著的《環境史學的起源和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九章“日本環境史研究”。該文從公害史、農業和農村環境史、文明論三個視角，闡釋日本環境史的動向，并在此基礎上歸納和總結出日本環境史研究的特點和問題。然而，該文對日本前近代史①研究中的環境史動向卻著墨不多。在日本現代歷史學的發展中，前近代史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對前近代史研究中的環境史動向的把握，有利于全面了解日本環境史的發展軌跡。
眾所周知，環境史研究屬于跨學科研究，非單一學科的課題。日本的環境史研究亦是如此，從自然科學領域至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都有研究者參與，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都具有其專門領域的獨自特點。以筆者有限能力，實難把握各個領域的研究狀況，因此本文僅從前近代史的視野，對日本史學界的環境史研究的狀況和特點作一粗略的概述。日本學界首次正式出現“環境史”一詞是在1982年。當時，科學史研究者中山茂發表《環境史的可能性》一文，介紹了美國環境史的研究動態，并認為環境史的目的，與其說是創立一個完全嶄新的學科，不如說是從以往被學界否定的視點，由自然、社會、人文等領域共同進行跨學科研究，以期重新認識歷史。關于環境史的研究對象，中山氏提出自己的主張，認為至少應包括四個方面:
1.人類對于自然的態度變化2.作用于自然環境的經濟活動的效果;;3.自然保護、環境保全運動的歷史;;4.生態史學與環境保全運動之間的關系。①中山氏雖然也意識到環境史是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歷史，但在其環境史定義中，更關注的是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態度及影響，自然被視作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客體。也就是說，中山氏所言的環境史，并沒有突破傳統的以人為中心的歷史學框架。
“環境史”概念引人日本學界后，盡管不斷有學者將環境史的視角納人各自的研究領域，但是將其作為學界的共同論題，卻是始于20世紀90年代以后。1991年，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組織的共同研究課題“地球環境的變動與文明的盛衰—探求新的文明范式”正式啟動，吸引了眾多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學者參加，其研究成果是梅原猛等編的《講座文明與環境》(全15卷)，于1995年至1996年相繼出版。1995年，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歷史研究部設立環境史研究部門，啟動了‘舊本歷史上的環境與人類生活的綜合研究—日本歷史上的災害與開發”課題，其研究成果是平川南主編的<共同研究>日本歷史上的災害與開發,共同研究日本歷史上的災害與開發，分別于2002年和2004年刊行。②1997年11月，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舉辦了“過去1萬年間的陸域環境的變遷與自然災害史”國際研討會，以自然科學、考古學為中心，從環境變遷史的視角，探討歷史時代的環境變遷、日本列島及其周邊地域的環境變遷等，會議論文收錄在《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1999年刊行)中。1998年5月，《民眾史研究》第55號出刊了“特集環境史的視界—以日本中世為中心”。
2000年，民眾史研究會召開的年度大會的主題是“環境史的可能性”，年會的成果收錄于《民眾史研究》“特集環境史的可能性”，該書匯集了歷史學、文學、考古學、民俗學、宗教史等領域的32位學者的研究成果。2011年，湯本貴和總編的《系列日本列島的三萬五千年:人與自然的環境史》(全6卷)刊行，全系列從歷史學與生態學的視角，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在日本列島生物多樣性形成原因中的地位。2012年至2013年，平川南等編的《環境的日本史》(全5卷)問世，該書從人與自然的關系史的視點，敘述自古至今的日本列島歷史。
隨著環境史越來越受關注，日本學界關于環境史的定義也漸趨明確化。在環境史引人之初，日本學者對環境史的理解各有不同，既有學者將環境史定位于“環境保護運動或思想的歷史”，也有學者認為環境史是“探索人類社會與生態體系之間關系”的歷史。③此外，源于歐美的“環境史”一詞，在日語的語境中，很容易被理解為‘環境’的歷史”，而不是“‘人類’的歷史”。因此，一些日本學者避免使用“環境史”概念，而采用“環境歷史學”①或“生態史”等名稱。即使是使用“環境史”這一術語，也因使用者的不同，其被賦予的含義也不盡相同。②進人21世紀以后，環境史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史”的基調，得到日本學界的廣泛認同。③關于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中心的環境史，徐原徹認為應內含三種關系:④一是圍繞自然尤其是在人統治人的延伸線上的作為資源的自然環境史;二是圍繞對峙于自然且從自然獲取食物的人與自然的直接關系的環境史;三是圍繞包括人類影響的自然(環境)其自身構成要素間關系的環境史。但是，關于第三種關系的研究，碟原氏并未明確闡釋環境史與生態史的區別。
2012年，在北原系子等編的《日本歷史災害事典》中，北條勝貴對環境史作了四點定義:O1.環境史以自然與人類相互影響構筑世界的視點來敘述、探討歷史過程;;2.環境史是跨學科的學問，需要歷史學與考古學、地理學、民俗學、生態學、生物學、氣候學等領域相結合，實行共同合作研究;;3.環境史的敘述對象不能僅限于人類，也應包含與人類活動相關的植物、動物以及石、山、川、海、空等;4.環境史的研究需要考慮環境的倫理，借鑒環境哲學、環境倫理的理論思想，重構歷史的概述方式。北條氏的定義，可以說是在30年來日本環境史研究成果基礎上的歸納總結，強調人類與自然的相互關系，突破以人為主的歷史學方法，關注自然、動物等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與地位。
日本學者對環境史定義的不斷探索，反映出日本史學界對環境史研究的逐漸關注與推進。以探究人類與自然相互影響的關系史為主旨的日本環境史研究，其研究視角大致歸納為以下三大主流。
1.社會經濟史視域
在日本史學界，首先積極地推動環境史研究的是中世史研究者。一提起日本的中世，就會浮現“莊園”、“領主”、“村落”、“開發”等象征其時代特征的詞匯。中世的莊園以集落為中心，有機地統括耕地和山野河海，實現人和土地的統一，雖然土地是私有制性質，但莊園同時也發揮著統治人民的作用。⑥莊園制作為日本中世政治社會體制，一直以來都是“二戰”后日本中世史研究的.核心課題。從環境史的視角來看，莊園本身就是人與自然環境相互影響的存在。中世的環境史作為莊園史的延
2.災害史視野
以人類與自然的復合交互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日本環境史中，自然災害給人類社會所帶來的沖擊以及人類克服自然災害的歷史越來越被重視。在災害史視點的研究中，氣候變動與社會變化之間的關系是重要的課題之一。1976年，氣象學者山本武夫在其著作《氣候敘述的日本歷史》中復原古氣候，并推論長期的氣候變動與中世的社會繁榮抑或自然災害等歷史事件之間存在相應的關系。此后，磯貝富士男依據海進海退變動曲線，提出氣候變動論，用以解釋歷史的氣候變化與中世農業生產力之間的關聯，主張鐮倉后期以后，氣候冰涼化導致農業生產力后退、停滯。①日本的中世一直被學界認為是農業生產力向上發展的時期，因此磯貝氏說具有顛覆性。但是，磯貝氏的研究存在局限性，一是其學說立足點是中世奴隸制論，這一點在日本史學界支持者甚少;二是其在運用氣候學成果與文獻史料的手法上，存在不成熟性。②
不過，日本環境史研究的先驅者之一峰岸純夫支持磯貝氏的見解，從自然環境和生產力的視點，將中世劃分為四期:③中世初期(11世紀后半葉一12世紀)，氣候溫暖時期，稻作北傳，大開墾時代，莊園公領制成立;中世前期(13世紀)，氣候寒冷化時期，饑懂、兇作頻發;中世中期(14世紀一15世紀前半葉)，氣候呈現一定的溫暖化時期，生產條件有一定的恢復;中世后期(15世紀后半葉一16世紀)，氣候寒冷時期，生產條件惡化，饑懂頻發，莊園公領制解體。峰岸氏的分期，勾畫出溫暖一寒冷一溫暖一寒冷的氣候波動與農業生產條件的有利一不利一恢復一惡化的變化對應關系，及其對中世莊園制的成立和解體的影響，尤其強調氣候寒冷化的災害性。但是從氣候與災害的關系來看，氣候溫暖化不一定會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因為同樣具有導致疫病、干早、蟲害等災害的可能性。④氣溫不是唯一影響農業生產的氣候因素，考察降水量等其他氣候因素的變動，對解析氣候與社會關系也是必不可少的。⑤
3.心性史視角
文化是環境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主題。“環境中人類引起的變化，事實上總是在文化狀態中回蕩并產生變化”。③日本學者也非常重視自然環境與文化的關系，平川南曾明確指出:“為了從根本上重問我們的自然觀、環境觀，獲得開拓未來的展望，從人與自然關聯的歷史視點研究日本的歷史、文化最為重要。”④ 人類對自然的認識(自然觀)既映像于信仰、宗教、習俗、文學、繪畫等文化表現中，也體現在日常生活、生業及景觀等生活性的環境認識中。因此，關于日本列島上的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及其變遷，考古學、日本文學、民俗學、地理學等學科也都有研究成果，為歷史學提供多樣的視點。⑤ 以上是從日本前近代史視野對日本史學界環境史研究動向的初步整理。在此基礎上，筆者擬對日本史學界的環境史研究特點作如下歸納。
1.日本的環境史是以“環境: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主題的歷史學研究，但尚未成為“新的歷史學”的全體史。雖然有些學者極力提倡“環境歷史學”概念，③不過，獨立成“學”需要有獨特的視野與方法。前已敘述，日本環境史研究聚焦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史。對此，宮沈交二指出:人與自然的關系史不是一個新的歷史觀，20世紀曾對日本歷史學影響重大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最重視的是生產關系，而決定生產關系的生產是人們通過勞動手段改變自然的過程，生產實態的解析即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史。④目前的日本史學界的環境史研究成果可大致分為兩類:⑤一是直接以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環境史研究;二是以環境史的視點，論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研究課題。在研究手法上，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不同的研究者根據各自研究的側重點，都在某種程度上借鑒其他學科的方法，如考古學的實地調查、歷史地理學的景觀復原、民俗學的生業研究，等等，但是這些方法在環境史以前已經存在，因此可以使“環境歷史學”成立的獨特方法論直至目前尚沒有形成。
2.近年來，日本史學的環境史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莊園史、村落史、生活史、都市史、文化財產保護等領域。莊園史、村落史一直以來都是日本戰后歷史學的最重要研究領域之一。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學者開始逐漸意識到近代史學的局限性，進人20世紀70年代，經濟高度增長給當時的日本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環境破壞、公害、犯罪增加等)，使得對經濟高度增長持否定態度的人日益增多，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日本史學界迎來了社會史研究的浪潮。
3.災害史研究的急速成長。日本前近代史的環境史研究的活躍化，是與現代日本社會的環境問題及相關的危機意識有著密切關聯的。①“現在的我們，在面對人類史上未曾有的全球規模的環境問題的同時，也繼續承受著以往的自然災害的影響”，“歷史學是直接關聯現在及將來生活的有益學問”。②日本列島地處災害多發地帶，歷史上頻受地震、海嘯、火山噴發、臺風、洪水等自然災害的襲擊，防災、應災及災后建設一直是貫穿日本歷史發展過程的課題。“歷史學的作用不單是通過追溯過去以解釋現代社會的諸問題，并且也是通過新的視點重新釋讀過去，發現克服現在間題的方法”。③1995年“阪神·淡路”大震災、2011年日本東部大地震和福島核漏事件等災害發生后，越來越多的研究日本前近代史的學者意識到災害史研究的重要性，促進了災害史研究的活躍化。
4.環境史共同研究項目的推進。戰后日本學術研究體制的特征之一是大型的共同調查、研究及其相關的官方組織或機構的設置，依靠個人力量無法實現的大型的、跨學科的調查研究事業得以推進。其中，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即是日本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力量。自1995年以來，以該博物館為中心的有關環境史共同研究項目延續不斷，每年都在進行，有力地推動了日本史學界環境史研究的興盛，對研究力量和成果的蓄積起著重要的組織作用及廣泛的影響力。此外，進人21世紀以后，日本文部科學省、日本學術振興會對環境史研究的集體或個人項目的資助不斷增加，反映出對環境史研究的支持。④
2011年日本東部大地震、福島核漏事件之后，包括日本史學在內的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界，出現了重新認識環境史、災害史的動向。可以預見，在三十年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礎上，日本史學界的環境史、災害史研究，將邁進更為深人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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