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岳陽樓雜文隨筆
洞庭波撼的是岳陽樓,《岳陽樓記》掀動的卻是心潮的波瀾。登岳陽樓讓人體會到“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這句話確非虛言,不論是作者范仲淹,還是文中滕子京的作為,都彰顯了生命的崇高取向,因此也讓岳陽樓成了一座偉岸的豐碑。
他倆都是北宋“慶歷新政”的參與者,然而想要一洗積弊的這場改革,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的結局。遠的不說,之前宋真宗的“天書運動”已經暴露了這個政權的能力和合法性的不自信,然后是真宗劉皇后的專權,內外矛盾進一步加深,劉太后死后宋仁宗實際掌權,此時國庫空虛,“田賦不均,歲久不能治”,“平人驚懼,盡起為盜”。在強大的既得利益勢力面前,不少希望改革的官僚“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于是改革的美好理想,被現實化作了發人深思的悲劇。而悲劇中表現了范仲淹等人堅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偉大。
“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一個有良知之士永遠希望社會變得更好,“進亦憂,退亦憂”,憂國憂民是他們的本分。為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通為理想而奮斗的過程來實現人生的價值。也許他們永遠喜樂不起來,更何況在積弊深重的民生、政教“百廢”情景之下。所以,當岳陽樓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要悲愴地“痛飲一場,憑欄大慟十數聲。”
偉大的時代是對小人不屑一顧的時代;糜爛的時代則“負大才,為眾所嫉。”慶歷二年,西夏大舉攻宋之時,滕子京手中兵卒無幾,卻“乃集農民”千戎服乘城”,又“會范仲淹引番漢兵來援”而保全了城池和百姓。滕子京“設牛酒應犒士卒,又藉定川戰役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扶其孥,使各得其所,于是邊民稍安。”第二年慶歷新政,便有梁堅、鄭戩等人以“其間數萬貫不明”的理由彈核滕子京,范仲淹在《滕君墓志銘》中為之辯護道:“君受署之始,諸部屬羌之長千馀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梁)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還在上宋仁宗的《奏雪膝宗諒張亢》疏裡具體分析說:第一,賤買牛驢,犒設軍士。即低價購買百姓的牲畜,用來犒賞士兵。百姓愿意低價,表現的是軍民同仇敵愾,所以他們也不怨;第二,說滕子京在汾州花天酒地、宴飲數日,賞賜樂人銀楪子事為張冠李戴,是把韓琦的事強加在滕子京頭上;第三,梁堅奏稱滕子京到任后經手的十六萬貫公錢中,有數萬貫去向不明。但根據中使調查,滕子京經手的款項中,只有三千貫屬于公用錢,其余都屬于軍用。也許,他在撫恤將士上是多花了錢,但可以想像,平時虛應故事的冗雜規定,往往是一追究人人有問題,不追究人人熟視無睹,那是最容易從中找到有所作為者把柄的`。為了不連累別人,也為了保障自己行為結果不被改變,滕子京已“焚其籍以滅姓名。”《宋史》說他的性格:“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他是個不計個人得失敢于擔當的人。轉過年來的慶歷四年,滕子京就“謫守巴陵郡”了。他在岳陽的三年中,除了重修岳陽樓,還崇教化,興建岳州學宮;治水患,擬筑偃虹堤。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說滕子京:“修岳陽樓不用省庫銀,不斂于民。但榜民間,有宿債不肯償者,官為督之。民負債者爭獻之。所得近萬緡,置庫于廳側自掌之,不設主典案籍。樓成極雄麗,所費甚廣,自入者亦不鮮焉。州人不以為非,皆稱其能。”滕子京再一次表現了他善于開發利用社會資源的才能。那些民間催討不到的爛賬,肯定存在社會不公等原因。將這些錢化作地方公益經費,不僅得到欠方的配合,也得到被欠方的支持。最關鍵的仍然是百姓“不怨”和“不以為非”,因為他這樣做,維護了社會的公正,大家也相信他,都知道他并不會“自入者亦不鮮”,他是把錢都用在公共事業上了。事實也證明他確實如此,《宋史》就說他:“及卒,無余財。”懂得生命崇高價值之人,豈是區區幾個金錢能夠左右的!
杜甫所謂:“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歷史的長河之中“吾誰與歸?”豈不正是這些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強烈使命感的有識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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