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一中的崢嶸歲月學生校慶感言
一九五八年，是個異乎尋常的歲月！當時黨中央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上半年，城郊仙岳山上，塑有超大型的巨幅標語。一個字占地有一座房子那么大！那時候，農村組織開夜工，有時一干就到深夜十二點，甚至凌晨一、二點。未滿14歲的我，也加入了這一行列。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考進一中并編入初51班的。
剛跨進一中，就看見校園內到處都有用泥土筑砌的小高爐。旁邊有高中班的學生在拉風箱。我們初一的小同學先在校內搬木炭給高中班的同學煉鋼鐵。后又在下操場作煤，用4個格子的木框做模子，一次可以作四塊。當時我們的班主任是學校的團委書記——古元丞老師。秋收季節，我們這批小鬼還參加了軍訓。每天，曙光初露，軍號響了，我們一邊穿衣服，一邊跑步，到下操場做操。由高一年級的張恒庭同學任我們初一四個班的連長。每天跑步到達北門靠如今解放路門口的那個大操場，在草地上摸爬滾打，還學習隊列變換等等。有時一個星期下來，罩衣上五粒扣子僅剩下兩三粒。
為了支援全民大煉鋼鐵，學校組織我們從官莊原程潛省長的家里（那時已改為官莊完小）挑著木炭，走三十多里的路程，經過蘆佛嶺，一路步行至現在的板杉鋪上火車，來回五十來里山路。別說挑東西，就是走路，對今天十三四歲的兒童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
挑完木炭以后，正值秋收。那時農村主要勞動力大部分上了兩個主戰場：一個是修建官莊水庫；一個是到淥口鎮修建京廣復線。政府就組織我們這些中學生伢子，去桃花摘了七天茶籽，帶隊的是植物教師高進富（湖北人）老師。桃花沖內山高林密，有時不小心跌入灌木叢中，只能哭著叫老師，老半天才能從一丈多深的灌木叢內爬出來。你看，這算不算是一種鍛煉！
摘完了茶球，我們又以連營建制排著隊伍到了油圳完小（現在屬株洲縣）。那里農村廣闊，放眼望去，一個垅市有十多平方里。當時的主要農活是割禾。晚上再在如豆的油燈下搞文藝創作，寫作詩詞。其實對一個未滿十四歲的孩子來說，哪懂得什么創作啊！
割完晚稻回校，又是作煤碳。作好后要送到姜灣下正街的陶畫瓷廠二車間。這段艱苦的`勞動，總共是一個多月。接著學校才組織復課，又坐進課堂里去學習。這時，我才發覺陵醴一中有很好的辦學條件，光圖書館藏書就超過了縣圖書館。因為一中辦學規模大、歷史早，最先創辦于1905年，到當時，已有54年的歷史了！
我從圖書館借來了《兒女風塵記》。那本書真把我迷住了。下了課，吃完飯，我便拿出來看，真有點愛不釋手的味道。
隨后，我先后還借閱了《林海雪原》、《紅旗譜》、《紅旗飄飄》、《戰斗在敵人心臟里》、《山鄉巨變》、《三里灣》等書，數量不下160本，這為我日后的寫作打下了一些基礎。當時教語文的是一位典型知識分子模樣的丁立人先生，身體十分瘦弱，據說他早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攻讀的是中國文學，教我們是俯就、委屈，可當時我們并不感到幸運。
那時我最喜歡學語文、歷史、地理，對文科挺感興趣，唯獨外語差勁。教俄語的是楊光漢和楊逢意兩位老師。由于過多地貪圖課外閱讀而不拿外語書，我頭次俄語考試險些不及格，后來改正了上外語課偷看課外書的毛病，才把耽誤的課業補回來。
1961年我們進入初三，按照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全校學生減少了。初二的6個班（52——57班），除了流失的、下放的，最后只剩下四個班，共200多人。初三也由240多人減少到200人左右。有的去了江西分宜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有的因三年自然災害，被迫停學了。我們卻一直堅持下來，安心地讀到了初中畢業。61年的中考招收率極低，升入高中、中專、中師的總共才占畢業人數的15％，不足30人。后來有的中專62年停辦，實際讀完高中的不足10％。我當時就是其中的幸運者。1961年上期，我以較優異的成績考取了我的第一志愿——攸縣師范學校。那次全縣只考取15人。其中一中四個班中，只考上了3人，包括新陽的文家鳳和我，而48班的女同學曾金蓮雖然考取了卻沒有去讀。
不平凡的初中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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