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佛緣

白居易的佛緣

　　白居易作為唐代偉大的詩人，他性格剛直，見到不平之事，敢于直言進諫，雖然因此得罪了權貴，屢遭貶謫，但依然能夠以佛教的平常心來對待。在信奉佛教之后，他對功名利祿和權勢紛爭都視若浮云，而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念佛修行上。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白居易的佛緣，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號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屬山西)，后遷居下鄧邦(今陜西渭南縣)。白居易自幼聰明好學，6歲時就能作得好詩，29歲時參加科舉考試，以第四名及進士第，3l歲時，試書判拔萃科，32歲被授校書郎，從此步入仕途。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遺。當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滿，或黜或貶。初任拾遺的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不當任意貶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在此后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為李德裕所排擠，由此決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順利。元和九年(814)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后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的兇手，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此次連續被貶，對自居易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和教訓，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為避禍遠嫌，“不復愕愕直言”，

　　“世事從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以游歷山水、作詩為事，為了排解心中的郁悶，他轉而事佛，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還。憲宗崩，穆宗繼位，授中書舍人，后又拜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轉上柱國。自居易精神重又振奮，詩云“得水魚還動鱗發，乘軒鶴亦長精神。”但因當時朋黨之爭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為，而且“終日多憂惕”，驚嘆“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權幸讒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請求外任，于長慶二年(822)出為杭州刺史，避開了朋黨殘酷傾軋的朝廷。他曾作詩云：

　　“誰知名利盡，無復長安心。”“敢辭官遠慢，且貴身安妥。”從此，他對政治的熱情日漸減少，而是將主要精力投入到對佛教的研究與修證方面來，希望從佛教中找到解決煩惱的辦法。

　　白居易早年感興趣的是佛教南宗禪。白居易所生活的時代是南宗禪最為興盛的時代，南宗禪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宗旨，拋棄經教和偶像崇拜，主張觀照自心，證悟成佛。南宗獨特的修證方法受到唐代許多文人士大夫的青睞，有很多人都皈依南宗高僧，成為虔誠的佛教信徒。白居易也不例外，史載，唐貞元十五年(799)，他由宣城北歸以后，師事洛陽圣善寺凝公。貞元十九年(803)，凝公圓寂。次年，為紀念凝公他親作《八漸偈》。可視為他與禪僧往來問對的一個標志，也表明白居易在凝公的接引下，已經對禪理有了較深的體悟。

　　此后，白居易還師事過馬祖道一的法嗣惟寬禪師C55-817)。白居易曾向惟寬禪師請教：

　　“身口意如何各自修行?”禪師說：“用身修持，是戒律：用口宣講，是法義;用心實踐，是禪義。律即是法，法不離禪。身口意應該合一而修，怎么可以分開呢?”白居易問：

　　“既然身口意沒有分別，為什么要講修心呢?”禪師說：“心，本無損傷，原不必修。說修，是要人無論垢凈，都不起念頭而已。”白居易又問：

　　“垢念，可以拂拭。說不起垢念，是對的。怎么連凈念也不能起呢?”禪師說：

　　“這就好比人的眼睛，不能有沙塵。金子雖是珍貴的東西，但金屑落入眼睛也不舒服。你看看天空的云吧，烏云能遮蔽青天，白云也一樣遮蔽青天呀!”

　　白居易不僅從惟寬那里受到禪理思想的點撥，而且還在杭州刺史任上，得到鳥窠禪師的教化。元和十五年，自居易任杭州刺史，聽說杭城有位鳥窠禪師，道行高超，緣于對禪宗的推崇和對禪師的崇敬，白居易于是親自前去拜望。當時，鳥窠禪師見杭州秦望山松林繁茂，盤曲如蓋，便在樹枝上蟠曲而坐，在他坐的樹枝旁邊有一個鳥巢，于是當時人們都稱他為鳥窠禪師。

　　白居易見到鳥窠禪師，看著樹上危險的鳥窠，對禪師說道：“禪師的住處很危險啦。”

　　鳥窠禪師回答說：“我看大人的住處更危險。”

　　白居易不解地問：“我身為要員，鎮守江山，有什么危險可言?”

　　鳥窠禪師回答說：“欲望之火熊熊燃燒，人生無常，塵世如同火宅，你陷入情識知解而不能自拔，怎么不危險呢?”

　　白居易若有所思，又換了個話題，問鳥窠禪師：“什么是佛法大意?”

　　禪師回答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白居易譏笑說：“這話連三歲小孩都會說。”。

　　鳥窠禪師說：“雖然三歲小孩能說得，但八十歲老翁卻未必能做到。”

　　白居易豁然開悟，對鳥窠禪師更加敬重。此后，他經常去親近鳥窠禪師，從禪師那里感悟到更深的禪理。

　　白居易通過與禪僧往來論道，對禪宗悟解勸力也日漸深厚，作為一個詩人，他經常將自己對佛教的見解以詩歌的形式表達出來。如《讀禪經》：

　　“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余卻有余。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由此不難看出他對佛教和禪的領悟程度。白居易還在其《贈杓直》詩中云：

　　“近歲將心地，回向南宗禪。進不厭朝市，退不戀人寰，自吾得此心，投足無不安。”他還在詩歌中說：

　　“目昏思寢即安眠，足軟妨行便坐禪，身作醫王心是藥，不勞和扁到門前”。他曾觀照自己的前世為詩僧：

　　“辭章諷詠成千首，心行皈依向一乘。坐倚繩床閑自念，前生應是一詩僧。”由此可見，白居易已經將參禪作為他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

　　白居易在晚年之后，對佛教的信仰開始由早年的崇奉禪宗轉向對凈土的信仰。白居易對凈土的信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彌勒凈土的信仰，二是對彌陀凈土的信仰。尤其是后期對彌陀凈土的信仰，成為白居易晚年的主要信仰。

　　一、白居易的彌勒凈土信仰

　　白居易由禪宗轉向對凈土的信仰是從彌勒凈土信仰開始的。唐大和九年(816)夏，白居易63歲，他在東都長壽寺與大比丘道嵩、存一、惠恭等60人，以及優婆塞士良、惟儉等共80人受八關齋戒，祈愿往生兜率陀天彌勒凈土。從此他的信仰由參禪開始轉向了凈土。當時與白居易一起受戒者，施舍凈財請人畫了一幅《兜率陀天彌勒上生內外眾圖》，

　　白居易親自為之作贊。開成五年(840)他又作了一篇《畫彌勒上生幀記》，他說：

　　“愿當來世，與一切眾生同彌勒上生，隨慈氏下降，生生劫劫，與慈氏俱永離生死流，終成無上道。”表明了他對彌勒凈土的堅定信仰。據《全唐詩》載，白居易還作詩表明自己對彌勒信仰的虔誠：

　　“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即應歸兜率天。”白居易還作有《畫彌勒上生禎贊》贊文序言如是：

　　“曲躬合掌，焚香作禮，發大誓望，愿生內宮，劫劫生生，清靜供養”。又云：“有彌勒弟子白樂天，同誓愿遇是緣，爾時稽守當宋下生慈氏世尊足下，致敬無量。”而說贊曰：

　　“百四十心，合唯一誠，百四十口，發同一聲，仰慈氏形，稱慈氏名，愿我來世，一時上生”。

　　從以上的詩文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在接受彌勒凈土信仰之后，不僅與許多同道發愿往生彌勒凈土，朝夕焚香禮拜，口稱彌勒名號，求生彌勒凈土。

　　拓展閱讀：白居易簡介及個人作品介紹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年又號稱香山居士，河南鄭州新鄭人，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祖籍山西、陜西、出生于河南鄭州新鄭，葬于洛陽。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坐落于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香山的琵琶峰。

　　作品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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