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買房難

白居易買房難

　　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

　　自古至今，房子都是個永遠的話題，“居者有其屋”并非一件易事。所以，杜甫高呼“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在唐代，想要“俱歡顏”的不僅僅是杜甫，就是當了一輩子高級“公務員”的白居易，也是“居不易”。

　　白居易小時候家里很窮，在寫給好友元稹的《與元九書》中，就毫不避諱地爆料：“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

　　雖然白居易的父親做過徐州別駕(為州刺史的佐官，多為無實職的閑官)，但他清正廉潔，既不貪腐，也不收人賄賂，所以白居易就沒有成為“富二代”，買房只得靠自己了。

　　白居易32歲考中進士后，做校書郎，每月工資16000文。這個薪水，不算低，但買房，還不行。一來他剛參加工作，積蓄不夠;二來當時長安的房價絕對不比現在的北京、上海低。

　　買不起房子，做個蟻族還是可以的。“貞元十九年春，居易得長樂里故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這是白居易的《養竹記》里面的一段話，真實地記錄了他當校書郎之后的居住情況：單位不安排住宿，自己又買不起房子，只好跑到長安東城的長樂里，租了已故宰相家的一個亭子住。

　　白居易說的這個亭子，并非我們常見的那種四面漏風的建筑，而是能遮風擋雨也能住人的場所。唐朝中后期，房租是相當低廉的。白居易租住的這個亭子，房租每月500文，相對于他每月16000文的薪水，算是便宜到家了。

　　等到白居易34歲的時候，他做校書郎已經兩年，就想把住在安徽宿州鄉下的老媽和大哥接到城里來享福。但是，那個租住的亭子除了白居易自己外，還有兩個仆人，如果再加上兩個人，就顯得擁擠了。白居易便想到要買一個房子。

　　城里房子太貴，就到鄉下去買。于是，白居易去了趟陜西渭南，花了半年的工資，在渭南農村買了一所房子。

　　“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而兩入。”新房離自己的上班地點有上百里，每天回去是不可能的，只能每月回去兩三趟。在馬背上這么來回地跑，白居易很辛苦。

　　公元806年，36歲的白居易工作變動，調到陜西縣(今陜西周至)當縣尉。按照唐朝律法規定，地方官是不允許在轄區內買房的，要住在機關大院的宿舍里，如果宿舍住滿了，就去外面租民房住。白居易此時還是單身，所以就住在機關大院的單身宿舍里。

　　縣尉只當了一年，白居易高升，調回長安當左拾遺兼翰林學士。工資是多少呢?白居易自己說是“月慚諫紙二百張，歲愧俸錢三十萬”。年薪30萬文，工資還算是比較高的，但白居易還是不敢輕易買房。所以，從37歲到50歲這13年間，白居易一直是租房住。

　　白居易對這種租房生活挺滿足的。先是住在新昌里，但結婚之后，他的夫人不愿住這樣的小房子，恰好白居易調任京兆府戶曹參軍，官升了，薪水自然跟著漲，每月有5萬文，白居易就在長安靠近鬧市區的昭國里租了一所大房子。此后，白居易先后在重慶、杭州、蘇州當過刺史，但一直都是租房或住機關大院。

　　直到公元821年，白居易50歲的時候，才在長安城買下屬于個人的第一所房子。掐指算來，從32歲參加工作到50歲買房，18年的時間里，白居易絕大部分時間都是租房住，因而，他對房子是有切身體會的：“游宦京都二十春，貧中無處可安貧。”白居易當了一輩子的“國家干部”，到50歲才真正買下宜居的房子。

　　拓展：

　　白居易個人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27]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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