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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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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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白居易

　　《草》

　　作者：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注解】：

　　1、離離：歷歷，分明的樣子。

　　2、遠芳：伸展到遠處的草。

　　3、萋萋：茂盛的樣子。

　　【韻譯】：

　　古原上的野草亂生亂長，每年春來茂盛秋來枯黃。

　　任憑野火焚燒不盡不滅，春風一吹依舊蓬勃生長。

　　遠處芳草掩沒古老驛道，延至荒城一片翠綠清朗。

　　春綠草長又送游子遠去，萋萋亂草可比滿腹離傷。

　　【評析】：

　　這是詠物詩，也可作為寓言詩看。有人認為是譏刺小人的。從全詩看，原上草雖有所指，但喻意并無確定。“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卻作為一種“韌勁”而有口皆碑，成為傳之千古的絕唱。

　　人物生平

　　出生亂世

　　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正月二十日，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鄭的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便發生動亂，藩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余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白锽卒于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建中元年（780年），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一年后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建中三年（782年），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人送往宿州符離安居。建中四年（783年），因中原發生二帝四王之亂，白居易家又逃到越中。貞元二年（786年），白居易在江南得知有進士科，便刻苦讀書。他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全都白了。

　　貞元七年（791年），他回到符離。后白季庚升任襄州別駕，他隨父至襄陽。貞元十年（794年），父親死于襄陽，白居易回符離，為父守喪。貞元十四年（798年），其兄白幼文出任饒州浮梁縣主簿，他隨兄至浮梁，而其家遷往洛陽。貞元十六年（800年），自浮梁至洛陽省母。貞元十八年（802年）入長安，同年冬參加吏部舉行的書判拔萃科，翌年與元稹等一起登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二十年（804年），他將全家搬到關中，定居下邽縣義津鄉金氏村。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厔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娶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并寫大量的反映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于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貶謫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于黃牛峽，三人相游之處被稱為三游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并命名此地為“東坡”。同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成罪名。他被貶謫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諭作品而得罪當權者有關。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香爐峰北建草堂，并與當地的僧人交游。

　　任職蘇杭

　　清代三十六詩仙圖卷之白居易

　　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緋色朝服，（緋色即朱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采用，于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內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后與劉禹錫相伴游覽于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內，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于湖邊，供后人知曉，對后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將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后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事后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后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于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并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里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簡稱“山塘街”。

　　晚年去世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后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領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閑適”的生活反映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后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并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坊宅園，與劉禹錫唱和，時常游歷于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里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安逝洛陽

　　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陽，享年75歲，贈尚書右仆射，謚號“文”，葬于洛陽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個人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作品書法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琵琶行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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