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岑參
岑參的《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主要描寫了佛塔孤高危聳的情態，表達了作者登臨后忽然領悟禪理，產生出世的念頭，并暗寓對國是無可奈何的情懷。
與高適薛據同登慈恩寺浮圖⑴
塔勢如涌出⑵，孤高聳天宮。
登臨出世界⑶，蹬道盤虛空⑷。
突兀壓神州⑸，崢嶸如鬼工⑹。
四角礙白日⑺，七層摩蒼穹⑻。
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⑼。
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
青槐夾馳道⑽，宮館何玲瓏⑾。
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⑿。
五陵北原上⒀，萬古青蒙蒙。
凈理了可悟⒁，勝因夙所宗⒂。
誓將掛冠去⒃，覺道資無窮⒄。
【注釋】
⑴高適：唐朝邊塞詩人，景縣(今河北景縣)人。薛據，荊南人，《唐詩紀事》作河中寶鼎人。開元進士，終水部郎中，晚年終老終南山下別業。慈恩寺浮圖：即今西安市的大雁塔，本唐高宗為太子時紀念其母文德皇后而建，故曰慈恩。浮圖，原是梵文佛陀的音譯，這里指佛塔。
⑵涌出：形容拔地而起。
⑶出世界：高出于人世的境界。世界，人世的境界。
⑷磴(dèng)：石級。盤：曲折。
⑸突兀：高聳貌。
⑹崢嶸(zhēngróng)：形容山勢高峻。鬼工：非人力所能。
⑺四角：塔的四周。礙：阻擋。
⑻七層：塔本六級，后漸毀損，武則天時重建，增為七層。摩蒼彎：
⑼驚風：疾風。
⑽馳道：可駕車的大道。
⑾宮館：宮闕。
⑿關中：指今陜西中部地區。
⒀五陵：指漢代五個帝王的陵墓，即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及昭帝平陵。
⒁凈理：佛家的清凈之理。
⒂勝因：佛教因果報應中的極好的善因。夙：素來。
⒃掛冠：辭官歸隱。
⒄覺道：佛教的達到消除一切欲念和物我相忘的大覺之道。
【白話譯文】
寶塔宛如平地涌出，孤高巍峨聳入天宮。
登上去像走出人間，蹬踏梯道盤旋空中。
高峻突出鎮定神州，崢嶸勝過鬼斧神工。
四角伸展擋住白日，七層緊緊連著蒼穹。
下看飛鳥屈指可數，俯聽山風呼嘯迅猛。
山連山如波濤起伏，洶涌澎湃奔流向東。
青槐夾著筆直馳道，樓臺宮殿何等玲瓏。
秋天秀色從西而來，蒼蒼茫茫彌漫關中。
長安城北漢代五陵，萬古千秋一派青蔥。
清凈佛理完全領悟。善因素來為人信從。
立誓歸隱辭官而去，信奉佛道其樂無窮。
【創作背景】
唐玄宗天寶十一年(752年)秋，岑參自安西回京述職，相邀高適、薛據、杜甫、儲光羲等同僚詩友，出城郊游，來到慈恩寺，見寶塔巍峨俊逸，拾級而上，觸景生情，遂吟詩唱和以助興。高適首唱，作《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其余人相和，岑參此詩就是當時的和詩之一。
【賞析】
此詩開頭兩句：“塔勢如涌出，孤高聳天宮。”自下而上仰望，只見巍然高聳的寶塔拔地而起，仿佛從地下涌出，傲然聳立，直達天宮。用一“涌”字，增強了詩的動勢，既勾勒出了寶塔孤高危聳之貌，又給寶塔注入了生機，將塔勢表現得極其壯觀生動。
接下去四句：“登臨出世界，磴道盤虛空。突兀壓神州，崢嶸如鬼工。”寫登臨所見、所感，到了塔身，拾級而上，如同走進廣闊無垠的宇宙，蜿蜒的石階，盤旋而上，直達天穹。此時再看寶塔，突兀聳立，如神工鬼斧，簡直不敢相信人力所及。慈恩寺塔，不僅雄偉，而且精妙。
再下去四句：“四角礙白日，七層摩蒼穹。下窺指高鳥，俯聽聞驚風。”寫登上塔頂所見，極力夸張塔體之高，摩天蔽日，與天齊眉，低頭下望，鳥在眼下，風在腳下。這鳥和風，從地面上看，本是高空之物，而從塔上看，就成了低處之景，反襯寶塔其高無比。
下面八句，以排比句式依次描寫東南西北四方景色。“連山若波濤，奔走似朝東。”描繪東面山景，連綿起伏，如滾滾巨浪;“青槐夾馳道，宮館何玲瓏。”狀摹南面宮苑，青槐蔥翠，宮室密布，金碧交輝;“秋色從西來，蒼然滿關中。”刻寫西面秋色，金風習習，滿目蕭然，透著肅殺之氣;“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寫北邊陵園，渭水北岸，座立著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它們是前漢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五位君王的陵墓。當年，他們創基立業，轟轟烈烈，如今卻默然地安息在青松之下。詩人對四方之景的描繪，從威壯到偉麗，從蒼涼到空茫，景中有情，也寄托著詩人對大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憂思。
末了四句，“凈理了可悟，勝因夙所宗。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詩人想辭官事佛，此時，岑參得知，前方主將高仙芝出征大食，遭遇挫折;當朝皇帝唐玄宗，年老昏聵;朝廷之內，外戚宦官等禍國殃民;各方藩鎮如安祿山、史思明等圖謀不軌，真可謂“蒼然滿關中”，一片昏暗。詩人心中惆悵，認為佛家清凈之理能使人徹悟，殊妙的善因又是自己向來的信奉，因此想學逢萌，及早掛冠而去，去追求無窮無盡的大覺之道。
這首詩主要寫佛塔的孤高以及登塔回望景物，望而生發，忽悟佛理，決意辭官學佛，以求濟世，暗寓對國是無可奈何的情懷。全詩狀寫佛塔的崔嵬和景色的壯麗十分成功。
拓展閱讀：岑參詩歌研究
岑參邊塞詩綜合研究 岑參的詩歌成就主要在邊塞詩方面，故自本世紀初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相當多。
1927年，徐嘉瑞發表了《岑參》，此系本世紀第一篇專門探討岑參詩歌的論文。文章認為，“岑參所表現的人物事實，都是最偉大的、最雄壯的、最愉快的”，“岑參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終生不會說兒女沾巾的話，越是危險越是痛苦的時候，他越發得意”，“他感受到大沙漠雄壯的印象，由恐怖到了同情，這偉大的沙漠即是他的詩境”，“沙漠的偉大生命，即是這一個’宏壯的詩人‘的生命了”。1935年又產生了兩篇專論，，一篇是孫仲周的《邊塞詩人岑參》，另一篇是葉鼎彝的《唐代民族詩人――岑參》。其中葉文對杜確在《岑嘉州集序》中將岑參比估吳均何遜的說法不滿，認為“岑參的詩實在另有他自己的一種特殊風格，不得屬于任何一種家派。”他同意徐嘉瑞在《岑參》一文中對岑參詩風的評價，也認為“他詩中所表現的人物和事實，都是最偉大的，最雄壯的，最愉快的，好像萬馬奔馳，金鼓齊奏，十分震動人的耳鼓。”但是，他對岑參詩歌藝術和內容的分析，則遠比徐文細致，他說：“岑參的詩，就形式方面而論，他是長于七言古詩的，這并不是說他其他的詩體做不好，實在是因為他那種熱烈豪壯的情緒，不用那蒼蒼莽莽的一氣呵成的七言古詩，是表達不出來的。”在談到岑參詩歌的內容時，他又說：“他是用全付的精力來描寫戰爭的。但是，他所寫戰爭不是杜甫的兵車行和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等詩，專門詛咒戰爭的殘酷，而是歌頌戰爭的偉大的。”“除了歌頌戰爭而外，還充分表現出許多異國的情調，所取的題材，如大雪，大熱，大風，大將，名馬，雄壯的音樂，雄壯的舞蹈。他所取這些題材，都是取戰爭為背景，風格境界都是一致的，他是取動不取靜，取雄放而不取澹遠。”“總之，他的詩境是動的，是陽剛的，是Sublime的!”
本世紀上半葉出版的一些文學史、詩歌史及一些唐詩論著中也有關于岑參詩歌的論述，如，胡適《白話文學史》認為，“岑參的詩往往有嘗試的態度。如《走馬川行》每三句一轉韻，是一種創體。《敦煌太守后庭歌》也是一種大膽的嘗試。”并對古人把岑參比作吳均、何遜不以為然：“他們只賞識他的律詩”，“律詩固不足稱道;然即以他的律詩來說，也遠非吳均、何遜所能比”，如他詩中的一些白話句子“豈是吳均、何遜做得出來的嗎”?鄭賓于《中國文學流變史》(中冊)云：“岑參詩辭意清切，回拔孤秀，悲壯豪慨，新奇挺拔。”“岑參詩句之新，不特記邊塞異域為然，即如歌詠內地風物，也較其他詩人有不同的筆力。”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也認為“岑參是開、天時代最富于異國情調的詩人”，“他一邊具有高適的慷慨壯烈的風格，一邊卻較之更為深刻雋削，富于奇趣新情。”。蘇雪林《唐詩概論》則認為“岑參在同時一群詩人中可以說更能充分表現男性的一個”，“他有一種熱烈豪邁的性格和瑰奇雄怪的思想，最愛欣賞宇宙間的’壯美‘，以及人間一切可驚、可怖、可喜、可樂的事物。而環境恰恰又成全了他。”
五十年代以后，人們開始用新的眼光來研究岑參的詩歌藝術。如劉開揚《略談岑參和他的詩》在論岑參詩歌的內容時，就認為，他的戰爭詩表現了對人民的關懷，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就是其諸多詠懷詩中的悲嘆和歡樂不完全為了他個人的遭遇，還有振興王朝、關懷和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積極傾向。在論及岑參詩歌的藝術性時，該文認為其七言古詩獨特的體制，“很可能采取了北方民歌的形式”;對于岑參詩中的奇語，他認為，“這些奇語的產物由于岑參的創作方法常常是浪漫主義的，他用想象、夸張的手法把所要描寫的事物突出地表現出來，這就加強了它的新奇和感人的力量。”而且，“岑參如果不是親身去到西北邊疆，并深刻地觀察了當地的風光，特別是體驗了將士們的將士們的戰斗生活，他就不能寫出這些奇語來的。”因此，作者認為，“談岑參的詩除了注意他的夸張手法和通俗之外，更要注意他的生活體驗和他的藝術實踐，他是善于把現實主義的方法和浪漫主義的方法結合起來的。”陳貽焮《談岑參的邊塞詩》也認為，岑參的詩歌之所以在當時就受到各族人民的喜愛，“當然主要取決于他詩歌中所洋溢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和他高超的藝術造詣，但是，和他的作品豐富多彩、別開生面地描繪出祖國的壯麗景色，反映了英勇豪邁的邊塞生活，也是有一些關系的。”在引用殷璠所說的岑參詩歌“語奇”、“意亦造奇”的特點，以及杜甫說岑參兄弟“好奇”的性格之后，作者認為，可見語奇意奇又與他的性格“好奇”有關， 但是“好奇”卻不能理解為獵奇。“愛好新奇事物，向往新的天地，不避艱險，樂意過戰斗生活，這才是他’好奇‘性格中最本質也最珍貴的因素。”
當時還有一些討論岑參詩歌思想性的文章，如賴寒吹、林楠《岑參詩是歌頌武功的嗎?》針對黃蘭坡《評岑參的〈白雪歌宋武判官歸京〉》和陸侃如、馮沅君《中國文學史稿》等認為岑參的詩是“歌頌戰爭”、“歌頌武功”的說法進行商榷，該文認為，首先，岑參詩在描寫戰爭方面的數量是不多的，且多為詠物抒懷之作;其次，從其直接描寫戰爭的詩篇的內容看，也很難認為他是“歌頌武功”的，“只能認為他是以真實而客觀的態度，記錄和描寫了當時邊疆景物及士兵的生活情形。并以一個詩人的正義感，對他所認為的不義的行為加以非難和諷刺。”針對馬茂元《唐代詩人短論》中對岑參的批評：“他能從極端驚險而艱苦的戰爭環境的描繪來表現出一種積極樂觀的精神，給人以鼓舞。可是他對當時戰爭的性質卻缺乏深刻的認識。雖然他也寫到一些戰地陰森悲慘的景象，但軍中生活的不平，廣大士兵對統治者窮兵黷武的反抗，以及他們所表現的厭戰情緒等復雜的矛盾的心情，在岑參的詩篇中很少反映。”高海夫在其《岑參邊塞詩的思想性》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具體分析了當時戰爭的性質和意義，認為不能完全以戰爭的性質來定作品思想性的好壞，然后他又認為，如果岑參也能像高適那樣“對戰爭的積極意義予以歌頌，同時又揭示出它的陰暗面、罪惡面”，“將會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因此就不敢正視他對某些戰爭的勝利的歌頌和對那些英雄人物的禮贊，甚至貶低、否定這樣作品的積極意義，那恐怕也是不妥當的。”
除此之外，當時出版的一些文學史關于岑參詩歌的論述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值得注意。如游國恩等編著的《中國文學史》認為“岑參的詩歌，以慷慨報國的英雄氣概和不畏艱苦的樂觀精神為其基本特征”，但“缺乏高適詩中那種對士卒的同情”，又云：“岑參的詩，富有浪漫主義的特色：氣勢雄偉，想象豐富，色彩瑰麗，熱情奔放，他的好奇的思想性格，使他的邊塞詩顯出奇情異彩的藝術魅力。”而且他的詩，“形式相當豐富多樣，但最擅長七言歌行。有時兩句一轉，有時三句、四句一轉，不斷奔騰跳躍，處處形象豐滿。”再如，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也認為岑參的邊塞詩比高適的詩“更為豐富多樣”，而且，比較說來，“高適的詩悠揚婉轉，在濃厚的抒情以為中，表現了奔放的氣勢和慷慨激昂的精神。岑參則急促、高亢，以奇峭而俊麗的風格，描繪了邊地光怪陸離、變幻莫測、瑰奇壯麗的風光，高適顯然不及岑參，岑參是邊塞詩人中最卓越的代表者。”劉大杰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則認為岑參早期的詩寫得是多么美麗、多么悠閑，而他后來的邊塞詩，則因西陲“同中原絕異的景象，給他一種新生命新情調”，“他的心境與詩境，都由此展開，歡喜采用自由變動的長歌體裁，去表現自然界的偉大與神奇，和戰爭生活中壯烈的場面”，“他的詩富于幻想色彩和夸張手法，善于運用樂府民歌的精神，鑄熔創造，驅使著清新奇巧的語言，去描寫塞外的風光與艱苦的戰場生活，形成未曾有過的險怪雄奇的風格。”
七、八十年代以后，人們對岑參邊塞詩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的研究雖然仍在繼續，但進展很有限，稍具特色者有盧葦的《岑參西域之行及其邊塞詩中對唐代西域情況的反映》、柴劍虹《岑參邊塞詩和唐代的中西交往》、蘇者聰《岑參是浪漫主義的邊塞詩人嗎?》、陶爾夫、劉敬圻《盛唐高峰期的西部詩歌》、吳宗淵《岑參邊塞詩的音樂美》、陳剛《試論岑參的邊塞詩對陸游的影響》等。
相比較而言，倒是這時人們對岑參邊塞詩中地名的考釋成績突出些。這方面的論文主要有：王友德的《岑參詩中的輪臺及其他》、柴劍虹的《“葫蘆河”考――岑參邊塞詩地名考辨之一》、柴劍虹《“桂林”、“武城”考――岑參邊塞詩地名考之一》、柴劍虹《岑參邊塞詩中的“陰山”辨》、柴劍虹《岑參邊塞詩地名考辨》、柴劍虹《岑參邊塞詩中的破播仙戰役》、孫映逵《岑參邊塞詩地名考釋四則》、陳鐵民《也談岑參詩中的“冰片”》、廖立《岑參邊塞詩地名考補》等。
岑參其他詩歌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學界視野更加開闊了，不再局限于研究岑參的邊塞詩，他們開始對岑參的山水風景詩和詩歌體式進行研究。
劉朝謙《岑參的蜀中寫景詩》認為岑參的寫景詩在唐代詩壇也能獨樹一幟，岑參在蜀中所寫的五十多首詩中，寫景詩占了很大的比重，集中反映了岑參創作晚期――蜀中時期的藝術成就。文章還分析了這些寫景詩的藝術特點：首先表現在題材的廣泛和情景的水乳交融;還具有想象豐富，表現手法奇特的特點;風格神秀豪放;有一些詩很有興寄。顏邦逸《岑參早期山水詩的藝術特色》也認為岑參的山水詩從量上看，相當可觀(80多首)，從質上看，也很出色。他認為其早期山水詩部分地表現為以清靜、恬靜的境界否定惡濁、喧囂的俗世，大量地表現為對瑰奇境界的追求。而且，他并不將自己融于山水悠緩的節奏;而是在對山水的詩化中再現積極、熱烈、英氣勃勃的自我。文章最后還認為，其早期的山水詩是邊塞詩的前奏，他早期山水詩所追求的東西，正是后來邊塞詩取得的東西。蘇雨恒《盛唐自然景物詩的開拓者――對岑參詩的全面認識和評價》也認為，在岑集中，數量既多、用力且勤，又取得了最高成就的當首推藝術地再現山水風物的詩篇。早期和入蜀期間詩作的突出成就無疑在于寫景詩，即以因此被稱為“邊塞詩人”的塞上詩作而論，作者描寫的重點亦不在邊境戰爭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內容，而是奇異的塞上風物。孫映逵《岑參山水景物詩》也對人們一直稱岑為邊塞詩人，湮沒其在盛唐山水詩創作中的地位表示不滿。他認為岑參的山水景物詩風格多樣，濃淡各異，有他自己的面目：“清麗”。岑參的山水詩中那種淡畫式的清麗，隨意點染，酷似小謝風韻;但岑參的詩流麗而不平弱，筆勢健舉，氣宇軒昂，又表現出唐人的魅力。文章最后認為，其成就為王、孟之亞，其詩風之多樣、色彩之紛繁，在盛唐山水詩人中僅次于王維。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也對岑參的山水田園詩作了比較詳細、深入的研究，作者認為，“岑參性耽山水，常懷逸念，不但在多處置過別業，而且在虢州、嘉州任上，以仕為隱，縱情游賞”，“因此他的山水詩數量之多，唯王、孟可比。”“早年風格也有近似孟浩然處。一部分作于終南山和緱山別業的五古，主要是以敘述自己愛好幽賞的心跡為主，在羅列著書作文、訪道尋僧、追逐漁樵的生活情趣之時，插入一些山水描寫的片斷，章法自由多變，并無一定格式，但隨情興所至。還有相當一部分山水詩，作于行役途中，則一般采用前半首模寫山水，后半首懷念親友的結構。”作者還通過對岑參山水作品的具體分析，看出岑參構思“用心良苦”的特點，并且認為：“其邊塞詩的 ’奇麗‘，主要體現為以樸素平易的形式表現出生活本身的瑰奇;而其山水詩則相反，是用創意造奇的構思和手法表現人們所熟悉的山水幽致。”該書最后總結說：“岑參的創作高峰在天寶年間及安史之亂以后，加上他’奇造幽致‘的特點，其構思和表現手法已在不少方面開出中唐印象派的端倪。而王孟詩派則是以總結和發展陶謝的藝術經驗為基本特色的。因此岑參與王維雖是同時代人，但從山水詩表現藝術的發展來看，他們之間的差異卻帶有界劃時代的意義。”
另外，還有一些文章專門探討了岑參的七言古詩的藝術成就，如張學忠的《試論岑參七言古詩的藝術風格》、王錫九的《論岑參的七言古詩》等。其中張文對岑參七言古詩的風格演變進行了描述，認為岑參早期的七言古詩較多地是采用短小的形式，運用淺顯質樸的語言，寫得婉轉流暢，達到了一定的藝術水平，但“雄壯奇麗”的風格還沒有形成。這種風格是詩人兩次出塞、在長期的軍旅生活和創作實踐中才逐漸形成的。詩人在安史之亂爆發后回到朝中所寫的七言古詩雖然仍采用了與早期相同的那種比較短小的形式，只不過也同樣帶上了詩人這個時期比較消極的思想的陰影。語言平淡淺易，富有民歌情調。另外，文章還探討了岑參七言歌行用韻的特點，七言古詩在語言上“奇”的特點等。王文分三個階段分析了岑參七古風格的變化;作者還具體分析岑詩“奇麗”的總體特征。對于岑詩中的五、七言相雜的句法特點，文章指出：“這樣的體式，其特點是五言句和七言句在詩中擔負的任務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樣，使得詩情巧于變化。這種變化不需要關聯、過渡，而依靠句式的變換徑直轉折，拗峭健拔，戛戛獨造。”文章還指出，岑參在詩歌語言的通俗化、重疊復沓的表現手法和“三三七”句式的運用方面，“實開中唐詩壇向當代民歌學習，吸取民間創作的長處的風氣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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