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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長恨歌賞析
一、 主題內涵探討:強烈的依附心理
近年來,人們對這本書的探討大多圍繞王安憶在書中所表現的女性意識。他們強調小說所表現的女性的獨立、自主以及頑強的生命力。如徐凌俊在《王安憶<長恨歌>三論》中說:“比較一下《長恨歌》中的幾個軟弱的男性就知道,王安憶在作品中還是強調了她的女性優于男性的這種女性意識。男人如果有優越感,也是憑借著他們的社會身份、地位與金錢,而女性,一無所憑,只憑借她們柔弱而綿長的旺盛生命力,就足以超越男性。”“小說的主角王琦瑤是個女性,王琦瑤的手帕姊妹當然是女性,連在王琦瑤那里廝磨時光的男人,如程先生、康明遜、薩沙、老克臘、長腳、她女兒薇薇的男朋友,全都女性化了。小說作者把所有的男性都放逐到歷史社會、歷史時間里去了。”所以他認為這是女性主義小說的范本。
我并不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一部《長恨歌》,王安憶的女性意識恰恰不是體現在女性的主體地位上,而是體現在女性強烈的依附心理上。整部《長恨歌》隱含了三種依附:男性對權、勢、利、欲的依附;女性對男性的依附;城市對鄉村的依附。這三種依附又是環環相扣、因果相承,小說中每個人都被扣在其中一環上。而無論哪一種依附,有一點是相同的:處于這一依附鏈條上的人都無法做自己命運的主人。
1、 男性對權、勢、利、欲的依附
《長恨歌》中的男性大多是被邊緣化的。如李主任、程先生、康明遜、薩沙、老克蠟、長腳。作者只是給了他們一個特定的身份,未花多少筆墨寫他們的出身經歷,僅僅抓住了他們生命中與王琦瑤有交集的那一段來寫。因此他們似乎都有些來歷不明、去路不清。
李主任是王琦瑤最初投靠的人。他是高官,權力的化身。但對政治權勢的依附也使他淪為政治附庸。“各種矛盾的焦點都在他身上,層層疊疊。最外一層有國與國間;里一層是黨與黨間;再一層派系與派系;芯子里,還有個人與個人的。他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是牽一發動千鈞。外人只知道李主任重要,卻不知道就是這重要,把他變成了個活靶子,人人瞄準。”1948年淮海戰役爆發,大勢已去,李主任墜機身亡。他是時代的殉葬品。
王琦瑤與康明遜的感情之所以沒有善終,是因為懦弱的康明遜最終向家族勢力屈服。康明遜是資本家少爺,但他的家族是老派的,主次分明、尊卑有序,他是康家正傳,未來的路是被家族設定好的。他最終依附了傳統,成為幾千年封建家長制的一個犧牲品。
男性去依附權勢利欲,女性又來依附男性,可見注定都是一場空——
2、 女性對男性的依附
這第二種依附是全書的主線。《長恨歌》里的主人公王琦瑤流浪在男人之間,她先依附攝影家程先生成為滬上淑媛,榮膺三小姐;繼而依附李主任,脫離逼仄弄堂過上優裕生活;王琦瑤與康明遜在一起,有一種抓住青春尾巴的意思,她要在青春尚未完結之時找一個托付;依附薩沙是為了把孩子生下來;依附懷舊青年老克蠟則完全是出于對老的恐懼,想找人為自己送終。
然而,王琦瑤到頭來仍是無所依附。王琦瑤對于李主任來說,是名利場上退一步的相守——“……女人還是那么不重要……是人生的風景。”對康明遜來說,則是他于傳統勢力束縛中一次無力的掙扎。對老克蠟來說,她更像是他所崇尚的舊上海的影子,他再憧憬那個時代,也不能拋棄現世人生。王琦瑤生命里的男人匆匆皆過客,將死之際她只有一個核桃木五斗櫥。在一無所有的年月里,她看著這個五斗櫥,心便定了。女兒婚后去美國投奔丈夫,“王琦瑤心里猶豫要不要給她一塊金條,但最終想到薇薇靠的是小林,她靠的是誰呢?于是打消了念頭。”可見這櫥里的金條是她的底子了,然而這底也不是她自己掙來的,是李主任的贈予。
王安憶通過這一主線,是想表現女性生無所依的人生悲劇。正如小說開篇所說:“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而在上海的每一個角落都有這樣的一個王琦瑤。上海弄堂因為有了王琦瑤的緣故,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為有了這情味,便有了痛楚,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瑤。”她們看似有著獨立維持生計的表象、有著精細生活的不服老的心,但她們仍渴求有所依附,她們都是在物質和精神上受到男性雙重控制的“上海女兒”。作者借王琦瑤外婆的口說出了這一點:“……男人肩上的擔子太沉,又是家又是業,弄得不好,便是家敗業敗,真是鋼絲繩上走路,又艱又險。女人是無事一身輕,隨著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便成了。”這體現的其實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心理。兩千多年男尊女卑的封建社會,女性都是作為男性的附屬品而存在。時代在不斷發展、進步,然而這社會心理卻是滄桑巨變中的一點凝滯、保守和冥頑。女性不可能在物質、精神上完全獨立。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對當時婦女解放問題的認識深度。
3、城市對農村的依附
王琦瑤在上海解放、繁華夢破后回歸鄔橋,就是這種依附的一個象征。“鄔橋的一切都是最初意味的,所有的繁華似錦,萬花筒似的景象都是從這里引發伸延出去,再是抽身退步,一落子女,最終也還是落到鄔橋的生計里,是萬物萬事的底,這就是它的大德所在。鄔橋可說是大于宇宙的核,什么都滅了,它也滅不了,因它是時間的本質,一切物質的最原初。”小說開篇時說上海的繁華且是有實用作底的。這“實用”,便是鄔橋。王安憶稱“鄔橋”是“母體的母體”“做的多,說的少的親緣”“總是個歇腳和安慰” ,更直接寫出“每一個外鄉人,都有一個鄔橋”。作者通過對鄔橋的大段鋪敘強調了城市對農村的依附。
作者在小說中滲透了自己對城鄉關系的思考,與小說寫作背景和作者的個人經歷有關。
80年代中期,文壇上涌起一股以向民族文化和歷史積淀開掘為特征的小說創作潮流。這就是“尋根文學”的興起。“尋根”派們認為傳說、民歌、偏遠地區的民情風俗以及道家思想、禪宗哲學中有更多文化精華。王安憶的《小鮑莊》是尋根文學的代表作,而《長恨歌》中對王琦瑤鄔橋生活的描寫,仍有“尋根”余味。作者顯然持傳統的“城市依附于鄉村,鄉村相對獨立于城市”的觀點。大量外鄉人到鄔橋避亂、治療創傷、休養生息,體現的就是鄉村的優越。正如費孝通所說,遷往城市的人,仍是要“留著一個根在鄉村里”。另外,王安憶作知青時曾在鄉村生活過一段時間,她強調的這種依附性,可以說是本土之上的直接體驗。
二、 意境賞析:緩慢、綿長的敘事意味
如果把《長恨歌》比作一幅畫,那么它一定是一幅工筆細描的風俗畫卷。小說一上來就不吝筆墨地對弄堂、閨閣、鴿子等事物進行專門摹寫,老上海市民的生活就在這摹寫中變得真實可感,我們能體會到那種細淘時光的生活氣息。雖然女主人公經歷了大起大落,但故事的情節卻不是那么跌宕起伏。這是因為作者緩慢的敘事語調沖淡了情節波折。作者細致刻畫王琦瑤吃菜的種類,穿衣服的式樣、花色,與周圍人相處時千回百轉的心理,慢鏡頭似的把個體生活放大地纖毫畢現,體現了女性作家特有的“私密敘事”能力。霓虹燈、鴿哨聲、日影的移動、墻壁上的涂鴉,這些事物在作者絮絮陳說中帶上了時光流動痕跡。而城市的風貌、思想與精神也就在細膩、瑣碎的暈染中逐漸清晰了。我們讀之會自然產生一種回溯與懷舊的意緒。
這種敘事意味使整個小說意境平實安詳、綿遠悠長,如同東方都市緩緩流動的生活長河。從這長河里,我們體會的是民眾最樸素的意識——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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