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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與遲子建的對比
對比，漢語詞語，也叫對照，指的是把兩個相反、相對的事物或同一事物相反、相對的兩個方面放在一起，用比較的方法加以描述或說明的寫作手法。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蕭紅與遲子建的對比，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對比1：
很多人在討論遲子建的作品時，總喜歡提到蕭紅，這大約因為她們共同來自黑龍江，都是屬于那片黑土地的驕傲，當然，也因為她們藝術風格上的某些相似性。在遲子建初登文壇之時，她就已經被聯想到蕭紅。戴錦華認為，她的《秧歌》書寫了一如《生死場》那般沉重、艱辛的邊地生活。
隨著遲子建文學作品的日益成熟，文學研究領域里關于蕭紅與遲子建之間比較的論文也成倍增長，研究者們不斷地發掘著遲子建與蕭紅之間有聯系的話題：都擅長以情動人，都追求小說散文化傾向;都喜歡童年歲月;都喜歡在一個母題內部不斷開掘;作品中都有著某種帶著露珠的輕盈;都受到薩滿教的影響;寫作中每時每刻都有黑土地和皚皚白雪的浸潤……甚至還包括這兩位小說家都喜歡用“空間”和“具象”的方式起名字，比如蕭紅的《生死場》、《商市街》、《呼蘭河傳》、《后花園》，而遲子建也有《額爾古納河右岸》、《偽滿洲國》等等。
蕭紅和遲子建都喜歡在作品中討論生和死，尤其喜歡將“生”與“死”并置書寫。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遲子建將各種各樣的離奇的死亡進行并置，同時，她也寫了人的活著：無常、吊詭、卑微、無奈。某種程度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是遲子建的“生死場”，與蕭紅的《生死場》不同在于，它的整體脈絡是清晰的和透明的，而在蕭紅的《生死場》里，人如螻蟻般死去，生死是很尋常的事，有如大自然的輪回一般。蕭紅書寫的是人作為“物質層面”的“生死”，遲子建則講述了人在“感受層面”上的“生死”。
在蕭紅的世界里，人們對生和死的理解并不敏感，甚至很遲鈍;但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不同，每一個死亡都令人震驚和觸動——蔣百嫂在黑夜停電后凄厲地喊叫出我們這個時代埋在地下的疼痛;當“我”打開愛人留下的剃須刀盒，把這些胡須放進了河里，“我不想再讓浸透著他血液的胡須囚禁在一個黑盒子中，囚禁在我的懷念中，讓它們隨著清流而去吧。”——情感是《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經絡，個人情感和悲憫情懷相互交織，敘述人最終使自己的悲苦流進了一條悲憫的河，她咽下了自己的悲傷，看到了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里，世界上所有的黑夜中，都有哭泣的人群，她只是其中一個。也正是在此處，遲子建和蕭紅在某個奇妙的高度上獲得了共振：她們都放下了一己之悲歡，將目光放得遼遠。
對生死的不同認識表明，蕭紅和遲子建對世界的理解有很大差異。面對世界，蕭紅是“忍心”的，這一點與張愛玲很相似，從《生死場》開始，蕭紅的世界是“天地不仁”，即使是《呼蘭河傳》中寫祖孫情與世間暖意，她也能在人間看到鬼魅，在繁華中看到荒涼，在盛景中看到末落。
遲子建則執著于“人生有愛”、“人間有情”，她以豐沛的創作實踐一直在書寫“溫暖”和“愛”。遲子建的世界里永遠都有溫暖燭照，即使是身處最卑微之處，她也要倔強地為讀者和自己點起微火：遲子建以自己對這塊土地的熱愛使讀者相信這里的美好;以自己對世界的良善理解使讀者相信人間的溫良。由此出發我們會看到，同樣書寫哈爾濱的生活，兩個人對世界溫度的表現差別很大：蕭紅筆下的哈爾濱寒冷徹骨、饑寒交迫;而遲子建的《白雪烏鴉》中，即使面對罕見的瘟疫，哈爾濱也是有溫度的，人們堅忍生存，互相取暖，有情有義。
從對“生死”、“冷暖”的敏感認識出發，蕭紅和遲子建相遇;也因為世界觀的整體認知不同，兩個作家又各自出發，各行各路，也各有各的精彩。這尤其體現在她們小說中共有的“放河燈”情節上。遲子建的小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最后，敘述人去“放河燈”，河燈里放著她的委屈、思念、愛情和祝福：“它一入水，先是在一個小小的旋渦處聳了聳身子，仿佛在與我做最后的告別，之后便悠然向下游漂蕩而去。我將剃須刀放回原處，合上漆黑的外殼。雖然那里是沒有光明的，但我覺得它不再是虛空和黑暗的，清流的月光和清風一定在里面蕩漾著。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種被遺棄的委屈和哀痛，在這個夜晚，天與地完美地銜接到了一起，我確信這清流上的河燈可以一路走到銀河之中。
遲子建的放河燈里有深情、有祝愿，她看著河燈遠去的視線，是從“這里”到“那里”，從“此岸”望向“彼岸”，由“人間”遙祝“天上”。而蕭紅的《呼蘭河傳》中放河燈卻是另外一番景象：“當河燈一放下來的時候，和尚為著慶祝鬼們的更生，打著鼓，叮咚地響;念著經，好像緊急符咒似的，表示著這一工夫可是千金一刻，且莫匆匆地讓過，諸位男鬼女鬼，趕快托著燈去投生吧。……同時那河燈從上游擁擁擠擠，往下浮來了。浮得很慢，又鎮靜、又穩當，絕對的看不出來水里邊會有鬼們來捉了它們去。……這燈一下來的時候，金忽忽的，亮通通的，又加上有千萬人的觀眾，這舉動實在是不小的。河燈之多，有數不過來的數目，大概是幾千只。兩岸上的孩子們，拍手叫絕，跳腳歡迎。燈光照得河水幽幽地發亮，水上跳躍著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會有這樣好的景況。”
完成《呼蘭河傳》時已經是1940年底，蕭紅的生命還有一年，她似乎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大限。因而，這段放河燈里有對“人世”的留戀，更是對“世界”的離別，所以敘述人看“放河燈”的視角與遲子建正好相反：她是從“那里”看“這里”，從“天上”看“人間”， 從“彼岸”望“此岸”。她看到了人們看到的，也看到了人們沒看到的——男鬼女鬼，人間好景。在蕭紅的這個世界里，是人鬼相雜，是天地不明，是生死不分，這樣的敘述視角，構造了《呼蘭河傳》中獨有的曖昧、復雜的基調：彼岸里有此在，生中有死，故鄉里有異鄉，繁華里有悲涼。看似相似，實則有大不同——蕭紅和遲子建之間的差異，是作家世界觀和審美觀的差異，它最終導致了作品內在肌理和藝術氣象的迥然相異，也因此，蕭紅成為了蕭紅，遲子建成為了遲子建。
蕭紅和遲子建的關系是什么樣的關系?蕭紅和遲子建之間是影響者與承繼者的關系嗎?蕭紅和遲子建之間誰寫得更好?這是今天許多研究者們樂于討論和分析的話題，一如今天很多人討論張愛玲和王安憶的關系一樣。也許大可不必如此。作家之間的承繼恐怕比我們想象的更為復雜——世界上哪一個真正的優秀作家會永遠走在他人身后?一個總是走在他人身后的作家又有哪個真的稱得上優秀?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得有屬于他自己的世界。
把蕭紅和遲子建，看成世界上所有優秀作家之間應該具有的關系也許更為恰切。借用余華在分析作家與文學史的關系時所言，“兩個各自獨立的作家就像他們各自獨立的地區，某一條精神之路使他們有了聯結，他們已經相得益彰了。”又或者說，具有優秀傳統的文學史就像迂回曲折的道路，兩端都是方向，人們經過蕭紅之后，可能會來到遲子建的車站;反之，人們經過了遲子建后，同樣也會回抵蕭紅。沒有誰超越了誰，每個作家都生活在大量優秀的文學傳統中，她/他們各自都會“人盡其才”，構建屬于他/她們各自的天地。
對比2：
（一）相似的童年成長經驗
阿德勒曾說過：“幸運的人，一生都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童年時光總是讓人記憶深刻，不管是幸福的童年，還是不幸的童年。因為童年是人生旅途的起程，也是精神世界的源頭，童年就像影子一樣追隨人的一生。生活在東北那塊黑土地上的蕭紅、遲子建有著相似的童年經歷。
兩位女作家的童年都是是孤獨寂寞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涼的。”這句話在蕭紅的《呼河蘭傳》中出現過多次，荒涼不僅僅是指家的荒涼，也是心的荒涼。遲子建從小遠離父母，寄養在中國最北方的“北極村”里的姥姥家，在那里遲子建沒有得到父母的愛，也沒有許多同齡的小伙伴。在那片黑土地上，她們都感受到了孤獨寂寞。
但上帝為她們關上這扇門的同時，也為她們打開了另一扇窗。沒有得到母愛的蕭紅，卻有慈祥而猶有童心的祖父的呵護與陪伴。童年經驗讓兩位作家受用一生，這些美好的經歷為兩位女作家的人生和寫作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注入了一種特殊的活力。
（二）不同的情感寄托
出生在同一片黑土地上的蕭紅和遲子建雖然有著極相似的童年回憶，但成人后不同的生活經歷，以及社會的變革又使得她們對詩意人生的構筑在情感基調上產生明顯的差異性。
蕭紅童年記憶中的快樂源泉來自于她的祖父和那座后花園。對年幼的蕭紅來說，祖父的愛猶如一束陽光，使她的童年生活溫暖光明。祖孫間純真的感情和童年生活的歡樂排遣了蕭紅現實生活中的孤獨寂寞，也成為她心靈的慰藉。童年的回憶成了蕭紅歷經坎坷人生后的靈魂棲息地，她通過細細品味童年那段與祖父一去不復返的美好時光來慰藉心靈。
雖然遲子建和蕭紅有相似的童年經歷，但她們的出發點并不一樣。蕭紅借追憶童年來慰藉現實，反思人生，而遲子建是通過童年的回憶來回避現實，追求精神家園。遲子建的童年生活猶如童話般，充滿詩情畫意，童年記憶中的土地成了她精神的家園。
相似的童年樂園，相似的童年經歷，但帶給蕭紅和遲子建的是不同的情感寄托。一方面是她們人生經歷不同，另一方面是由兩位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影響的。生活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中的蕭紅，反思生命的意義;處于社會進步中的遲子建，追求精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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