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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將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時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儒將范仲淹，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孔子“正名”思想的核心價值
在中國古代，人們對于一個人的價值的評判，是以他在社會上的道德品格或功業成就為基準的，人如果不贏得社會輿論的贊揚或政治權力的認可，很難被認為是實現了人的價值。人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對自己的社會身份有清醒而充分的認識，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 之說﹕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孔子在這里強調了“正名”的必要性，它成為古代知識分子為政的先決條件。“正名”即確立社會身份。馮友蘭先生說：“儒家者流蓋出于文士”，意指儒家代表的是當時讀書人的立場和利益。孔子之前中國社會是“官師一體”，文化知識被統治階級所壟斷，還沒有專門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就是享有一種特權。孔子提出了“有教無類”，使更多人能享受到文化教育的權利，改變了知識被壟斷的局面。但是在先秦時期文化教育把許多人(包括女性)排除在外，知識分子只占人口很小的比重。知識分子在古代稱為“士”， “士” 這個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中性的詞，而是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它意味著以國家民族的“知識精英”自命，帶有政治實踐乃至影響政權的目的。《論語》中孔子說：“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未足與議也。”(《里仁》) “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憲問》) “志士仁人，無求以生害人，有殺生以成仁。”(《衛靈公》)曾子謂：“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泰伯》)先秦的“士”是人生價值﹑人類命運的擔當者，及學問知識的傳播者。孔子的“正名”學說所針對的對象是那些擁有了知識又有機會參與到治理國家的活動中去的人，對于當時新興的“士”的性格的基本要求，規定了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責任義務是和權利緊密聯系在一起，撇開權利談責任和義務純屬虛妄無稽之論，孔子“正名”思想的核心價值在于凸顯出“士”的身份意識，強調了“士權”。
范仲淹身份意識的彰顯
在古代，“士”首先是用知識來完成自我修養，擁有知識的途徑是“學”，其次一定要進入權力系統，即“仕”， “學而優則仕”，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論語》一書主要講“學”與“仕”的問題，范仲淹在“學”與“仕”方面成為士人可資步軌的準據。范仲淹將士人的學風，即士人能否繼承儒家的“師道”，認明儒經之大旨，掌握治世之大才，看作國家的治亂之源，而此源頭的澄清，又在于國家取士制度的改革和吏治的清明。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寓南都應天府，當時晏殊為留守，請范仲淹掌府學。《宋史》卷三一一《晏殊傳》載：“(晏殊)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范仲淹《年譜》載：“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由是四方從學者輻湊，其后以文學有聲名于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六月，范仲淹徙知蘇州，回到故鄉。蘇州有范仲淹先人故居，范仲淹重為修繕，名其西齋為“歲寒堂”，名堂前兩顆松樹為“君子樹”，名松旁小閣為“松風閣”，作《歲寒堂三題》詩。其二《君子樹》云：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夭矯向庭戶，雙龍思霹靂。豈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萬木怨搖落，獨如春山碧。乃知天地威，亦向歲寒惜。有聲若江河，有心若金璧。雅為君子材，對之每前席。或當應自然，化為補天石。
范仲淹托物寓意，以松樹寫自身的品格和志向。松樹與“清風”為伴，身姿“夭矯”挺拔;松樹不屑“桃李”妖冶的姿色，趨同“蘭菊”清純的品德;在萬木搖落凋零的歲寒時節，松樹青翠如故，獨自面對“天地”的嚴威酷寒;松樹聲濤如江河，氣勢磅礴;松樹內心如金璧，堅貞完美。通過這些勾勒，松樹之清高脫俗、純正渾厚、桀驁不馴、堅強剛武等品德躍然紙上，松樹是當之無愧的“君子材”。
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范仲淹調監泰州西溪鎮鹽倉，任職時建議修復地方海塘，且一度主持工程。堤成，百姓得以安居。時人稱頌說：“我思范公，水遠堤長!”(楊阜：《畫像贊》)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陜西都轉運使。這一年，范仲淹與韓琦并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共同負責西北軍事防務。公元1041年，年過半百的范仲淹在今慶城縣城(宋代稱慶州)就任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兼慶州知州時，擔當起了抵御西夏人入侵的重任。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奉調回京，旋除參知政事，仕途如日中天，主持“慶歷革新”。決定對吏治進行整頓。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旗幟鮮明的提出整頓冗官，任用賢能。這一改革在制度上就是要改變宋太祖趙匡胤恩養士大夫的祖制，向參與政治的廣大官員發難，所以，改革將要撼動的不是少數人的利益，而是整個士——官僚層，受到阻遏，變革雖未成功，范仲淹歷任地方長官職務，報國利民志向未變。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宋代范仲淹畫像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時渡江南下，任麗水縣丞，時逢中原兵亂，遂定居吳縣（今蘇州市）。
五代時，曾祖和祖父均仕吳越，父親范墉早年亦在吳越為官。宋朝建國后，范墉追隨吳越王錢俶歸降大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丁丑日（10月1日），范仲淹生于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親謝夫人貧困無依，只得抱著兩歲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長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從其姓，取名朱說（yuè）。
主要影響
政治貢獻
實施新政
主詞條：慶歷新政
慶歷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針對北宋內憂（官僚隊伍龐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的現狀，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綱領，主張澄清吏治、改革科舉、整修武備、減免徭役、發展農業生產等，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舉等各個方面和領域。新政實施的短短幾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全國也普遍辦起了學校。慶歷五年（1045年），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攻擊革新派為“朋黨”，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敗告終。
慶歷新政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
修捍海堰
范公堤范仲淹任泰州西溪鹽倉監時，征調民眾4萬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橫跨通、泰、楚三州，全長約200華里，不僅當時人民的生活、耕種和產鹽均有了保障，還在后世“捍患御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地人民將所修之堤命名為“范公堤”，遺址迄今猶存。
蘇州治水
景祐元年（1034年），蘇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濫，積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棄，農耕失收，黎民饑饉困苦，范仲淹出知蘇州后，根據水性與地理環境，提出開浚昆山、常熟間的“五河”，將積水導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計劃。范仲淹以“修圍、浚河、置閘”為主的治水經畫，不但獲得時輿的贊揚，還澤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兩浙職守，都依照這個模式去整治水患。
賑災濟民
明道二年（1033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江淮和京東一帶災情尤其嚴重。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應詔賑災，開倉濟民，并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驕奢之風。
皇祐二年（1050年），吳中發生大饑荒。此時主管浙西的范仲淹，一面調集糧食賑災，一面大規模興建土木工程，招募百姓服役，由官府每日負責飲食。通過這種方法，“日無慮數萬人”，使杭州局勢穩定，沒有出現災民流徙的情況。皇祐三年（1051年）知青州時，逢河朔饑荒，范仲淹又成功地運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糧價，又幫助青州百姓渡過青黃不接的艱難時光。后因冬寒病重，求至潁州。
軍事思想
嘉嶺山崖刻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調西北前線，擔任邊防主帥。針對西北地區地廣人稀、山谷交錯、地勢險要的特點，范仲淹提出“積極防御”的守邊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強防御工事，訓練邊塞軍隊，以達到以守為攻的目的。
軍隊制度上，取締按官職帶兵舊制，改為根據敵情選擇戰將的應變戰術；建立營田制，解決軍需問題，使軍隊面貌一新，應變能力和作戰能力大大提高。防御工事方面，構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順城為中心、堡寨呼應的堅固戰略體系。對沿邊少數民族，誠心團結，慷慨優惠，嚴立賞罰公約，使其安心歸宋。同時，范仲淹精選將帥、大力提拔軍隊將領，使西北軍中涌現出狄青、種世衡、郭逵等名將，其他如張亢、王信、周美等，都是當時被范仲淹提拔；又訓練出一批強悍敢戰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這支軍隊仍是宋朝的一支勁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進行積極防御的思想，使西北軍事防務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邊境局勢大為改觀。慶歷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最終締署合約，西北邊疆得以重現和平。
文學成就
散文
明代范仲淹畫像宋建國至仁宗七十多年來，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浮華奢靡的背后潛伏著種種危機。范仲淹洞破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重視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張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關系到社會風俗的醇厚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在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反對宋初文壇的柔靡文風，提出了宗經復古、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點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價值取向上與揚雄、王勃、韓柳以及宋初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義和復古精神，對宋初文風的革新具有積極作用。
散文創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書信居多，陳述時政，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蘇軾曾評價《上政事書》“天下傳誦”；《靈烏賦》一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名篇《岳陽樓記》，借作記之機，規勸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記敘、寫景、抒情、議論為一體，動靜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為雜記中的創新，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
詩歌
詩歌上，范仲淹主張“范圍一氣”、“與時消息”。范仲淹繼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氣”，又將曹丕的“文氣說”、陸機、鐘嶸的“感物說”和“天人合一”的詩學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認為，詩人創作的沖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氣”，感于萬物并通過萬物體現出來。范仲淹的“與時消息”則繼承了劉勰的“為情而文”觀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把政治教化和為情造文有機結合起來，范仲淹批判宋初詩壇的盲目模仿之風和無病呻吟之態，主張詩歌創作要忠于生活現實，符合時事，不為空言。
范仲淹詩歌存世305首，內容非常廣泛，或言志感懷，抒寫偉大的政治抱負；或關注民生，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或紀游山水，歌頌祖國大好河山；或詠物寄興，展現自己的人格操守。詩意淳語真，藝術手法多樣，以清為美的特點尤為突出，以文為詩、議論化的傾向非常明顯，同時注意白描手法和疊字的運用，與當時的白體、晚唐體及西昆體相比，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為宋初詩歌由唐音向宋調轉變的重要一環。
明代范仲淹畫像范仲淹詞作存世共五首，雖然數量較少，但首首膾炙人口，在宋詞的發展中起著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國至宋仁宗，生活享樂漸成風尚，以艷情為主要創作話題的歌詞亦趨向繁榮。范仲淹于仁宗年間登上詞壇，其詞作內容和風格豐富多樣，有直接寫艷情者，也有跳出艷情之外者，正是過渡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刻痕跡。
《漁家傲·秋思》一詞，反映了邊塞生活的艱苦，表達了作者反對入侵、鞏固邊防的決心和意愿，同時還表現出外患未除、功業未建、久戍邊地、士兵思鄉等復雜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詞這一新的詩體形式來描寫邊塞生活，唐人韋應物的《調笑令·胡馬》雖有“邊草無窮日暮”之句，但沒有展開，且缺乏真實的生活基礎，因而，范詞實際上是邊塞詞的首創。不僅如此，這首詞的內容和風格還直接影響到宋代豪放詞和愛國詞的創作，為詞世界開辟了嶄新的審美境界，也開啟了宋詞貼近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創作方向。《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和《定風波·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制》兩詞，讀史、詠風景，題材寬泛，與艷情無關，與北宋前期詞壇的創作風格合拍，表現了從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壇衰變的一個過程。
范仲淹的艷情之作（《蘇幕遮·懷舊》、《御街行·秋日懷舊》），總是寫出一種宏大的時空背景，與同時代其他詞人“小園香徑”、“庭院深深”的狹深環境迥然不同。而沉摯真切、婉麗動人的風格，也極大地改變了宋人的創作觀念，引導著詞壇創作風氣的轉移，對后世詞壇產生著深刻影響。
教育方略
詔令辦學圖范仲淹繼承和發展了儒家正統的教育思想，把“興學”當作是培養人才、救世濟民的根本手段。在《上執政書》中，范仲淹明確提出“重名器”（慎選舉、敦教育），把當時科舉以考試取人、而不在考試之先育人，比之為“不務耕而求獲”，主張“勸學育才”，恢復制舉并使之與教育相銜接。慶歷年間主政時，范仲淹再次提出“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著力改革科舉考試制度、完善教育系統、加強學堂管理，各地亦奉詔建學，地方學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時謂“盛美之事”。
師資選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師執教、經實并重。范仲淹注重對教師的培養和選拔，把“師道”確立為教育的重心，他推薦的名師胡瑗、李覯等，皆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學內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經”，以儒家經典培養能通達“六經”、悉經邦治國之術的人才；同時注意兼授諸算學、醫藥、軍事等基本技能，培養具有專門知識、技能的實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體力行，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足跡所涉，無不興辦學堂，教澤廣被；晚年又設義田、建義學，對族中子弟實行免費教育，激勸“讀書之美”，范氏義學在教化族眾、安定社會、優化風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開啟了中國古代基礎教育階段免費教育的新風尚。
書法成就
范仲淹善書。黃庭堅《山谷題跋》中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沉著，極近晉宋人書。”又云：“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俗，而小楷難于清勁有精神。朱長文《續書斷》謂仲淹晚年學王羲之《樂毅論》，亦一代之墨寶也。明唐錦《龍江夢余錄》評范仲淹書極端勁秀麗，無毫鋩縱逸之態。”清高士奇也稱范仲淹書法“挺勁秀特，肖其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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