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經》版本及內容流變
佛教經典分為經、律、論三藏，即佛陀金口所說的語錄稱之為“經”，佛陀所制定的戒條為“律”，佛弟子們為闡釋佛法而著作的經典是為“論”。這就是說，惟有佛祖親口所說教義，才能被尊為經;非佛所說，則為偽經。
可是，也有一個例外，一個目不識丁的人，他所講述的語錄，卻被尊稱為“經”，而且千百年來毫無異議——這就是慧能的《六祖壇經》。
《壇經》是慧能多次說法的綜合結集，也是他一生重要活動的記錄，因此，集中展現了他的佛學思想。它的問世，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一個全新時代開創的標志——從此，宣告了中國禪宗的正式形成，宣告了佛教中國化的初步完成。正如湯用彤先生指出的那樣：“此經影響巨大，實于達摩禪學有重大發展，為中華佛學之創造也”。
的確，作為禪宗的宗經，作為指導禪僧修行的理論綱鋇，《壇經》對于禪宗的迅猛發展、快速傳播，使其一躍成為漢傳佛教最大的宗派，乃至佛教的主流，其作用不可估量。而且，一千多年來，它早已超出了佛教范疇，對中國文化、整個東方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
正因為如此，在一千多年的流通過程中，《壇經》的版本流變出了將近三十種。內容也發生了較大變化。本文力圖從這兩個方面作一些探討。
壇經的版本
《壇經》問世以來，隨著禪宗的興旺發展，五大流派相繼建立，天下僧衲盡歸其宗，十個和尚九個習禪，各種版本的《壇經》也傳遍了全國。盡管版本眾多，題目花樣翻新，但據印順等專家學者考證，它們所依據的基本上是四種版本：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寶本。
(1)敦煌本
敦煌本《壇經》，是在敦煌發現的一種《壇經》的版本，約為12000字。因系手抄本，故也稱作“敦煌寫本”。敦煌寫本是兩種抄本，一種是英國人探險家斯坦因早年從敦煌盜運出去的大批中國古代珍貴文獻之一，1922年，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在大英博物館所藏的敦煌遺書中發現了它，并翻拍成照片。中國最早利用這一發現進行研究的，是胡適先生。另一種是敦煌當地文化名流任子宜于1935年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發現的，其抄寫字跡工整，錯漏較少，系敦煌寫本中的精品。后不知所蹤。上世紀八十年代，周紹良先生等人在敦煌縣博物館重新看到了這個館藏號為077的抄本，并拍成了照片。周先生經過整理校勘，以《敦煌寫本壇經原本》為名，199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通過內文對比，可以確認這兩種抄本源自同一種版本。
(2)惠昕本
惠昕本又稱宋本，此本經名在所有版本中最為簡潔：《六祖壇經》。它的改編者是晚唐僧人惠昕，故有“惠昕本”之稱。它的編寫時間約為宋太宗乾德五年(967)，最早的刻本為北宋時期，所以也稱“宋本”。
此本前有惠昕的《六祖壇經序》一文，其序云：“故我六祖大師廣為學徒，直說見性法門，總令自悟成佛，目曰《壇經》，流傳后學。古本文繁，披覽之徒，初忻后厭。余以太歲丁卯，月在蕤賓，二十三日辛亥，于思迎塔院，分為兩卷，凡十一門，貴接后來，同見佛性者。”
惠昕編寫的兩卷本《壇經》，大約14000字，早已在中國失傳。我們現在看到的版本，是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公元1153)，由晁子健在湖北蘄春刊行的，后來傳到了日本，由日本學者在興圣寺發現的。其序下題有一行字：“宋依真小師邕州羅秀山惠進禪院沙門惠昕”，因此認定，這就是惠昕所改編的版本，故又有“興圣寺本”之稱。
(3)契嵩本
契嵩本書名為《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故又稱曹溪原本。據《普慧大藏經》記載，該版本是宋代名僧契嵩于宋致和年間(約公元1055-1056)改編的，有一卷、十品、兩萬一千多字。其大梵寺說法部分與敦煌本、惠昕本大致相同，但其他部分字數大大增加了。這種版本的最早是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1056)刊行的。宋吏部侍郎郎簡所撰《六祖法寶記敘》一文稱：
“達磨賚衣缽，航海而來，……以其法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而復出神秀。能于達磨，在中國為六世。故天下謂之《六祖法寶記》，蓋六祖之所說其法也。……然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璨然皆六祖之言，不復謬妄。乃命工鏤板，以集其勝事。”
然而，這種三卷的契嵩本今已難得一見。所幸的是，元代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禪僧德異在吳中刊行了一種《壇經》，他在序文說：
“壇經為后人節略太多，不見六祖大全之旨。德異幼年，嘗見古本。自后遍求三十余載，近得能上人尋到古本，遂刊于吳中休休禪庵。……至元二十七年庚寅歲中春月敘。”
據學者研究考證，德異幼年所見到的`、后來刊行所依據的古本，就是契嵩的編纂本。但是，經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門，21000字，史稱“德異本”。這個版本在日本發現了元延枯三年(1316年)的刻本，稱為“元枯本”，是經高麗而傳人的。德異本翻刻本極多，明末高僧憨山大師重刻的曹溪原本，也就是這種本子。
(4)宗寶本
宗寶本又稱流通本，即元朝僧人宗寶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改編本，題為《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此本經文后有宗寶作于公元1291年的跋文：
“六祖大師平昔所說之法，皆大乘圓頓之旨，故目之曰經。……余初入道，在感于斯，續見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滅。因取其本校讎，訛者正之，略者詳之，復增入弟子請益機緣。庶幾學者得盡曹溪之旨。按察使云公從龍，深造此道。一日過山房，睹余所編，謂得《壇經》之大全，慨然命工鋟梓，顓為流通，使曹溪一派不至斷絕。……至元辛卯夏南海釋宗寶跋。”
經宗寶集成的《壇經》，在四個版本中篇幅最長，達到了24000多字。這也是流傳最廣的版本，普遍收錄于明版諸本大藏經中，所以也稱“流通本”。
那么，這四個版本是什么關系呢?
有人說，“在壇經各本當中，敦煌本為最古，它是后來各本《壇經》的基礎”(宇井伯壽《壇經考》)。胡適先生在《神會和尚遺集》中說：“敦煌寫本《壇經》是《壇經)最古之本。”周紹良先生更干脆，在《敦煌寫本壇經原本)整理說明及考定中指出：“敦煌所發現的本子，正是法海集記的原本……是唯一的‘原本’，在惠昕整理《壇經》之前，再沒有其他原本，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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