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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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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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簡介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漢族，自稱“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

　　貞元八年(792年)，韓愈登進士第，兩任節度推官，累官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803年)，因論事而被貶陽山，后歷都官員外郎、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等職。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軍司馬，參與討平“淮西之亂”。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因諫迎佛骨一事被貶至潮州。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長慶四年(824年)，韓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贈禮部尚書，謚號“文”，故稱“韓文公”。元豐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伯，并從祀孔廟。

　　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后人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將其與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合稱“千古文章四大家”。在舊《廣東通志》中被稱為“廣東古八賢”之一。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后人很有指導意義。著有《韓昌黎集》等。

　　人物生平

　　長安十年，未得一官，韓愈在憤懣憂傷的心情中回到河陽，與盧氏相守。鄉居生活誠然清苦，卻給了他思考的時間。這段時間中，他的思想開始真正涉足一些深刻的問題。貞元十一年(796)九月，他去往洛陽官員云集之處，想要看看是否能在那里得到一些機遇。從貞元十一年到貞元十八年，韓愈的仕宦生涯不過是兩入軍幕，在官職上沒有什么大的起色。但他一生學問道德的理論基礎，卻是在此階段打下的。著名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及《師說》、《答李翊書》等文章，都是他這段時間的成果。

　　貞元十七年(801)，韓愈再入京選官，得到祠部員外郎陸傪的引薦，授四門博士。四門博士是四門學的學官。這一職務，與韓愈“汲汲于富貴，以救世為事”的理想相去甚遠，但他對工作也極為竭力盡心。當時，韓愈在京師已經有些名聲，學校學生以外，慕名而來，求學問道者也往往有之。他有問必答，凡登門稱弟子者，他一概不回避師徒名分，這又大悖于當時士子恥于求師的風氣，因此招致許多非議。

　　貞元十九年(803)，韓愈的文名愈盛，由此升遷為監察御史。但當年即因上書《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被貶連州陽山。

　　陽山處嶺南窮荒之地，韓愈在當地關心教育，興辦學校，有許多惠民之政，甚至在他離去時，當地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

　　貞元二十一年(805)，韓愈得到命令，離開陽山，于郴州等待新的任令——即江陵府法曹參軍。這一職務實則屬于職掌猥雜的俗吏，因此韓愈對此憤憤不平，極為不滿。

　　判司江陵未滿七月，朝中的政局人事都發生著劇烈的變化，韓愈感到有了回歸長安的指望。到元和元年(806)，他領到朝中“國子博士”的任命，至元和三年(808)，正式擔任此職。元和四年，改官都官員外郎，但他在任上因祠部事務與宦官發生激烈的斗爭，隨后為息事寧人，被改官為河南令。

　　任河南令不足一年，韓愈在繁劇的政務中堅定地與不法軍人斗爭，興教育，整頓風俗。元和六年(811)，韓愈調任職方員外郎。自此時到元和十三年(818)，韓愈一直在長安為官，達到他一生仕宦的頂峰。

　　元和十四年，唐憲宗預備奉迎法門寺佛骨，這是憲宗朝最隆重的一次禮佛活動。歷來堅持反佛的韓愈感覺無法坐視傾城的崇佛狂潮，于是上表切諫，即后世極為有名的《論佛骨表》。言語辛辣，充滿輕蔑嘲諷。這篇上書恰恰是在佛骨已迎入長安，長安士庶的佛事活動達到最高潮之際寫的，文中更有東漢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一類的話，憲宗見書而盛怒，韓愈則因此被貶八千里外的潮州。

　　被貶時，韓愈已在晚年，且體弱多病，又在荒僻之鄉，境遇極苦。但他在任中勤于王事，忠于職守，去害除弊，安定百姓，興辦學校，培育人才。歷代潮州官員中，在職僅半年的韓愈不過是來去匆匆的一個，但他在潮州人文史上的影響卻是最大的，也是最為潮州百姓愛戴的。

　　元和十四年(819)，韓愈被移袁州，次年十一月，又回到長安任職。長慶四年(824)，他因病去世，在長安靖安里私第離開了人世，這一年，他五十七歲。

　　文學成就

　　文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一，以道為主。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并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將他與杜甫并提，有“杜詩韓文”之稱。

　　詩歌創作探索

　　他在詩歌創作上也有新的探索。所謂“以文為詩”，別開生面，用韻險怪，開創了“說理詩派”的詩風。當然，他的詩也存在著過分散文化、議論化的缺點，對后代有不良影響。

　　熱心的教育家

　　韓愈還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他能逆當時的潮流，積極指導后進學習，他“收召后學”、“抗顏而為師”(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特別重視教育和培養年輕作家。　　他在《答李翊書》一文中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養、人格修養強調作家的道德修養和文學修養，對搞好創作的重要性。現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人物評價

　　裴度：昌黎韓愈，仆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

　　白居易：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班固)、馬(司馬遷)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茍。

　　李翱：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柳宗元)、劉賓客夢得(劉禹錫)耳。

　　個人作品

　　韓愈的作品非常豐富，現存詩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門人李漢曾編其遺文為《韓愈集》四十卷，今有《韓昌黎集》傳世。

　　《韓愈文集》的古本，以南宋魏懷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為最善;廖瑩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遺文》(明徐氏東雅堂翻刻)最為通行。清代顧嗣立、方世舉各有詩集單行注本。今人整理注釋的韓集有馬通伯《韓昌黎文集校注》、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童第德《韓集校銓》等。另外，為韓集作校勘或補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陳景云、王元啟、沈欽韓、方成和今人徐震。

　　后世紀念

　　墓址

　　韓愈陵園(韓愈墓)位于河南省孟州市城西6公里韓莊村北半嶺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臨黃河，是一片丘陵地帶。

　　1986年11月，韓愈墓公布為河南省文物保護單位。

　　文獻記載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列傳第一百一十》

　　《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列傳第一百一》

　　《唐才子傳·卷五》

　　《書史會要·卷五》

　　主要影響

　　文學

　　韓文

　　主詞條：古文運動、唐宋八大家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年－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開宋明理學之先聲。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于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于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于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說真話，而且還表現于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于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于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于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于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對于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于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對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于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嘆，后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于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于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櫆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與墓志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意指韓愈祭文創作的變化不測。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后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于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游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被認為是一篇奇文，柳宗元在《答楊誨之書》中說：“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裴度在《寄李翱書》中，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是很不贊成的。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雖有寓意，并不深遠。而《毛穎傳》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后，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里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于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于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饑號寒”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范，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韓詩

　　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后代有較大的影響。韓愈多長篇古詩，其中不乏揭露現實矛盾、表現個人失意的佳作，如《歸彭城》《齪齪》《縣齋有懷》等，大都寫得平實順暢。他也有寫得清新、富于神韻、近似盛唐人的詩，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但韓愈最具獨創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則是那些以雄大氣勢見長和怪奇意象著稱的詩作。他“少小尚奇偉”（《縣齋有懷》）、“搜奇日有富”（《答張徹》），天生一種雄強豪放的資質，性格中充溢著對新鮮奇異、雄奇壯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沖動，而他一再提倡的“養氣”說，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養的同時增添了一股敢作敢為、睥睨萬物的氣概，發而為詩，便是氣豪勢猛，聲宏調激，宛如江河破堤，一瀉千里。

　　韓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觀念極強，性格木訥剛直，昂然不肯少屈，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場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中屢受打擊，另一方面也導致其審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現出一種怨憤郁躁、情激調變的怪奇特征。韓愈詩風向怪奇一路發展，大致始于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經定型。貞元、元和之際的陽山之貶，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壓力極大地加劇了韓愈的心理沖突，另一方面將荒僻險怪的南國景觀推到詩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韓愈詩風大變的重要條件。他在這一時期寫的《宿龍宮灘》《郴口又贈二首》《龍移》《岳陽樓別竇司直》《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等詩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蕩、驚怖、幽險、兇怪的詞語，諸如“激電”“驚雷”“怒濤”、“大波”以及出沒的“蛟龍”、悲號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輻湊筆端，構成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意象。

　　在詩歌表現手法上，韓愈也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創新，用寫賦的方法作詩，鋪張羅列，濃彩涂抹，窮形盡相，力盡而后止。《南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全詩102韻，長達一千多字，連用七聯疊字句和51個帶“或”字的詩句，鋪寫終南山的高峻，四時景象的變幻。令人讀來，雖覺十分詳盡，卻又頗為煩瑣。再如那首著名的《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極寫一場山火的強猛酷烈。這是一種超乎常情的創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獨造，乃是韓愈在詩歌藝術上的主要追求目標。

　　但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于這類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對于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認為前篇乃“古文手筆”，后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因此，葉燮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所謂“大變”，正是韓愈之詩新的特點。

　　思想

　　韓愈一生，積極求官，努力為文。據他自己說，求官不僅是為衣食，也是為了行道，為文也不僅是好古人之辭，而是為了明道。韓愈為人所行之道，及其為文所明之道，都可從他一生實踐得到證明。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

　　韓愈的“道”，是主張“憂天下”而不贊成“獨善自養”的，也即是主張“兼濟天下”而不贊成“獨善其身”。可以看出，他雖然繼承了儒家“兼濟”的思想，卻又有所不同。對于這一點人們一向很少注意，其實應該著重指出。這在當時是相當積極的一種政治態度。其《上宰相書》至于再三，固然是為了做官，但他做官確有行道的目的。為了行道，韓愈還曾希望做個諫官。他在《齪齪》詩中說：“愿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做個諫官，這是唐宋兩代一些憂國憂民的庶族地主階級文人的一個共同愿望。因為諫官的地位雖不高，卻有言事進諫的機會。韓愈寫《爭臣論》一文，就曾以言責批評諫議大夫陽城。當他自己一旦做了御史，有了言責，便立即上書言事。《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是一篇體現韓愈行道的重要文章。

　　韓愈之道也是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他反對藩鎮割據，還不僅因為自幼身經藩鎮割據所造成的生活困苦，主要還是因為他看到了藩鎮割據給國家造成的危害。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的言行是明顯的，最突出的表現是他積極主張討伐淮蔡，并且親自參加了這次戰役，淮蔡平定之后，韓愈還奉命寫了《平淮西碑》，此碑行文鮮明地表達了主張國家統一、反對藩鎮割據。韓愈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又一突出表現，是他冒險奉命宣撫王廷湊一事（見“人物生平-出使鎮州”部分）。在當時，反對藩鎮割據是個重要的政治態度，也是韓愈行道的一個重要內容。

　　韓愈的道又是關心社會現實、反對佛老的。在唐代，反對佛教雖不始于韓愈，但兼辟佛老，則以韓愈為最。一篇《原道》竟然提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還要“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這是十分激烈的主張。當然，韓愈更激烈的言論還是《論佛骨表》。他在表中首先歷數自古帝王長壽者不曾奉佛，而奉佛者大都短命。這話和唐初傅奕所言者似乎相同；但因議論的時間不同，對象不同，韓愈的言論就有更強的針對性，也冒更大的風險。這時正當淮蔡初平，憲宗自以為太平天子，幻想福田長壽，而韓愈竟說奉佛短祚，這等于冒“天子”之大不韙，在當時真是敢發狂言。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情況下，而能獨立不懼，是很難能的。

　　韓愈之道又是主張重視人材、選拔人材的。重視人材，這是韓愈為人行道的另一個突出的特點。終其一生，始終注意培養人材、推薦人材。《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后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韓愈不但自己培養人材，也向別人推薦人材。《行難》一文反復說明選拔人材的重要；《與祠部陸員外書》曾向陸傪推薦侯喜、侯云長、劉述古、韋群玉、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后余、李翊等。韓愈認為，為國家選拔人材，乃是一種“深思長慮”，是“為國家樹根本之道”。在唐代，選拔人材也是庶族地主階級文人的一個共同愿望。韓愈培養人材、重視人材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在隋唐以前，在貴族世襲的制度之下，庶族地主子弟很少參與政治的機會。韓愈當時重視人材的言論具有新的時代特征。重視人材，這是韓愈行道的又一個重要內容。

　　史學

　　唐人稱韓愈有史家的筆力，他撰有《順宗實錄》5卷，是韓愈在韋處厚所撰3卷《順宗實錄》基礎上改寫而成，他“削去常事，著其系于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好佼，莫不備書，茍關于時，無所不錄。” 從實錄可看出他對宮市之斥責，對鹽鐵使進奉的批判，對京兆尹李實罪行的揭露等等，說明表狀所言，符合實情。

　　《順宗實錄》送呈以后，受到不少人激烈反對，原因是“韓愈撰《順宗實錄》，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二人上前屢言不實。” 于是“累朝有詔改修”。唐文宗令路隋等重新改寫，幾經曲折，終于遵照旨意，將實錄中所書德宗、順宗朝禁中事“詳正刊去”。

　　歷史評價

　　唐至五代

　　裴度：“昌黎韓愈，仆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

　　白居易：“學術精博，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班固）、馬（司馬遷）之風，求之一時，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必無所茍。”

　　劉禹錫：“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為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為敵蓋寡。貞元之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於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馀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土。親親尚舊，宜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羲農以還。會於有極，服之無言。”

　　李翱：“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為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柳宗元）、劉賓客夢得（劉禹錫）耳。”

　　皇甫湜：“先生之武，襲蹈圣矩。基於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有靦何多。靡引而忘，天吝其施。垂升乃頹，群心孔哀。厥聲赫赫，滿華遍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趙德：“昌黎公，圣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周文王）、武（周武王）、周（周公）、孔（孔子）、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老子）、莊（莊子）、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于今，大于后，金石焦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

　　裴敬：“以文稱者，若陳拾遺（陳子昂）、蘇司業（蘇源明）、元容州（元結）、蕭蘇曹、韓吏部之類。”

　　司空圖：“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奔騰于大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劉昫、趙瑩等：

　　韓、李（李翱）二文公，于陵遲之末，遑遑仁義；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

　　天地經綸，無出斯文。愈、翱揮翰，語切典墳。

　　兩宋

　　宋祁：

　　大歷、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崿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醲涵浸，殆百余年，其后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樸，刬偽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圣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揚雄為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皇皇于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圣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圣，爭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柳柳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諸己。

　　歐陽修：“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然其資談笑，助諧謔，敘人情，狀物態，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余嘗與圣俞（梅堯臣）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

　　韓琦：“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眥為謗。”

　　蘇洵：“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遑惑，而抑絕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沈括：“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

　　韓愈題跋版畫像

　　呂惠卿：“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

　　蘇軾：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并起。……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子美（杜甫）之詩，退之之文，魯公（顏真卿）之書，皆集大成者也。

　　唐之古文，自韓愈始。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

　　蘇轍：

　　昔者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于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實為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于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在相府。夫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常悲于不遇。

　　唐人詩當推韓、杜，韓詩豪，杜詩雄，然杜之雄亦可以兼韓之豪也。

　　黃庭堅：“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

　　秦觀：“鉤莊（莊子）、列（列子）之微，挾蘇（蘇秦）、張（張儀）之辯，摭遷（司馬遷）、固（班固）之實，獵屈（屈原）、宋（宋玉）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如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于愈；后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于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

　　陳師道：

　　退之于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

　　王讜：“元和已后，文筆學奇于韓愈，學澀于樊宗師。”

　　蔡啟：“退之詩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

　　惠洪：“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

　　葛立方：“裴度平淮西，絕世之功也。韓愈《平淮西碑》，絕世之文也。非度之功不足以當愈之文，非愈之文不足以發度之功。”

　　張戒：“韓退之詩，愛憎相半。愛者以為雖杜子美亦不及，不愛者以為退之于詩本無所得。……退之詩大抵才氣有余，故能擒能縱，顛倒崛奇，無施不可。放之則如長江大河，瀾翻洶涌，滾滾不窮；收之則藏形匿影，乍出乍沒，姿態橫生，變怪百出；可喜可愕，可畏可服也。……詩文字畫，大抵從胸臆中出。……退之文章侍從，故其詩文有廊廟氣。退之詩正可與太白為故，然二豪不并立，當屈退之第三。”

　　胡仔：“韓退之詩，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臂之樊候冠佩，微露粗疏。”

　　劉珙：“此五君子（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于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

　　羅大經：“韓、柳文多相似，……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漢東，于破筐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

　　敖陶孫：“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

　　趙秉文：“韓愈又以古文之渾浩溢而為詩，然后古今之變盡矣。”

　　劉黻：“斯文久矣嘆荊榛，一疏披忠徹紫宸。不忍中原淪左袵，甘尋南土作累臣。鄒軻以后功何遜，魯道于今脈尚新。宇宙欲昏星斗落，空山韓木亦悲春。”

　　陳普：“楊墨蛇龍本一區，大顛便是惡溪魚。退之也是無操守，一貶便陳封禪書。”

　　徐鈞：“排斥異端尊孔孟，推原人性勝荀楊。平生膽氣尤奇偉，何止文章日月光。”

　　元明清

　　陶宗儀：“通六經百家學，作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表里。”

　　辛文房：“公英偉間生，才名冠世，繼道德之統，明列圣之心。獨濟狂瀾，詞彩燦爛，齊、梁綺艷，毫發都捐。有冠冕佩玉之氣，宮商金石之音，為一代文宗，使頹綱復振，豈易言也哉固無辭足以贊述云。至若歌詩累百篇，而驅駕氣勢，若掀雷走電，撐決于天地之垠，詞鋒學浪，先有定價也。”

　　王祎：“考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歐陽修），論政事則陸宣公（陸贄）、范文正公（范仲淹）而已。”

　　高棅：“今觀昌黎之博大而文，鼓吹六經，搜羅百氏，其詩聘駕氣勢，嶄絕崛強，若掀雷決電，千夫萬騎，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而莫能止者。”

　　羅貫中：“韓愈佛骨一表，忠諒有余，功齊孟子而力倍。然終不能移憲宗之惑者，蓋不探其本，而直以事佛得禍為言也。豈不惜哉。”

　　孫承恩：“道喪文衰，子克振起。排斥老佛，發揮洙泗。并包百家，源委六經。北斗泰山，百世爾承。”

　　薛應旗：“陸贄、韓愈不久于朝，唐之所以雜夷也。”

　　王世貞：“韓公于碑志之類最為雄奇，有氣力，亦甚古，而間有未脫蹊徑者，在欲求勝古而不能勝之，舍而就巳而未盡舍耳。奏疏爽切動人，然論事不及晁（晁錯）、賈（賈誼），談理不及衡（張衡）、向（劉向）。與人書最佳，多得子長（司馬遷）遺意，而至于有所干請于人，則詞漫而氣亦屈。記序或濃或淡，在意合與不合之際，終亦不落節也。第所謂原者，僅一《原道》，而所謂辨者，僅一《諱辨》，其巳不作可也。蓋公于六經之學甚淺，而于佛氏之書更鹵莾，以故有所著釋，不能皆迎刃也。而他彈射，亦不能多中的，謂之文士，則西京而下故當以牛耳歸之。”

　　許學夷：

　　唐人之詩，皆由于悟入，得于造詣。若退之五七言古，雖奇險豪縱，快心露骨，實自才力強大得之，固不假悟入，亦不假造詣也。然詳而論之，五言最工，而七言稍遜。

　　退之五七言古，字句奇險，皆有所本，然引用妥帖，殊無扭捏牽率之態。

　　胡震亨：“韓公挺負詩力，所少韻致，出處既掉運不靈，更以儲才獨富，故犯惡韻斗奇，不加棟擇，遂致叢雜難觀，得妙筆汰用，瑰寶自出。第以為類押韻之文者過。”

　　鐘惺：“唐文奇碎，而退之舂融，志在挽回。唐詩淹雅，而退之艱奧，意專出脫。詩文出一手，彼此猶不相襲，真持世特識也。至其樂府，諷刺寄托，深婉忠厚，真正風雅。”

　　李士淳在《重修松江書院序》中云：“自唐以前，聲教罕通，文物未著，山川靈異之氣，半堙沒于荊榛瘴霧山嵐海市之中。自韓昌黎出守吾潮，命天水進士趙德為之師，而士始知學，人爭向化，風氣漸開，山川之色，亦遂燦然一新……開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韓公。”

　　王夫之：“穆宗在位四年耳，以君子，則裴度也、李紳也、韓愈也。”

　　葉燮：

　　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

　　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棱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獨善于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為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

　　錢良擇：“唐自李杜崛起，盡翻六朝窠臼，文章能事已盡，無可變化矣。昌黎生其后，乃盡廢前人之法，而創為奇辟拙拗之語，遂開千古未有之面目。”

　　沈德潛：

　　昌黎豪杰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涂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圣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涂改者，雖司馬長卿亦當斂手。

　　善使才者當留其不盡，昌黎詩不免好盡。要之，意歸于正，規模宏闊，骨格整頓，原本雅頌，而不規規于風人也。品為大家，誰曰不宜？

　　薛雪：“韓昌黎學力正大，俯視群蒙；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惡太嚴，進不獲用，而愛才若渴，退不獨善，嘗謂直接孔孟薪傳，信不誣也。”

　　愛新覺羅·弘歷：“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詩亦卓絕千古。論者常以文掩其詩，甚或謂于詩本無解處。夫唐人以詩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謂韓文重于韓詩可也，直斥其詩為不工，則群兒之愚也。……其生平論詩專主李杜，而于治水之航，磨天之刃，慷慨追慕，誠欲效其震蕩乾坤，陵暴萬類，而后得盡吐其奇杰之氣。其視清微淡遠，雅詠溫恭，殊不足以盡吾才，然偶一為之，余力亦足以相及。……今試取韓詩讀之，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不減于李。其渾涵汪茫，千匯萬狀，誠不減于杜。而風骨峻嶒，腕力矯變，得李杜之神而不襲其貌，則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

　　韓愈各類形象

　　趙翼：“韓昌黎生平所心摹力追者，惟李杜二公。……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辟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辟山開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然奇險處亦自有得失。蓋少陵才思所到，偶然得之；而昌黎則專以此求勝，故時見斧鑿痕跡。有心與無心，異也。其實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從字順’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專以奇險見長。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讀之自見。若徒以奇險求昌黎，轉失之矣。”

　　馬允剛：“韓昌黎在唐之中葉，不屑趨時，獨追蹤李杜。今其詩五七言古，直逼少陵，余體亦皆硬筆屈盤，力大氣雄，而用意一歸于正，得雅頌之遺，有典誥之質，非同時柳子厚、劉夢得所能及，鼎足李杜，非過論也。”

　　方東樹：

　　韓公當知其“如潮”處，非但義理層見疊出，其筆勢涌出，讀之攔不住，望之不可極，測之來去無端涯，不可窮，不可竭。當思其腸胃繞萬象，精神驅五岳，奇崛戰斗鬼神，而又無不文從字順，各識其職，所謂“妥貼力排奡”也。

　　韓公詩，文體多，而造境造言，精神兀傲，氣韻沈酣，筆勢弛驟，波瀾老成，意象曠達，句字奇警，獨步千古，與元氣侔。

　　韓公筆力強，造語奇，取境闊，蓄勢遠，用法變化而深嚴，橫跨古今，奄有百家，但間有長語漫勢，傷多成習氣。

　　韓詩無一句猶人，又恢張處多，頓挫處多。韓詩雖縱橫變化不逮李杜，而規摩堂廡，彌見闊大。

　　劉開：“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盡掃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實八代之美，退之未嘗不備有也。”

　　陳沆：“謂昌黎以文為詩者，此不知韓者也。謂昌黎無近文之詩者，此不知詩者也。……當知昌黎不特約六經以為文，亦直約風騷以成詩。”

　　近現代

　　曾國藩：“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

　　劉熙載：

　　詩文一源。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

　　昌黎詩陳言務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

　　昌黎七古出于《招隱士》，當于意思刻畫、音節遒勁處求之。使第謂出于《桕梁》，猶未之盡。

　　昌黎詩往往以丑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是以言各有當也。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

　　施補華：

　　退之五古，橫空硬語，妥帖排奡，開張處過于少陵，而變化不及。中唐以后，漸近薄弱，得退之而中興。

　　韓孟聯句，字字生造，為古來所未有，學者不可不窮其變。

　　七古盛唐以后，繼少陵而霸者，唯有韓公。韓公七古，殊有雄強奇杰之氣，微嫌少變化耳。

　　少陵七古，多用對偶；退之七古，多用單行。退之筆力雄勁，單行亦不嫌弱，終覺鈐刺處太少。

　　少陵七古，間用比興；退之則純是賦。

　　張竹樵：“昌黎詩筆恢張時不遺賈島、孟郊，故人皆山斗仰之。”

　　丁儀：“其詩格律嚴密，精于古韻。全集所載，《琴操》最佳。古詩硬語盤空，奇崛可喜，唯以才氣自雄，排闔過甚，轉覺為累，又善押強韻，故時傷于粗險。詩至漢魏以降，屬文敘事，或取一端，以簡為資，頗不尚奇。及盛唐諸人開拓意境，始為鋪張，然亦略工點綴，未以此為能事也。至愈而務其極，虛實互用，類以文法為詩，反復馳騁，以多為勝，篇什過長，辭旨繁冗，或失之粗率。其律詩典雅，則仍大歷之舊，較之古詩，而目全非矣。絕句以五言為勝，七言質實，故少風致，綜其敝則務在必勝，故時有過火語。令人莫耐。《潼關》之作，格尤凡下。趙宋詩人，每宗師之，取法乎中，則斯下矣。”

　　宋育仁：“其源出于陸士衡，而隳其體貌。盤空硬語，抉奧險詞，雅音璆然，獨造雄占。郊、島、盧同，相與并作。五言長篇，嫌見排比之跡耳。”

　　毛澤東認為，文學作品，包括詩，不要把話說盡了，而韓愈的文章和詩就是把話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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