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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有哪些作品
韓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運動的領袖,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地位崇高。他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韓愈的作品有哪些
韓愈的作品非常豐富,現存詩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門人李漢曾編其遺文為《韓愈集》四十卷,今有《韓昌黎集》傳世。《全唐詩》編其詩十卷,《全唐詩外編》及《全唐詩續拾》補詩12首。
韓愈是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傳統,反對專講聲律對仗而忽視內容的駢體文。韓愈文章氣勢雄偉,說理透徹,邏輯性強,被尊為“唐宋八大家”之首。時人有“韓文”之譽。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韓柳倡導的古文運動,開辟了唐以來古文的發展道路。韓詩力求新奇,重氣勢,有獨創之功。韓愈以文為詩,把新的古文語言、章法、技巧引入詩壇,增強了詩的表達功能,擴大了詩的領域,糾正了大歷(766年—780年)以來的平庸詩風。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獨到的建樹,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學道統自居,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
韓愈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于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于揭發事實,敢說“群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中,敢于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為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于他在君主面前敢說真話,而且還表現于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于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為“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于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于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為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與“進”同音,為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于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為然的。于是他便“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仆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為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對于人材不為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于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于有司的,所以對于文中的董邵南“不得志于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于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群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群書》先說自己對崔群為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嘆,后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群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于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于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群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為郁勃淋漓。”“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為深廣的。
韓愈為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志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征,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涂《文章精義》)。與墓志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為“奇崛”。姚范以為“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于《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為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為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為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后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于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游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仆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為戲”,是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為,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并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后,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里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于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于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并蓄”、“投閑置散”等等,都已傳為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饑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為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范,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后,很少有人企及。
韓愈的優秀作品介紹
韓愈其代表作品是《師說》。
其優秀的文章有:《雜說》、《原毀》、《進學解》、《答劉正夫書》、《送孟東野序》、《祭十二郎文》、《送李原歸盤谷序》、《張中丞傳后續》等。 此外,他還寫有《柳子厚墓志銘》、《寄柳子厚文》、《畫記》、《答李翔書》、《原道》、《原毀》、《原性》、《論天旱人饑狀》、《論佛骨表》、《送窮文》、《平淮西碑》等。 其詩主要有:《山石》、《汴州亂》、《南山》、《石鼓歌》、《陸渾山火》、《日食》、《題汴梁》、《題驛梁》、《題楚王廟》、《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飲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等。
韓詩
韓愈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文,但其詩亦有特色,為一代大家,對后代有較大的影響。 韓愈多長篇古詩,其中不乏揭露現實矛盾、表現個人失意的佳作,如《歸彭城》、《齪齪》、《縣齋有懷》等,大都寫得平實順暢。他也有寫得清新、富于神韻、近似盛唐人的詩,如《晚雨》、《盆池五首》,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其一。
但是,韓愈最具獨創性和代表性的作品,則是那些以雄大氣勢見長和怪奇意象著稱的詩作。他“少小尚奇偉”(《縣齋有懷》)、“搜奇日有富”(《答張徹》),天生一種雄強豪放的資質,性格中充溢著對新鮮奇異、雄奇壯美之事之景之情的追求沖動,而他一再提倡的“養氣”說,更使他在提高自我修養的同時增添了一股敢作敢為、睥睨萬物的氣概,發而為詩,便是氣豪勢猛,聲宏調激,宛如江河破堤,一瀉千里。
韓愈一生用世心甚切,是非觀念極強,性格木訥剛直,昂然不肯少屈,這一方面使他在步入官場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中屢受打擊,另一方面也導致其審美情趣不可能淡泊平和,而呈現出一種怨憤郁躁、情激調變的怪奇特征。韓愈詩風向怪奇一路發展,大致始于貞元中后期,至元和中期已經定型。貞元、元和之際的陽山之貶,一方面是巨大的政治壓力極大地加劇了韓愈的心理沖突,另一方面將荒僻險怪的南國景觀推到詩人面前,二者交相作用,乃是造成韓愈詩風大變的重要條件。他在這一時期寫的《宿龍宮灘》、《郴口又贈二首》、《龍移》、《岳陽樓別竇司直》、《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等詩中,使用最多的是那些激蕩、驚怖、幽險、兇怪的詞語,諸如“激電”、“驚雷”、 “怒濤”、“大波”、出沒的“蛟龍”、悲號的“猩鼯”、森然可怖的“妖怪”、 “鬼物”,都輻湊筆端,構成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意象。
在詩歌表現手法上,韓愈也作了大膽的探索和創新,用寫賦的方法作詩,鋪張羅列,濃彩涂抹,窮形盡相,力盡而后止。《南山》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全詩102韻,長達一千多字,連用七聯疊字句和51個帶“或”字的詩句,鋪寫終南山的高峻,四時景象的變幻。令人讀來,雖覺十分詳盡,卻又頗為煩瑣。再如那首著名的《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極寫一場山火的強猛酷烈。這是一種超乎常情的創造,惟其超常,所以生新,惟其生新,所以怪奇。怪怪奇奇,戛戛獨造,乃是韓愈在詩歌藝術上的主要追求目標。
但韓愈為詩的新的特點,還不是表現于這類作品,而在于他那“以文為詩”的一些篇什。如《山石》、《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對于這樣的作品,前人多所評論,方東樹《昭昧詹言》謂前篇乃“古文手筆”,后篇亦“古文筆法”。這樣的“手筆”和“筆法”,和初唐、盛唐的前輩詩人相比,顯然有不同者。因此,葉燮《原詩》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所謂“大變”,正是韓愈之詩新的特點。
韓愈的詩歌作品
山石
山石犖確行徑微, 黃昏到寺編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 芭蕉葉大梔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 以火來照所見稀。
鋪床拂席置羹飯, 疏糲亦足飽我饑。
夜深靜臥百蟲絕, 清月出嶺光入扉。
天明獨去無道路, 出入高下窮煙霏。
山紅澗碧紛爛漫, 時見松櫪皆十圍。
當流赤足踏澗石, 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 豈必局束為人鞿?
嗟哉吾黨二三子, 安得至老不更歸!
雉帶箭
原頭火燒靜兀兀, 野雉畏鷹出復沒。
將軍欲以巧伏人, 盤馬彎弓惜不發。
地形漸窄觀者多, 雉驚弓滿勁箭加。
沖人決起百余尺, 紅翎白鏃隨傾斜。
將軍仰笑軍吏賀, 五色離披馬前墮。
八同十五日夜贈張功曹
纖云四卷天無河, 清風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聲影絕, 一杯相屬君當歌。
君歌聲酸辭且苦, 不能聽終淚如雨:
洞庭連天九嶷高,蛟龍出沒猩鼯號。
十生九死到官所, 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藥, 海氣濕蟄熏腥臊。
昨者州前捶大鼓, 嗣皇繼圣登夔皋。
赦書一日行萬里, 罪從大辟皆除死。
遷者追回流者還, 滌瑕蕩垢清朝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 坎軻只得移荊蠻。
判司卑官不堪說, 未免捶楚塵埃間。
同時輩流多上道, 天路幽險難追攀。
君歌且休聽我歌, 我歌今與君殊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飲奈明何!”
韓愈作品分析
韓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語言鮮明簡煉,新穎生動,為古文運動樹立了典范。韓文風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韓文分論說、雜文、傳記、抒情四類。他的論說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為主要內容,邏輯性強、觀點鮮明、鋒芒畢露,能體現他的文風。《師說》、《原毀》、《爭臣記》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筆鋒犀利、形式活潑,《雜說四·馬說》充分體現了他的這一特點。
韓愈的傳記文繼承《史記》傳統,敘事中刻畫人物,議論、抒情妥帖巧妙。《張中丞傳后敘》是公認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絕調,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韓愈是一個語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詞語,又注重當代口語的提煉,得以創造出許多新的語句,其中有不少已成為成語流傳至今,如“落阱下石”、“動輒得咎”、“雜亂無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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