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溪沙·蘇軾》閱讀答案及賞析
賞析通過鑒賞與分析得出理性的認識，既受到藝術作品的形象、內容的制約，又根據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經驗、藝術觀點和藝術興趣對形象加以補充和完善。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浣溪沙·蘇軾》閱讀答案及賞析，歡迎大家分享。
浣溪沙①
蘇 軾
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泗州劉倩叔游南山。
細雨斜風作曉寒，淡煙疏柳媚晴灘。入淮清洛②漸漫漫。
雪沫乳花③浮年盞，蓼茸蒿筍試春盤④，人間有味是清歡。
閱讀題
8、下列對本文詞的賞析不正確一項是( ) (3分)
A.整體理解：詞作上片寫早春景象，下片寫作者與同游者游山時品茗、野餐的情味，充滿春夭的氖息，洋溢著生命的活力，反映了對現實生活的熱愛。
B.詞的上片可以這樣描述：冬盡春萌，早上，細雨斜風，乍暖還寒，山中淡煙疏柳霧朦朧，河邊突然陽光明媚，豁然開朗;從洛澗流出的清淺河水，進入淮河后逐漸變得混黃迷漫，迤邐向前。
C.人物形象分析：詞作第一句寫風斜雨細，瑟瑟寒侵，作者置身其中，物我兩忘，這與唐代張志和所刻畫的“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的“煙波釣叟”同為隱逸者形象。
D.藝術形象分析：作者以“雪沫乳花”，狀煎茶時上浮的白色泡沫，形象鮮明，這種將生活形象鑄成藝術形象的手法.顯示出詞人高雅的審美意趣和曠達的人生態度。
9.簡析“淡煙疏柳媚晴灘”中“媚”字的妙處。 (4分)
參考答案：
8.C
9.作者用一“媚”字，把淡煙和疏柳在河灘上的嫵媚神態寫活了，似乎淡煙和疏柳也懂得獻媚“晴灘”似的，給人以動感，寫出了雨后初晴，陽光明媚的初春美景(2分)，傳達出作者喜悅的心聲(2分)。
賞析
這首紀游詞，是公元1084年(宋神宗元豐七年)，蘇軾在赴汝州(今河南汝縣)任團練使途中，路經泗州(今安徽泗縣)時，與泗州劉倩叔同游南山時所作。詞的上片寫早春景象，下片寫作者與同游者游山時以清茶野餐的風味。作品充滿春天的氣息，洋溢著生命的活力，反映了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熱愛和健勝進取的精神。
詞的上片寫沿途景觀。第一句寫清晨，風斜雨細，瑟瑟寒侵，這殘冬臘月是很難耐的，可是東坡卻只以“作曉寒”三字出之，表現了一種不大在乎的態度。
第二句寫向午的景物：雨腳漸收，煙云淡蕩，河灘疏柳，盡沐晴暉。一個“媚”字，極富動感地傳出作者喜悅的心聲。作者從曳于淡云晴日中的疏柳，覺察到萌發中的春潮。于殘冬歲暮之中把握住物象的新機，這正是東坡逸懷浩氣的表現，是他精神境界上度越恒流之處。“入淮”句寄興遙深，一結甚遠。句中的“清洛”，即“洛澗”，發源于合肥，北流至懷遠合于淮水，地距泗州(宋治臨淮)不近，非目力能及。詞中提到清洛，是以虛摹的筆法，眼前的淮水聯想到上游的清碧的洛澗，當它匯入濁淮以后，就變得渾渾沌沌一片浩茫了。
下片轉寫作者游覽時的清茶野餐及歡快心情。一起兩句，作者抓住了兩件有特征性的事物來描寫：乳白色的香茶一盞和翡翠般的春蔬一盤。兩相映托，便有濃郁的節日氣氛和誘人的力量。“雪沫”乳花，狀煎茶時上浮的白泡。以雪、乳形容茶色之白，既是比喻，又是夸張，形象鮮明。午盞，指午茶：此句可說是對宋人茶道的形象描繪。“蓼茸蒿筍”，即蓼芽與蒿莖，這是立春的應時節物。舊俗立春時饋送親友以鮮嫩春菜和水果、餅鉺等，稱“春盤”。
此二句繪聲繪色、活靈活觀地寫出了茶葉和鮮菜的鮮美色澤，使讀者從中體味到詞人品茗嘗鮮時的喜悅和暢適。這種將生活形象鑄成藝術形象的手法，顯示出詞人高雅的審美意趣和曠達的人生態度。“人間有味是清歡”，這是一個具有哲理性的命題，用詞的結尾，卻自然渾成，有照徹全篇之妙趣，為全篇增舔了歡樂情調和詩味、理趣。
這首詞，色彩清麗而境界開闊的生動畫面中，寄寓著作者清曠、閑雅的審美趣味和生活態度，給人以美的享受和無盡的遐思。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蘇軾于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后裔。蘇軾之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不可或缺之意。蘇軾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其父蘇洵是古文名家，其母程氏曾以東漢名士范滂的事跡勉勵其砥礪名節。
慶歷八年（1048年），蘇洵因父喪居家，閉戶讀書，把自己的學識品行教授給蘇軾與幼子蘇轍。
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好交友、好美食，創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進京應試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農歷虛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
當年考試的策論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策論獲得當時的主考官歐陽修和小試官梅堯臣的賞識。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皆不知此句出處，便將他從第一降至第二（一說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放榜后，蘇軾謁謝，梅堯臣問蘇軾此句出處，蘇軾回答是《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陽修等回去查，沒查到。蘇軾便說他是取孔融“想當然”之意。歐陽修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名動京師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喪期滿。翌年二月，三蘇重返汴京。蘇軾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洵試秘書省校書郎。
嘉祐六年（1061年），在歐陽修的推薦下，蘇軾兄弟參加名為“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的制科考試。九月，蘇軾的對策被評為第三等（一、二等虛設，第三等為實際上第一等），之前宋朝只有一個吳育中過這種制科的第三等，因此蘇軾中第三等被稱為“百年第一”。隨后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四年后還朝，任判登聞鼓院，又通過學士院的考試，任直史館。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此時，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而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自請出京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于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于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
熙寧七年（1074年）秋，蘇軾調往密州（今山東諸城）任知州。
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黃河在曹村決口，使梁山泊泛濫，南清河水溢出故道，洪水匯聚在徐州城下，暴漲的洪水不時泄出，城墻即將被洪水沖毀，富有的百姓爭相出城躲避洪水，蘇軾說：“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會動搖，我和誰來守城？我在這里，洪水決不能沖毀城墻。”驅使富民重新回到城里。蘇軾到武衛營，呼喊士兵長官說：“河水即將沖毀城墻，事情危急，雖然你們是禁軍，但也請你們為我盡一點力。”士兵長官說：“太守尚且不躲避路上的洪水，我輩小人，應當效命。”帶領他的士兵們拿著畚箕鐵鍬出來，修筑東南長堤，頭起戲馬臺，尾連著城墻。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墻露出水面僅僅只有三版那么高。蘇軾搭建小草屋住在城墻上，路過自己家門也不進去，派官吏分別堵塞缺口以守護城墻，終于保全了徐州城。又請求征調明年夫役增筑徐州舊城，修建木質護岸，以防洪水再來。朝廷同意了他的請求。
烏臺詩案
元豐二年（1079年）四月，蘇軾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上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說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又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余辜。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幸虧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他才算躲過一劫。
黃州團練副使一職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公務之余，他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蘇軾在這時起的。
東山再起
元豐七年（1084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蘇軾于是選擇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為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再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再任杭州
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任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杭州大旱，饑饉瘟疫一起發生。蘇軾向朝廷請求，減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賜給剃度和尚的度牒，換成大米來救濟饑餓的百姓。
元祐五年（1090年）春天，又減價出賣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湯藥，派人帶著醫生分街坊給百姓治病，救活了很多人。蘇軾說：“杭州，水陸交會的地方，因瘟疫死亡的人常常比其他地方多。”于是集中多余的公款二千緡，蘇軾又拿出自己的黃金五十兩，辦起病坊，稍微積蓄一些錢糧收治有病的百姓。蘇軾看到茅山有一條河專門容納錢塘江潮水，鹽橋有一條河專門容納西湖水，于是疏浚這二條河道以通航。再修造堤堰閘門，控制西湖水的蓄積與排泄，錢塘江潮水不再進入杭州城內。又用剩余的人力修復了六井，再把挖出來的淤泥堆積在西湖中，南北長三十里，修筑成長堤以來往行人。吳地百姓種菱，春天就除草，不留寸草。蘇軾又雇募人力在西湖中種菱，水草不再生長。把種菱的收入備作以后修浚西湖的費用，取救濟荒災剩余的一萬緡錢、萬石糧食；以及申請得到的一百張僧人度牒用來雇募民工。長堤筑成，在堤上種植芙蓉、楊柳，望去好像圖畫，杭州人把長堤命名為蘇公堤。
流落儋州
蘇東坡夜游承天寺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擬任吏部尚書，還沒有到任。因為弟弟蘇轍任尚書右丞，蘇軾改任翰林承旨。不久即元祐六年八月，又因為政見不合，請求出任地方官，于是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揚州知州。沒過一年，朝廷以兵部尚書的職務召蘇軾入京，兼任侍讀。這一年，宋哲宗到南郊祭祀，蘇軾為鹵簿使，導駕進入太廟。有赭傘犢車并青蓋犢車十余輛爭道，沒有避讓皇帝的儀仗。蘇軾使御營巡檢使去調查原因，原來是皇后及大長公主的車隊。當時，御史中丞李之純是皇家儀仗使，蘇軾要他上奏皇帝，但李之純怕得罪皇后與大長公主，不敢說。蘇軾就在車中向哲宗上奏此事，哲宗把奏書派人送給太皇太后處理。第二天，朝廷下詔書整肅儀仗隊伍，從皇后而下都不許迎接謁見。不久蘇軾任禮部尚書，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是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
紹圣元年（1094年）六月，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州（今廣東惠州）。
紹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徼邊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里辦學堂，介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一百多年里，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里的姜唐佐就舉鄉貢。為此蘇軾題詩：“滄海何曾斷地脈，珠崖從此破天荒。”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下來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身逝常州
宋徽宗即位后，蘇軾相繼被調為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朝廷頒行大赦，蘇軾復任朝奉郎。
北歸途中，蘇軾于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屬江蘇）逝世，享年六十六歲。蘇軾留下遺囑葬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鈞臺鄉上瑞里。次年，其子蘇過遵囑將父親靈柩運至郟城縣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贈蘇軾為太師；宋孝宗時，追謚“文忠”。
主要影響
文學
詩作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
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夾阻風》等。
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范，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蘇軾與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
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后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詞作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后，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于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柳永雖然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卻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而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并論，由于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于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并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后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后，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于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狹小的生活場景，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游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于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于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于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后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范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范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后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后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
蘇軾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由于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寺夜游》，全文僅八十余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后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并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云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后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藝術
書法
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后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說明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和《祭黃幾道文》等帖。
繪畫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托，反對形似，反對程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后“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蘇軾是高踞于中國繪畫美學思想及其實踐發展史之分水嶺上的重要人物。其作品有《枯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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