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小說《高興》中的意象
《高興》是著名作家賈平凹關注農民工問題的心血之作，也是一部蘊蓄豐富含義的長篇意象小說。
“賈平凹的小說創作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就一直試驗著意象主義的表現方法,最近的新作《高興》仍然是這種思路的繼續延伸。”《高興》是賈平凹花費兩年多的時間,精心構思,五易其稿得以完成的心血之作,是他迄今為止創作最吃力的一部長篇小說。這部小說描寫了一個來自農村的劉高興進了西安城拾荒的故事。雖然是寫城市最底層的小人物,但是整部小說充滿了豐富的意象,可以說小說中具有豐富意蘊的意象的創作追求是這部作品的一個成功之處。惟其如此,這部長篇小說可以稱作是一部意象小說或意象主義小說。
所謂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來寄托主觀情思的客觀物象。早在《周易系辭》已有“觀物取象”、“立象以盡意”之說。小說《高興》亦是“立象以盡意”,但小說中之“象”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具體可感的寄托了作者賈平凹情思的客觀物象。簡言之,意象是所謂托物言物、托象言意,往往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味外之旨。
小說《高興》中的意象數不勝數,比如:拾荒者、草根、大唐芙蓉園、鎖骨菩薩塔、小說的命名“高興”等等。本文以細讀作品的方法,僅就《高興》中的“腎、高跟鞋、簫”三個主要意象進行解析。
一、腎――城市欲望
主人公劉高興的腎是小說中的一個“表意之象”。腎是人體生命活動的發動機,也是此故事的原發點。
鄉下人劉高興把腎捐給了西安,從此就與城市有了親緣關系。在城市里,他一直試圖找到移植了自己腎臟的“親人”,但是最終也沒有找到。劉高興只知道自己的腎捐給了西安一個老板,他到了西安之后的“尋親”似乎有些大海撈針,也有些盲目。進了西安城,劉高興除了看風景,也留意過往的人群,企圖能碰上移植過他的腎的人。茫茫人海“誰和我有緣呢?”劉高興相信感覺面熟的生人,莫名其妙產生好感的人,或許是前世的親屬或朋友所托生,就是有緣。他相信“那個移植腎的人,肯定是和我有緣的。”他一見如故、疑似移植了他的腎臟的城市“親人”韋達并沒有和他有任何的親緣關系,只是他一廂情愿的想象而已。
實際上劉高興的腎在小說中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意象”。劉高興骨子里是向往都市文明的,“腎”是他城市欲望的象征,是他親近城市、擁抱城市,內心欲望的外化體現。
劉高興的城市生活因為有了這顆捐獻給城市的腎,而倍覺親切、倍感踏實。他不僅為城市拾垃圾,還為城市獻出了自己的真誠和親情。當他挺身而出不顧性命抓逃逸司機時,他想到的是“我來西安,原本也是西安人,就應該為西安做我該做的事呀。”當瘦猴說出:“你愛這個城市,這個城市卻不愛你么!”的事實時劉高興不僅不愛聽,甚至氣憤至極。
劉高興初次見到丟錢包的大老板時就覺得面熟,“這么大的西安城里,有一個人會和我有緣?!”突然間腦子里“閃現了一個極大膽的判斷:這是不是移植了我腎的人?判斷是那么強烈。是這個人,肯定是這個人!”這里實際上也是劉高興骨子里向往城市、認同城市的強烈的欲望的體現。五富說的有道理,他在做夢。劉高興在做著城市夢,他希望夢想和現實吻合。劉高興一廂情愿地認為“終于尋到另一個我了”“另一個我原來是那么體面,長得文靜而又有錢。”這是劉高興的城市夢想,是作者通過劉高興之嘴說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城市人的標準。
劉高興坦蕩地在西安城里尋找著“另一個的我”。那是一個城市尋夢者的不倦的追尋,是富裕的文明的城市欲望的期盼與張揚。
當劉高興再次遇到丟錢包的大老板時,他竟毫不猶豫地判斷“他肯定換過腎!”“就是我要尋找的另一個的我”,他為自己的發現激動之極。因為他為自己的城市欲望找到了一個可以感知的、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著的具體對象。劉高興終于與大老板韋達正式見面了,在兩人握手時,“我感到我們的脈搏跳動的節奏一致。在那一瞬間,我產生了奇妙的想法:冥冥之中,我是一直尋找著他,他肯定也一直在尋找著我。”“一個人完全可以分為兩半”。劉高興身為農村人,心里卻自認是城市人,劉高興的靈魂更愿意靠近城市,他的腎交給了城市,就是他的一半交給了城市,他的夢想也交給了城市。
劉高興在西安的大多數時間都是處于這種亢奮的“尋親”狀態,整部小說有五分之四的部分都是寫劉高興追逐城市、靠近城市、試圖融進城市的尋夢過程。小說在前一部分越是這么渲染劉高興的“尋親”的興奮與激動,前世有緣、今世奇緣,越是反襯了劉高興最后的失落與沮喪。在小說第五十一章,韋達請劉高興吃飯,席間老板們無意間說出韋總換的`是肝。劉高興“一下子耳臉灼燒”雙眼模糊,“韋達換的不是腎,怎么換的不是腎呢?我之所以信心百倍我是城里人,就是韋達移植了我的腎,而壓根兒不是!”“遇見韋達并不是奇緣,我和韋達完全沒有干系!?”劉高興失態了,失衡了!他再看韋達竟是“那么陌生!”“那么丑陋”!劉高興渾身發冷,他擔心他的親緣被割斷,他擔心他的城市夢被阻隔。無奈與失望至極,劉高興終于不那么優雅地不那么文明地泛出農民的劣性,用阿Q的精神勝利法安慰:“反正我的腎還在這個城市里!”劉高興多么想自己的另一半是一個俊朗的、體面的、有錢的老板啊。可現實難盡人意、甚至更加糟糕。劉高興清醒了一些,他意識到城市以及城市人并不是像他希冀和預期的那樣高尚并且無私。韋達遇到麻煩、關乎自己的利益時是那么的自私與虛偽;韋達竟然會對孟夷純見死不救、撇開干系。劉高興失魂落魄。
賈平凹說:“劉高興的城市生活是不斷尋找想融進去的過程,是與農民意識掙扎的過程。作為他們故事發生的背景舞臺,城市向他們展示了好與不好的兩面,而他們都在承受并頑強地存活著,我想寫的就是這種生命的悲壯。”
劉高興的捐腎與尋腎的尋親過程,正是他在城市生活中不斷尋找自我價值并希望融入城市體現自身價值的過程。劉高興試圖擺脫自己身上的農民意識,也試圖用城市文明人要求自己,希冀最終成為一個優雅富足的城市人。
“腎”是劉高興城市欲望的外化“意象”,是他真心親近和熱情擁抱城市的原動力,是他需要城市人認同的客觀物象。可惜捐了腎的劉高興并不能被城市尊重,欲望找到了擱置的地方,卻并不一定有一個融入的圓滿結局。事與愿違,最終他也不過是火車站、廣場上游蕩的未被城市理解的尷尬的邊緣人。
二、高跟鞋――愛情寄托
“高跟鞋”是小說中反復出現的一個意象,是小說中的托象言意,寄托了劉高興對愛情的憧憬和聯想。
劉高興的愛情是與眾不同的,也是不切實際的。在農村的劉高興,用錢把新房蓋了起來,相好親的女人卻嫁了別人。他自我寬慰地“特意買了一雙女式高跟尖頭皮鞋”,農村的女人是大腳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頭皮鞋的!”
進了城的劉高興發現西安城里美女如云,緊張得不敢看她們的臉,只“看見了一雙雙高跟皮鞋和高跟皮鞋里精致的腳”。劉高興認為美女如同那些有成就的政治家、哲學家、藝術家一樣都是天人,“她們集中在城里,所以城里才這么好。”劉高興的追逐城市的夢想里還有一個追逐美麗愛情的夢想。
在劉高興的城市拾垃圾生涯中,高跟鞋是一個舉足輕重的東西。在他“床上的墻上釘著一個架板,架板上放著一雙女式的高跟尖頭皮鞋,燈照得皮鞋光亮。”五富說:“一雙鞋放得那么高,是毛主席像呀?”可見它在劉高興心目中的地位。高跟尖頭皮鞋是劉高興為城市女人準備的,是為美女的秀腳準備的,是生活高品質的追求,是劉高興追逐城市美好愛情的寄托,粗鄙的五富怎么能知道鴻鵠之大志。
“如果我不來城里,我沒有那雙女式高跟尖頭皮鞋,我沒有見過美容美發店的女人,翠花是不能彈嫌的。可現在,我是劉高興,劉高興在城里有了經驗,有了那一雙高跟尖頭皮鞋,見過了美容美發店的女人和無數的女人的腳,劉高興就無法接受翠花了。”劉高興進了城,就看不起農村人了,他慶幸自己沒有娶農村老婆。他要做城市人,他抵擋不住城市的溫柔誘惑,美麗的城市漸漸銷蝕著劉高興的心。
“每晚擦拭高跟尖頭皮鞋是我要做的工作,這有點像廟里的小和尚每日敲木魚誦經。”高跟尖頭皮鞋承載著劉高興過去的屈辱的經歷,更提醒著劉高興未竟的愿望。每擦拭一次,劉高興的心靈便得到一次慰藉。高跟尖頭皮鞋是他愛情的寄托,維系著劉高興對女性溫暖慈悲的理解與向往,也是他城市夢的一個載體。
無巧不成書,一個女人“穿著和我買的一模一樣的高跟皮鞋”。劉高興終于結識了夢寐以求的城市里的漂亮女人孟夷純。萬萬想不到的是這么漂亮的孟夷純居然是小姐,這對劉高興的“打擊太大了!”劉高興靈魂出竅,百思不得其解。
高跟尖頭皮鞋還在,美麗的夢想還在。“小孟的影子就像鬼一樣鉆在了心里”,趕也趕不走。劉高興無可救藥地愛上了小姐孟夷純,這都是城市惹的禍。劉高興無助之下像阿Q似的自欺欺人:“有這么漂亮善良的小姐?小孟不是小姐!”一個拾破爛的終于在城市里戀愛了,他義無反顧地愛上了城里的漂亮女人。
高跟鞋是愛情的橋梁,它給了劉高興一次救美的機會,給了他們一個互相呵護的近距離接觸。一個拾破爛的用力蹬著一輛拾垃圾的三輪車,載著一個崴了腳的漂亮女人沖向醫院。“眼睛那么純凈的會是小姐?”劉高興不能面對現實,小孟是那么美麗,但現實是那么的殘酷。孟夷純是為了籌款替兄尋兇才作小姐,她絕對不是壞人!劉高興無法抗拒美的魅力與誘惑,他堅信美的事物一定有美的根源和內容。
高跟尖頭皮鞋是劉高興和孟夷純愛情的見證,它見證了他們非交易性質的男歡女愛,見證了劉高興無能的愛和執迷不悟的執著之愛。劉高興用新鞋換了孟夷純的舊鞋,為的是寄托互相的牽掛與思念。劉高興的城市生活因為有了高跟鞋――愛情而變得充實而有意義。
鎖骨菩薩塔是劉高興解開心結的寬慰。“只有鎖骨菩薩在這時能寬慰我”“這塔叫鎖骨菩薩塔――她是污穢里的圣潔”。鎖骨菩薩是觀音的化身,為慈悲普度眾生,專門從事佛妓的凡世之職。鎖骨菩薩塔的故事為孟夷純的故事做了最好的注腳或說詮釋,也為高跟尖頭皮鞋里寄托的物欲的城市愛情賦予了升華的靈魂。劉高興一廂情愿地把孟夷純想象成鎖骨菩薩,為的是慰藉自己苦澀難言的痛苦。孟夷純的職業與其品格形成了巨大反差,也是污穢里的圣潔。劉高興與孟夷純的城市愛情注定是美麗而凄楚的。
作者在試圖揭示城市底層農民工無法抗拒物欲與情欲的誘惑時,也藉此超脫了世俗,在高跟皮鞋物質外殼之上升騰起的是精神的升華,污穢里的圣潔,指向了一個拾垃圾者與一個漂亮小姐之間的出污泥而不染的愛情,指向了在骯臟的世界里干干凈凈的活著的品格。
三、簫――精神寫照
如果說高跟鞋是劉高興物欲與情欲的象征,那么簫就是劉高興精神的寫照。
這是小說象征意象的基本表現手段。通常,意象的哲理性并不直接說出,而是通過形象的象征或暗喻來達到的。“簫”這個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實際上是含有某種精神意義的載體。這是小說文學意象的審美特征。簫是高雅的“意象”,是精神品格的象征。
作為普通人的劉高興也是有精神追求的。在清風鎮,他是特立獨行的,會吹簫的就他一個。為娶媳婦,他吹了三天三夜簫,媳婦跑了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簫。
開始了城市生活的劉高興,對未來充滿了期盼,心情一好就喜歡吹吹簫。“吹簫的時候常常有鳥飛到槐樹上”叫做吹簫引鳳。五富是鄉巴佬、傻實,又沒有文化,說不是鳳是灰灰雀,不懂得劉高興的優美的比喻和想象。劉高興是有情調的,有詩意的,把樹冠叫綠云。劉高興是要做有文化有涵養的城市人,不要做只會出力出汗掙錢攢錢養家的鄉村人。
劉高興是吹簫行家、吹笛能手,一吹就不由得要吹經典名曲《二泉映月》。一吹起《二泉映月》就又把什么都忘記了。在音樂里的劉高興只需要掌聲和叫好聲,輕蔑了金錢忘記了煩憂。
快樂的劉高興出門拾破爛,就把簫帶上。“把簫別在了后衣領里,就像戲臺上秀才別的扇子。”在沒有拾到破爛或者休息的時候,他就吹簫。這使得城里街巷里的人對他刮目相看。而劉高興并不是為了引人同情,完全是自娛自樂。
劉高興可以放下拾破爛的活計,專門為了城里同樣寂寞的交警而吹簫。劉高興可以在戀愛中沒人傾訴,就以簫自娛自訴。劉高興還可以忘卻了時間和空間,自己給自己吹簫。劉高興最終吹簫引鳳――用簫聲打動了孟夷純,碰撞出愛情的火花。
無疑吹簫對于劉高興是一種精神需求,是其對拾垃圾生活的一種超越性手段。吹簫能使劉高興忘卻清風鎮的貧瘠與落后,忘卻城市生活的單調乏味,在最骯臟的生活底層尋求自我精神上的愉悅。吹簫不僅僅是劉高興精神的需求,也是一種超脫的方式。
這里實際上也寄予了劉高興希冀成為有文化有素養的城市人的高境界的理想的追求。別人誤以為他是音樂學院畢業的,因變故才出來拾破爛,而他也樂得保持神秘,表現出很有文化的樣子。正是因為這些文化質素的加入,使得劉高興的艱難地生存的城市欲望得以精神的升華,吹簫也就不僅僅是吹簫,而是對生活困境與生存平庸的超越;這是一種生活的詩化和詩化生活境界的獲得,進而將拾垃圾者從維持生存的形而下的意義拓展至“出污泥而不染”的形而上境界。
評論家孟繁華認為《高興》超越了眾多寫作底層民眾生活的作家拘于表現苦難的局限{4},對能觀照到這一群體從生活自救到精神自救的樂觀與頑強韌性給予了高度評價。孟繁華的評價很有道理。劉高興吹簫是作者精心安排的,作者對劉高興精神自救的樂觀以及生命頑強的韌性顯然是贊賞有加的。
作者將拾垃圾和吹簫兩個似乎不相干的事物連接在一起,作為劉高興的不同層面的需求體現出來,并將兩者進行了一種有意味的對照與反襯。一個粗鄙齷齪的行當,一個高雅文明的舉止,其反差之大,其意圖之明顯,讓讀者不得不承認,即使是一個拾垃圾的城市最底層的邊緣人,也是不僅有物質的需要,還要有精神的需求。拾垃圾是在城市里艱難生存的物質需要,吹簫是追求文化追求文明的精神需求,兩者構成了城市拾垃圾者的具有強烈反差的生命現實性的整體存在,共同塑造出一個具體可感的帶有作者所思所想的立體的劉高興。
《高興》中的主人公確實是不同流俗的。劉高興雖然是個進城的農民,但身上卻有著類似“文人”式的特質與理想,這不能不說是作者的精神情感在小說中的投影。簫是劉高興對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對物質、現實世界的超越的寫照。一個拾垃圾者并沒有如同他的工作和生存環境一樣粗鄙與骯臟,而是不忘精神層面的追求與愉悅,是對其辛酸苦難的城市生活的超越,是對精神自由的獲求。
劉高興既拾垃圾,又吹簫,污穢與高潔同在。“拾破爛的帶個簫,滑稽!”垃圾和簫的對照與反襯的安排具有多重含蘊,即可是“物質生存”和“精神寫照”,也可是“粗俗”與“高雅”,殘酷的客觀現實與美好的主觀愿望等等的象征,耐人尋味,內涵復雜而豐富。
總之,上述三個意象從不同的維度反映了進城農民工或說城市最底層人物的精神風貌:“腎”是農民工的城市欲望或說城市底層市民需要城市認同的代言物,代表了劉高興們底層市民的志趣;“高跟鞋”寄托了城市底層市民的物欲與情欲,是向往物質文明、企盼富裕,渴望和追逐美麗愛情的象征物;“簫”是普通人超越世俗和物質世界的精神寫照,是作者精神追求和尋求心靈寧靜的審美物。這幾個意象里蘊含的意味,似乎已經模糊了農村人和城市人的界限,幾乎是所有人共有的豐富的多元的精神需要。因而,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不僅是描繪了一個浮華的城市生活和真實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邊緣人群的生命存在狀態,而且是在深入地思考整個人類的生存狀態。
長篇小說《高興》中的意象豐富多彩,無論是腎,高跟鞋,還是簫,都是“立象以盡意”,是小說藝術的表現,歸根結底,還是作者賈平凹的創作意念在起支配作用。而這種意念,有自覺的,也有不自覺的,正如賈平凹自己所說:“作為一個作家,我沒有更大的能力幫助他們,也想不出解決辦法,我只能寫作,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迷茫的東西寫出來。”{5}因此,小說中的這些意象不僅具有象征性、求解性,還具有豐富性和多義性。榮格說得好:“永恒的理念是在超天界的地方蓄積起來的原始形象,只是這些形象在此被賦予了永恒的、超驗的形式。”小說《高興》也正因此具有了某種藝術審美的永恒性和超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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