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饒宗頤

時間：2024-05-24 13:41:00 偲穎季羨林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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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饒宗頤

　　季羨林，中國山東省聊城市臨清人。字希逋，又字齊奘。民盟盟員、中共黨員。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饒宗頤，歡迎大家借鑒與參考，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資料1：

　　饒宗頤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又擅長書法、繪畫，在中國臺灣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國家，有極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

　　幾年以前，饒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選堂集林史林》三巨冊寄給了我。我仔細閱讀了其中的文章，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大陸的同行中，我也許是讀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比較多的。因此，由我來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和學術造詣，可能是比較恰當的。中國有一句古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紹，饒先生的學術成果，一旦在大陸刊布，自然會得到知音。但是，介紹一下難道不會比不介紹更好一點嗎?在這樣的考慮下，我不避佛頭著糞之譏，就毅然答應寫這一篇序言。

　　我首先想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

　　饒宗頤，字固庵，號選堂，一九一七年六月生于廣東省潮安縣，幼承家學，自學成家。自十八歲起，即嶄露頭角。此后他在將近五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中，在學術探討的許多領域里做出了顯著的成績，至今不衰。饒宗頤教授的學術研究涉及范圍很廣，真可以說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要想對這樣浩瀚的著作排比歸納，提要鉤玄，加以評價，確非易事，實為我能力所不及。因此，我只能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從世界各國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而是必須隨時應用新觀點，使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摸索新方法。只有這樣，學術研究這一條長河才能流動不息，永遠奔流向前。討論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我就想從這個觀點出發。我想從清末開始的近一百多年來的學術思潮談起。先引一段梁啟超的話：

　　自乾隆后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識略》，穆有《蒙古游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至晚清尤盛。外國地理，自徐繼畬著《瀛環志略》，魏源著《海國圖志》，開始端緒，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謙于各史外夷傳及《穆天子傳》、《佛國記》、《大唐西域記》諸古籍，皆博加考證，成書二十余種，頗精贍。(《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接著又談到金石學、校勘、輯佚等等。其中西北史地之學是清代后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中國學術史上，這是一個新動向，值得特別重視。金石學等學問，雖然古已有之，但此時更為繁榮，也可以說是屬于新興學科的范疇。這時候之所以有這樣多的新興學科崛起，特別是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趙甌北的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應用到學術研究上，也是適當的。世界各國的學術，都不能一成不變。清代后期，地不愛寶，新材料屢屢出現。學人的視野逐漸擴大。再加上政治經濟的需要，大大地推動了學術的發展。新興學科于是就蓬蓬勃勃地繁榮起來。

　　下面再引一段王國維的話：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于新發見之賜，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后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書出土后，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璞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說，而竹書經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跡，至今遂成為中國史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于地底之發見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附錄一：《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見》，王國維講，方壯猷記注)

　　這里講的就是我在上面說的那個意思。王國維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我覺得，王靜安先生對中國學術史的總結，是實事求是的，是正確的。

　　近百年以來，在中國學術上，是一個空前的大轉變時期，一個空前的大繁榮時期。處在這個偉大歷史時期的學者們，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意識到這種情況，也并不是每一個人都投身于其中。有的學者仍然像過去一樣對新時代的特點視而不見，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結果是建樹甚微。而有的學者則能利用新資料，探討新問題，結果是創獲甚多。陳寅恪先生說：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陳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詞“預流”，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形象的名詞。根據這個標準，我們可以說，王靜安先生是得到預流果的，陳援庵先生是得到預流果的，陳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預流果的，近代許多中國學者都得到了預流果。從饒宗頤先生的全部學術論著來看，我可以肯定地說，他也已得到預流果。

　　我認為，評價饒宗頤教授的學術成就，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談到對饒先生學術成就的具體闡述和細致分析，我想再借用陳寅恪先生對王靜安先生學術評價的幾句話。陳先生說：

　　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于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生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于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與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范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陳先生列舉的三目，我看，都可以應用到饒先生身上。我在下面分別加以論述。

　　一、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

　　饒宗頤教授在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顯著的。一方面，他對中國的紙上遺文非常熟悉，了解得既深且廣。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視國內的考古發掘工作。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他對國內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地下發掘出來的死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往往變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再加上他對國外的考古發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靈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揮若定。研究視野，無限開闊。國內一些偏遠地區的學術刊物，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略，而饒先生則無不注意。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饒先生利用碑銘的范圍很廣，創獲是非常突出的。從中國藏碑一直遠至法國所藏唐宋墓志，都在他的視野之內。《論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一文主要從中國書法的觀點上來研究伯希和攜走的三個唐代拓本。在《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一文中，他利用碑銘探討了武后的信佛問題。幾十年以前，陳寅恪先生在他的論文《武曌與佛教》中曾詳細探討過這個問題。他談的主要是武后母氏家世之信仰和她的政治特殊地位之需要。他指出，武后受其母楊氏之影響而信佛，她以佛教為符讖;他又指出，《大云經》并非偽造;對唐初佛教地位之升降，他作了詳細的分析。總之，陳先生引證舊史與近出佚籍，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陳先生學風謹嚴，為世所重;每一立論，必反覆推斷，務使細密周詳，這是我們都熟悉的。但在《武曌與佛教》這一篇文章中，陳先生沒有利用石刻碑銘。饒先生的這一篇文章想補陳先生之不足，他在這里充分利用了石刻。他除了證實了陳先生的一些看法之外，又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指出，武后在宗教信仰方面一度有大轉變，晚年她由佛入道;他又指出，武后有若干涉及宗教性之行動，乃承繼高宗之遺軌。陳、饒兩先生的文章，各極其妙，相得益彰，使我們對武后這一位“中國歷史上最奇特之人物”(陳寅恪先生語)的宗教信仰得到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

　　二、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

　　饒宗頤教授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一方面的內容是很豐富的，中外關系的研究基本上也屬于這一類。在饒先生的著作中，中外關系的論文占相當大的比重，其中尤以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更為突出。我就先談一談中印文化交流的問題。

　　在《安荼論與吳晉間之宇宙觀》一文中，饒先生從三國晉初學者，特別是吳地學者的“天如雞子”之說，聯想到印度古代婆羅門典籍中之金胎說，并推想二者之間必然有某種聯系。中國古代之宇宙論，僅言鴻濛混沌之狀，尚未有以某種物象比擬之者。有之，自三國始。漢末吳晉之渾天說以雞卵比擬宇宙。印度佛經中講到許多外道，其中之一為安荼論……他們就主張宇宙好像是雞子的學說。印度古代許多典籍，比如說梵書、奧義書、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等等，都有神卵的說法。估計這種說法傳入中國，影響了當時中國的天文學說，從而形成了渾天說。最初宣揚這種學說的多為吳人。這種情況頗值得深思，而且也不難理解。吳地瀕海，接受外來思想比較方便。陳寅恪先生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講的就是這種情況。

　　大家都知道，中印文化交流關系頭緒萬端。過去中外學者對此已有很多論述。但是，現在看來，還遠遠未能周詳，還有很多空白點有待于填充。特別是在三國至南北朝時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頻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廣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在科技交流方面，我們的研究更顯得薄弱,好多問題我們基本沒有涉及。我們要做的工作還多得很，我們絲毫也沒有理由對目前的成績感到滿意，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我們要向饒宗頤教授學習，在中印文化關系史的研究上，開創新局面，取得新成果。

　　除了中印文化關系以外，饒先生還論述到中國在歷史上同許多亞洲國家的關系。《早期中日書法之交流》這一篇論文，講的是中日在書法方面的交流關系。《說詔》一文講的是中緬文化關系，《阮荷亭往津日記鈔本跋》則講的是中越文化關系。這些論文，同那些探討中印文化關系的論文一樣，都能啟發人們的思想，開拓人們的眼界。我在這里不再細談。

　　三、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

　　我在這里講的外來觀念是指比較文學，固有材料是指中國古代的文學創作。饒宗頤教授應用了比較文學的方法，探討中國古代文學的源流，對于我們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史也有很多啟發。

　　在《〈天問〉文體的源流》一文中，饒先生使用了一個新詞“發問文學”，表示一個新的概念。他指出，在中國，從戰國以來，隨著天文學的發展，“天”的觀念有了很大的轉變。有些學者對于宇宙現象的形成懷有疑問。屈原的《天問》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產生出來的。饒先生又進一步指出，在《天問》以后，“發問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形成了一個支流，歷代幾乎都有摹擬《天問》的文學作品。饒先生從比較文學的觀點上探討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這種“發問文學”是源遠流長的。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經典中都可以找到這種文學作品。他引用印度最古經典《梨俱吠陀》中的一些詩歌，以證實他的看法。他還從古伊朗的Avtsta和《舊約》中引用了一些類似的詩歌，來達到同樣的目的。中國的《天問》同這些域外的古經之間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蘇雪林認為可能有淵源的關系，并引證了印度的《梨俱吠陀》和《舊約》。饒先生似乎是同意這種看法。我自己認為，對于這個問題現在就下結論，似乎是為時尚早。但是，不管怎樣，饒先生在這一方面的探討，是有意義的，有啟發的，值得我們認真注意。

　　饒先生治學方面之廣，應用材料之博，提出問題之新穎，論證方法之細致，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給我們以啟發。我決不敢說，我的介紹全面而且準確，我只不過是盡上了我的綿薄，提出了一些看法，供讀者參考而已。

　　如果歸納起來說一說的話，我們從饒宗頤教授的學術論著中究竟得到些什么啟發、學習些什么東西呢?我在本文的第一部份首先提出來一個重要的問題：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而必須隨時接受新東西。我還引用了陳寅恪先生的“預流果”這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我在這里再強調一遍：對任何時代任何人來說，“預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做什么事情，都要預流，換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要跟上時代的步伐生產、建設，無不有跟上時代的問題。學術研究何能例外?不預流，就會落伍，就會僵化，就會停滯，就會倒退。能預流，就能前進，就能創新，就能生動活潑，就能逸興遄飛。饒宗頤先生是能預流的，我們首先應該學習他這一點。

　　預流之后，還有一個掌握材料、運用材料的問題。我們都知道，進行學術研究，掌握材料，越多越好。材料越多，在正確的觀點和正確的方法的指導下，從中抽繹出來的結論便越可靠，越接近真理。材料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我們往往囿于舊習，片面強調書本材料，文獻材料。這樣從材料中抽繹出來的結論，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片面性與狹隘性。我們應該像韓愈《進學解》中所說的那樣：“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并畜，待用無遺。”我在上面已經多次指出，饒先生掌握材料和運用材料，方面很廣，種類很多。一些人們容易忽略的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都被派上了用場，有時甚至能給人以化腐朽為神奇之感。這一點，我認為，也是我們應該向饒先生學習的。

　　中國從前有一句老話：“學海無涯苦作舟。”如果古時候就是這樣的話，到了今天，我們更會感到，學海確實是無涯的。從時間上來看，人類歷史越來越長，積累的歷史資料越來越多。從空間上來看，世界上國與國越來越接近，需要我們學習、研究、探討、解釋的問題越來越多。專就文、史、考古等學科來看，現在真正是地不愛寶，新發現日新月異，新領域層出不窮。今天這里發現新壁畫，明天那里發現新洞窟。大片的古墓群，許多地方都有發現。我們研究工作者應接不暇，學術的長河奔流不息。再加上新的科技成果也風起云涌。如今電子計算機已經不僅僅限于科技領域，而是已經闖入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的藩籬。我們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再也不能因循守舊，只抓住舊典籍、舊材料不放。我們必須掃除積習，開闊視野，隨時掌握新材料，隨時吸收新觀點，放眼世界，胸懷全球;前進，前進，再前進;創新，創新，再創新……愿與海內外志同道合者共勉之。

　　時為農歷中秋，誦東坡“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之句，不禁神馳南天。

　　資料2：

　　1911年8月6日，季羨林出生于山東省清平縣（現臨清市）康莊鎮官莊一個農民家庭，六歲以前在清平隨馬景恭老師識字。

　　1917年，離家去濟南投奔叔父，進私塾讀書，學習了《百家姓》、《千字文》、《四書》等。

　　1918年、1920年，分別于濟南山東省立第一師范附設小學、濟南新育小學就讀。課余開始學習英語。

　　1923年小學畢業后，考取正誼中學。課后參加一個古文學習班，讀《左傳》、《戰國策》、《史記》等，晚上在尚實英文學社繼續學習英文。

　　1926年初中畢業，在正誼中學讀過半年高中后，轉入新成立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在此期間，開始學習德語。

　　1928年-1929年，日本侵華，占領濟南，輟學一年。創作了《文明人的公理》、《醫學士》、《觀劇》等短篇小說，署筆名希道，在天津《益世報》上發表。

　　1929年，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

　　1930年，開始翻譯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婦》、《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麗，多么新鮮啊!》等，先后在山東《國民新聞》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報》上發表。

　　高中畢業后考取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后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修方向是德文。在清華大學四年中發表散文十余篇，譯文多篇。

　　1934年，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應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的邀請，回母校任國文教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