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李賀詩歌中的生命意識

時間：2024-06-12 18:47:33 麗華李賀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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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李賀詩歌中的生命意識

　　中國詩歌里的色彩表現是最為豐富也是極具形式作用的。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分析李賀詩歌中的生命意識，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分析李賀詩歌中的生命意識

　　李賀是元和詩壇繼孟郊、韓愈之后出現的另一位偉大詩人。他深受屈原、李白以及漢樂府民歌的影響，因此其詩歌想象力豐富。

　　李賀(公元790-816)，字長吉，生于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陽宜陽縣)人，是中唐浪漫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李賀因為父親晉肅“晉”與進士的“進”同音，“肅”與“士”音近受到了他人的議論攻擊而不能夠參加科舉考試，從而斷絕了他報效國家的志愿和抱負，正因為如此，他寫下了許多抒發個人苦悶，壯志難酬或者感嘆壯志難酬的詩歌，除此之外，李賀還寫下了不少反映當時藩鎮割據、宦官專權以及表現人民悲慘生活的現實詩歌。代表作品有《雁門太守行》《神弦曲》《夢天》《金銅仙人辭漢歌》《李憑箜篌引》等，著有《昌谷集》。李賀詩歌想象力豐富，善于將鬼怪、游仙、死亡等納入詩歌，閱讀他的詩歌仿佛進入了一個怪異荒誕、幽寂冷艷的別樣世界，因此被后人稱為“詩鬼”、“鬼才”。李賀的一生雖然只有短暫的27年，但是他卻將對詩歌的創作視為生命之所系，這樣一方面使得他并沒有對現實的社會有深刻清醒的認識，因而時時耽于幻想，另一方面也使得其詩歌融入了濃厚的苦悶情懷和感傷情緒，最終形成了他凄艷詭激的詩風和意象營造方式。李賀自幼身體較為羸弱，因此他對生命、死亡等較常人比較敏感，本文就將以此為切入點，試對其詩歌中蘊藏著的生命意識進行重點的分析解讀。

　　一、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外在表現

　　對生命和死亡的強烈關注使得李賀的詩歌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和思想內涵，從他的詩歌中可以明顯的感受到他對社會、生活、生命以及人生的不滿與無奈，從而也使得其詩歌總是折射出濃厚的悲劇色彩。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外化主要表現在詩歌意象的運用和悲劇色彩的呈現上。

　　首先，李賀對詩歌意象的營造。意象是我國古典詩歌中經常出現的一種藝術手，它是作者內在情感和外在感性的一種表達，實際上是情與像的一種結合，它既可以包括反映現實的真實意象，也可以包括跳出真實生活范圍的超現實意象。縱觀李賀的詩歌，他對意象的使用帶有強烈的情緒化，這種情緒化正是對生命、人生和死亡的外在化思考和表現，也就是其生命意識的外在表現。在意象的選擇上，李賀對凄婉哀傷的意象情有獨鐘，并且還運用獨特的思維方式將或者詞語這些意象情感化，從而使得意象與“我”之間形成緊密的聯系，最終營造出極具凄涼悲劇色彩的意象群，從而表現出他對短暫倏忽生命的珍視和無可奈何。李賀總是用一些帶有色彩和情態化的意象，這起到了描繪渲染的作用，如“老紅” “笑紅” “寒綠”“凝綠”等，李賀意象這樣的運用使得其詩歌形成了通感的效果，讓讀者舉得視覺、味覺和嗅覺之間有互通之處，因此在他的詩歌中有“香雨”和“酸風”，還可以有“吹日色”的簫聲和“刮露寒”的月光。李賀對生命意識的情緒化還使得他總是運用一些瘦硬、刺目、可怕、險怪的意象，如“青貍”、“寒狐”、“血斑”、“荒溝”等。由此可以看出，這樣的意象營造一方面看出了李賀對字詞的精心錘煉，但更多的是表現出了對人生、生命的偏執以及孤僻抑郁的精神世界。

　　其次，李賀生命意識的悲劇色彩。對生命價值的思考和認知會因為不同人的文化素養、性格特點不同而不同，當對生命人生的思考與追求與現實形成巨大反差之時就容易使得人產生悲劇的心理和悲劇性格，這完全符合李賀短暫一生的寫照。李賀人生的悲劇可以說是社會、自我悲劇的結合體，盡管他有著執著于對生命的追求，但李賀始終無法擺脫現實和自身的悲劇境況。李賀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寫作了大量的游仙詩，將自己對生活、生命的不滿傾注于游仙詩中，借以撫慰自我內心深處的苦悶和凄涼，他希望自己可以像神仙一樣自由的遨游在天堂、幻境之中，從而擺脫現實生活的束縛和限制，在無拘無束中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但現實真實境況讓他的這一切都顯得如此的渺茫，所以這些詩歌總體上都呈現出了濃郁的悲劇意識。李賀的游仙詩迥異于常人的想象和幻想，而他又在幻想和想象之中加入了大量的夸張手法，從而使得其詩歌與現代的意識流小說有著相通之處，如“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楊生青花紫石硯歌》)、“王子吹笙鵝升管長，呼龍耕煙種瑤草”(《天上謠》)、“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李憑箜篌引》)，可以看出，這些詩歌的想象雖然自由流動且出人意表，但在深層次上都可視為其苦悶的象征。

　　二、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審美形態

　　李賀的詩歌不僅表現出了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并且這種生命意識還投射出了一種獨樹一幟的美，這種美既表現在語言形象上，也表現在謀變布局上，更是表現在對生命的蘊藉內涵上傳達上，不過李賀筆下的這種美卻是神秘晦澀且陰森病態。

　　首先，病態凄涼的審美形態。李賀詩歌在總體上表現為冷艷凄迷的情調，因為他一直渴求擺脫自身的病態，但始終無法實現，因此他對生命的關照總是呈現出一種病態凄涼的審美形態。他在詩歌中多次對自我羸弱的身體進行大量的描述，如“自言漢劍當飛去，何事還車載病身”(《出城寄權球、楊敬之》)、““瀉酒木欄椒葉蓋，病容扶起種菱絲(《南園十三首》)”、“病客眠清曉，疏桐墜綠鮮”(《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等，李賀對自我病態身體的描寫實際上也表現出了他對矛盾社會狀況的描寫，反映出了矛盾現實對其病態身體的摧殘和侵害，所以其筆下的詩歌也總是呈現出一種病態的美，但這種美并不等同于頹廢美，只是表現出了李賀我可奈何有自相矛盾的心理狀態。除此之外，李賀病態的生命意識中還包含著凄涼的悲劇之美，這種凄涼悲劇美實際上是李賀主觀悲涼情緒的一種外化，閱讀李賀的詩歌可以看到許多凄涼悲傷的語句和詞語，如他的《蘇小小墓》;“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詩中的“幽、啼、冷、風、雨”等都讓整首詩染上了凄涼悲劇的色彩。　　其次，晦澀陰森的審美形態。李賀的詩歌總是喜歡選用一些陰森恐怖、獰惡銳利的意象來表現他對人生、生命的關照，因此詩歌中呈現出的生命意識也總是折射出晦澀陰森的審美形態，也就是說李賀總是以“丑”為美，李賀總是認為“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墮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怨恨悲愁也;鯨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因此其筆下的詩歌世界總是異常的陰森恐怖和神秘晦澀，如“一雙瞳人剪秋水”(《唐兒歌》)、“金虎蹙裘噴血斑”(《梁臺古意》)、“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銅花(《長平箭頭歌》)”等。李賀晦澀陰森的審美形態一方面造成了其詩歌意境的迥異，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形成了區別與他人的獨特詩風。晦澀陰森的審美形態是實際上是另一種美，詩中的游仙、夢幻和鬼怪在本質上與作者是相通的，表明了李賀對生命的獨特感受和認識。李賀詩歌的晦澀陰森與韓愈、孟郊的枯寂冷峭有著本質上的區別，李賀的陰森恐怖的審美形態是其對生命意識的一種內在挖卻和心靈的主體呈現，而韓孟二人且只是客觀上的一種呈現，所以李賀在“以丑為美”和晦澀陰森的描寫上較之他人來說更加具有自我鮮明的藝術特色，同時在藝術手法背后還隱藏著更為深刻的生命意識。

　　三、李賀詩歌生命意識形成的原因

　　李賀本人身體多并且敏感，因此其詩歌中非常注重對個人內心世界的挖掘，更重視自我主觀化的想象，因此他對生老病死有著較為深刻的體驗，進而使得他的詩歌總是傳達出一股強烈的生命意識。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會因素影響李賀生命意識的形成。社會生活的震蕩和矛盾的激化都增加作品本身的悲劇色彩，李賀生活的中唐時期正是一個社會矛盾激化、政治劇變的飄搖年代。從歷史進程上看，元和年間較之以前的安史之亂時期，社會經濟和政治形勢有了明顯的好轉，并形成了“中興”的局面，不過表面的繁華背后卻隱藏著無限的危機感，中央集權與地方藩鎮割據的矛盾越來越明顯，而朝廷內部則被宦官把持朝政，因而政策混亂且人才流失，這都使得唐王朝失去了原來的意氣風發和精神面貌，所以詩人們的創作心理狀態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他們的詩歌中不再有初盛唐那種飛揚的自信和磅礴的氣勢，也失去了表現戰亂社會現實的激憤深廣情緒，盡管有些作品中還留有盛唐余韻，也寫作一些反映民間疾苦的作品，不過這些作品總是呈現出一股苦悶悲寂的意境和清雅凄迷的情調。詩人們的創作不在有雄渾的風骨氣概，而是轉向了對悲淡、細致的內心世界的表達，從而逃避從盛唐到中唐的巨大落差感。李賀的詩歌創作也染上了這層悲傷感色彩，他總是在追憶往昔、目睹現實中發出生不逢時之感，心中熱切的仕途欲望被現實的社會因素所取代，所以詩中頗多無可奈何的感嘆和悲苦郁悶的情懷。正是因為這樣的社會環境，使得李賀對人生和生命多了幾分深沉的思索，同時也加深了其詩歌創作的苦悶悲劇色彩。

　　其次，生理、性格因素影響李賀生命意識的形成。除了社會政治因素之外，李賀對生命和死亡的思考關注還源于其多病的身體狀況和抑郁的性格特征。李賀自出生起就體弱多病，且長得一張怪誕丑陋的面龐，他長的“細瘦”，而且是“大鼻”、“長指爪”。他出生在一個沒落的貴族之家，卻因為一些可笑的理由而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都使得帶有一種沉重的失落感和屈辱感，理想抱負的無情被粉碎也讓他的精神始終處于苦悶抑郁之中。他的敏感早熟使得他過早的就體驗、品嘗到了人生、生命的苦澀，在生理和性格的雙重壓力之下，李賀在很早的時候就出現了早衰和病態的心理，“壯年抱羈恨，夢泣生白頭”(《崇義里滯雨》)、“我當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謝如枯蘭”(《開愁歌》)、“長安有男兒。二十心已朽”(《贈陳商》)，由此可以看出身體的多病和性格的敏感抑郁使得人生的短促倏忽引起了他無比的恐慌，而這種生命短促的思想又反過來沖擊著他多病且敏感的身體。李賀雖然是沒落王室后裔，但是他始終以皇室宗親自居，自視甚高，在其詩歌中總是出現“皇孫”、“宗孫”這樣的稱呼，他的內心深處還是希望通過顯赫的身世獲得地位和認可，無奈家族早已中落，他的希望只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這都進一步增加了他對生命本身的關注和感嘆。

　　綜上，通過李賀的詩歌可知他一直在訴說著對生命的珍視與渴求，并在不斷的努力中極力的擺脫現實的束縛和奈何，不過他的這種抗爭卻是那么的無力和被動，從而其詩歌中呈現出來的生命意識總是浸染上濃厚的悲劇意識，悲可以說是其詩歌的內質，同時也是其生命意識的底色。對李賀詩歌生命意識的理解和認識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的了解李賀本人以及他詩歌內涵的深刻性與豐富性。

　　談談李賀憤世幽怨的詩歌人生

　　李賀出身于皇裔貴族之家，嚴重的社會危機，使得這個家庭很重視對子女的文化教育以及社會責任感的培養，幼年時的李賀便刻苦學習，希望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展抱負。每天一大早，他就會背錦袋，騎瘦馬，由書僮陪著在大街小巷里走，有時會到風景秀麗的郊外，探尋寫詩的靈感。他就是這樣整天在外閑逛，想到什么好句子，就隨時用紙寫下來，放進袋子里。黃昏回家后，他再從袋子里找出那些在路上記下來的句子，整理成完整的詩。功不唐捐，他7歲就能做詩，李商隱曾在《李長吉小傳》里寫道：“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

　　元和四年（809年），韓愈在洛陽，李賀往謁。據說，韓愈與皇甫曾一同回訪，李賀“總角荷衣”出迎，二人指定題目讓李賀寫上一篇賦，題目為《高軒過》。李賀文不加點，一氣呵成。原詩為：“華裾織翠青如蔥，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精耿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奉命之作不容易寫好，但李賀這首詩先寫韓愈、皇甫來訪的宏偉氣派，接著以無比欽佩的心情寫了他們崇高的文名、寬廣的胸懷和磊落的人格，最后以滿懷喜悅的心情寫到二公的來訪，使自己絕處逢生，堅信自己日后定能施展抱負。全詩一氣呵成而又構思精嚴，感情真摯、跌宕多姿，受到韓愈、皇甫的贊賞，這竟出自一個年僅7歲的孩童之手，令人難以置信。后來，李賀去洛陽參加河南府試，呈送給韓愈一些自己的詩文，首篇為《雁門太守行》，令韓愈眼前為之一亮。詩曰：“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院炱熗僖姿，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

　　《雁門太守行》為樂府舊題，詩中主要描寫邊塞將士在敵人重兵壓境形勢下英勇戰斗的情形，表現其不怕犧牲的英勇氣概，充滿了愛國主義情懷，全詩意境蒼涼、氣氛肅殺，語句悲壯，極富藝術感染力。前四句寫日落前的情景，“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是傳頌千古的名句，一個“壓”字，把敵軍人馬之眾，來勢之兇，守軍將士處境之艱難，表現得淋漓盡致。

　　李賀參加河南府試，作組詩《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并閏月》，每月一首，外加閏月一首，共十三首。李賀在命題、立意、煉句等方面皆有新意，為應試詩之上乘佳作。元代的孟P說：“讀李長吉《十二月詞》，其意新而不蹈襲，句麗而不淫，長短不一，音節亦異。”明代的余光也說：“二月送別不言折柳，八月不賦明月，九月不詠登高，皆避俗法。”可見李賀該組詩力避前人窠臼，苦心孤詣于創新，也因此而獲得了考官青睞，鄉試獲雋，遂于當年冬入京赴禮部試。

　　據說，元稹也很喜歡李賀的詩。有一天，元稹專門到李賀家里拜訪，要跟李賀聊詩談文，但李賀看見元稹的名帖是“明經”出身，當時重進士輕明經，便不想與他浪費時間，很輕蔑地叫下人傳話道：“明經擢弟，何事來見李賀？”元稹在門外等候了半天，等到的卻是這句帶有侮辱性的話，這話深深刺痛了元稹，于是便懷恨在心，拂袖而去。

　　光陰荏苒，時過境遷，元和五年（810年），當李賀要考進士時，當年毫無名氣、曾做過校書郎的元稹此時已經官運亨通，任禮部郎中，正好管著科舉考試。

　　常言道，不怕得罪君子，就怕得罪小人，尤其是那種假君子真小人，會更令人防不勝防，他們均是打擊報復之好手，拈過拿錯之良匠。

　　元稹發現了李賀的名字，便絞盡腦汁，想要從中搗蛋，以報復當年李賀對他的羞辱。最后，終于找到了上奏皇上的理由。李賀父親名李晉肅，“晉”與進士的“進”同音，這是犯名諱的。于是元稹在金鑾殿上向皇帝奏道：“啟奏圣上，李晉肅的‘晉’與‘進’同音，這不合乎朝廷的禮法。因此，李晉肅的兒子李賀應取消考試資格。”元稹又強調說：“啟奏圣上，應以朝廷的禮法為重！”皇帝就準奏了。這等于說李賀沒有通過“政審”，科舉考試就免談了。此事一經傳出，整個京城頓時一片嘩然（也有人認為此事并非元稹所為）。墻倒眾人推，其他考生為了減少競爭對手，也紛紛起哄，最終成為一股難以遏止的倒賀洪流，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人性自私的一面。

　　面對如此局面，李賀只好向韓愈求助，請他出面進行干預，緩解這種壓力。

　　韓愈非常欣賞李賀的才華，他不平則鳴，馬上寫了一篇《諱辯》，為李賀解圍。他義正詞嚴地質問：“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他引經據典，先由避諱的規定說起，繼而舉例證進行闡釋，說明李賀并未違犯條律。最后，韓愈指出，現在一些人詆毀李賀，引申諱法，是借機壓制人才！

　　韓愈的《諱辯》，寫得有理有據，痛快淋漓，后來此文被收入《古文觀止》，歷代為賞。但在當時，不少人是不買賬的，結果，李賀雖赴京應舉，卻遭讒而未能應試。

　　長安應進士舉的失敗，對李賀來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黯然傷神地離開那曾經使他熱切向往的京城，騎驢垂帽，懷著悲哀絕望的心情獨行在這蕭條的古道上，悲從中來，寫了一首《出城》：“雪下桂花稀，啼烏被彈歸。關水乘驢影，秦風帽帶垂。入鄉試萬重，無印自堪悲。卿卿忍相問，鏡中雙淚姿。”

　　唐人以登科為折桂，“雪下桂花稀”，暗喻應進士舉失利之~，這又是實景描寫，說明時令正是深冬。“啼烏被彈歸”，比喻應進士舉被人讒毀、中傷之~。前四句寫得比較凄涼，有力地烘托了不第而歸的悲涼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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