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中屈原的美政思想

關于《離騷》中屈原的美政思想

　　從離騷中我們可以看出屈原他的高尚的品德修養、明君賢臣、忠君忠國。

　　一、關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現狀

　　屈原在《離騷》中曾提到“美政”一詞：“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用“美政”指代屈原的政治理想，學界已達成共識。但“美政”具體指什么，《離騷》中并未明確指出。

　　洪興祖《楚辭補注》引王逸注，釋“美政”為“行美德、施善政”;朱熹《楚辭集注》未予解釋;按王夫之《楚辭通釋》，“美政”似與“惡政”相對;蔣天樞《楚辭校釋》注：“美政，可以實現己理想事業之政。”王泗原《楚辭校釋》：“為美政是屈原的抱負，生死以之。”姜亮夫《屈原賦今譯》釋為動詞“修美政”。

　　上述注本或譯本對“美政”一詞的解釋，都不夠具體，并不能幫助我們很好地理解“美政”的內容。

　　廖化津在《屈原美政思想系論》中，對今人關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作了梳理：解放前，研究者寥寥，游國恩先生為代表：“美政者，即合從以擯秦之政也。”“所謂美政者，非合從抗秦之策乎?”認為美政就是楚國現實政治中的一種正確的外交政策。解放初期，研究者仍很少，但認識出現分歧。一是美政是儒家思想，屈原的“理想的政治就是堯舜禹湯文武那樣的政治”，以何其芳先生為代表;二是美政是法家思想，“屈原的主導思想是主張法治，使國家富強的法家思想……不能實現他的美政……只好決心從彭咸之所居。”以張縱逸先生為代表。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者漸多，論文(含專著)有十余篇，多仍依儒、法兩家之間，持折中、調和之說，以孟醒仁先生為代表;其他論者，或儒、法雜陳，或儒主法次，少數人仍堅持法家說[5]。

　　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現在，關于屈原“美政”思想的研究依然不少，一是承襲上述觀點，二是認為屈原美政思想兼融先秦諸家學說，分對內、對外兩部分，包括舉賢授能、實行德治，君主賢明、政治清明，關注民生、系心于民，變法革新、修明法度等。

　　二、屈原美政思想的內容

　　屈原的美政思想，首先是要有內外兼修的高尚品德。《離騷》一開始寫自己的出生：“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出身高貴，有美名，內含天地之美，與生俱來諸多“內美”。但屈原并不滿足于此，“又重之以修能”，在衣著服飾、飲食裝扮等方面亦十分講究：“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是服飾之美。“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粻。”——是飲食之美。“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折瓊枝以繼佩”，“瓊佩之偃蹇”——是裝扮之美。“鳴玉鸞之啾啾”，“奏《九歌》而舞《韶》”——是聲樂之美。“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鳳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是車駕之美。衣著服飾、飲食裝扮、聲樂車駕等都說明屈原志向高潔，注重培養自己的美好品德，“內美”、“修能”兼有。“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君臣都要有德者為之。

　　其次，美政思想離不開明君賢臣。“兮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夫維圣哲以茂行兮，茍得用此下土。”堯、舜、禹、湯、文王是歷史上有圣明的開明君主，不僅有美好品德，亦能遵天地之道，選賢任能，有圣明之智，亦有盛德之行。“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羿淫游以佚畋兮……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羿、浞、澆、桀、紂是歷史上驕奢淫逸、昏庸無德的君主，不能選賢授能，而且常逆天而行，故而不能守住社稷。兩者對比，說明屈原對明君的渴望。

　　“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曖。”讒佞之人，相與朋黨，嫉妒忠賢，陷害忠良，茍且偷樂，不僅不能輔佐國君，反而會將國君引入歧途，遠離明君先王的圣賢之道。“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姚小鷗老師在《〈離騷〉“先路”與屈原早期經歷的再認識》中，考證“先路”在屈原生活的時代是諸侯乘輿的專用名，“尊貴者出入必有前驅，前驅者的地位，依出入之尊者的身份而不同，但皆為親貴之人。”可見，屈原對自己的期待——以親貴賢臣的身份輔佐懷王，對懷王的期待——要作親賢臣、舉賢任能的賢能之君，而非被讒佞蔽明害公的昏庸之君。

　　最后，屈原美政的核心思想是“忠”——忠君忠國。“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司馬遷首先指出了屈原的忠君思想，后世對此亦多無異意(雖如李贄曾對屈原“忠君”思想有過尖銳批評， 但并未否認屈原是忠君的)，“忠”在《離騷》中亦多有表現，茲不贅述。學界對屈原是否具有“愛國主義”曾進行過非常激烈的討論，詳見《屈原“愛國主義”研究的歷史審視》。曹大中先生持否定態度，認為在先秦時代，人們(包括屈原在內)的社會思想意識中，實際上只有忠君政治道德觀念，而并不存在愛國政治道德觀念，“衛社稷”、“存君興國”、“思君念國”等都是忠君政治道德觀念的具體體現。筆者以為，若以“楚國”或者“故國”去理解“愛國”之“國”，應該沒有問題，但若以現代之“國家”觀念去理解，則有待商榷。按前者，對屈原來說，忠君與愛國二者并不矛盾。《離騷》除忠君外，亦表達了屈原對故土的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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