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文學史地位

柳永文學史地位

　　柳永是婉約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對宋詞的發展有重大影響，代表作 《雨霖鈴》《八聲甘州》。

　　柳永文學史地位

　　柳永是兩宋著名詞人之一。他善于填詞而且精通音樂，工于音律，走歌妓樂工合作的道路，在兩宋文壇上影響甚大，他不僅留下了213首詞作，并在兩宋近1500位詞人中創作數量排名第15位〔1〕。他的詞在當時和后代都廣泛流傳：從教坊妓院到市井巷陌，從井水之處到宮廷禁中，從中原地域到邊疆境外，都能聽到柳詞不絕于耳的傳唱，影響極為深遠。柳永詞的詞史地位雖在歷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議，但實際上其詞在后代人那里又被不斷的學習和模仿。本文擬從歌妓的歌唱傳播和柳永詞集的編刻及歷代選本選錄柳詞情況的考察，試分析探討柳永詞的藝術成就和詞史地位。

　　一、宋代歌妓的演唱傳播

　　從晚唐五代以來，詞的主要功能是在宴樂場合供給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詞的兩個創作中心，分別在西蜀和南唐的宮廷，就是由于這種文體最適合于追求享樂的小朝廷君臣的緣故。〔2〕入宋以后，城市經濟的繁榮更加有利于詞的發展。宋開國后逐漸在都市中取消了“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為商業的繁榮和發展提供了便利，《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等書都對當時的汴京、臨安城中商旅云集，百業興盛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華情景有過生動詳細的記載。由于經濟的繁榮，各種娛樂場所和設施更加完備，歌樓妓院也隨處可見，散落于青樓妓館的市井歌妓更是數不勝數。宋初政府采取崇文抑武，優渥文士的政策，優待政府官員，鼓勵王孫、官員多置歌兒舞女，盡情享樂，許多士大夫官員蓄家妓，朝廷及地方州府也有官妓。宋代重要的商業都市中，凡歌樓、酒館、平康巷陌和瓦肆都是私妓聚集和活動的地方。其中的東京(開封)和南宋的臨安(汴京)更是如此。東京城內的妓館遍地都是。《東京夢華錄》卷二的“酒樓”條對此有過這樣的記載：

　　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余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淡妖女數百，聚于主廊檻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

　　伴隨都市的繁華，娛樂場所的興盛而衍生的私妓多居于酒店、歌樓、瓦肆，她們散落在民間，不像家妓和官妓那樣有較優厚的待遇，她們主要靠自己的聲色技藝掙錢維持生活，因而逐利營生是她們的主要目的。活躍于市井民間寄身于歌樓舞榭的歌妓們為了更好地生存，除了要有美麗的容貌和高超的技藝外，還要有好的歌詞來供她們歌唱，這就需要有一個既懂音樂又擅作詞的詞作家為她們作詞，柳永常混跡于其中又寫得一手好詞，自然是她們心目中最合適的人選。柳永的作品中也提到過創作新詞和歌妓索要新詞的事，如《玉蝴蝶》(誤入平康小巷)“要索新詞，殢人含笑立尊前。”《尾犯》“甚時向，幽閨深處，按新詞，流霞更酌。”《西江月》“幸自蒼皇未款，新詞寫處多磨。幾回扯了又重挼。”私妓的行動要比那些家妓和官妓自由的多，她們能歌善舞，技藝不凡，經常出入一些公共場合，她們的活動也使“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弄管調弦于茶坊酒肆”(《東京夢華錄序》)因而也就成了宋代大眾藝術活動的一部分，尤其是當一些文人士大夫流連這些酒店茶坊的時候，這些歌妓的活動也就具有了一層文化意義，她們既為文人士大夫的詞曲創作提供素材，也為詞曲的傳播創造了理想的環境。

　　宋代文人與歌妓的交往比較密切，歌妓是宋詞繁榮和傳播的一個重要媒介。今人楊海明在《唐宋詞美學》中說：“詞在小舞臺(酒宴歌席)上的伴著歌妓的‘出場'，實即枕奠著一個更大范圍的社會舞臺，且又挾帶著前所未見的歌圍舞陣的浩大聲勢。”〔3〕歌妓唱詞溝通著下層社會與上層貴族的生活。柳永善自創新調，這有賴于他的音樂天分，在他之前的詞人們沒有哪一個像他那樣精于音樂。根據《全宋詞》和《全宋詞補輯》記載，柳永212首詞用調135種，張先165首詞95調，宴殊139首詞38調，歐陽修212首詞52調，蘇軾351首詞76調，〔4〕在用調方面，唐宋詞人無出其右。柳詞往往呈現出一調多體的特點，為歌妓的演唱提供了寬松的藝術空間，拓展了柳詞的傳播范圍。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載：柳永“善為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辭。始行于世，于是聲傳一時”，可見柳永是以他的音樂才能和歌詞藝術贏得歌妓們的喜愛的。柳永詞又多以艷歌柔曲為主，適于歌妓的演唱。他一生矢志不平，沉淪下僚，他與歌妓的密切交往，除了音樂與文學上的關聯外，更多了一層生世遭遇與情感孤獨的相互溝通。柳永的詞在這種特定的社會文化土壤中產生，歌妓往往是其第一讀者，其詞的傳播也首先開始于歌妓們的演唱。

　　宋楊湜《古今詞話》載：“柳耆卿與孫何為布衣交。孫知杭州，門禁甚嚴，耆卿欲見之不得，作《望海潮》詞，往謁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愿借朱唇歌于孫相之前。若誰為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府會，楚楚婉轉歌之，孫即日迎耆卿欲坐。”關于此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有這樣的記載：“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曰……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欣然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雖有些夸張，但確說明柳詞傳播之廣。羅燁《醉翁談錄》丙集卷二載：“耆卿一日經豐樂樓前……及柳登樓，師師責之曰：‘數日何往，略不過奴行?君之費用，吾家資君所需。妾之臥房，困君磬矣!豈意今日，得見君面，不成惡人情去，且為一填詞去'柳曰‘往事休論'師師乃置酒，具花箋，供筆畢。……”“柳陌花衢，歌姬舞妓，凡吟詠歌唱，莫不以柳七官人為美談”，此著所記雖多屬傳聞，但確實反映了書會才人與民間私妓的交往。

　　史書和詞話中有柳永與歌妓交往的記載，他的詞作中也多涉及“畫堂歌館”、“笑筵歌席”、“尊前月下”一類環境的描寫以及“瑤卿”、“秀香”、“英英”一類的人物形象，表明柳永有過很多流連歌樓妓館的生活體驗，以及她與歌妓的密切交往。宋楊湜《古今詞話》載：“柳永嘗在江淮倦一官妓，臨別，以杜門為期。既來京師日久未還，妓有異圖，耆卿聞之怏怏。會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擊梧桐》以寄之曰：香靨深深，孜孜媚媚……。”“妓得此詞”后，“遂終身從耆卿焉”。他的作品多次提及妖女之事，如《木蘭花慢》(古繁華茂院)“贏得蘭堂醞酒，畫船攜妓歡游。”《玉蝴蝶》“雅俗熙熙，下車成宴盡春臺。好雍容、東山妖女，堪笑傲、北海尊壘。”《笛家弄》(花發西園)“是處王孫，幾多游妓，往往攜纖手。”《小鎮西犯》(水鄉初禁煙火)“野橋新市里，花濃妓好。引游人、競來喧笑。”把柳永與歌妓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重要紐帶，則是柳永在創制新聲和填寫新詞方面的杰出才能。柳永有著文學與音樂的雙重才能，因而其詞作品的流行不僅有文學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插上了音樂的翅膀，配以市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詞樂舞結合的形式，使市民大眾在鮮活的歌舞表演中愉快地接受。

　　在柳永的“約212首詞作品中情詞有149首，占全部詞作的70%”〔5〕，大部分是他與歌妓們來往、戀愛的`記錄，有些還寫了歌妓的名字，如秀香、英英、瑤卿、心娘、蟲娘、酥娘、佳娘等才藝貌俱佳的美妓。這些歌妓多有“鶯舌珠喉”、“杏臉花貌”、“明眸嬌波”、“柳腰蓮步”、“巧笑媚靨”、“歌扇舞群”的色貌，為柳永詞歌舞樂結合的傳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宋元以來的筆記、話本、雜劇、小說也多記載柳永與歌妓的交往情事。如話本《柳耆卿詩酒玩江樓記》、《眾名姬春風吊柳七》、雜劇《錢大尹智寵謝天香》、《風流冢》、《變柳七》等。《眾名姬春風吊柳七》記載：“宰相呂夷簡六十誕辰，差堂吏傳命正在徐東東家積翠樓戲耍的柳永填寫新歌上壽，柳即寫下了《千秋歲》……”此雖系小說家言，但原諸史實，或不為妄談，在這些本事或故事的背后，應該有著柳永與歌妓交往的某些事實存在。這些雜史筆記的記載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歌妓對柳永詞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柳永詞的傳播呈現出這樣一種范式：歌詞→歌妓→聽眾。這是一個動態的傳播范式，詞走向廣大的聽眾，歌妓在其中充當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歌妓的演唱使柳永詞達到了與詩、歌、樂、舞相結合的藝術境界。燕南芝庵在《唱論》“凡唱所忌”一條中說：“男不唱艷詞，女不唱雄曲”，柳永詞多是柔艷之曲，正適合于“十七八的女孩兒”演唱。其詞倚靠著聲色俱佳的歌妓的歌唱而鮮活生動地流行于當時，歌妓對柳永詞的演唱，使得柳永詞以一種文學、音樂與歌舞的藝術整合方式，即歌詞+音樂+美女+舞蹈的鮮活形式進行著動態的傳播，在歌樓舞榭、勾欄瓦肆、街區小巷、尊前月下等休閑娛樂的場所和環境中，極大地擴大和豐富了柳永詞的傳播范圍。歌妓集欣賞者與傳播者于一體，以緩歌慢舞的方式活化了柳永詞的存在形式，使觀賞者能以一種立體的藝術方式進行審美接受。

　　柳詞因歌妓的傳唱而流行久遠，許多歌妓因能唱得柳永詞而身價倍增。《醉翁談錄》丙集卷二中記載：“耆卿居京華，暇日遍游妓館，所至，妓者愛其有詞名，能移宮換羽，一經品題，聲價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資給之。”洪邁《夷堅乙志》卷十九載：“唐州倡馬望兒者，以能歌柳耆卿詞著名籍中。”柳永詞就像現在的流行歌曲一樣充溢于各個角落，甚至傳至異邦。北宋釋文瑩《湘山野錄》載：“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祀，里巫祀神，但歌(柳永)《滿江紅》，有‘桐江好，煙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繞嚴陵灘畔，鷺飛魚躍。'”柳詞不但流行于歌筵舞榭，勾欄瓦肆，還流行于民間社祀。清黃氏《蓼園詞評·評過澗歇》載：“耆卿好為詞曲，未第時，已傳播四方，西夏歸朝官且曰：‘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其重于時如此。”

　　歌妓的演唱還出現在富戶宴席、官府公筵、或朝廷御宴，柳永詞便借歌妓之口自然地傳入了宮廷禁中，上層社會如皇帝、文臣也喜讀柳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后山詩話》云“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張耒《明道雜志》載：“韓少師持國，每酒后好謳柳三變一曲。”

　　柳永死后，歌妓對其詞依然傳唱不衰。王明清《揮麈后錄》卷八載：“王彥昭‘好令人歌柳三變樂府新聲'又嘗作樂語……皆柳詞中語。”黃裳晚年，身逢北宋滅亡前后的衰世、亂世，約作于此時的《書<樂章集>后》說：“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無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所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于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柳永詞通過歌妓的歌唱傳入市井民間，使柳永詞擁有了更廣泛的接受群體，如王灼《碧雞漫志》雖譏評柳詞“淺近卑俗”“聲態可憎”，但所言“世多愛賞該洽”“不知書者尤喜道之”。徐度《卻掃編》卷下云：“流俗之人尤喜道之”。黃升在《唐宋諸賢絕妙好詞選》中云：“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悅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詞曲類》言柳永詞：“雖頗以俗為病，然好之者終不絕也”。

　　劉克莊說：“相君未識陳三面，兒女多知柳三變。”可見柳詞傳播的幾乎家喻戶曉。宋祝穆《方輿勝覽》卷十載：柳永卒于襄陽。死之日，家無余財，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門外。每春月上冢，謂之‘吊柳七'。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四載：耆卿風流俊邁，聞于一時。既死，葬于棗陽縣花山。遠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載酒肴于耆頃墓側，謂之‘吊柳會'。兩說中關于柳永的葬地問題雖不一致，但都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即人們對柳永及其詞作依然念念不忘。

　　二、《樂章集》的編刻傳播

　　詞是音樂文學，它既具有文學的特征，又有音樂的特點。這就決定了詞的傳播不僅可以通過歌妓們“傳之歌喉，播之管弦”進行動態的傳播，也同樣可以像詩文那樣以刻本和抄本為媒介進行靜態傳播。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業發達，各地官府、書院都刻印書籍，民間刊刻的坊本尤多。因而出現了許多詞籍版本。北宋已有總集、別集之刻，如《花間集》、《尊前集》、《樂章集》等，但多數詞集刻于南宋。它們之中，無論是總集還是別集，都為詞的流傳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柳詞是當行本色的音樂文學，歌唱傳播是它流行久遠的重要途徑，因此柳詞借助于歌妓的歌唱傳播風行于一時，《樂章集》在不同朝代的大量編刻是柳詞以文本的形式廣泛傳播的另一種方式。

　　別集的編輯既是衡量一個作家創作成就的指標之一，也是在傳媒手段不夠發達的的時代作家作品得以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柳永不僅有自己詞專集的編輯刻印，而且在歷代有多種版本流行和傳世。王兆鵬在《唐宋詞史論》一書的《宋代詞人歷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章中統計，柳永以現存14種詞集版本的數量而名列兩宋詞集版本排行榜的第1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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