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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學家柳宗元
唐代文學家的柳宗元一直備受人們關注，被人們稱之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但是柳宗元雖然才華洋溢，卻屢次遭受政治上的打擊。下面是小編分享的唐代文學家的柳宗元介紹，歡迎大家閱讀。
唐代文學家的柳宗元簡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山西運城人，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柳宗元是我國唐朝著名的文學家，字子厚，與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 并稱 “唐宋八大家” 。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詩。
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愚溪”，漢族，祖籍河東(今山西省.永濟市運城、芮城一帶)，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與韓愈共同倡導唐代古文運動,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與唐代的韓愈、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并稱為 “唐宋八大家”(柳宗元為唐宋八大家之二) 。唐代宗大歷八年(773年)出生于京都長安(今陜西省西安市)柳宗元出身于 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為考進士，文以辭采華麗為工。貞元九年(793)中進士，十四年登博學鴻詞科，授集賢殿正字。一度為藍田尉，后入朝為官，積極參與王叔文集團政治革新，遷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敗，貶邵州刺史，十一月柳宗元加貶永州司馬(任所在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在此期間，寫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游記》《鈷鉧潭記》《鈷鉧潭西小丘記》《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師，不久再次被貶為柳州刺史，政績卓著。憲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819年11月28日)卒于柳州任所。交往甚蕃，劉禹錫、白居易等都是他的好友。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詩。其詩多抒寫抑郁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閑適之作。 駢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游記寫景狀物，多所寄托。哲學著作有《天說》《天對》《封建論》等。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劉禹錫保存下來，并編成集。有《柳河東集》《柳宗元集》(中華書局1979年版)。
唐代文學家-柳宗元的詩
漁 翁
柳宗元
漁翁夜傍西巖宿，
曉汲清湘燃楚竹。
煙銷日出不見人，
欸乃一聲山水綠。
回看天際下中流，
巖上無心云相逐。
【注釋】
西巖：湖南永州西山。
乃： 搖櫓的聲音。
無心：指云自由自在飄動。
溪居
柳宗元
久為簪組①累，幸此南夷②謫③。
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
曉耕翻露草，夜榜④響溪石。
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⑤碧。
【注釋】
①簪組：這里是做官的意思。
②南夷：這里指當時南方的少數民族地區。
③滴：流放。
④夜榜：夜航。
⑤楚天：永州古屬楚地。
【簡析】
這首詩是柳宗元貶官永州居處冉溪之畔時的作品。全詩寫謫居佳境，茍得自由，獨往獨來，偷安自幸。前四句敘述到這里的原因和自己的行徑。后四句敘述自己早晚的行動。首尾四句隱含有牢騷之意。“閑依農圃鄰”、有“采菊東籬下”之概;“曉耕翻露草”，有“晨興理荒廢”之風。沈德潛評說：“愚溪諸詠，處連蹇困厄之境，發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間言外，時或遇之。”(《唐詩別裁集》卷四)這是很有見地的。
江雪
柳宗元
千山鳥飛絕，
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
獨釣寒江雪。
【注釋】
蹤： 蹤跡。
蓑笠翁：披蓑衣、戴斗笠的漁翁。
【簡析】
這是一幅江鄉雪景圖。山山是雪，路路皆白。飛鳥絕跡，人蹤湮沒。遐景蒼茫，邇景孤冷。意境幽僻，情調凄寂。漁翁形象，精雕細琢，清晰明朗，完整突出。詩采用入聲韻，韻促味永，剛勁有力。歷代詩人無不交口稱絕。千古丹青妙手，也爭相以此為題，繪出不少動人的江天雪景圖。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柳宗元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
閑持貝葉書①，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
遺言冀可冥②，繕③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
日出霧露余，青松如膏沐④。
澹然⑤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注釋】
①貝葉書：古印度人多用貝多羅樹的葉子寫佛經，也稱貝葉經。
②冥：暗合;
③繕：修持。
④膏沐：本指潤發的油脂。
⑤澹然：寧靜狀。
【簡析】
這是一首抒寫感想的抒情詩。詩的內容是抒發了詩人的哲學見解。前半部寫他到禪院讀經，指責世人追逐的乃是那些荒誕的事情，而不去了解佛經的真正含義。后半部寫他認為佛家的精義與儒家之道有相通之處，但如何修養本性，卻難以精熟。然而，他對禪院的清靜幽雅卻流連玩賞。
柳宗元的生平事跡
開始
柳宗元出生在一個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書令，因得罪武則天而死。其父柳鎮，在高宗時遇到安祿山之亂，攜家避隱于王屋山。后上書言事而授官，在郭子儀屬下任職，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個神童型的天才，史書稱其小時候“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致”。二十歲時與劉禹錫為同科進士，官授校書郎。三十歲時與劉禹錫、呂溫等結識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個奇才，把他提升為禮部員外郎，并準備大加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團”“永貞革新”失敗，柳宗元也因為和王叔文的關系而被貶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貶為永州司馬。與此同時，劉禹錫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類似處分，這就是歷史上的“二王八司馬事件”。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那里屬“荒癘”之地，他便“自放山澤間”，與山水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他返京后復出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
像他這樣的奇才，從極有希望、前途無量的境地一頭栽下來，從此再也沒有受到過重用和遷升，滿腹才華一無所用，其心理上的打擊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只一次地想到過自殺，終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無顧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預感到了會死于“蠻夷”之地而不能終老故鄉。
他在《瓶賦》中表白自己“清白”的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他在《牛賦》中自我安慰地說，“人的命運有好有壞，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來安排的。千萬不要抱怨和不滿，這樣才能享受到你應有的福份。”他甚至作《懲咎賦》來表示自己悔過和自罰之心。但這一切并未使他的處境有絲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頂住巨大磨難而沒有倒下去的，還是他對“道”的認識和理解，因為這種理解認識提高了他的眼界、開闊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瓶賦》和《懲咎賦》中，他已經顯示出對于“道”的深刻理解：“歸根反初，無慮無思。”“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真。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蕓蕓兮，率由以寧。剛柔馳張兮，出入綸經。”
轉折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一個極度聰明的奇才，被貶謫到荒遠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難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種痛苦都可能磨勵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遷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夸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貶謫生活所帶來的大磨難，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學家歐陽修不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勵，而且進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風都明顯地帶有他生活經歷的痕跡：“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洄。故其于文章，出語多崔嵬。”宋代大文學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則對“八司馬”作了整體的評價，認為他們都是能在“無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強”的“奇才”。
由于文章上的突飛猛進，加上對佛、道、儒三教經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為許多高僧寫過碑銘、塔記一類的文章，而他對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見地也通過這些碑銘塔記而得以廣泛傳播。他在禪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銘中寫到：“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真是言簡意賅，幾句話就把佛經要理概括無遺;他在《南岳彌陀和尚碑》中則以其獨特的詩風，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對道的精微理解：“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為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圣神無跡示教功。…形游無際交大雄，夫子稽首師順風。”;他在“無姓和尚”的碑銘中說道，“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已經從大的格局中認識到了宇宙生命的敗壞，最終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結論。在該碑的“碑陰”上則說，“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明白了“向內求”“心不被外物所動”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禮”和佛家的“律”相比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認為大小乘的分別是無意義的，“定”“慧”和“歸真源”才是終極的目的。這一超人見地實在讓人驚訝，因為佛教中許多層次極高的高僧甚至一代傳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爭，而且佛教最后也沒能擺脫分裂為大、小乘兩支的命運!除了佛教經典外，他對道家的理論也有很深的造詣。《陰符經》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經典，他研讀之后撰文指出該經乃后人假托，并非黃帝之書。精于道教理論的宋代大文學家黃庭堅曾以佩服的口吻談到此事。
他對佛理的精深理解反過來又使他獨具慧眼，能對佛教內部以及儒教中人對佛教的錯誤認識和作法有著特別清晰的認識，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對禪宗內部南北兩派的內斗，以及“狂禪”一派的邪誤作法有清楚的敘述：“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空有互斗，南北相殘。”“而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他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的《碑陰》上指出，許多高僧在圓寂時都有異象產生。比如夜晚間突現光明，有仙音妙樂，“笙磬之音”，周圍的許多人都能看到和聽到。這類事實很多，而“儒者”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閉口不談。
北宋時有位“儒釋兼通，道學純備”的“長老”，準備好了碑石，來請蘇東坡書寫柳宗元為六祖慧能作的碑銘(舊碑殘破后要立新碑)。據他聲稱，“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蘇東坡也說，“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說柳宗元的碑銘“妙絕古今”沒有錯，但說他“南遷”之后“始究佛法”則是不對的。根據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于零陵(即永州)，吾獨有得焉。”原來對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兒學”，有著“三十年”的鉆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沒有碰到過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貶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獲。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進一步去深思幾十年來學佛過程中不解的問題外，他與佛教高僧巽上人的交往對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煉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經過
他初到永州時連房子都沒有，只好暫時住在永州龍興寺的廟里并因此結識了高僧巽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詩文中稱贊巽上人，可知巽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巽公院五詠·凈土堂》一詩中，他直稱巽上人為“導師”，足見他是在巽上人的指導下修佛的。反過來想，能讓他這樣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豈能是泛泛之輩?他后來可能幫助寺廟修了一個“凈土院”和其它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巽上人修禪。他曾在一首詩中詳細描述了早上“讀禪經”的情形：“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貞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難言說，悟悅心自足。”修禪的人大多靜坐、內觀，修凈土的人喜歡大聲頌唱佛號。而他在這里是大清早把“禪經”拿到室外去讀，并能從周圍景致中生出“澹然難言說”的“悟悅”心態，確實有趣。
他似乎沒有留下談論自己修煉層次和感受的專題詩文，但從他的《巽公院五詠》這幾首題詠詩中，我們仍然可以管窺到一些修煉層次的體現：“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凈域，圖像煥且繁。清冷焚眾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導師，超遙謝塵昏。”(《凈土堂》)結合上下文以及其它詩中所談現象，這里的“華堂開凈域，圖像煥且繁”應為天目初開時的表現，能看到圖像了，但還不能自由選擇觀看的對象;“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為設，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愿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曲講堂》)此處“愿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是心靜不擾、耳無所聞，已達“忘言”而“思維”還勉強能感覺得到的高境界;“發地結菁茆，團團抱虛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禪堂》)此處“團團抱虛白”即“虛室生白”，而“忘機”與上面的“忘意”皆指“忘言”，可互相佐證。“心鏡本同如，鳥飛無遺跡”則是外塵不染、心靜而能定深的形象描述。這里描述的境界，在以往的修煉法門中已經是相當高的層次才能體驗到的了。
修煉的層次主要表現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體驗即所謂“宗教體驗”只是心性標準的表征之一。一個人心性的提高必然會反映到他的言行上來：守真、行善、戒“貪嗔癡”和忍苦，這些都是言行的標準。柳宗元自己也說，“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于世者，則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萬有，但凡有志于掙脫物欲羈絆，不愿為世俗桎梏的人，都會認同佛理、皈依佛法。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
柳宗元不幸的婚姻
柳宗元的婚姻也很不幸。他的婚配是雙方家父戲訂的娃娃親。當時兩家是同僚相好，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和柳宗元后來的岳父楊憑同在鄂岳沔都團練使李兼那共事，李兼是柳宗元妻子楊氏的外祖父。建中四年(公元784年)，柳鎮為鄂岳沔都團練使判官，柳宗元這時隨父在夏口。楊憑很喜歡少有文才的柳宗元，要把九歲的女兒許配給十三歲的柳宗元，后來始終也沒反悔。楊女三歲喪母，自小溫順，沒有大戶人家“驕盈之色。”
柳鎮貞元九年死，柳宗元守父喪。貞元十一年，楊女嫁入柳家，她敬侍柳宗元母親，柳家人都很喜歡她。柳宗元母親曾說：“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兩家又是世代交好的“通家”，柳母愛之如己子。柳宗元倆個姐姐也把她當親姊妹看待。不幸楊氏有足疾，行走不便。結婚沒三年，懷孕難產，暈倒病重，二十三歲就死。
柳宗元與楊氏的感情非常好，終生為喪妻失子而難以釋懷。對妻子的死，他哀痛不亦，發愿要“之死同穴”。這種喪妻之情情一直伴隨柳宗元一生。唐代婚姻有著嚴格的等級制度。男人不但娶妻，還可以納妾。唐代有個叫崔穎的，娶妻擇有貌者，稍不如意就不要，他前后反復多次，這在當時是很平常的事。柳宗元感情生活比較嚴肅，自楊氏死至永貞年，六年間柳宗元沒有續娶，后來遭貶到死也沒再正式婚配。
柳宗元岳父楊憑，兄弟三人，善文辭，皆有名。大歷中，三兄弟中進士，時號三楊。楊憑歷任顯官，做過湖南江西觀察使，刑部侍郎，京兆尹。元和四年為御史中丞李夷簡彈劾，貶為臨賀尉。后歷中書舍人，禮部尚書。柳宗元終生與楊家保持親密的交往，其間與楊家三兄弟及后人，頻有書信，贈詩。讓人看感動。
柳宗元在永州時，有一女兒隨行。名稱和娘，生于長安善和里。這可能是柳宗元在京城與人同居時所生。因其母身分低微，又非婚配，和娘一直沒與柳宗元相認。直到柳宗遭貶才隨到永州。不幸的是和娘來永州四年，于元和五年四月三日就病死，年僅十歲。
孑然一身的柳宗元，是處荒蠻之中的罪人，不可能求門當戶對的婚配，為續子嗣只能尋老農女生男育女。他在《馬室女雷五葬志》說：“馬室女雷五，家貧，歲不易衣(終年沒衣服替換)。……以其姨母為妓于余也。”柳宗元永州后期及柳州時的子女可能為馬室女雷五姨母所生。北宋張端義《貴耳集》說：“唐人尚文好狎(好色)。”唐室王朝開創經濟文化盛世，也風行蓄妓納妾的盛行。《新唐書·宦者列傳》載，開元天寶中，玄宗有宮女四萬多人。上行下效，州府郡縣均設官妓，兵營有營妓，達官貴人有家妓。其蓄妓數百者，史載不勝枚舉。官場宴飲娛樂，迎來送往，以妓侍之。而民間則有市妓。據文獻記載，唐代金榜題名的士子有召妓侍宴的習慣。以妓為妾是一些文人士者的時尚。劉禹錫晚年與白居易交好，詩文留有有他們召妓酬應的記述。《劉禹錫集》有詩《懷妓四首》。而柳宗元身處困境，為求子嗣，擇取貧窮為妓的馬室女雷五姨母，實為無奈之舉，其內心的苦痛是可以想見的。柳宗元道德人品與那些蓄妓納妾的達官貴人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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