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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小說中的兒童形象
導語：魯迅作品中的配角兒童，雖然刻畫不多，但卻是不可缺少的。魯迅以一個憂國憂民的思想家的眼光探視中國的國民性，并以先覺者敏銳的眼光揭示：昏庸的群眾因愚昧麻木而成為可悲的看客，歷史的積淀使幼小無辜的孩子不僅承受了這苦難的命運并繼承了造成這苦難的愚昧麻木。以下是文學網小編整理魯迅小說中的兒童形象，歡迎大家閱讀!
魯迅小說中的兒童形象 1
作為一個偉大的民族戰士，魯迅一生都在為民族解放而奮斗，他用他手中的“投槍”創作出了孔乙己、狂人、祥林嫂、魏連殳、單四嫂子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都在為他的理想而跳躍著最耀眼的光芒。但不可否認他作品中處于次要地位的配角——兒童，同樣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魯迅在他的作品中刻畫了許多的兒童，雖然大多僅僅出現了幾筆，但這簡單幾筆就將這些孩子在這個“吃與被吃”的歷史上所面臨的處境描寫了出來。魯迅以此表達了他對這個腐朽的社會對無辜孩子在物質和精神上雙重戕害的憤懣。
魯迅出生于一個有著百年歷史，曾經顯赫一時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幼年生活可以說是很幸福的。十三歲時，祖父因科場案發而被下獄，魯迅兄弟避難鄉下，父親久病不愈，隨之是長輩的怨恨，親友的辱罵，同族的傾軋，世人的冷眼。坎坷不幸的童年使他很早的在飽嘗世態炎涼中認識了社會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魯迅少年時代的特殊經歷成為了他關注兒童命運的起點。在魯迅的作品中，雖然也不乏對淳樸善良的兒童形象的歌頌，但更多的是批判和揭露。在魯迅筆下，兒童成為了苦難的承受者，他們不僅物質生活極其匱乏，而且精神生活同樣受到壓抑，在他們還沒有成熟的時候，就已經在封建歷史根深蒂固的集體無意識中淪為了愚昧麻木與封建迷信的犧牲品和幫兇。
魯迅小說中的兒童，大多在無意識間淪為了封建勢力下的祭品，成為了那個時期最無辜的苦難承受者。如《藥》中的華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飯，大粒的汗從額上流下，夾襖也貼住了脊心，兩塊肩胛骨高高凸起，印成一個陽文的‘八’ 字。”由此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已經被疾病折磨的不成樣子的孩子。他的父親華老栓為了給他治病，用他們辛苦賺來的血汗錢買回沾染了革命者夏瑜鮮血的“人血饅頭”給他治癆病。華老栓懷揣著人血饅頭，“仿佛抱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別的事情，都已經置之度外了，他現在要把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獲許多幸福。”華老栓同他周圍的人都愚昧麻木的相信只要有了人血饅頭就能治好小栓的病，同樣的，小栓“撮起這黑東西，看了一會，似乎拿著自己性命一般，心里說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開了，焦皮里面竄出一道白氣，白氣散了，是兩半個白面的饅頭。——不多功夫，已經全在肚子里了，卻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張空盤。”他吃了人血饅頭卻茫然的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只是“木偶”一樣聽從父母的安排。“人血饅頭”最終沒治好華小栓的病，而華小栓終于還是病死了。華小栓表面上是死于病痛，實際上卻是死于父母和周圍人的愚昧和封建迷信。《祝福》中的阿毛，他死的令人心寒。由于生活所逼，阿毛過早的分擔了家庭的重負。兩三歲的幼童，竟能對母親的話“句句聽”，這是何等難能可貴。但他被狼吃后，不但沒有得到周圍人的一聲悲啼，更成為了人們看熱鬧、聽故事以達到滿足自己的空虛和無聊的工具。而聽過之后，也就感到了厭倦，人性的冷漠無情在此得到了驚人的表現。
魯迅筆下這些可憐無辜的孩子，在周圍人冷漠麻木的對待下，過早的成為了封建道德、封建迷信下的祭品，他們的父母、周圍看熱鬧的人群，這些人在幾千年封建歷史積淀下，早已成為沒有自主思考能力的麻木的人。他們的行動都無意識的傳承著歷史上的封建迷信與愚昧麻木，而他們的孩子，則成為了他們封建迷信和愚昧麻木的承受者，毫無意義的死去了。
魯迅在他的作品中不僅寫了苦難的承受者，同時又寫了一批受歷史和環境所影響而成為新的如他們父母一樣的`麻木的繼承者。在小說《示眾》里，魯迅用形象生動的筆墨刻畫了幾個不同的小看客。賣包子的十二歲的胖男孩，在炎炎夏日里，他昏昏欲睡地細著眼，可當對面馬路邊剛出現“淡黃制服的掛刀的面黃肌瘦的巡警”和“一個穿藍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時，他睡意全消“像用力擲在墻上而反撥過來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飛在馬路的那邊了。”接著，他擠在人群的最里面看犯人的臉、白背心和上面寫著的一行行不認識的字。當他看到被示眾者正研究著一個讀他白背心上字的禿頭時，他便也跟著研究，當人群中擠進一個與他年齡相仿的學生時，他又去看學生，后來又隨著學生的眼光去看紅鼻子胖大漢的奶子和奶頭四邊幾根很長的毫毛，最后由于看得興起而忘了賣包子，被掌柜的在人群中一掌幾乎打到。而那小學生按著自己雪白的小布帽，也向圍觀示眾的人群中擠去，這個學生受過教育是人群中除了禿頭老頭外識字最多的一個人，但他卻偏偏不看犯人白背心上其他人看不懂的字，只顧出神地盯著胖大漢的奶頭。而最令人可悲的卻是老媽子抱在懷里的小孩子，當這個小孩子被人碰了一下嚷著要回去時，老媽子卻把他轉過身來，面對著被示眾者的白背心，一手指著說：“啊，啊!看呀!多好看哪!……”如此幼小的一個孩子，卻因老媽子把這無聊的示眾當成一件好看的東西而灌輸到孩子的心里，這個孩子的未來可想而知。
兒童是一個人人性發展的重要階段，也是一個人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在這樣一個成長的重要時期，他們被環境和封建麻木的父母用自身的行動教育成了一個又一個象他們父母一樣麻木的吃人者與看客。魯迅以一個憂國憂民的思想家的眼光探視中國的國民性，并以先覺者敏銳的眼光揭示：昏庸的群眾因愚昧麻木而成為可悲的看客，歷史的積淀使幼小無辜的孩子承受了這苦難的命運并繼承了造成這苦難的愚昧麻木。《狂人日記》中的“惡狠狠的看著我”的一伙小孩子、《白光》中七個學生對于落榜的先生陳士成的“小覷”、《長明燈》中從嘴里吐出清脆的一聲“吧”的孩子等等，他們本應是未來的主人、是民族的希望，但他們被生存環境和身邊的愚昧無知、麻木迷信所毒害，變成了同他們父母一樣沒有靈魂，沒有意識的“吃人者”。魯迅這些形象的塑造，是對社會提出的最有力的控訴。在《故鄉》中，他把少年閏土描寫成一個活潑可愛的生命，是魯迅生命中的“小英雄”，但在經歷了30年的艱難生活之后，“小英雄”變成了一個面貌蒼老、靈魂呆滯的“木偶”。強烈的對比，憤怒的揭露了社會對美好人性的戕害，這也使魯迅看到了孩子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重要。他不愿看到一個又一個鮮活的生命在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壓榨下變成封建勢力“吃人”的幫兇。所以在《狂人日記》的最后，他借狂人之口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希望以此挽救那些“沒有吃過人的孩子”。孩子作為生命的延續、時代的承接，作為一個民族的未來與希望，如果繼續這樣因襲著幾千年固有的“吃與被吃”的歷史，那么國家將隨著這些愚昧麻木的小繼承者走向滅亡。
魯迅小說中的兒童形象 2
摘 要: 魯迅在作品里刻畫了許多孩子形象，令人回味無窮，他站在時代的高度，審時度勢，關注著孩子的命運，寄希望于孩子，表現了改造舊社會、創造新生活的信心和決心。同時他還運用了高超的藝術手法，把孩子形象描寫得活靈活現。
關鍵詞: 魯迅文學作品 孩子形象 藝術手法
魯迅文學作品往往對孩子情有獨鐘，其中刻畫、描繪出許多機智聰明、天真無邪的兒童形象，我們從中可以窺見作者對孩子們命運的關注，并體會到作者匠心獨具的藝術手法。
1.《社戲》中描繪了一群機智聰明的少年
雙喜是孩子們的頭領，他聰明能干，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而且反應靈敏，考慮周到，辦事果斷，充滿自信，又有組織才能和號召力，是孩子們的當然領袖。桂生――機靈勤快，阿發――憨厚無私。以雙喜為首的農民孩子是招人喜愛、令人敬佩的。他們具有天真活潑、幼稚頑皮的孩子氣，同時又聰明機智。他們熱情誠懇，爽直無私，既愛勞動又會勞動。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農民孩子所具有的性格和美德。“我”是一個熱愛農村生活、熱愛勞動人民的孩子。“我”與農家孩子和睦相處，由于受他們的熏陶，在思想上和他們有相同的地方，熱愛農村這一片自由天地。“我”到平橋村這片“樂土”，不僅“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類艱澀難懂的詩文，而且受到優待，和小伙伴嬉戲，看社戲。這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孩子被束縛在私塾里，過著枯燥無味的學習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里也表現出孩子們對自由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有在這片“樂土”，孩子們的聰明才智才得以充分展示，而封建教育扼殺了孩子們的靈性。文中說:“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松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這種“輕松”和“舒展”正反映了孩子們追求自由生活的真情實感。
《社戲》中以雙喜為首的農村少年那迷人的人性之美，使作者領悟到人與人之間的質樸、溫馨的情誼，正是這種人性之美，使作者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時刻關注著孩子成長的社會環境的優化。
但“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戲了”，可以看出作者對當前社會的擔憂。他的確不希望像雙喜一樣淳樸的少年無辜地又變成像閏土那樣失去青春活力的新一代的奴才;他真切地希望所有的中國孩子能夠永遠保持那迷人的人性之美。只有這樣，中國的孩子們才有真正的希望，中華民族才會有廣闊的前途。作者塑造這一群機智聰明、朝氣蓬勃的孩子形象，寄予新一代美好的希望和深切的關注。
2.《故鄉》中刻畫了少年閏土、宏兒和水生的形象
《故鄉》中的少年閏土，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紅活圓實的手，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刺去，說話滔滔不絕，和“我”親密無間，是健康活潑、富有活力、勇敢機智的小英雄形象。而中年閏土變得遲鈍、愚昧、麻木，與“我”之間隔了一層厚障壁，使“我”無限悲哀。
活潑可愛的少年閏土代表著未來，代表著希望。閏土的變化，根本原因是“兵匪官紳”造成的，但作者似乎在呼吁人們，更多地關注孩子們的命運，救救這些孩子，不要使閏土的悲劇重演，不要使希望破滅。
《故鄉》中還寫到了宏兒和水生，“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后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愿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愿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我”和閏土少小關系融洽，后來產生隔膜，變成陌生人，所以作者把希望寄托在后輩身上，宏兒和水生的出現正反映了“我”改造舊社會、創造新生活的強烈愿望。
事實上，作者在設置人物時獨具匠心，在安排人物關系上也用心良苦，顧及這兩點，對作者的創作意圖才可能了解得更透徹、更全面些。那么《故鄉》究竟好在哪里?《故鄉》這篇小說的主要藝術手法就是比照，小說精心設置了宏兒和水生這一重關系。這里的宏兒和水生恰是過去的“我”和閏土的縮影，從時差比照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預見性思考:現在的宏兒和水生之友誼將要成為“我”和閏土式的隔膜，這是新一代關系的回歸，也是老一代關系的重現。因此，作者雖然說:“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但馬上又清醒地認識到:“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來了。閏土要香爐和燭臺的時候，我還暗地里笑他，以為他總是崇拜偶像什么時候都不忘卻。現在我所希望，不也是我手制的偶像嗎?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遠罷了。”事實上，在整個舊秩序未鏟除之前，在封建的道德觀念、等級觀念，以及一切封建思想意識未鏟除之前，談希望，的確是茫遠的、空洞的，同求神拜佛有相似之處。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希望的份量是多么沉重，消除人間隔膜又是多么艱難，這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這實際是一個應由幾代人才能完成的浩大工程，必須是“走的人多了”才會實現的。這就是作品所要告訴我們的。因此，宏兒與水生是“我”和閏土親密關系的延伸。“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文中“我”與宏兒的對話，是寄希望于下一代，表達了打破彼此間的隔膜，再探人生新路的執著信念與追求。
3.《孔乙己》中描寫了“小伙計”的形象
咸亨酒店的`掌柜是一個圓滑世故、欺下媚上、惟利是圖的奸商。小伙計在掌柜看來，“性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長衫主顧”，說明小伙計本來有著純潔的心靈，不會阿諛逢迎、巴結討好那些有權有勢的長衫主顧，酒店的大生意將要受到影響。金錢是一方面，酒店還要依仗長衫主顧的勢力生存，小伙計不會應酬，自然不會討他們的歡心，于是掌柜給他換了工種，要小伙計對付那些地位低下的“短衣幫”。但小伙計又不會弄虛作假，或者說搞欺騙的本領不高，沒有學會用遮眼法在酒中“羼水”，這樣也不能在“短衣幫”身上榨取金錢，所以過了幾天，掌柜說小伙計干不了這差事，考慮辭退小伙計。“幸虧薦頭的情面大，辭退不得，便改為專管溫酒的一種無聊職務了”。掌柜對長衫主顧唯恐侍候不周，對短衣幫則能欺則欺，他的這一嘴臉肯定影響到小伙計的成長。小伙計在酒店受到如此的折騰，不能不感受到世態炎涼，不能不受到掌柜的“熏陶”，不能不使自己的心靈受到創傷。“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伙計由于受社會環境的影響，本來天真無邪的心靈也被玷污，變得圓滑世故，鄙視像孔乙己一樣地位低下的人。孔乙己教小伙計識字，小伙計才十二歲，便受社會影響，也有了等級觀念。“我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嗎?”小伙計的心理活動正反映了他受封建等級制度的毒害，對不幸者冷酷無情。
由于人們對孔乙己傾注了太多的感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小伙計便被人遺忘在了角落。黑暗的封建社會造就了小伙計，他的清純的心靈被扭曲變形，他有了尊卑貴賤的觀念，學會了媚上欺下，這是多么可悲、可嘆，多么值得人們關注。
由此可見，小伙計不僅是小說中的線索人物，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對塑造孔乙己的形象起到了襯托和渲染作用，而且是孔乙己悲劇的見證人，通過對孔乙己凄慘遭遇的講述，啟發讀者去思考這個人物形象的社會意義，貌似平淡輕松，實則蘊涵著深沉的批判力量。
《孔乙己》選取小伙計的所見、所聞為藝術布局的出發點，可以增強作品的真實性和生動性。小伙計雖然也取笑孔乙己，但也有對孔乙己同情的一面，因此由他來講述故事，最能表現悲、喜劇交織的氣氛。如果《孔乙己》中的第一人稱“我”，不是小伙計，而是作者自己，那么小說的氣氛可能就會顯得過于沉重，因為作者對孔乙己的遭遇痛切太深。而且，也很難表現酒店里那些生動的細節和真實情景，因為讀者必定要懷疑作者為什么老是到酒店里去。如果作品中的“我”，不是小伙計和作者，而是酒店掌柜，那就更難有喜劇氣氛，也更難寫出悲劇氣氛。因為，他對孔乙己缺乏起碼的同情心，他必定要渲染那些不該渲染的場面，例如酒店背后孔乙己被污辱的場面等。如果小說是孔乙己的自述，也很難具備悲喜劇性質，那也許只能有一些膚淺的哀嘆。總之，魯迅選取了一個最好的藝術布局的中心，這也正是他藝術匠心的所在。
綜上所述，孩子是將來的成人，作家在關注孩子的成長問題;孩子代表未來，作家把現實的希望寄托在未來。魯迅在《狂人日記》里說，中國的封建社會是禮教吃人的社會。不過，他又說，中國的孩子還很淳樸，還是沒有“吃過人的孩子”。他們長大后被吃或也學會吃人，所以他大聲呼吁:“救救孩子!”因此他以手中的筆為匕首、為投槍，義無反顧地殺向壓抑和殘害人性――特別是青少年淳樸天性的禮教，并第一個向社會呼吁:“救救孩子!”“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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