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小說中悲劇女性的形象

時間：2023-11-30 08:25:13 王娟魯迅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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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小說中悲劇女性的形象

　　魯迅筆下這兩個主要女性的悲劇人生，固有其個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但作品挖掘的最終造成她們的悲劇的根源是壓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以下是小編整理的魯迅小說中悲劇女性的形象，歡迎大家閱讀瀏覽！

魯迅小說中悲劇女性的形象

　　魯迅小說中悲劇女性的形象1

　　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大致有三種類型：農民、婦女和知識分子。其中，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婦女，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她們必須恪守封建禮教及其道德標準，因而所受的苦難最深重。在小說《明天》、《祝福》中，魯迅先生成功塑造了單四嫂子、祥林嫂兩個典型的女性形象，并通過她們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示了殘酷的社會現實和封建禮教對勞動婦女的精神摧殘，揭露了舊中國勞動婦女悲慘命運的社會根源。

　　一、天生苦命，飽受摧殘

　　1.單四嫂子的形象。

　　單四嫂子生前守了寡，為了生存，只能靠自己的一雙手紡出棉紗來養活自己和他三歲的兒子，在深更半夜就開始張羅明天的生活。艱難與困苦并未讓在餓死邊緣掙扎的單四嫂子對生活失去信心，皆因自己三歲的兒子——寶兒。丈夫死后，所有的寄托和希望，都押在了寶兒身上。然而，厄運卻向她襲來。寶兒生病，求簽、許愿、吃單方，但寶兒最終還是死了。單四嫂子失去了希望，她沒有了明天，面對的是無盡的空虛與壓抑。她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夢里，希望在夢里與寶兒見面，她只能呆呆地“等候明天”，但明天又會怎樣？“作者雖然沒有明說，實際上卻通過種種跡象，把一個殘酷的世界，擺在了讀者面前。”

　　2.苦命的祥林嫂。

　　在麗春之日，祥林嫂的丈夫夭折。嚴厲的婆婆決定把她象商品一樣賣掉。為了保住自己的“名譽”，祥林嫂逃到魯家做工。然而不久，她的婆婆把她劫回，強嫁給山里人賀老六，并有了兒子。可賀老六不久“斷送在傷寒上”、孩子也“給狼銜去了”。兒子死了，“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她真是走投無路了，只好來求老主人”。她再次來到魯家，四嬸四叔柳媽對她的態度完全變了。淪為乞丐后，她的遭遇更是凄慘，常常連飯也要不到。在萬家歡樂、全家團圓的時候，凄然死去。

　　二、封建禮教，毒害婦女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歷代統治階級不斷宣揚“以貞勵天下”的倫理道德觀，鼓吹“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于是對于不節烈的婦女，不但給其加上“害了國家”的罪名，還造出許多無端的故事來加以恫嚇。長期以來這種封建節烈觀宛如一把殺戳婦女的利刀戕害著許許多多善良的女性，單四嫂子和祥林嫂就是這把利刀下的羔羊。

　　祥林嫂和單四嫂子一樣，都是死去丈夫的寡婦，她們有著相同的命運

　　：首先是在“夫為妻綱”的封建禮教下，她們只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和“在家從夫，夫死從子”。

　　其次是她們都是靠自己勞動生活的寡婦。祥林嫂在魯四爺家當女傭，出賣自己勞動力，養活自己；單四嫂子是靠紡紗糊口。

　　第三是她們在社會上沒有地位，都是被人欺負的奴隸。祥林嫂被婆婆抓回賣給賀老六，她成了換成八十千吊錢的物品，藍皮阿五借故幫單四嫂子抱寶兒，只是為了占點便宜。

　　第四是她們都遇上悲慘的惡運。丈夫早逝，只有寄情于兒子，而兒子又夭折，鬼神把她們推向更悲慘的境地。

　　但是，她們又有著自己不同的遭遇。

　　在《明天》中，通過凸現出神祗、庸醫、無賴、藍皮、鄰居以及眾幫人，構成了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封建禮教的桎梏，尤其是在那塞滿誘惑、欺騙、暴力的混濁險惡的環境中，單四嫂子不是死在懸梁自戕的繩索上而是淹死在這個封建禮教的桎梏下。

　　《祝福》中的祥林嫂，首先是族權和夫權統治下的犧牲品。從她嫁之日起，就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注定了悲劇的命運。丈夫死后，她想擺脫夫家的束縛，只身逃到魯家做工。然而祥林嫂自食其力的理想，在族權統治下只不過是一個夢。她被當作一件物品賣給山里的賀老六。第二個丈夫賀老六去世后，“大伯來收屋，又趕她”，族權逼得她走投無路，現實使她無法活下去。

　　其次，祥林嫂是神權摧殘下的殉葬品。千百年來，閻羅王、土地廟組成鬼神系統，支配著中國人的精神，左右著中國人的靈魂。為了避免因“失節”而到陰間被“鋸開”，祥林嫂相信所謂“神”的力量。她將辛苦積存的十二千大錢到鎮西頭的土地廟捐了門檻，以求“贖了這一世”的罪名，以求得精神上的自我解脫和自我安慰。但她仍然是一個不潔之人。魯四爺歧視她，不準她參加祭祀活動，怕敗壞風俗。四嬸的一聲“你放著罷”，使她的精神徹底的崩潰。

　　魯迅正是通過單四嫂子和祥林嫂的形象，譴責了封建宗法制度對勞動婦女的吞噬、絞殺，形象地告訴人們，要想改變中國勞動婦女的命運，只能依靠集體的力量，積極徹底地推毀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禮教，推翻“節”和“烈”這兩座壓在婦女頭上的大山，受迫害的婦女才能真正解放出來。

　　三、反抗無果，難逃厄運

　　面對封建禮教的種種迫害，魯迅筆下的女性形象又是怎樣做出了不同形式的反抗呢？

　　我們再來回顧單四嫂子在喪夫失子之后仍然呆呆地“等待明天”，不難看出，面對封建禮教的迫害，她總是逆來順受、愚昧麻木，毫無反抗意識。

　　對于單四嫂子的逆來順受，祥林嫂進行了盲目的反抗，結果卻是慘重的。為了逃避婆家的難堪虐待，她到地主家幫工；為了反抗婆家的捆綁再嫁，她進行了出格的掙扎；為了擺脫靈魂上的迷信枷鎖，她傾其所有到土地廟去捐門檻；臨死前大膽的懷疑靈魂的有無。這些反抗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封建禮教和封建迷信色彩。她被賣改嫁時的出格反抗是因為在念書人家做過事，是受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好女不嫁二男”等封建倫理思想的毒害；她之所以傾其所有到土地廟里捐門檻，臨死懷疑鬼神有無，是她聽了柳媽的迷信話語，怕死后被據成兩半分給兩個男人。因此，她的反抗是為了生存而進行的抗爭，她的抗爭是為了做穩奴隸的抗爭，她的抗爭帶有明顯的封建迷信色彩。

　　魯迅筆下這兩個主要女性的悲劇人生，固有其個人性格的原因，作者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爭，但作品挖掘的最終造成她們的悲劇的根源是壓迫人、毒害人的封建制度、封建思想。魯迅剖析的是國民的靈魂，目的就是要改變人們的精神，挽救國民的靈魂；同時，也預示了社會制度必須要革命，國民的思想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這就是魯迅深刻的思想，他的強烈的民族責任感。我們今天重讀魯迅的小說，繼續研究其思想內涵，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魯迅小說中悲劇女性的形象2

　　一、愚昧、迷信的祥林嫂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魯迅塑造的最成功的農村婦女形象，是舊中國貧苦農婦悲慘命運高度典型化的體現。她突出的個性特征是勤勞、善良和愚昧、麻木。首先，她淳樸善良，干活勤快，只希望以自己不斷的勞動換取最起碼的生存權利，但她的遭遇卻充滿了辛酸和血淚。祥林嫂的第一個丈夫死后，祥林嫂不愿再嫁，想用辛勤的勞動養活自己，所以她逃到魯鎮做工。到魯家之后，她“食物不論，力氣不惜……到年底，掃地、殺雞、宰鵝，徹夜的煮福禮，全是一人擔當，魯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而滿足，“口角邊漸漸的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這就深刻突現出這個沒什么覺悟的中國勞動婦女的本色，表現了一個勤勞善良的勞動婦女安分的性格，她用行動贏得了“做穩了”的“奴隸”的資格。但好景不長，在魯家做工不到半年，她婆婆為了用賣她的錢買一個女人給她叔子做老婆，不但把她像逃犯一樣抓回去，并且逼她嫁到深山野坳里。這本是違法和不可思議的事，但在封建社會卻是天經地義的事，祥林嫂就這樣像貨物一樣被賣掉了。

　　在舊社會，“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祥林嫂在她前夫祥林死后，不肯再嫁；“在花轎上，她始終只是嚎，罵，抬到賀家坳，喉嚨已經全啞了。拉出花轎，兩個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勁的捺住她也還拜不成天地。他們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頭撞在香案角上，頭上碰了一個大窟窿，鮮血直流”。祥林嫂再嫁雖非自愿，但畢竟是再嫁了，就是“不守節”。“不守節”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柳媽因受了神權的影響和毒害，無意之中成了統治者的幫兇，她那有關“陰司”的話使祥林嫂在精神上蒙受極大的壓力。更冷酷的是“魯四老爺”，他是地主階級的代表，是政權的化身，當祥林嫂第一次來魯鎮做工時，魯四老爺知道她是寡婦后就“皺了皺眉”，不愿意留她。但祥林嫂憑著自己的刻苦耐勞、能干，還能分配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當祥林嫂第二次來魯鎮做工時，她的遭遇就大不一樣了：她不但不能再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而且成為人們日常的笑料；更為甚者，當她到土地廟捐了門檻，神氣舒暢、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時，四嬸慌忙大聲喝道：“你放著罷，祥林嫂！”一句話徹底地對祥林嫂“判了刑”，“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去取燭臺，只是失神地看著。直到四叔來上香，教她走開她才走開”。從此便失魂落魄，惴惴然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一樣。黑暗的社會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把她逼到絕境，終至淪為乞丐。在整個魯鎮都在“祝福”的時候，她卻懷著對地獄的恐懼和疑惑，像“塵芥”一樣被掃出了世界。祥林嫂一生的遭遇，讓人看到在她脖子上隱隱地套著封建社會的四條繩索—政權、神權、族權和夫權。夫權要她守節，族權不允許她守節，政權和神權又懲罰她的“不守節”。盡管她不斷掙扎，表現了最大的韌性，依舊沖不破羅網，爭不到一個普通人的資格。這深入骨髓的苦楚，使祥林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作者試圖揭示這樣一個真相，那就是，在魯鎮這個封閉、冰冷的世界里，祥林嫂是得不到憐憫和同情的，更不用說幸福和拯救。她的不幸故事，最終只能成為人們“咀嚼鑒賞”的談資。不僅如此，她還被魯鎮的人們當做“災星”，連接近“福禮”的資格也被剝奪了——她是不配替別人“祝福”，正如魯迅所言：欲“做奴隸而不得”。祥林嫂的死，是舊中國農村勞動婦女對黑暗的封建制度、殘酷的封建禮教血和淚的控訴，她的悲劇更代表著封建宗法社會里千千萬萬勞動婦女的命運。可以說，在中國文學史上，無論哪一個時期的作品，還沒有象魯迅這樣真正寫出一個中國農村婦女的靈魂。因而，魯迅在這方面的成就是前無古人的。

　　二、勇敢、潑辣的愛姑

　　《離婚》中的愛姑，是魯迅婦女題材小說中最具反抗性的農村婦女形象。是魯迅根據生活的真實人物塑造出來的，是舊中國中產階層婦女悲慘命運的高度典型化的集中體現。她大膽潑辣，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為了不被丈夫離棄，她打鬧過，但她打鬧的，不是離婚，而是不離婚。她在眾人面前怒罵其夫為“小畜生”，其公公為“老畜生”，這種大膽、潑辣、不屈不撓的性格，使這場斗爭火藥味十足。

　　愛姑和祥林嫂不同，她的父親莊木三是個受人尊重的富裕農民，但莊木三到底還不能與慰老爺和七大人平起平做。莊木三父女到慰老爺家去，走進客廳里去也只能站著。愛姑的被迫離婚，說明當時在農村處在中產階層的婦女，處境仍然是悲慘的。丈夫姘上小寡婦，不管原配夫人是如何鄭重地娶來的，也不會受法律保護。只要公婆不喜歡，不管你如何努力做人，也只得走。政權是夫權、族權的基礎，夫權受到統治階級的支持，鬧了幾處的離婚事件，只經豪紳七大爺在地主慰老爺家兩句話就解決了。一句是：“公婆說‘走！’就得走。”另一句是：“來——兮！”七大爺這一高大搖曳的聲音，連愛姑也感覺到“大勢已去”，晴天霹靂。愛姑的放肆、“鬧事”、想討回“公道”，已蕩然無存。愛姑只好妥協。接著，便是兩家互換了“紅綠帖”取消了婚約。可見，“來——兮！”就是離婚的判決書。這就告訴愛姑，即使拼出命來，施家也不會家破人亡，封建政權是絕對維護夫權、族權和地主階級利益的。

　　在龐大而堅固的封建勢力面前，愛姑想憑個人的力量，去沖破用幾千年時間織成的封建羅網，那只能是妄想。當她意識到這點時，卻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認為他會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維護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縱的。愛姑這種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為，最終只能自吞苦果。在潛意識里，愛姑認為被丈夫休掉是“失節”的大事。在封建社會，只有休妻，沒有離婚，而休妻是當時社會上被人們尤其是婦女認為最恥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連寡婦也不如。為此，愛姑反抗，想討回一個“說法”。愛姑表現出來的行為，說明她靈魂深處還是被封建倫理道德中的“從一而終”的觀念牢牢地統治著。從這一角度看，盡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義有限。愛姑的悲劇，充分說明了處在中產階層的婦女，同樣逃脫不了遭人踐踏的悲慘命運。

　　三、孤獨、寂寞的單四嫂

　　《明天》是魯迅專門寫婦女命運的第一篇小說，單四嫂子守寡的不易是作者關注的焦點，她應該說是剛強的女性。死了丈夫后，她依靠自己一雙手紡棉紗養活自己和三歲的兒子。但寡居的日子并不平靜，單身的男子紅鼻子老拱和藍皮阿五就對單四嫂子存有“心思”，對她的“守節”構成威脅。

　　對單四嫂子來說，失去丈夫之后，她還有兒子，這是她生命的樂趣和唯一的希望。孩子是她在人生旅途中的伙伴和未來生活的依靠，也是她抗拒外面世界對她進行精神引誘的盾牌。而且她的寶兒又的確讓她感到未來生活的美好和快活。當單四嫂子紡棉紗時，寶兒坐在她身邊吃茴香豆，瞪著一雙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說：“媽！爹賣餛飩，我大了也賣餛飩，賣許多錢，都給你。”這是讓單四嫂最為感動的。但是，單四嫂的寶兒卻生病了，她求神簽，吃單方，盡其所有現錢去請何小仙診斷，然而寶兒死去了，失掉了兒子的單四嫂的生活便也失去“意義。”因為從傳統來看，單四嫂子是為兒子而活的，失去了兒子，她的精神支柱就倒了。她感到“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圍著她，太空的東西四面包圍著她，叫她喘氣不得。”單四嫂子的這個感覺，來源于社會環境的巨大壓力，來自于生活希望的破滅。兒子活著的時候，她感到“紡出的棉紗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著。”兒子走了，留給她的只是一片虛空。深受封建禮教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的單元嫂子，養成了逆來順受、愚昧麻木、毫無抗爭意識的奴隸性格。她對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打擊和不幸，只是通過所寄托的如夢幻般的“明天”，依舊是永遠無法兌現的夢。

　　單四嫂對封建道德教條的一味遵從，對自己的命運甘心情愿地任人擺布，這就意味著等待這個可憐寡婦的，只能是更沉重更無窮盡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長更黑暗的無情歲月。

　　四、追求個性解放的子君

　　魯迅刻畫的另一種類型的女性是知識女性。《傷逝》的女主人公子君是魯迅先生塑造的又一個成功的婦女形象。子君是當時新一代知識分子，受過良好的教育，是為“五四”革命狂飆所喚醒的女知識青年。她常“談伊孛爾，談泰戈爾，談雪萊”，并以這些資產階級個性主義者的民主革命思想來激勵自己，她敢于沖破森嚴的禮教羅網，勇敢地沖出家庭而自由的戀愛。子君說：“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展示了她大膽反抗“三從四德”的大無畏精神。子君和涓生終于結合了，也曾經有過安寧和幸福。不幸的是在子君獲得安寧幸福的生活之后，卻步不前，變得淺薄、庸俗、怯弱，與涓生在人生態度上產生了分歧，愛情終于出現了裂痕。成家后的子君，沒有像涓生一樣繼續學習和探索，爭取更好地發揮自己的個性，發揮自己的才能，做一個自立于社會的女子；而是終日全力理家治內，甘心情愿作一個舉案齊眉的賢妻良母。在家庭中所處的從屬地位，更滋生了她的自卑心理。她常常看涓生的臉色行事，連一顰一笑也受制于人。當她發現涓生開始冷淡她時，也不敢詢問，終日提心吊膽，生怕涓生拋棄她。她不自覺地走上千百年來中國婦女走過的老路，最后連已經實現的婚姻自主也不能自主下去。涓生終于與子君分手，子君在絕望中，不得不又回到了父親的封建家門，在無愛的人間郁郁而死，走進了“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子君在追求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與封建勢力的斗爭中，曾表現出無所畏懼、超人的勇氣，是個勇士。子君還從易卜生《玩偶之家》娜拉的形象中得到啟發和精神支持。熱戀時期的子君，對于路人的蔑視、老東西和小東西的侮辱，表現出出大無畏的井然和平靜，如入無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統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小姐，她的思想帶有濃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雖然堅決，但不徹底。涓生失業了，子君立即顯出軟弱性，在經濟重壓之下，他們愛情的裂縫越來越大，終至于分手。

　　具有高尚人生境界的知識分子之所以由意識的覺醒和奮力的反抗轉為意志的消沉與行為的妥協，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們在經濟上直面著生存的威脅，在精神上受到他人情感的制約。魯迅認為“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覺醒者的自我實現必須要以生存、溫飽為基礎，必須要首先獲得一定的物質生活保障，否則難以立足。在《傷逝》中，子君的愛情悲劇起始于涓生的被辭退，從而切斷了家庭所必需的經濟來源。子君的愛情悲劇說明，沒有經濟獨立，婦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樓閣，遲早是要倒塌的。覺醒者不能餓著肚子戰斗，要做一個真正的覺醒者，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而以個性解放為武器，單槍匹馬同整個封建勢力進行斗爭，其結果只能是失敗。魯迅先生在《關于婦女解放》中進一步指出：“解放了社會，也就解放了自己”。婦女真正徹底的解放必須是在整個社會變革之后，必須把婦女解放同社會革命融為一體，必須把個性解放與社會解放緊密聯系在一起。

　　五、其他類型的女性形象

　　在魯迅塑造的女性形象中，還有一類可悲而又可憎的女性，這便是被“吃”且“吃人”的女性。一方面，她們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受盡了封建制度和宗法“吃人”的折磨；另一方面，由于她們長期在“鐵屋子”的生活環境之中接受著腐朽的宗法禮教等思想的影響，因而導致了文化心態的扭曲和變態，在這種心態的指使下便加入到迫害他人的“吃人”行列。《祝福》中祥林嫂的婆婆、衛老婆子、柳媽，以及《風波》中的九斤老太、七斤嫂等都屬于此類。例如，祥林嫂的婆婆為了用買她的錢為其小兒娶妻，把她從魯鎮像逃犯一樣抓回去逼她嫁到深山野坳。衛老婆子為了謀私利，終日為有錢人奔走，有利可圖就盡力去做。她首先把祥林嫂送進魯家虎口，然后又與婆婆合謀讓祥林嫂再次遭到亡夫的厄運，最后又乘人之危，第二次把祥林嫂送進魯家。而吃齋念佛的善女人柳媽對祥林嫂的不幸由同情轉為厭煩，進而嘲弄，受封建迷信思想毒害極深的勞動人民。她把祥林嫂視為不貞潔的女人，開始還有些，接著變是，最后，由于自己篤信鬼神，又以陰間的懲罰嚇唬祥林嫂，這無疑如不見血跡的謀殺。《風波》里的九斤老太是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是一位“不平家”。她愛說“一代不如一代”，這理論不僅是她在這個家庭中地位的資本，也是壓迫批評兒媳的歷史資源。她對孫女吃炒豆子的批評，一語竟連誅二人。七斤嫂雖然在家里表現潑悍，但對社會變革的大局卻是糊涂的。七斤帶回來皇帝要辮子的信息后，她一改原來“沒有辮子倒也沒有什么丑”的觀點，立刻對七斤的光頭動了怒。當她品味出七斤將有殺身之禍時，為免受牽連，她編造謊言，把丈夫推到“自作自受”的前臺，幫著趙七爺打擊了自己的丈夫。

　　《故鄉》中的楊二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里一個破產的小市民。魯迅用前后對比的方法對楊二嫂進行描寫，又一次透視了辛苦恣睢的婦女生活。楊二嫂原來有“豆腐西施”之稱。不管是人們對楊二嫂靠色相招徠生意的嘲弄，還是她確實漂亮，她總算是一個擁有一個店鋪的引人注目的女性。但經過兵匪官紳，苛捐雜稅的壓迫和摧殘，幾十年過后她卻由“西施”變成了“凸顴骨，薄嘴唇”的“圓規”。她不僅尖酸刻薄，嘴尖舌利，而且窮困使她貪圖別人的東西。他明著要，暗里拿，在灰堆中埋藏碗碟，并將此事推在閏土身上，既顯示了自己揭發有功，好得到“賞物”，又陷害別人于不仁不義之中。作者批判楊二嫂的惡劣習氣，不僅反映了舊社會的黑暗使然，而且意在表現她由小康走向敗落，源之于農村鄉鎮經濟的衰敗。

　　魯迅前期創作的小說，大部分以災難深重的封建社會為背景，選材嚴，開掘深，通過諸多血肉豐滿的處于社會底層的女性悲劇形象的塑造，鮮明而深刻地展現了當時社會的婦女地位和形態，揭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主題，即應當徹底地革除吃人的封建社會制度和令人愚昧麻木的封建思想，應當啟發國民特別是處于水深火熱中的中國婦女認識并克服由罪惡的制度和腐朽的思想導致的自身弱點，真正擺脫被奴役的處境。這一主題深含著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徹底的民主主義者對于國家民族命運的憂慮和對于黑暗社會的憎惡，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進程中，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因而，一經他提出，便具有震耳發聵的作用，并產生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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