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看鏡有感》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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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看鏡有感》解讀

　　魯迅是我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為《新青年》寫稿時使用的筆名。下面小編為您帶來魯迅《看鏡有感》解讀！

魯迅《看鏡有感》解讀

　　【魯迅《看鏡有感》原文】

　　因為翻衣箱，翻出幾面古銅鏡子來，大概是民國初年初到北京時候買在那里的，“情隨事遷”，全然忘卻，宛如見了隔世的東西了。

　　一面圓徑不過二寸，很厚重，背面滿刻蒲陶，還有跳躍的鼯鼠，沿邊是一圈小飛禽。古董店家都稱為“海馬葡萄鏡”。但我的一面并無海馬，其實和名稱不相當。記得曾見過別一面，是有海馬的，但貴極，沒有買。這些都是漢代的鏡子;后來也有模造或翻沙者，花紋可造粗拙得多了。漢武通大宛安息，以致天馬蒲萄，大概當時是視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裝飾。古時，于外來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紅花，海棠之類。海即現在之所謂洋，海馬譯成今文，當然就是洋馬。鏡鼻是一個蝦蟆，則因為鏡如滿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漢事不相干了。

　　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新來的動植物，即毫不拘忌，來充裝飾的花紋。唐人也還不算弱，例如漢人的墓前石獸，多是羊，虎，天祿，辟邪，而長安的昭陵上，卻刻著帶箭的駿馬，還有一匹駝鳥，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現今在墳墓上不待言，即平常的繪畫，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鳥，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個草書一個俗字么？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元。不知道是沒有如此大膽的藝術家;還是雖有而民眾都加迫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縮，死掉了？

　　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熏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漢唐雖然也有邊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來事物的時候，就如將彼俘來一樣，自由驅使，絕不介懷。一到衰弊陵夷之際，神經可就衰弱過敏了，每遇外國東西，便覺得仿佛彼來俘我一樣，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又必想一篇道理來掩飾，而國粹遂成為孱王和孱奴的寶貝。

　　無論從那里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于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云云之類。但這一類人物總要日見其衰弱的，因為他終日戰戰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氣了。

　　不知道南宋比現今如何，但對外敵，卻明明已經稱臣，惟獨在國內特多繁文縟節以及嘮叨的碎話。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諱一般，豁達閎大之風消歇凈盡了。直到后來，都沒有什么大變化。我曾在古物陳列所所陳列的古畫上看見一顆印文，是幾個羅馬字母。但那是所謂“我圣祖仁皇帝”的印，是征服了漢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漢族的奴才是不敢的。便是現在，便是藝術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順治中，時憲書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個字，痛哭流涕來劾洋人湯若望的偏是漢人楊光先。直到康熙初，爭勝了，就教他做欽天監正去，則又叩閽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辭。不準辭，則又痛哭流涕地來做《不得已》，說道“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終于連閏月都算錯了，他大約以為好歷法專屬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學不得，也學不好的。但他竟論了大辟，可是沒有殺，放歸，死于途中了。湯若望入中國還在明崇禎初，其法終未見用;后來阮元論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統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下。彼十余年辯論翻譯之勞，若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 ……我國家圣圣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即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 《疇人傳》四十五

　　現在流傳的古鏡們，出自冢中者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鏡，薄而且大，規撫漢制，也許是唐代的東西。那證據是：一，鏡鼻已多磨損;二，鏡面的沙眼都用別的銅來補好了。當時在妝閣中，曾照唐人的額黃和眉綠，現在卻監禁在我的衣箱里，它或者大有今昔之感罷。

　　但銅鏡的供用，大約道光咸豐時候還與玻璃鏡并行;至于窮鄉僻壤，也許至今還用著。我們那里，則除了婚喪儀式之外，全被玻璃鏡驅逐了。然而也還有余烈可尋，倘街頭遇見一位老翁，肩了長凳似的東西，上面縛著一塊豬肝色石和一塊青色石，試佇聽他的叫喊，就是“磨鏡，磨剪刀！”

　　宋鏡我沒有見過好的，什九并無藻飾，只有店號或“正其衣冠”等類的迂銘詞，真是“世風日下”。但是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么做即違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么會做出好東西來。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嘮叨著“今不如古”的諸位先生們之故。現在情形還如此。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則楊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瀝陳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時候，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排斥玻璃鏡子的人。單知道咸豐年間，汪曰楨先生卻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擊過的。他加以比較研究之后，終于決定還是銅鏡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說，照起面貌來，玻璃鏡不如銅鏡之準確。莫非那時的玻璃鏡當真壞到如此，還是因為他老先生又帶上了國粹眼鏡之故呢？我沒有見過古玻璃鏡。這一點終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魯迅《看鏡有感》解讀】

　　本篇最初發表在1925年3月2日的《語絲》周刊第16期，收入《墳》。這是一篇很短小的雜感，于批判之中又富于語言的幽默和暗藏諷刺，是所謂的“語絲文體”。魯迅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中所說的“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擠”，大概可以看作本文的一個很好的解讀。

　　從古鏡的文飾中，“漢人多少閎放”，“唐人也還不算弱”，而宋的文藝“國粹氣味就熏人”云云，事實上是對這些時代的“氣度”的描畫。而氣度和風骨很直接地體現著這不同的幾個時代的強盛與否。這是文章中一條縱的線索。然而在這條縱貫“古今”的線索之后，魯迅要說的則其實是一個“中外”的問題，特別就是我們如何對待“外來的事物”的態度問題，其間也貫穿了他對民族的憂思，他看到：“倘再不放開度量，大膽地，無謂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大概是不勞久待的罷。”

　　每個時代都會有自己的局限，也會遭遇到不同既往的“新事物”，什么才是“新”的？又怎樣才能將這“新”的注入從前的格局中去而改造“舊”的？這始終是值得考慮而且必須考慮的問題。在魯迅文字的俏皮和強烈的歷史感背后，更有力量的則正是這種直指當下的問題意識。

　　——孔慶東等《解讀魯迅經典》

　　魯迅生平

　　魯迅先生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破落的大家庭里。紹興是一個有著深厚文化傳統的地方，保留有眾多的名勝，如古代治水英雄夏禹的陵墓，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留下的遺跡，近代反清女杰秋瑾從容就義的軒亭口，等等。民間還有各式各樣的戲劇演出和傳說故事。鄉親們最津津樂道的是兩個“鬼”：一個是“帶復仇性的，比別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強的鬼魂”——女吊；另一個是腰束草繩，腳穿草鞋，手捏芭蕉扇，富有同情心的“無常”。鄉土傳統與民間文化，深深地影響著魯迅先生的一生。

　　魯迅先生從小就表現出活潑的性格。因為外祖母家在農村，魯迅先生也就有了一批農民小朋友，一起在朦朧的月色下，劃著白色的小航船，趕去看戲；回家的路上，肚子餓了，就“偷”自家地里的豆煮了吃。魯迅先生還在叫做“百草園”的后園里，發現了大自然的無窮趣味：碧綠的菜畦，紫紅的桑椹；蟋蟀彈琴，油蛉低唱；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的何首烏；人首蛇身的“美女蛇”的傳說……正是這樣自由的童年生活，開發與培養了未來作家魯迅先生的創造力與想象力。

　　6歲時魯迅先生告別了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拜本城中極方正、極有學問的壽鏡吾老先生為師，一直讀到17歲。在這里，他熟讀了儒家的經典，又在課余廣泛閱讀了儒家之外的各種雜書：小說，野史，筆記……不僅關注歷史、人事，也注意觀察自然。這樣開拓了魯迅先生廣闊的精神空間，為魯迅先生以后思想與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寬廣深厚的知識基礎。

　　魯迅先生的童年也有陰影：13歲那年，祖父因故入獄，不得不隨著全家到親戚家避難；以后父親病重，家庭生活也從小康陷入困頓。作為長子的魯迅先生，不得不經常出入于當鋪與藥店，在周圍人的歧視與侮辱中，感受社會的冷酷與勢利。父親最后因庸醫的延誤而過早離世，更給少年魯迅先生以很深的刺激，他由此開始了對中國社會、文化、人世與人心的思考。

　　1898年，18歲的魯迅先生，揣著慈母多方籌措的8塊銀元，離開了家鄉，到異地去尋求新的出路。他先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后又改入路礦學堂。在求學期間，魯迅先生開始接觸物理、數學、化學等現代自然科學知識，并閱讀外國文學與科學著作。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的《天演論》，更給他帶來了一陣驚喜，他從《天演論》所介紹的進化論學說里，接受了一種自強、自立、自主的人生哲學，同時強烈地感受到在激烈競爭的世界里，處于落后地位的中華民族的危機。

　　1902年，魯迅先生東渡日本，兩年后懷著“科學救國”的夢想，進入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希望畢業以后回國救治像父親一樣被誤的病人。在仙臺，他雖然也遇到了像教解剖學的藤野嚴九郎先生那樣關心自己的老師，但也不時受到歧視；特別是有一次課堂里放映記錄日俄戰爭的幻燈畫片，看到一個替俄軍當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捉住殺頭，旁邊竟站著一群中國人在圍觀。魯迅先生受到極大刺激，由此覺悟到醫治精神上的麻木比醫治身體上的病弱更為重要，改變中國第一要著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當推文藝。于是魯迅先生決定棄醫從文。他和朋友們熱烈地討論著：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并于1903年、1907年、1908年公開發表了第一批論文，提出了“立國”必先“立人”的思想，呼喚“精神界之戰士”。

　　魯迅先生于1909年回國后，一直在痛苦地思索，沉默了將近十年。直到1918年五四運動前夕，才在朋友的鼓動下，提筆寫了《狂人日記》，發表在《新青年》雜志上。這是中國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小說通過一個“狂人”之口，對幾千年的舊傳統提出了大膽的質問：“從來如此，便對么?”揭露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是一部“吃人”的歷史，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小說發表后，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震動，魯迅先生一發不可收，連續寫了多篇小說，后來編為《吶喊》《彷徨》兩本小說集，分別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魯迅先生后來對自己的創作追求作過說明，說他寫小說的目的是要使中國人民覺悟起來，“改良這人生”，因此小說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他最關注的是下層社會“不幸的人們”，創作了許多以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小說，開拓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描寫題材。魯迅先生在觀察與表現他的小說主人公時，始終關注的是“病態社會”里的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精神“病苦”。因此，在《藥》里，他僅用一床“滿幅補釘的夾被”暗示了華老栓一家生活的貧困，正面展開描寫的是他們吃人血饅頭的精神的愚昧。在《故鄉》里，最震撼人心的不是閏土的貧窮，而是他一聲“老爺”所顯示的心靈的隔膜。《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描寫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權下所感到的恐怖。魯迅先生同樣嚴峻地揭示了知識分子的精神創傷與危機：辛亥革命時期獨戰多數的英雄，在強大的封建傳統的壓力下，像一只蠅子飛了一個小圈子，又回來停在原地點，在頹唐消沉中消磨著生命(《在酒樓上》)；五四時期勇敢地沖出舊家庭的青年男女，眼光局限于小家庭凝固的安寧與幸福，既無力抵御社會經濟的壓力，愛情也失去力量，只能又回到舊家庭中(《傷逝》)。

　　魯迅先生還說過，他寫小說，是因為青少年時代許多痛苦的記憶，使他不能忘卻。于是，當年在日本幻燈片里所看到的那些圍觀的麻木的中國人(魯迅先生稱之為“看客”)，就不斷地出現在他的小說中：在《孔乙己》里，主人公的不幸(包括他被丁舉人殘忍地打斷了腿)，沒有引起周圍人的任何同情，大家只是圍觀著取笑他；在《祝福》里，人們爭先恐后地趕去聽祥林嫂講述“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并不是出于同情，而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在無聊的生活中尋求點刺激。而這些人在聽厭了之后，又立刻唾棄，對祥林嫂加以又冷又尖的笑。人們就是這樣鑒賞著他人的痛苦，這不僅是麻木，更顯示了一種人性的殘酷。而在《藥》里，小說真正的主人公夏瑜懷著“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的信念，自覺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老百姓卻急急忙忙趕著去“看”他被殺，茶館里的茶客更把他的受害作為閑聊的談資。先驅者的一切崇高的理想與流血犧牲，全都成了毫無意義的表演。在這些描寫的背后，讀者不難感覺到，魯迅先生用一種悲憫的眼光在“看”。他的小說正是對現代中國人的靈魂的偉大拷問。魯迅先生如此無情地揭示人的精神病態，是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態的“病態的社會”。魯迅先生由此開拓出“封建社會吃人”的主題，不僅是對人的肉體的摧殘，更是對人的靈魂的毒害與咀嚼。

　　最充分地體現了魯迅先生小說的這種“民族自我批判”(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改造國民性”)特點的，無疑是他的代表作《阿Q正傳》。魯迅先生自己說，他寫這篇小說是為了畫出“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并且說“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阿Q)并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于是，中國的讀者也就永遠記住了，并且永遠擺脫不掉這位頭戴氈帽的阿Q。魯迅先生在他身上發現的是“精神勝利法”：盡管阿Q處于未莊社會最底層，在與趙太爺、假洋鬼子，以至王胡、小D的沖突中，他都是永遠的失敗者，但他卻對自己的失敗命運與奴隸地位，采取了令人難以置信的辯護與粉飾的態度。或者“閉眼睛”：根本不承認自己的落后與被奴役，沉醉于沒有根據的自尊之中：“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你算是什么東西!”或者“忘卻”：剛剛挨了假洋鬼子的哭喪棒，啪啪響過以后，就忘記一切而且“有些高興了”。或者向更弱小者(小尼姑之類)發泄，在轉嫁屈辱中得到滿足。或者“自輕自賤”，自甘落后與被奴役：“我是蟲豸——還不放么?”在這些都失靈以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覺中變現實的失敗為精神上的虛幻的勝利：說一聲“兒子打老子”就“心滿意足的得勝”了。甚至用力在自己臉上連打兩個嘴巴，“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也就心平氣和，天下太平。而一旦造起反來，也是做著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奴役他人的夢。因為魯迅先生，人們終于認識到自己與他人身上的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是中華民族覺醒與振興最嚴重的思想阻力之一。因此，小說的結尾，阿Q在走向法場前的一瞬間，突然感到可怕的狼一樣的“眼睛”在“咬他的靈魂”，高聲一叫：“救命……”所有的中國人讀到這里，都被震動了。小說后來翻譯成多種外文，許多外國讀者也在自己或同胞身上發現了阿Q，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就表示，阿Q讓他想起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這或許表明，阿Q的“精神勝利法”揭示的是一種人類精神現象；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可以說是一部“為人類寫作”的作品，它不僅是最早介紹到世界去的中國現代小說，也是中國現代文學自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偉大代表。

　　魯迅先生的《吶喊》《彷徨》不只是以“表現的深切”震撼人心，而且以“格式的特別”吸引了廣大讀者。早就有人指出，魯迅先生的每一篇小說都試驗著采用一種新的形式，很少有雷同，充分顯示了魯迅先生的創造力與想象力。例如，他的《狂人日記》用的是“日記體”，按照“狂人”心理活動的流動來組織小說。《孔乙己》又別出心裁地選用酒店的“小伙計”來講述故事，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同時觀察與描寫孔乙己的可悲與可笑，看客(酒客與老板)的麻木與殘酷，而“他”自己也逐漸參與到故事中來，先是“附和著笑”，后又冷酷地拒絕了孔乙己教自己識字的好意，終于成為“看客”中的一員。《藥》更是出人意料地將小說的主人公夏瑜置于“幕后”，而以主要篇幅描寫人們對他的犧牲的種種反應，讓讀者在自己的想象中來完成他的形象。《故鄉》《祝福》這樣的“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都講了兩個故事：在講述“他人”的故事(閏土的故事、楊二嫂的故事、祥林嫂的故事)的同時，也在講“我”的故事，因而具有濃郁的抒情性，兩類故事互相滲透、影響，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結構。魯迅先生這樣自覺的形式試驗，使他成為“創造新形式的先鋒”，深刻地影響著后來的作者。

　　在寫作《吶喊》《彷徨》的同時，魯迅先生還創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作于1926年，1928年出版)和散文詩《野草》(作于1924－1926年，1927年出版)。這是兩部寫法與風格迥異的現代散文的經典。《朝花夕拾》最初陸續在報刊發表時，總題為“舊事重提”，魯迅先生大概是回想起幼時，水鄉的夏夜，在大樹下乘涼，聽老人們談閑天、說故事的情景。《朝花夕拾》也是在談閑天，是對生命的童年時代(“朝花”)的回憶與重提。于是，在魯迅先生生命歷程中，留下印記的人和事都一一流瀉在魯迅先生的筆端：民間傳說中的“無常”，父親的病，百草園和三味書屋，藤野先生，還有我們沒有提及的幼時的保姆“長媽媽”，一生坎坷的老友范愛農，等等。魯迅先生是懷著溫馨的愛去回憶的，從中顯露出魯迅先生心靈世界最為柔和的一面，又內含著一種深沉的悲哀。《野草》是另一類散文，是“夢”的產物：全書三分之一的篇章都以“我夢見”為開頭。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個奇詭的世界：夜半時分的幻覺中聽見“吃吃”的聲音(《秋夜》)；“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影”來“告別”(《影的告別》)；青白的冰谷中看見“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死火》)；“狗”追著“人”，大聲質問，“人”拼命“逃跑”(《狗的駁詰》)……魯迅先生把他在兒時敷演童話的想象力發揮到了極致，借以表達自己微妙的難以言傳的感覺、情緒與心理，對人的生命進行更深層次的哲理思考。魯迅先生對別人說“我的哲學都在《野草》里”，讀者也因此有機會借《野草》去窺見魯迅先生靈魂的深處。

　　魯迅先生在進行小說、散文創作的同時，又在《新青年》等報刊雜志上發表雜文。五四前后，他在北京期間所寫的雜文，編有《熱風》《墳》(其中一部分是世紀初寫的論文)《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集。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魯迅先生因北方反動勢力的迫害而南下，先后在廈門大學與廣州中山大學任教，這一時期的雜文主要收在《而已集》里。1927年底，魯迅先生定居上海，開始了他“最后十年”的生命歷程，并以主要精力進行雜文創作。先后出版有《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等。

　　魯迅先生曾經說雜文是“感應的神經”，作為一種報刊文體，它的最大特點是能夠對正在發生的社會、思想、文化現實作出最迅速的反應，并及時得到社會的反響。因此，它是魯迅先生這樣的時刻關注國家民族命運、民眾疾苦的知識分子，與他所處的時代保持密切聯系的最有效的方式。魯迅先生又說，雜文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并因此把雜文分為“社會批評”與“文明批評”兩類。魯迅先生一生都在戰斗，懷著“立人”的理想，把批判的鋒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圍的對人的奴役與壓迫(民族的奴役、階級的壓迫、男性對女性的歧視、老人對少年的摧殘、強者對弱者的侵犯，等等)。他說他這樣做，并不是個人的意氣，而是為了中國與人類的“將來”，因此他的一切批評“實為公仇，絕非私怨”。魯迅先生的15本雜文集，就是從五四前后到30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忠實記錄，就是一部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而作為一個作家，魯迅先生更為關注的是在歷史事變背后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反應與變動。

　　魯迅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還奉獻出了一本小說集《故事新編》(除3篇寫于20年代，其他大都寫于1934年和1935年，1936年出版)。這是身處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魯迅先生對“故事”(古代神話、傳說與史實)的“新編”(新的闡釋與激發)。進入魯迅先生文學世界的古人，或是古代的神話傳說中的英雄：女媧(《補天》)、后羿(《奔月》)、夏禹(《理水》)；或是歷史中的圣賢人物：孔子、老子(《出關》)、墨子(《非攻》)、莊子(《起死》)、伯夷、叔齊(《采薇》)，等等。在傳統文本里，這些人都居于高堂圣殿，神圣不可侵犯，但到了魯迅先生的筆下，卻全都回到日常生活情景中，抹去了英雄的神光，還原于常人、凡人的本相。因此，《奔月》不寫射日英雄后羿當年的赫赫戰功，而竭力寫他功成名就“以后”，成為普通人的遭遇：天下的鳥獸全被射死，再無用武之地，只能整日為吃食而奔波；被人們冷落、遺忘不說，學生也來暗算自己了，最后連老婆(嫦娥)也遠走高飛：這“先驅者的命運”的思考與表現，發人深省。《非攻》里的墨子在完成了止楚伐宋的歷史業績“以后”，并沒有成為英雄，卻遇到了一系列的倒霉事：被搜檢了兩回，募去了破包袱，“又遭著大雨，到城門下想避避雨，被兩個執戈的巡兵趕開了，淋得一身濕，從此鼻子塞了十多天”。這最后一筆苦澀的幽默，才真正令人難忘。整部《故事新編》充滿了魯迅先生式的幽默，而骨子里仍然藏著固有的悲涼；此時的魯迅先生正面臨死亡的威脅，處于身心交瘁之中，卻能寫出如此從容、灑脫的文字，這正意味著他的思想與藝術都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1936年10月19日，這位本世紀中國與世界的文學大師，放下了手中的筆；這位思想的巨人，停止了思想。成千上萬的普通人自動地來為他送行，在他的靈柩上覆蓋著一面旗幟，上面寫著三個字：“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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