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縱囚論原文翻譯及賞析
歐陽修縱囚論原文翻譯及賞析1
縱囚論① 作者：［北宋］歐陽修
信義行于君子②，而刑戮施于小人②。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茍幸生④，而視死如歸⑤，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⑥，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⑦，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⑧。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⑨，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⑩；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⑾？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⑿。
【注釋】
①縱囚：釋放囚犯。唐大宗（李世民）貞觀六年（632年）十二月，把三百九十名已判死刑的囚犯釋放回家，并規定于第二年秋天就刑。到時候，縱囚來歸，皆赦之。
②信義：信用，禮義。
③刑戮：刑罰，殺戮。
④不茍幸生：不茍且僥幸地活著。
⑤視死如歸：形容不怕死，把死看得象回家一樣。這里指為了信義，不惜犧牲生命。
⑥錄：取，選擇。大辟：中國古代五刑之一，后指死刑。
⑦難能：難以做到。
⑧期：希望。
⑨冀免：希望赦免。
⑩賊：揣摩，揣度。
⑾常：經常，長久。
⑿逆情：違背人情。干譽：求取名譽。
【譯文】
對君子講信義，對小人施刑罰，刑罰定成死罪，是罪惡到了頂點，這又是小人中最厲害的了，寧可為了信義而死，不愿茍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這又是君子中特別難以辦到的。
當唐太宗貞觀六年的時候，選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釋放了讓他們回家，并約定時間叫他們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用君子難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壞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終于自己回來，竟沒有一個失約的：這是君子難于做到的事，小人卻輕而易舉的做到了，這難道是近于人情的么？有人說：罪大惡極，的確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對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變成君子。因為恩德進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變人們的氣質，所以出現了象這樣的情況。
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正是為了求得這種聲譽啊，這樣看來，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預料他們一定再回來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呢又哪里知道被釋放回來的囚犯，不是預料自動回來一定能夠赦免，所以才再回來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們才再回來，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見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來造成這種聲譽，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義呢？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這時已經六年了，還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惡極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卻能使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信義，這又是講不通的理論啊。
既然這樣，那么怎樣做才好呢我說：釋放了回來的，把他們殺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釋放一批，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這是一定不會有的事啊，至于釋放了能夠自動回來再加以赦免，只能夠偶然試一試罷了；如果屢次這樣做，那么殺人犯就都不會死了，這能夠作為天下經常的法律么不能作為經常的法律，難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堯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據人情，不標新立異來顯示高尚，不違背人情來求取名譽。
【賞析】
這篇政論文，字雖不過四五百，但立論新穎精辟，議論深刻嚴密，其寫作手法也頗有值得借鑒之處。
文章開始并不直設論點，而是先放開一筆，泛論君子小人之別，為全文的議論樹立了一個參照標準；同時也藏下暗筆，以罪大惡極暗照太宗釋囚不通情理，以視死如歸暗照死囚自歸不合情理。做到泛論不泛，緊扣論題。接著簡敘縱囚之事，斷以評議，又緊扣君子小人之別。據史籍記載，貞觀六年，唐太宗親自審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們回家，約定翌年秋天回來就刑。結果他們全都如期自動歸獄，太宗稱許他們知誠守信，免于死罪。歐陽修認為太宗以君子最高的標準去要求小人，是不通情理；死囚以小人最劣的品行而超越君子，是不合情理。因此以豈近于人情一句反問收緊，為全文定下基調，又為引出論點埋下伏筆。首段一放一收，一敘一議，令人心服地點出了縱因是違背情理之舉。
太宗此舉用意何在呢？中段作了深入剖析，但也未直論情理，而是拓開一層，先設一難。若論唐太宗。確不失為中國歷史上一位很有作為的皇帝，文治武功，空前顯赫。縱囚一事作為貞觀之治的政績之一，頗為人們稱譽，白居易《七德舞》詩就寫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人們一向認為太宗恩隆德厚，深入人心，小人能變為君子是恩德感化所致。歐陽修則透過現象看本質，一反前人的贊許，一針見血地指出太宗此舉旨在沽名釣譽。此論精警透徹，后人評謂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但舊說未破，則新論難立，下文便轉入層層辯駁。首先推勘太宗與死囚的心理活動，道破縱囚與自歸的動機各是邀取名聲與僥幸求生。這種心理分析并非主觀臆測，而是從客觀事實的不近情理推斷而出，深文曲筆，抉其隱微。清朝乾隆皇帝寫過一篇《讀縱囚論》，以其統治經驗補充說：太宗擅長權術，或會通過刑官獄吏曉以利害，歸獄可幸免一死，不歸則捕而誅之，累及親屬。雙方既然在互相窺測并利用對方的心理動機，以達到各自的目的，哪里有恩德與信義可言。烏有一句既是反問，也是感慨，有力地揭露了太宗的虛偽。但還覺意猶未盡，再進一層，將太宗六年深德與一日淺恩相比，深者尚未能感化小人，淺者反倒能改變他們，其不近情理顯而易見。此用事實作反證。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太宗縱囚并非出于開恩施德，死囚自歸也非出于感恩戴德。文章辯駁往復曲折，愈駁愈快，愈折愈警。至此，舊說已不攻自破，新論也確立不移。辯駁以立起，以破終，所以層層破舊，又句句立新；雖無一字提及情理，但處處不離情理，更以不通之論總收此段，與首段不近人情正相呼應。這一段運用設難駁詰，正辯反證等多種方法，嚴密周到地論證了縱囚是邀取名聲之舉。
統治者違背情理以邀取名聲，是否利于治國呢？這是末段議論的重點，也即本文的論題。文章同樣沒有直涉論題，而是先宕開一問，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與近情理之間的矛盾：歸而誅之，如再縱又歸，顯然不近情理；如再縱不歸，無從體現恩德，故以否定收斷。再跌進一層，故作退論。旋以歸謬收束，也同樣揭示了上述這對矛盾：如果這種恩德屢施于小人，那就等于培植他們的僥幸心理，縱容他們殺人放火，更是不近情理。這兩層議論一開一合，緊扣上文，開句承接中段，合句照應首段，進一步把舊說駁得體無完膚，從而收住辯駁，從容不迫地步入正面議論，指出縱囚不近情理，非治國之法；不見恩德，非圣人之法。最后水到渠成，自然引出文章主旨。鮮明地表達了歐陽修順應人情、嚴肅法治的政治觀點。
這篇文章議論縱橫而不支離，文字平易而有韻味，全仗作者悉心布局，使章法跌宕綿密，文勢曲折流動。每段議論不是開門見山，直截了當，而是欲擒故縱，頓挫有致，最后以通段主旨收住。整篇結構也是如此，經過曲曲折折的議論，往往復復的辯駁，最后百川歸海，結出文意，將全文推向最高潮。讀至篇末，就仿佛游覽名山走過崎嶇蜿蜒的山路，最后攀上雄偉峻拔的主峰，回首來路，領略更深，眺望前方，遙想萬千。再者，全文以情理、恩德為兩經，以太宗、死囚為兩緯，絲絲銜接，環環緊扣，明承暗接，前伏后應，使整篇議論交織一體，文勢流貫暢達。這篇文章充分體現了歐陽修散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貫舒暢，無所間斷（蘇洵語）的特色，在短小的篇幅內，或質疑，或答問，步步分析，層層辯駁，寫來卻從容不迫，縱收自如，竟似有洋洋萬言，令人耐讀。
歐陽修縱囚論原文翻譯及賞析2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寧以義死，不茍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余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后者。
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豈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
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
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
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
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
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
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
然此必無之事也。
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
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
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譯文：
譯文一
信義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種種刑罰則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惡極的，又是小人中特別壞的人。寧愿為正義而死，不愿意茍且貪生，而視死如歸，這在君子中也是很難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時，把判處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記在冊，放他們回家，約定好到期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君子都難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壞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難。到了規定的時間，那些囚犯自動回來而沒有延誤。這是君子難以做到的，而小人卻很容易地做到了。這難道近于人情嗎?
有人說：罪大惡極，確實是小人了；如果對他們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們變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轉變速度就愈快，有過這樣的事。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得到這種名聲。可是怎么會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時，沒有料到他們一定會回來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們呢?又怎么會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沒有料到他們自動回來就一定會被赦免自己的死罪，這才又回來呢?料想到囚犯一定會回來這才放他們回家，這是唐太宗從上面窺測到下面囚犯的`內心想法；料想到一定會被赦免死罪這才回來，這是下面的囚犯在窺測上面的皇帝的內心想法。我從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窺測對方的內心想法才形成了這種名聲，哪里還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辦法和囚犯遵守信義的事呢?不然的話，唐太宗在全國施行恩德感化的辦法，到這時已經六年了，卻不能讓小人不犯極惡大罪，只憑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視死如歸，而且堅守信義。這是一種說不通的觀點啊!
那么應該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說：對放回家去而又回來的囚犯，殺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對放出的囚犯在他們回來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爾做一次。如果總是這樣去做，那么殺人犯都不會被處死。這可以作為國家的常法嗎?不能作為國家的常法。這難道能說是圣人之法嗎?所以說，堯、舜、三王治理國家，必定以合乎人情為標準，不以標新立異為高明，不能違背情理來博取自己的名譽。
譯文二
對君子講信義，對小人施刑罰。刑罰定成死罪，是罪惡到了頂點，這又是小人中最厲害的了。寧可為了信義而死，不愿茍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這又是君子中特別難以辦到的。當唐太宗貞觀六年的時候，選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釋放了讓他們回家，并約定時間叫他們自動回來接受死刑;這是用君子難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壞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終于自己回來，竟沒有一個失約的:這是君子難于做到的事，小人卻輕而易舉的做到了。這難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說:"罪大惡極，的確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對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變成君子。因為恩德進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變人們的氣質，所以出現了象這樣的情況。"我說:"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正是為了求得這種聲譽啊。這樣看來，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預料他們一定再回來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呢又哪里知道被釋放回來的囚犯，不是預料自動回來一定能夠赦免，所以才再回來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們才再回來，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見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來造成這種聲譽，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義呢如果不是這樣，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這時已經六年了，還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惡極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卻能使他們視死如歸，保存信義，這又是講不通的理論啊。"
既然這樣，那么怎樣做才好呢？我說:"釋放了回來的，把他們殺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釋放一批，他們又回來了，這樣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這是一定不會有的事啊。至于釋放了能夠自動回來再加以赦免，只能夠偶然試一試罷了;如果屢次這樣做，那么殺人犯就都不會死了，這能夠作為天下經常的法律么不能作為經常的法律，難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堯，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據人情，不標新立異來顯示高尚，不違背人情來求取名譽。
注釋：
①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貞觀六年）。唐太宗是我國歷史上有一定作為的皇帝，他在位年間，國勢強大，社會較安定，史稱“貞觀之治”。
②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為最重的刑罰。
③意：估計。
④賊：用作動詞，竊，私下行動，引申為窺測。
⑤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他們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賞析：
這是一篇史評，評論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釋死刑囚犯，犯人被釋歸家后又全部按時返回，從而赦免他們的史實。 文章開門見山，警拔有力。從“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說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調，標出全文的主旨。接著從唐太宗縱放死囚的史實，以君子與小人相比較，反復論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只不過是借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議論縱橫，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義”，揭露得可謂明快酣暢。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為“天下之常法”，而應該“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文章據史立論，層層辨析，論證充分，結論高遠，警醒人心也。
據史書記載，唐太宗曾于632年（貞觀六年）下令把等待執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與家人團聚，并約定返回獄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歐陽修以前，一般的都把這件事傳為“美談”，認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義”。作者獨能力排眾議，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種敢于創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貴的。
《縱囚論》最大的特點是邏輯性強，結構嚴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為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三個部分。在提出問題時，作者肯定地指出，縱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這就為下文的展開定下了基調。在分析問題時，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這樣做，純粹是為了沽名釣譽。文章從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動中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這不過是上演了一場“上下交相賊”的鬧劇。同時，他還從唐太宗登基六年來并沒有消弭小人犯極惡大罪的事實，證明了偶爾的縱囚也解決不了問題。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筆法，確實犀利無比。在解決問題時，作者旗幟鮮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觀點：不管從事何種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渾然一體，無懈可擊。
《縱囚論》的反問句較多，有助于增強文章的說服力。第二段中采取問答的形式來論證，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讀性。所有這些，都值得認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