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鄉情更怯現代散文

近鄉情更怯現代散文

　　天寶來了，父親說，我哦了一聲。父親又說，給你帶了一只雞，我又哦了一聲。電話那頭的父親沉默了片刻，希望我能說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沒有說。父親的沉默，我懂，而父親也懂得我的沉默。

　　我明白天寶的來意。天寶是堂哥的兒子，剛在一所民辦高職學了三年的會計，那只長途跋涉的雞，是請我幫天寶找工作的。我懷疑這是父親的主意，在父親看來，送任何東西都不如送一只雞，我也不會接受比雞更值錢的東西。堂哥是個老實人，黑而且瘦，因為長期抽煙的緣故，一口痰始終呼嘯在他的喉嚨里。堂哥說：老弟，咳、咳——，你要找一個能坐辦公室的事。堂哥還說：我就這么一個兒子，咳、咳——你知道的，咳、咳、咳——，我低頭抽煙，偶爾抬頭，看著堂哥咳得彤紅的臉。一陣劇烈的咳嗽之后，半百的堂哥顯得比父親還要蒼老。他在等著我的回答，臉上漾著鄉下人常見的那種卑微的微笑。白白凈凈的天寶其時正靠在門框上抽煙，嘴角含著勝券在握的微笑。然而天寶的勝利遙不可及，他的父親過高地估計了我的辦事能力。在這個物欲橫流的中部城市，我無法幫一個高職學歷的會計找到一間屬于他的辦公室。事實上，也沒有一間辦公室在等著一個高職學歷的會計。然而這些話我說不出口，一旦我說出這些話，等著我的，將是堂哥更為劇烈的咳嗽。我不忍再聽堂哥的咳嗽，堂哥再這么咳下去，遲早會把肺咳出來的。

　　我最終還是答應了堂哥，除了答應，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還會說什么。堂哥于是滿意地走了，他把天寶留了下來，仿佛只要我今天打一個電話，天寶明天就可以上班。我苦不堪言，捉著手機發了一整天的呆，一個電話也沒有打。我不知道這第一個電話到底應該打給誰，我更不知道自己到底應該怎么辦。我承認自己是個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事實幾乎是明擺著的，我又何必自討沒趣呢？

　　算起來，堂哥已經是第六個找我辦事的鄉下親戚了。這還不包括那些八竿子也打不著邊的同姓族人、遠房親戚和拐彎抹角找來的村鄰。他們托我辦的，不是找工作，就是上大學；不是上大學，就是找工作。鄉親們當然也知道一些“游戲規則”，他們說，需要花錢的時候，你提前告訴我……但鄉親們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錢確實能辦成一些事，但有些事，錢未必辦得了。大前年，馬術的女兒考了三百分，連最低的那一檔錄取分數線都沒有達到。馬術說：需要多少錢，你盡管開口，但一定要上正規的大學。這事，我辦不了。馬術是看著我長大的，照說這個忙我應該幫，但這個忙我實在幫不了。財大氣粗的馬術于是接連說了三個“夠不夠”，最后一次報給我的，是六位數，“我不相信十萬塊都搞不定一所學校！”馬術的語氣顯然是生氣了，事實上，我一拒絕馬術就生氣了。在這些鄉親們面前，我似乎不能拒絕，也不該拒絕，我一拒絕，他們就有足夠的生氣的理由。可不拒絕我又能怎么辦呢？——在鄉親們的眼里，工作就等于一間風吹不著雨淋不到的冬暖夏涼的辦公室，等于每個月的工資不少于四位數，還等于一個城市戶口，如果再把眼光放遠一點的話，那就還等于一個城里的媳婦或女婿……在這個城市，我已經混了十五年，在十五年的時間里，我確實積累了一些人脈關系，但我的人脈關系還辦不了鄉親們要辦的大事，這些大事已經大大超出了我的人脈關系。在我用十五年時間積累的關系網里，有商人、自由職業者、新聞工作者、編輯、作家、公務員、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惟獨沒有鄉親們需要的那種關系。我搞不來鄉親們需要的那種關系。事實上，我的手機里也有“關系”們的電話號碼。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從沒有給“關系”們打過一個電話，甚至沒有發過一條短信。對我這個人來說，“關系”只是手機卡里的一組組數字，和日常生活毫無關系。

　　為了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我沒少挨父親的責罵。父親說：山不轉水轉，你不找人家，事情怎么能辦成？父親罵：打斷骨頭還連著筋，別忘了你也是鄉下人……如此等等。在鄉下的親戚們看來，我已經成了一個忘恩負義的人，以至于不愿意為他們去辦這些事情。這些背后的責難不難想象，而父親，根本就不愿意自己的兒子背負這樣的罵名。父親其實是知道一些的，在短短的幾年城市生活里，父親多少體察到一些城市的冰冷和無情。幾顆小白菜就要一塊錢，少一毛錢都不行，而在父親的牌樓小村，小白菜遍地都是，誰家要吃誰去挖，甚至不需要告訴主人。小村里剩下的，凈是些婦女、病殘者、老人和學齡兒童，地里的菜蔬和稼禾，家里的錢財和物件，沒有人擔心。擔心其實也是多余的，歲月都老了，小村沒有進過一個陌生人。牌樓似乎被世界給忘了，同時被遺忘的，還有一批默默離世、黯然老去的老人。鄉親們享受著這樣的被遺忘，被遺忘仿佛是一個安寧的夢，直到兒女居然也考上了大學，他們才猛然驚醒。哦，祖墳終于冒煙了，祖墳冒煙的人家于是做起了另外的夢。

　　另外一個夢里冬暖夏涼，另外一個夢里衣錦還鄉。鄉親們不知道，夢想其實是代價的同義詞，夢想和代價通常是一個意思。小曾說：大學不都在擴招么？小曾只知道大學在擴招，卻不知道在大學擴招的背后還潛伏著重重的危機——擴招確實使更多的學生邁進了大學的校門，但同時也使得失業大軍不斷擴容。天寶就是擴招的受益者之一，但也是受害者之一。這個料峭的春天，我看見一大批“天寶”擠在人才市場的過道里，他們表情茫然，不知所措，在幾場招聘會之間來回奔波，連一個機會也不愿意放過。和“天寶”們搶飯碗的，是“80后”、“90后”農民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批新生代農民工比“天寶們”掌握著更多的技能，他們知道待價而沽，適者生存，知道從“珠三角”轉戰到“長三角”。一些正在崛起的中部省份的“用工荒”，準確的說法應該是“技工荒”，正是這批新生代農民工創造的杰作。而“天寶們”卻不懂得這些。他們剛剛走出象牙塔，盲目到無知，自信到無知。在“天寶們”眼里，“世界”就是他們在象牙塔里看到的那番景象。一邁出校門，他們就開始指點江山了，廣闊天地，他們必將大有作為；廣闊天地，要是沒有他們投身其中，真不知道會變成什么樣子。

　　十五年前，我和“天寶們”沒有任何區別。在“天寶們”身上，我清晰地感知到了那份茫然、焦慮與疼痛。但我比他們幸運。在十五年前的合肥，有更多的可供選擇的機會。我不過是發表了幾首小詩，就順利地進入了一家新聞單位。然而即便如此，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依然讓我產生出大把的苦悶感與挫敗感。康·帕烏斯托夫斯基說：“理想中有勝于現實的地方，現實中也有勝于理想的地方。唯有把這兩者融為一體，才能獲得完美的幸福。”經年之后，當我讀到康·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這句話時，我已在現實中徹底釋然，一切都成了過去式。現實原本如此。人生原本如此。然而對于“天寶們”來說，一切才剛剛開始——在這個用四年時間培養出掏糞工（濟南）、豬倌（廣東）、菜農（合肥）、船娘（揚州）以及環衛工人（上海）的教育時代，現實的酷烈和無情，才剛剛開始。我無意于指責高等教育的失敗，但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在高等教育還沒有完全和市場需求相接軌的今天，對于另外一批人來說，他們接受的教育注定是失敗的。而這批人，大多是從鄉下走出來的孩子，他們對市場需求幾乎一無所知。

　　這不是教育的悲劇，而是孩子們的悲劇，或者說，是鄉村的新一輪悲劇。

　　一個星期之后，堂哥按捺不住了。按捺不住的堂哥開始隔三岔五地打我的電話，起先是在上班時間，發展到后來，居然是在凌晨或午夜。天寶的工作已經成了堂哥的一塊心病，我一天不落實天寶的工作，就意味著堂哥要多失眠一夜。堂哥沒把我當外人，電話里的堂哥說得非常直接，他說你不要不當事——咳、咳、咳，他說，你就把天寶當成你自己的兒子——咳、咳、咳、咳——，堂哥咳嗽的時間過于漫長，約等于我們之間那條漫長的電話線。堂哥的咳嗽，讓我心如刀割。我唯一會說的，就是“正在辦”、“快了”、“還在等消息”……好在堂哥看不見我的表情。每次對堂哥撒謊，我握電話的手都在顫抖；每次放下電話，我都想扇自己幾個耳光。

　　謊言總有戳穿的一天，即便是善意的謊言。大約二十天之后，我終于接到堂哥打來的最后一個電話，電話里的堂哥異常的寒涼，但也異常的平靜。他和風細雨的，竟然沒有罵。那次短暫的通話，堂哥居然沒有咳嗽，他其實是咳嗽的，他一直咳嗽。在后來的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一直想給堂哥打一個解釋的電話，我希望他能罵我幾句，還希望他能咳嗽幾聲，但我一直猶疑不定。時間久了，越發缺少這個勇氣。在天寶這件事上，我確實做錯了——至少我應該給天寶指一條可能的道路，而不是一味地欺他和自欺。今天想來，那時候的天寶其實也僅僅只需要一條路，“天寶們”也僅僅只需要一條路。從前，路在我們腳下；現在，路在我們心里。

　　天寶后來在老家學了裁縫，沒錯，是裁縫，已經很少有人愿意去做的裁縫。在小說《剪》里，我詳細敘述過做裁縫的天寶，他似乎天生就是一塊做裁縫的材料，一出師，就做得活色生香、風生水起。這對已然老邁的堂哥來說，多少是個安慰。天寶雖然沒能實現鯉魚跳龍門的美夢，反倒“浪費了三年零五個月的光陰”（堂哥語），但天寶終究還算聽話，還算是一個爭氣的。天寶的現狀大大消解了我對堂哥的愧意。在冰冷的城市生活里，我仿佛已經成了一個和城市一樣冷血的人，很容易就原諒了自己。

　　另外一些“天寶”，我大多已經不知所終。我一旦拒絕，鄉親們從此便杳無音信。在鄉下，父親幾乎抬不起頭來，幾乎難以做人，那個“德高望重”、“教子有方”的四爺忽然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風燭殘年、教子無方的老人。毫無疑問，這是我給晚年的父親留下的最大的罪孽，我努力過，然而我力不從心。父親是希望我能辦成一些事的，他一度熱衷于傳播我獲得的各種榮譽和獎項，這些鄉親們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榮譽和獎項，編織成一個個巨大的光環，曾經持久地籠罩在父親的頭上。然而當所有的光環最后一一散去，父親就老了，啞了，父親終于知道，他引以為傲的兒子，只是個作家。一個只會寫字的作家。

　　曾經，父親試圖代我向鄉親們解釋，但父親的解釋，鄉親們根本就不信。他們在電話里冷笑，和父親打哈哈，仿佛我們父子已經預謀好了，而他們也已經心知肚明。我告訴過父親，解釋是多余的，解釋沒有任何作用。幾次自取其辱的解釋之后，父親終于死了這條心。他不再輕易告訴鄉親們我的電話號碼，在關鍵的季節甚至也不再上街和串門。父親是怕了，擔心惹禍上身。父親的擔心不是多余的，對于門路有限的鄉親們來說，唯一的指望常常被無限放大，當那些被無限放大的指望一一瓦解之后，我終究要背負種種不堪的罵名。

　　早春的時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年久失修的老屋已經坍塌，比父親更像一個日薄西山的老人。小村還是我熟悉的小村，盡管它早已樓房林立，又多了一撥新鮮的面孔。不斷有人和我招呼，發煙，第一個說我老了，第二個說我胖了，第三個只是看著我笑，接著便和我聊起了最近的天氣。他們的閑聊愈是不著邊際，愈是讓我手足無措——置身于生我養我的小村，我竟成了一個熟悉的陌生人，在鄉親們不著邊際的閑聊里，我甚至有些急于逃離。這種感覺真讓我詫異——牌樓，生我養我的小村，仿佛成了一塊傷心地。

　　上車的時候，我沒有回頭。父親站在小村的路口，孤零零地，像一個被母親遺棄的孩子，熱淚橫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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