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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 《詩經》
《詩經》是統治階級依其政治實用目的制作和采集的。魯迅是人如何賞析《詩經》?
魯迅處身于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現代歷史語境中，適逢舊價值體系以摧枯拉朽之勢坍塌，新價值體系步履維艱的關鍵時期，時代要求新的結構性的重組與轉換。因而，生存其間的新一代知識分子將探尋中華民族的“新生”之路視為他們孜孜以求的最大的人生目標。魯迅更終其一生在命運的起承轉合中尋找著中華民族得以真正崛起的內因外力。《詩經》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民間詩歌總集，不僅確當地反映了特殊時代的思想文化現實，而且還傳達了天真無邪的初民的人性本真，在詩歌簡短的語言中深藏著他們平凡而又真實的真切生命體驗。魯迅在關注《詩經》的同時也完成了他批判現實、自我構建的歷史任務。本文立足于魯迅文本，對見之于文本的關于《詩經》的論述進行深度解讀，廓清魯迅在《詩經》樸實的文字中所體會到的民族“新生”的內在動因。
《詩經》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占據著無可替代的歷史位置。魯迅將對其的關注與運用揮灑進浩瀚文本中，他不僅追溯了《詩經》的誕生，評述了《詩經》研究史上的一直未有定論的刪詩問題，而且作為文學家，還對《詩經》的特有的藝術風格做出了精到的闡解。
魯迅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對《詩經》的來源進行了探源。人類先在集體生活中產生語言，又在勞動中孕育藝術，乃至文學。魯迅在《門外文談》中認為，群居生活催生了語言的出現，也自然而然地孕育了語言的藝術――文學[1]。當最初人類在共同生活中產生交流的需要，不僅借助于姿態而且依賴于聲音，聲音的演變促成人類語言的形成。語言一步步成熟，有樸實到華美，由直白到含蓄，在不同程度上表達著人類純樸簡單的內心世界。進而，生活的復雜使內心情感郁結直至任情而歌，其中需要更為貼切自然的語言來傳達，于是一步步產生了可以歌的“文學”。《詩經》的出現便順應了這一類發展的趨勢，是周初勞動者任情而歌的結晶，不但傳達周人注重文德，講求“作新民”，以觀民觀素俗、風化天下、慎思審視的思想籠蓋天下的自覺意識，而且也是統治者統治思想的生動體現，是統治思想化為社會自覺意識的必然結果，內蘊著春秋尊玉攮夷、崇尚一統的時代精神。
不僅如此，魯迅還進一步挖掘了《詩經》的內部結構及美學風格。《詩經》承載了周人的基本思想觀念，是周初至春秋中葉周人文化觀念日益深化與自覺地產物。因而，《詩經》的內部結構也雖然與之相適應，將形式與內容完善地統一在周代社會意識形態的主題之下，成為周人文德之治的有機組成部分。魯迅在“《書》與《詩》”一節中對其內部結構作了細致而簡要的分析：
《書》有六體，《詩》則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雅頌以性質言：風者，閭巷之情詩;雅者，朝廷之樂歌;頌者，宗廟之樂歌也。是為《詩》之三經。賦比興以體制言：賦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興者托物興辭也。是為《詩》之三緯。風以《關睢》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鳴》始，大雅以《王文》始;頌以《清廟》始，是為四始。[2]
這也就是說，魯迅承繼前代研究者的觀點，認為《詩經》有三經、三緯、四始。其一，《詩經》的三經，即風、雅、頌。《毛詩大序》認為，《風》是個人“發乎情，止乎禮義”反映了一國有政治與風俗習慣;《雅》則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言王政之所由廢興”，反映國家的治亂興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簡言之，也就是風是最貼近下層勞動者的現實生活的詩，雅則是傳達出統治者的統治思想，頌則是配以音樂舞蹈的祝禱之辭。其二，《詩經》的三緯，即賦、比、興。關于《詩經》“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經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辭也。“(詩經集傳》)。原始文字由記事祭神變而為抒情、說理的產物，并以藝術的方式體現了那個時代的理性精神。其三，《詩經》的四始，即風以《關睢》始，小雅以《鹿鳴》始，大雅以《文王》始，頌以《清廟》始。《毛詩》認為風、小雅、大雅、頌“是為四始，詩之至也”，鄭箋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這說明漢代學人對《詩經》內在結構的理解，他們無疑準確把握了《詩經》編排的實際用意。乃至于一直流產后世，得到萬世學者的承繼與贊賞。
《詩經》中的充滿人類勃發向上積極因素，傳達出的生命的鮮活，這無疑吸引了自小受古典文學熏陶的魯迅，從他對《詩經》的深層解讀中，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對《詩經》在精神上的向往。
歷史在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中時常出現相似的圖景，但從來都不是簡單地重復，魯迅總能在復雜的現實中，挖掘出更為深層的內在原因，并在古今雜糅的評述中，傳達出批判的傾向。魯迅《二心集・序言》中寫到：
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兇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于現狀”了，并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來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這并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里，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里說過的那“兄弟鬩于墻”，――但后來切未必“外御其侮”。[3]
魯迅針對麻木蒙昧的民眾頗多感慨，然而其中的洞穿世事，深邃精辟卻成為魯迅個人的獨特色彩。《詩經・小雅・常棣》中“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每有良朋，蒸也無戎”。就是指，兄弟們在自家的墻內爭訴，有外侮時則共同對付，這時就是良朋，來之雖久也無相助。然而處于現代社會的中國人遠沒有祖先那么顧全大局，最終也未必“外御其侮”。軍閥的混戰，革命營壘內部的告密、陷害，反復地陳述著這種為人不齒的行為，使“兄弟鬩于墻”的歷史反復上演。
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深蘊著叛逆性的傳統，這為現代知識分子提供了啟蒙可資借鑒的成分，魯迅在分析《詩經》創作的同時，探索著中華民族的“新生”之路。魯迅批判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主要是因為他們在常態下否定覺醒的人格，維持一種無欲無求的狀態。在《門外文談》中，魯迅寫到：“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4]
魯迅常常用沒被名教斧鉞，未染舊文化的痼疾來解釋大眾百姓的天性或自然本性，因為在他看來只有擺脫掉封建文化、思想的腐蝕，恢復人類最初的鮮活的生命形態，才能建立真正的“人國”。但是，這并不代表魯迅提倡目不識丁，他雖然看到了樸實大眾的閃光之點，但是也一再強調人只有識字，才能反省傳統，才能通過讀外國書，才能參與對舊文化的批判，接受和創造新文化。因此他提倡“將文字交給一切人”，讓他們用自己的聲音來記錄各自的想法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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