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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的歷史演變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下面是小編整理的詩經的歷史演變，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歷史演變
兩千多年來，《詩經》曾強烈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情感生活。早在春秋時代，《詩經》在社會生活中就有廣泛的應用，《左傳》中就有大量引詩用詩的例證。實質上，《詩經》是先民繼承前代文化遺產、領略禮樂文明精髓、掌握社會交往準則的經典文本。對于立志在社會上有所作為的士人來說，學《詩經》無疑是獲取話語權的初階，所以孔子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教育其子孔鯉時說:“不學《詩》，無以言。”當時學《詩》，不只記誦字句，更要經世致用。
孔子建構起“六經”經學體系之后，《詩經》又承載起獨特的文化功能，兩千多年之中，《詩經》為歷代統治者所重視，就與此有著密切的關系。不過，《詩經》學之興盛的原因也不全在此，《詩經》中的大量篇什，描寫了人類最真摯的感情、贊美既文質彬彬又胸懷抱負的君子以及平凡而精彩的牧歌般生活，有誰不愿擁有這美好的瞬間?可以說，一部《詩經》閱讀史，未嘗不是一卷人間心靈史。這才是《詩經》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詩經》成為經學要籍之后，研究者代不乏名家，而以漢、宋、清三朝的成果最為顯著。現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簡《古詩序》(或稱《孔子詩論》)，是目前所見最早的闡釋著述。到漢代，著名者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為今文學，起初是顯學。《毛詩》后出，是古文學。至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毛詩》定于一尊，從而形成了《序》、《傳》、《箋》、《疏》的嚴密體系。在注重對字義、名物的訓詁和考據，著力于經文本義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注釋的基礎上，將詩歌與政教相聯系，宣揚王道禮儀，功利色彩濃厚。宋代雖然有“疑經之風”，但由于經學歸于朱子之理學，《詩經》學仍在嚴密連貫的解說體系之中。《詩經》的史料化是學術轉型的一面，漢代以來的分經而治，轉變為分科治經。分經而治是每一經自成體系，以經為中心，并不與“通經”相悖;分科治經則以學為主(參林久貴、周春健《中國學術史研究》)。
清代開始全面整理與研究傳統典籍，《詩經》自然不會例外。清初，學術界響起復古征實的呼聲，《詩經》的研究呈現出多元格局:或以古說為宗，注重訓詁考證;或以《詩集傳》為宗，專注推闡詩意;或不主一家，兼采眾說。到乾嘉時期，考據學大興，戴震的《毛詩補傳》堪稱佳作。嘉道間，更有胡承珙的《毛詩后箋》、馬瑞辰的《毛詩傳通釋》、陳奐的《詩毛氏傳疏》三部名著問世。晚清時期，《詩經》學的研究重心轉向今文經學，著述頗豐。維新派(今文學派)和革命派(古文學派，或稱國粹學派)“都必然地趨向變革，而變革的結果，都是取消了傳統經學”(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接續這一變革、影響最大的當數梁啟超。梁啟超說:“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寶者，《詩經》其首也，固其書于文學價值外尚有一價值焉，曰可以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飲冰室專集》之七十二)
“五四運動”以來，以文學治《詩經》者，最有名的當數郭沫若在而立之年所作的《卷耳集》。自稱大膽的郭老，“選譯”的是徹底的離經叛道(參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詩經》被定為“文學作品集”，搖身變為“先秦三百”，仿佛是《唐三百》的直系老祖。探討《三百篇》的“真”(科學實證)與“美”(文學審美)，便自然成了研究的康莊大道。“如果只是把《詩經》當作單一的文學作品，顯然是不恰當的。單一的研究模式不僅難以全面體現《詩經》的價值，而且會讓《詩經》研究再次陷入新的困境”。《詩經》被文學化、史料化后，現在更成為各個學科共同的研究對象，無疑使曾經是整體的《詩經》日漸支離破碎。實際上，這與推翻傳統經學這個權威的“革命”思路是一貫的。這種碎片化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現代人?獲得審美享受之后呢?了解先民生活情狀之后呢?答案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學科可以給出。因為《詩經》是博物館里面的東西，其價值在于展示，又似乎與我們毫無關系。
詩意在自由，而反對權威是現代人的自由德性。“權威在于闡釋的唯一性”，現代人樂于將“詩無達詁”視為傳統內部的反叛而作為自由闡釋的根底。但《春秋繁露》所謂“詩無達詁”，乃以“從變從義，而一以奉天”為根本，“大義”被解釋為現代的“詩意”，現代人的空疏可見一斑。孟子云:“《詩》亡然后《春秋》作。”從《詩經》到“三百篇”，被“革”掉的正是經學之“大義”，亦即善惡之別。“五四”學者們艱難地在清代《詩經》學術傳統中?繹出“科學精神”和“審美價值”，卻輕易地放過傳統經術的最關鍵之處:有識之士心中的“經學無用”論(參夏傳才《二十世紀詩經學》)，在現今看來無疑是“道德無用”的諷刺，我們和德先生、賽先生一起邁入了善惡朦朧的現代。經學在現代的尷尬，其實是現代人品質平庸的尷尬。孔子曰:“小子何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基本信息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前11世紀至前6世紀）的詩歌，共311篇，其中6篇為笙詩，即只有標題，沒有內容，稱為笙詩六篇（《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約五百年間的社會面貌。
《詩經》的作者佚名，絕大部分已經無法考證，傳為尹吉甫采集、孔子編訂。《詩經》在先秦時期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并沿用至今。《詩經》在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手法上分為《賦》《比》《興》。《風》是周代各地的歌謠；《雅》是周人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頌》是周王庭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為《周頌》《魯頌》和《商頌》。
孔子曾概括《詩經》宗旨為“無邪”，并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先秦諸子中，引用《詩經》者頗多，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詩經》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名稱由來
《詩經》約成書于春秋中期，起初叫做《詩》，孔子曾多次提及此稱，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司馬遷記載的也是這一名稱，如：“《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
因為后來傳世的版本中共記載有311首，為了敘述方便，就稱作“詩三百”。之所以改稱《詩經》，是由于漢武帝以《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的緣故。
產生年代
《詩經》是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最早的記錄為西周初年，最遲產生的作品為春秋時期，上下跨度約五六百年。產生地域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分布在現今陜西、甘肅、山西、山東、河北、河南、安徽、湖北等地。
經文史專家考定，《詩經》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滅商（公元前1066年）以后產生的。
《周頌》時代最早，在西周初年產生，是貴族文人作品，以宗廟樂歌、頌神樂歌為主，也有部分描寫農業生產。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時期的產物，是中國上古僅存的史詩。關于《大雅》這十八篇的創作年代，各家說法不同：鄭玄認為《文王之什》是文王、武王時代的詩，《生民之什》從《生民》至《卷阿》八篇為周公、成王之世詩。朱熹認為：“正《大雅》……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但均認為“正大雅”是西周初年之詩。
《小雅》產生于西周晚年到東遷以后。
《魯頌》和《商頌》都產生在周室東遷（公元前770年）以后。
創作者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這些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者的作品，占據詩經的多數部分，如十五國風。
周代貴族文人的作品構成了詩經的另一部分。《尚書》記載，《豳風·鴟鸮》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華大學的一批戰國竹簡（清華簡）中的《耆夜》篇中，敘述武王等在戰勝黎國后慶功飲酒，其間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詩《蟋蟀》，內容與現存《詩經·唐風》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關系。
創作背景
周代的祖居之地周原宜于農業，“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綿綿瓜瓞》等詩篇都表明周是依靠農業而興盛，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周在武王伐紂之后成為天下共主，家族宗法制度、土地、奴隸私有與貴族領主的統治成為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政治特征。
西周取代殷商，除了商紂暴虐無道，主要與其實行奴隸制經濟制度有關。西周建立以后，為緩和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尖銳矛盾，緩和階級斗爭，變奴隸制為農奴制，正如王國維在《殷商制度論》中所言：“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間的三大變革，自其表而言之，不過一家一姓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
西周較之殷商，由于經濟制度的巨大變革，促使社會在精神文明方面產生飛躍性的進步，作為文學代表的《詩經》出現是時代進步的必然產物，而它反過來又促進了社會的文明進步。
傳承歷史
據說春秋時期流傳下來的詩有3000首之多，后來只剩下311首（其中有六首笙詩有目無詩）。孔子編纂詩經之后，最早明確記錄的傳承人，是“孔門十哲”、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他對詩的領悟力最強，所以由其傳詩。
漢初，說詩的有魯人申培公，齊人轅固生和燕人韓嬰，合稱三家詩。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到唐時還在流傳，而今只剩外傳10卷。現今流傳的詩經，是毛公所傳的毛詩。
內容簡介
《詩經》就整體而言，是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其中有先祖創業的頌歌，祭祀神鬼的樂章；也有貴族之間的宴飲交往，勞逸不均的怨憤；更有反映勞動、打獵、以及大量戀愛、婚姻、社會習俗方面的動人篇章。
《詩經》現存305篇（此外有目無詩的6篇，共311篇），分《風》《雅》《頌》三部分。
《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常用復沓的手法來反復詠嘆，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幾個字不同，表現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雅》《頌》中的詩歌對于考察早期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
以上三部分，《頌》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無詩，不計算在內），《風》的數量最多，共160篇，合起來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數，常說“詩三百”。
風篇
《風》包括了十五個地方的民歌，包括今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間樂歌。多半經過潤色后的民間歌謠叫“十五國風”，有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風”的意思是土風、風謠。
十五國風分別是：周南11篇、召南十四篇、邶（bèi）風19篇、鄘（yōng）風10篇、衛風10篇、王風10篇、鄭風21篇、齊風11篇、魏風7篇、唐風12篇、秦風10篇、陳風10篇、檜風4篇（檜即“鄶”kuài）、曹風4篇、豳（bīn）風7篇。周南中的《關雎》《桃夭》，魏風中的《伐檀》《碩鼠》，秦風中的《蒹葭》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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