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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各時代的人們對《詩經》的認識
緒論：《詩經》的性質
在探討“《詩經》與愛情”這一話題之前，我們先簡單了解一下《詩經》的性質，以及中國歷史各時代的人們對《詩經》的認識。
1、五經之首，文學之源
說到《詩經》的性質，竊以為八個字足以概括：“五經之首，文學之源”。
先說“《五經》之首”。
我們講傳統文化，一般都會提到“四書五經”。但“四書”和“五經”這兩個概念不是同時提出的，“五經”的概念比“四書”要早很多。
“四書”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合稱。宋代以前沒有“四書”之說。《孟子》一書，從戰國到唐，一直沒有什么地位。直到 “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力捧《孟子》，它的地位才得以抬高，隨后得到宋儒的重視。“四書”的概念宋代才有，跟朱熹有很大的關系。宋代的朱子把《大學》《中庸》兩篇從《禮記》里獨立出來，并做了章句，又給《論語》《孟子》做了集注，這四本書合到一塊，就叫《四書章句集注》。朱熹的學說，在南宋時期曾一度被打壓，直到南宋晚年，地位才高起來，到元明清，地位越來越高，“四書”也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書了。
在宋代以前，主要講“五經”。先秦就有“五經”的概念。“五經”包括《詩》《書》《禮》《易》《春秋》。《詩》即《詩經》。《書》即《尚書》。《禮》有不同的說法，因為“禮”有“三禮”——《儀禮》、《周禮》、《禮記》。我個人認為“五經”之“禮”，應該指《儀禮》。《儀禮》的年代早，而且漢代經學博士里頭，《儀禮》也更早立在學官。《周官》，也就是《周禮》。《周禮》發現的晚，到西漢景帝、武帝的時候，河間獻王才把這個《周官》弄出來，經過西漢末年劉歆的吹捧，《周禮》才有一定的地位。《禮記》是漢代人整理的東西。《易》指《周易》。《春秋》是一部魯國的編年史，相傳乃孔子所編定。
“五經”的排序方法也是不一樣的。通行的說法——《詩》、《書》、《禮》、《易》、《春秋》，是今文經學家的排序方法。漢代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什么叫“今文經學”，什么叫“古文經學”，說來話長，我們不多講。但大家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今文經學”跟“古文經學”不是一回事兒。“古文經學”排“五經”的次序跟“今文經學”不同。“古文經學”按文獻時代的早晚來排。“五經”中《易經》時代最早，相傳伏曦氏創了八卦，因此《易經》排最前面。其次是《尚書》，《尚書》里有《堯典》，堯的年代比商、周要早。接下來才是《詩》、《禮》、《春秋》。這是“古文經學”排的“五經”次序。
“今文經學”為什么把《詩經》排在第一呢?因為《詩經》性質特殊。這涉及到詩經的文學性。
中國古人說做學問，一個人要成為君子，怎么做呢?——“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興”是興起的意思，因為《詩經》是文學作品，文學作品在感染和熏陶方面，比歷史和哲學要實在，而且是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古人認為，一個人要成為君子的話，先要讀詩。那時候的詩，便是《詩經》。《詩經》為什么是五經之首，實在是得益于它的文學性。
為什么說《詩經》是文學之源?任何一本文學史或者講《詩經》的書都會提到一句話——“《詩經》是我國第一部文學總集”。除了年代早之外，還有一層意思，《詩經》是中國文學的典范。我們講一個人有文化，會說這個人“風雅”、“風騷”。“風雅”兩個字怎么來的?《詩經》里有“國風”、“大雅”、“小雅”。“風騷”兩個字又是怎么來的?“風”者，《詩經》之《國風》也;“騷”者，《楚辭》之《離騷》也。中國文學批評，講“詩言志”、講“風雅精神”，這些傳統都是從《詩經》來的。此外，講中國文學表達技巧的高明，常會提到“比”、“興”，也是《詩經》作品常用的兩種表達方法。
《詩經》在中國文化中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就是這八個字——“五經之首，文學之源。”
2、賦詩言志——《詩經》在春秋時代被用作外交辭令
探討《詩經》的性質，需要講一下中國歷史上是怎樣用《詩經》的。《詩經》在中國，自它產生以來，超過2500年的歷史，它是如何被各時代的人運用的?
先講跟《詩經》差不多同時的時代，周代的情況。東周歷史有春秋、戰國之分，春秋人怎么用《詩經》，簡直超乎我們的想象。孔子說過一句非常有名的話：“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不學《詩經》，你別跟我開口說話。我當年讀到這句話的時候，嚇得戰戰兢兢，心里想自己真夠可憐的，連說話的資格都沒有了。
照這樣看來，我們現在全中國十幾億人口，99.9%的人都不要說話了。有幾個人敢說自己學過《詩經》啊?《詩經》到底有多少篇?每篇的篇名叫什么?每一篇都怎么講?全中國有幾個人敢拍著胸脯說：“我能講這個”。孔子為什么要說這樣一句話，緣由就在于當時時代的特殊性。
這個“言”和現在講的“言”不同，不是指一般說話的“言語”的言。這個言是什么意思呢?《論語•先進》有孔門“四科”之說。有人說孔子是中國最早的私立學校的創辦人，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孔子學院”有4個系，有十大優秀畢業生。哪四個系呢?第一“德行”，第二“言語”，第三“政事”，第四“文學”。這個“言語”系，相當于我們現在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與口才系，專修外交辭令。
為什么呢?因為春秋時代的外交，諸侯會盟，兩個不同的國家要在一起談判。那個談判不像我們現在，兩個公司合作簽協議，條款都寫清楚就可以了。春秋時期的外交，特別注重前面談判的過程。如果是我們現在談判，一開口就說，我們倆結盟吧，你借給我三千軍隊，我明年報答你多少東西，這樣就可以了。但在當時卻不這樣，當時的貴族太有文化，談判的游戲規則是“賦詩言志”。“賦詩言志”就是兩個國家的最高的行政長官，兩國首腦或者外交官(當時主要是“三卿”或者“六卿”：大國六卿，小國三卿)代表國家談判。因為太有文化了，他們有話不好好說，表達的時候，就“賦詩”。“賦詩”，并不是說自己當場寫一首詩，或者互相唱和。春秋時代的“賦詩”，有點兒像現在的“點歌”。大家都去過KTV包廂，知道怎樣點歌，都有一個歌單，先點好曲目，輪到自己了，放開喉嚨唱，就OK了。春秋時代的“賦詩”也是“點歌”性質的，但卻不是自己唱，而是有專門的樂工。比如你要表達一個什么意思，不能直接說，你需要點一首《詩經》的作品，讓樂工唱出來(或許只是用某種腔調吟誦出來)。聽完之后，對方也“賦詩”一首，作為答復，當然也是點一篇《詩經》作品，讓樂工唱出來。雙方便都心知肚明了。這就是春秋時候的外交習慣，很風雅。
《詩經》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當時外交的辭令。不學《詩經》，你就沒有辦法跟別人談判會盟。《左傳》里記載了太多的“賦詩言志”，《國語》里也記載了很多。賦詩萬一“不類”——意思表達錯了，那可不是鬧著玩的事情。一個人掉腦袋是小，搞不好還會導致滅國。賦詩不類，后果不堪設想，會成為國際社會的政治丑聞的。所以《詩經》在春秋那個時代，在貴族社會里，它是何等重要，完全超乎我們現在的想象。
3、《詩經》是漢代貴族的必讀書
接下來講漢代是怎樣用《詩經》的。漢代在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我們現在一講中國文化，就講唐、宋，但是周、漢兩代才是真正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本品德的。漢代的時候，《詩經》重要到什么地步，這是出乎人們想象的。
天子是萬民敬仰的，《詩經》對天子的用處是什么呢?漢代的天子有時候也還要選拔的，雖然按道理是嫡長子繼承制，正妻生的最年長的兒子就是太子，但是如果皇帝不喜歡太子，或許就把太子廢了。漢武帝之所以做太子，還不是因為漢景帝把栗姬的兒子給廢了，漢武帝才有機會的。漢代常有這樣的事情。還有的皇帝生育能力不行，要在旁枝里面選太子，到底選誰呢?《漢書》里記載了很幾次，幾個都是同等資格的繼承人或者競選人中，最后決定了某一個人當選，理由之一居然是這個人會背《詩經》。
漢代有兩個帝王就是這么選上的，其中一位是漢宣帝，他是在漢昭帝之后做的天子，但他不是漢昭帝的兒子。漢昭帝沒有兒子。漢昭帝死后，在漢宣帝之前，有一個昌邑王已經被選作天子，但是很快就被廢掉了。選漢宣帝做天子這件事，是大漢名臣霍光做的主。漢宣帝姓劉名詢，霍光的奏議里頭說，我們要立劉詢為天子，并列舉了很多理由，其中有一條就是劉詢會背《詩經》。
漢代還有一個皇帝——漢哀帝，也是因為會背《詩經》才做了天子。哀帝是在漢成帝之后做天子的，他也不是成帝的兒子，因為成帝劉驁生育能力也不行，沒有兒子。漢成帝有一個弟弟很年輕，選自己的弟弟做繼承人，按道理是天經地義的，因為血統最近。但是后來因為背《詩經》的緣故，選了漢哀帝。當時漢哀帝劉欣跟漢成帝那個最年輕的弟弟劉興還都是小孩子，兩個人一起上朝見漢成帝，漢成帝便考驗這兩個年輕人。漢成帝先問漢哀帝，說你讀什么書啊，哀帝說我讀《詩經》，漢成帝說你背給我聽聽，他就背了，漢哀帝說我不但會背我還給你講，成帝一聽，覺得這孩子真不錯。漢成帝接著問他的弟弟，說人家背《詩經》了，《尚書》你背過嗎，《詩》《書》不是最重要的嗎，你給我背背《尚書》吧，結果那孩子傻了眼，一句也不會背。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漢成帝心想這兩個孩子真是天壤之別啊，于是不喜歡自己的弟弟，而喜歡跟自己關系不很密切的漢哀帝。后來便立漢哀帝為天子。
漢宣帝和漢哀帝都是因為會背《詩經》做了天子，當時的天子都會背《詩經》，而我們現在的專家有幾個會背《詩經》的?這是時代的不同，但是可以看出古代人對《詩經》是多么地看重。
再講講漢代大臣怎么用《詩經》。這也有意思。漢代大臣把《詩經》當成諫書用。這在《漢書》里有明確的記載。我前面講漢宣帝是因為背《詩經》做了天子，本來漢宣帝是一點兒機會也沒有的，昭帝死了之后，霍光先立了一個人做天子，這個人是昌邑王，但只做了不到一個月時間的天子。昌邑在現在的山東省。漢代封的諸侯王，一般用封邑來指稱，因此讀古書，提到什么王、提到什么侯的時候，應該首先考慮到這是地名。昌邑王在昭帝死后，先被霍光立為天子，但是不到一個月時間就把他廢掉了。為什么把他廢掉呢?《漢書》記載昌邑王的罪名是“行淫亂之實”。據我的猜測，這位昌邑王劉賀可能行為不檢點，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跟霍光合作，霍光便找一個理由把他廢了。漢代的法律特別苛刻，漢代跟秦代的關系，在法律的繼承上是最直接的。漢代的法律嚴酷到什么地步?昌邑王被廢了，他所有的大臣都要治罪的。當年昌邑王的那些臣子，哪些人有罪，哪些人無罪，哪些人殺頭，哪些人死緩，都要有個說法。這里面出了些情況，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問題來。
《漢書•昌邑王傳》記載：昌邑王手下有一個郎中令，姓龔名遂，他說昌邑王小的時候我教他讀《詩經》，昌邑王不好好學，不好好做事情，我就教訓他。我問他：“我說大王啊，你整天背《詩經》，你捫心自問，你的行為哪一條符合《詩經》的規范呢?”后來昌邑王年紀越來越大了，快要長大成人了，老跟小人在一塊，中國古代最忌諱的就是跟小人在一起，君子、小人勢不兩立。龔遂又建議昌邑王，說：“大王啊，《詩經》里有一篇叫《青蠅》，青蠅是比喻小人的，這篇詩要我們遠小人、親君子，請問大王你做到了沒有?”龔遂因為用《詩經》規范君主行為，從而名滿天下。
還有一個人，跟昌邑王關系更密切，是昌邑王的師傅。漢代的時候，師傅太重要了。朝廷有太子太傅，各個諸侯王的太子也有太傅。師傅是在諸侯王少年時代影響其成長的重要的人物。昌邑王劉賀的太傅姓王名勢，昌邑王獲罪首先要判刑的就是他。判刑的時候，王勢就跟辦案的人說，你們不能殺我。辦案的人說：“你身為太傅，昌邑王行為不端，你連一篇諫書都沒有，不殺你殺誰啊?”王勢說：“此言差矣，我教昌邑王的時候，我教他《詩經》，每教一篇，里面講到忠臣孝子的時候，我都哭著跟他講啊。我說大王啊，你將來成人了，你要學習這些榜樣啊，你要報國，要盡孝啊。我這樣做老師的，難道還不合格嗎?”管刑事審理的官員就把這件事報告給上面。上面就給王勢減輕刑罰，由立斬改判死緩。
由此可見，《詩經》是漢代貴族的必讀書，會不會背《詩經》，在競選天子的時候可以當作一條考察標準，同時大臣也可以把它當諫書用，在關鍵時候可以救命。《詩經》在當時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4、《詩經》是宋代以后的科舉考試必讀書
宋代的朱熹，太了不起了。中國文化兩大偉人，前有孔子，后有朱子。朱子的主要精力花在了《四書章句集注》方面。但是“五經”，他也重點注了兩本書，一本是《詩經》，一本是《易經》。而且“五經”之中，朱熹用力最深的是《詩經》。朱熹的書注的最好的，一本是《論語集注》，還有一本就是《詩集傳》。
朱熹的《詩經》講得很圓通，很高明。在當時的理學背景下，朱熹作為宋代第一大儒，要講“為萬世開太平”。朱熹在理學體系里講詩。由于朱熹本身《詩經》講的好，又符合主流意識形態。于是從南宋末年開始，朱熹注的書都是無價之寶。尤其自元明清以來，凡是朱熹注的經書，都是科舉考試的必讀書。朱熹的《詩集傳》影響太大了，所以后來講《詩經》，都按朱熹的路子去講。自從《詩經》被元明清作為欽定的教科書之后，所有的讀書人都讀《詩經》。因此中國古人對《詩經》都是爛熟于心的。
5、《詩經》從20世紀以來被當作文學作品解讀
20世紀初，有“五四新文化運動”。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對《詩經》的講法就完全不一樣了。以前都是按照經學的方法來講《詩經》，但從胡適、顧頡剛等人開始，便《詩經》當成文學作品來講。20世紀以來，人們津津樂道于《詩經》尤其是《國風》中的愛情詩，關注2500多年前的風花雪月的故事。以至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老開玩笑，說大學里最浪漫的事情，就是——讀《詩經》，談戀愛。這也跟《詩經》本身的內容性質有關系。詩三百(305篇)，其中的《國風》部分，我們讀起來稍微容易接受一點兒的，大部分是婚姻愛情詩。朱熹老人家看了這些詩，氣得發抖，說這是“淫詩“啊，都是淫蕩之人寫的詩。。其實朱熹是看到了《詩經》愛情詩的本質，但他是在傳統社會的禮教背景里看的，一定要把它們當作反面教材來看。但20世紀不一樣了，歌頌愛情，歌頌青春，這是人性的解放，所以對《詩經》愛情詩的評價，跟以前大不一樣。
我們今天來講《詩經》，當然是站在現代人的立場來講。講的內容，是《詩經》中的愛情與婚姻。
6、《詩經》在某種程度比唐詩宋詞好讀
要講2500年前風花雪月的故事，那當然要落實到《詩經》的具體作品。關于《詩經》的讀法，古人有一個說法，叫“詩無達詁”。每個人對《詩經》的理解都不一樣。“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詩經》怎么讀，還是有原則的。
一要把讀者帶到《詩經》的時代。兩千多年前的作品，它的文化背景，跟我們現在不一樣了。前面講春秋時代，外交場合賦詩言志，漢代人怎么用《詩》，我們現在簡直難以想象，它的文化禮俗背景是要想辦法去還原的。
二要把《詩經》帶到讀者的時代。為什么帶到我們這個時代來呢?因為讀作品，最簡單的辦法是將心比心。《詩經》畢竟是文學作品，文學作品都是抒情的。古人有情，我們也有情。食色性也、飲食男女，古人的那點兒事情，我們現在也還是那點兒事情。古人談戀愛，我們現在也談戀愛。讀《詩經》作品的時候，很容易操作的一個辦法，就是把《詩經》里的作品想象成我們這個時代的作品，把《詩經》里的愛情想象成是我們自己的愛情，把《詩經》里寫的事情想象成我們自己親眼看到的事情。這樣一來，不就很容易理解了嗎?
很多人都說《詩經》難讀，其實不然。《詩經》難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文字障礙，二是禮俗文化背景。兩三千年前先秦時代的語言跟我們現在不一樣，很多字我們不認識。還有，如果不明白《詩經》的禮俗文化背景，往往對詩的理解，會和本義相差萬里。但是如果把這些文字障礙掃除了，把禮俗文化背景也搞清楚了。《詩經》反而好讀。《詩經》甚至比唐詩宋詞好讀。因為唐詩宋詞過于凝煉。《詩經》比唐詩宋詞更生活化，更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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