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后期隱逸生活的另一面論文

時間：2020-08-23 17:22:29 陶淵明我要投稿

陶淵明后期隱逸生活的另一面論文

　　【內容提要】

陶淵明后期隱逸生活的另一面論文

　　陶淵明歷來是一個受爭議的人物,自從不為五斗米折腰而退離官場隱居鄉野后，其生活倒也是美好和諧、其樂融融：賞花飲酒、鋤禾夕歸和農民們交往增進感情等。但是好景不長，過了一段異樣生活的他慢慢感覺到了“不舒服”，一切不如意和事與愿違的情況突現出來了，筆者從陶淵明和農民的交流、和故友的聯系、對貧困生活的無奈、對孤獨的理解以及對子女的教育等方面來論證陶淵明后期隱逸生活的另一面，讓我們在其幸福生活的光環下來看他的不和諧。

　　【關鍵詞】 陶淵明隱逸生活貧困子女孤獨

　　在當前的陶學研究中，流行著這樣的觀點：歸田之前的陶淵明內心充滿著無比的痛楚和撕裂靈魂的哀傷，而歸田則使陶淵明找到了一條人生的理想之路。在這條理想的人生之路上，陶淵明逐步消解了人生的苦痛，獲得了精神的慰安。葉嘉瑩先生就說：“研讀淵明的詩，我們可以領悟到，一個偉大的靈魂，如何從種種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終于掙扎解脫出來，而做到了轉悲苦為欣愉，化矛盾為圓融的，一段可貴的經歷。”⑴就連對“蘇化”不滿的李澤厚先生也持相近的觀點：“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樂和心靈慰安的較為現實的途徑。無論人生感嘆或政治憂傷，都是對自然和對農民生活的質樸的愛戀中得到安息。陶淵明在田園勞動中找到了歸宿和寄托。他把自《古詩十九首》以來的人的覺醒提到了一個遠遠超出同時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尋求一種更深沉的人生態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⑵

　　在晉末宋初的動亂年代里，“仕進者以茍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⑶，陶淵明毅然從彭澤辭令歸田，這不能不說是憤世嫉俗，遠禍全身的表現。⑷它受到了當時的好友顏延之的贊譽：“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非適心。” ⑸陶淵明忍受不了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的官場生活，他心身疲憊……

　　但淵明畢竟是淵明，也正如魯迅先生所指出的“在《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由此可知道陶淵明總是不能超于塵世的，而且，于朝政還是很留心的，也是不能忘掉的。陶淵明的超脫塵世與阮步兵的沉湎于酒中一樣，也只是一種外在的現象。超脫人世的陶淵明是宋代文豪蘇軾塑造出來的形象。” ⑹實際的陶淵明，是一位政治的退避者。家世和抱負使得淵明對政治有著濃厚的興趣，屢次出仕但多敗興而回。晚年時作的《有會而作》：“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知天，在昔余多師。”將多少的辛酸最終化成了“在昔余多師”的自我安慰中，然而又何嘗不是自我解嘲？多年來，雖是世外閑人，但詩人又何嘗能忘卻？酒和自然一樣，也是傳統的悲劇意識的消解因素之一，酒容易使人撕去僵硬的外殼，直視本真的生命，使得人從現實進入審美狀態。在酒和自然的共同作用下，陶淵明理想不得實現的悲劇意識消失了，人生苦短的哀嘆不見了，總之，外在的世界消失了，只剩下了一顆通體澄澈的心靈，而這個心靈也沒有了外在的堤防與界限，已與自然融合在一起，在大化中自然而然地運行。⑺所以，他只能通過酒這個糊涂的東西來韜晦自己，來化解人生的種種感傷、焦慮、痛苦，獲得少許的慰藉。

　　多年的隱逸生活使淵明未能進入他理想的境界中去，在其隱逸后期生活的中表現出來。但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

　　陶淵明把回歸自然、耕躬田野認為是件美好的事情，詩人沒過多地感知和體會過勞作，甚至在晚年還把鄉野描繪成一個美好的“世外桃源”，沒有艱辛勞動、勾心斗角的世俗，有的只是恬靜、安逸、和諧的環境和美好愉悅的心情。但是，現實生活真能像淵明想象的那樣嗎？難道這樣的生活在現實中真的存在的嗎？我們不妨跟著詩人，透過他的詩篇來仔細的研讀一下吧。

　　現實的勞動生活給了陶淵明到底是什么？是無限的舒適、安逸還是艱辛、酸楚呢？詩人為什么不在 “世外桃源”里表露出來？是有意隱藏還是無意疏忽？帶著這些疑問，透過閑言碎語去看詩人的情感：在詩人的眼中，勞動是艱辛的，天災人禍也相繼的到來。我們看看淵明對于這個真實的寫照：

　　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歡。《庚戌歲九月中與西田獲早稻》

　　從詩中，我們看到了：勞動的艱辛，天災人禍的威脅，沉重的壓力，與自己想象的是完全兩樣。勞動對于他來說已經了不起，更何況“四體誠乃疲”是無法讓人忍受的。這就是生活的真實感受，而想象中的勞動是詩意化的。艱辛勞動給予淵明最真實的體驗，使他發自內心的“躬耕非所歡”的感慨。

　　在《桃花源記》中，他表達了一些農民的意志和愿望，提出了像桃花源里那種人人勞動，大家富裕、和平安寧、沒有剝削壓迫的社會理想。但只要回過神來想想，這樣社會只能夠是烏托邦。然而產生這樣的幻想，卻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基礎。詩人正是以幻想中的理想社會來和當時的現實作對比，以它的和諧來顯示現實的不合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很清楚地看到詩人是矛盾著的，他向往的生活沒有在他的有生之年見到，是悲哀的。他想借助這個來宣泄自己的心情。在文中，具體的歷史事實已經隱去，凸顯出的是對混亂、污濁的現實的否定和對理想世界的追求。

　　讓我們再來仔細地看看陶淵明的“自然而然”：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

　　他是那樣的悠然寧靜，因為他的心沒有塵俗的束縛，遠在塵世之外，象“南山”一樣自然。溫汝能在《陶詩匯評》中說本詩“興會獨絕，境在寰中，神游象外。……至結二句，則愈遠愈真，語有盡而意無窮，所以為佳。”其實，這已不是現實，而是作者將現實審美化，這種“真意”感受，就是生命的真諦。這不是理想而是審美，是個人的體悟，不能用言語來表達。

　　（二）

　　淵明少時受家庭和儒學的影響，有“大濟于蒼生”的壯志，對統治者抱有幻想，所以他對政治是有興趣的，后雖選擇了歸田，但卻是仕途受阻之后的痛楚歸宿，這顯然是不合流的。在晚年作的《讀山海經》中，詩人雖然涌動著“猛志固常在”的氣勢；在《感士不遇賦》中仍有“大濟于蒼生”的愿望，“奉上天之成命，師圣人之遺書。發忠孝于君親，生信義于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的追求，卻還發出了“不遇”和“病奇名之不立”的嘆息，充滿著“有志不獲騁”的悲郁。

　　表面上看，淵明歸田躬耕，在農村生活，與農民融為一體，“時復墟曲中，披草共往來。相間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其二），但要想改變一個人的思想，又不是完全的取決于他所處的環境。農民是會本能的將自己和勞動耕作聯系，并會自覺或不自覺的融為一體，勞動對于他們來說是謀生的一種手段。但淵明不同，他是為了暫時的政治逃避來農村。勞動對于他來說，則是一種生活的象征方式，一種純文學的審美對象和主題。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來改變自己的某些做法。他有目的的勞作，一則以忘卻自己在官場所造成的的傷痛，二則可以在勞動中與自然交融而進入一個“天人合一”的“世外桃源”，并以審美的眼光去體味周圍的世界，去發現農民所未能發現的美感。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淵明的生活和農民的勞作還是有著本質上不同。

　　為什么呢？我們從淵明的詩集里發現，陶淵明與農民的生活關系并非象我們的許多前輩們所強調的，他是真正的農民詩人，“退居田園，躬耕自資，在詩人心目中，已經逐漸成為富有樂趣的生活。” ⑻ “思想感情和勞動人民已經完全打成一片，封建文人的氣味確實不多了。” ⑼ “他的生活地位，思想感情接近農民”，并斷定“到晚年，他已經成為一個近似于農民詩人。” ⑽但是從淵明歸田后的一些詩作來看，他的那些最為著名的田園詩和一般的贈友詩中基本上都是和往日的舊友唱和之作，可以說是無一首贈給農民的。或許有人會說農民是很少懂詩的、作詩的，所以淵明就沒有和農民們唱和。陶淵明的詩集中很少、甚至沒有發現寫農民形象的詩歌。雖在《移居》其一中有這樣的描寫：“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這一致被公認是淵明與農民的一段佳話。但請注意，實際上詩人所寫的“樂與數晨夕”的“素心人”，是什么樣的人呢？朱自清先生在《論雅俗共賞》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

　　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詩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素心人”當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賞奇析疑”是一種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農家子弟是沒有分兒的⑾

　　而“時時來”詩人居處的“鄰曲”又指的是誰呢？余冠英曾為此專門作了注：“鄰曲，鄰居，指的是般景仁，顏延之等，即上文所說的‘素心人’”。⑿

　　總之，在《移居》其一中，詩人和他們交往的大都數是與詩人身份相似、情趣相投的，能夠共賞“奇文”、相析“疑義”的雅士，而決非一般的俗人和貧苦的農民，因為俗人和農民是不可能與詩人有共同的言語，詩人也就不會與之相處了，更何況那時一般的貧苦農民們哪有心思去的登高賦詩、奇文共析呢？

　　翻開陶集，我們常能看到詩人知音難覓、“相知難求”的孤獨。淵明生活在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村，感到了一種特別沉重的孤獨感。淵明的歸隱，實際上是對通常的生活方式和社會一般類型的.價值觀念的否定和挑戰，勢必很難得到社會的理解。他的友情期待也落空。淵明一生結交的朋友很多，但陶淵明和他們，或者僅僅只是政務上的往來，或者是偶爾的接杯飲酒，或者只是貌合神離，或者有時賦詩娛樂，或者惟能“道桑麻”的。在隱逸的愉悅中，陶淵明也會時常一不小心就透露出他內心的痛苦與不平：“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杯悲凄，終曉不能靜。”這里全無“悠然見南山”的靜穆，只有失眠的痛苦；孤獨的痛處，光陰易逝，生命短暫的痛苦。“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萬族各有托，孤云獨無依”“良朋悠邈，搔首延佇”“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一個人獨嘆、獨憂、獨飲、獨醉、獨飛、獨徘徊，而不見相知，但見古時荒丘。這里的“孤”“獨”等都是表現詩人少知己、內心迷茫，也是作者自己的孤獨生活的真實寫照。偶爾還有對生命的思考，也時常讓詩人感到有些孤獨與失落感。

　　如果說淵明有著和農民非常深厚的群體感情，那么還會這樣的孤獨嗎？在這里，是真正表現了他和農民的不和諧，與農村生活的不和諧。

　　（三）

　　淵明的隱逸生活是貧還是富？一般地說來，中國魏晉以后的隱士，也大多數不像早期的“巖居穴處”，或巢居與木，或因饑餓死于首陽。而大多數是有了較好的物質條件才能有資格去成為隱士。蘇軾一生最為欽羨歸隱，因此，也多次去相田買田，為隱居作準備。其他像王維的隱逸終南，王安石的隱居半山，也多是如此。所以，魯迅說：

　　凡是有名的隱士，他總是已經有了“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晝耕田，晚澆菜，夜織履。又哪有吸煙品茗，吟詩作文的閑暇？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一名“田園詩人”，……然而他有奴子。漢晉時候的奴子是不但侍侯主人，并且給主人種田，營商的，正是生財器具。所以雖是淵明顯示，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而且沒有飯吃，早已在東籬邊餓死了。⒀

　　評論中不乏幽默，但也有著對于淵明的誤解。然而，誤解首先也有著淵明自身的原因：因為，他的許多詩中寫隱逸生活的快樂：“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何等自在，即便是耕種的勞作，也被淡化了，而且“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這也是現在城里人最為渴望的生活。所以，你會覺得淵明的隱逸生活多是“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的優哉游哉呢！有時候，你會讀到淵明豪爽待客的記載，如“漉我新熟酒”，淵明之詩，幾乎“篇篇有酒”，這也會給人有錢的印象，特別是附著酒的軼事，什么顏延之送給淵明二萬錢，淵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什么“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既然這些權貴都這樣地巴結淵明，淵明的物質生活自然也不會太差吧。

　　其實，這些都是后人的想當然。如果你讀淵明的全集，你會知道，他的物質生活是極為貧困的。當然，不同時期會有貧困程度的不同。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序》中說：“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表明淵明的家境自幼就已經貧困，這也是淵明幾次出仕的原因：“饑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看來，淵明在出仕前后思想上的交戰異常激烈。為了解決生計，出來做官，但卻又“違已交病”，違背自己的天性也是異常痛苦的。但是，饑餓的問題確是切身的。因此，就是到了他“于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決意隱逸之后，他也還是要“猶望一稔”，希望公田再收獲一次，然后再“斂裳宵逝”，只是由于“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加上正值“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淵明不能忍受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于是“即日解印綬去職”，走上隱逸的道路。我們看，就是在這次與官場決絕的行動中，淵明的思考也始終有著近乎世俗的經濟上的思索，如“猶望一稔”，“為五斗米”，都是如此。

　　因此，淵明在享受歸隱的愉悅之中，也不得不接受貧困的現實。他在擁有“倚南窗以寄傲”的自尊的同時，就得有“審容膝之易安”的精神準備。當然，以淵明的身份地位和才智，本應是不會貧困的，至少，他可以成為鄉里縉紳，譬如他可以用顏延之送來的兩萬錢購置土地而成為地主，何至于饑餓呢？但如果淵明也像小市民一樣過日子，或者像真正農民一樣勞作，那也就不是陶淵明了。或者，他從根本上就不用辭官歸隱，如同王維所理解的：

　　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愧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愧之不忍，而終身慚乎？〔14〕

　　是也，按照世俗的理解，這也是帳。然而淵明索求者，乃是人格的自尊，是精神的不被形役。他這種精神的追求，連唐代的王維也無法理解。淵明是“忘大守小”，跟他算哪個合算？所以淵明雖然躬耕，卻不以躬耕為業，而是，“或植杖而耘耔”，一個“或”字說明了耘耔勞作的性質是有時，而不是像農民那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正因為如此他才會有閑暇“登東皋以舒靜，臨清流以賦詩”，才會有“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的愉悅，所以，盡管當地的農民也許會把淵明視作一個不務正業的二流子。但是，千載之后，卻能使后代士人由衷感動。相反，如果淵明成為真正地道的農民，他也許會是一個富裕的農民，是個好丈夫和好父親，但是，卻成為了士人的極大的悲哀。

　　“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淵明的這兩句詩可以說是淵明一生生活的概括。此前其實也一直在交戰，如：“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等。不過，歸隱之后最為典型而已。

　　寫于義熙元年（公元405年）的《詠貧士七首》，是在淵明“歸去來兮”之后，抒寫了他現實生活的一面，表達他直面饑餓現實人生的態度。從中我們見到了淵明筆下的世俗生活，似乎也聽到了淵明的妻兒因饑餓而生的怨怒。淵明所面對的艱難，不僅是饑餓，更為沉重的是家人和整個社會的不理解的世俗壓力：“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而淵明“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因貧困而成為沒有文化的農民，這也是至今仍讓筆者思來酸鼻之處。淵明何嘗沒有這中難言的痛苦？如同《詠貧士七首》其六所說：“此士胡獨然，實由罕所同”。

　　那末，“何以慰吾懷”呢？淵明的精神力量是：“賴古多此賢”。于是，他引述了許多的古代貧士，作為對于饑餓的另一種自我說服。如其三中的：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承。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與古代的貧士們“豈忘襲輕裘”？只是“茍得非所欽”，世俗與我們的人生理想不合。“賜也彼能辨，乃不見吾心。”淵明的桃花源理想大概就是與他的這種貧富矛盾相關，因而企慕著有一個“秋熟靡王稅”的人間樂土。在《戊申歲六月中遇火》一詩中，他表達了對遠古時代的傾慕：

　　仰想東戶時，馀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

　　余糧過剩置放田間，人們沒有衣食之憂，這是何等美妙世界！但是，淵明還是面對現實的，于是結論說：“既已不遇茲，且遂灌我園”。

　　（四）

　　陶淵明又是怎樣對待教育子女的呢？從《與子儼等疏》中知道他有五個兒子，在29歲的時候寫了《命子》詩，是他初為人父的作品。通過列數陶家的列祖列宗的悠久歷史和顯赫業績，贊揚了陶門家學淵源與功德勛業，從而寄托了對自己下一代的期望，鼓勵其繼承陶氏家門、光耀家門的用心。詩的后半部分很重要，既展示了陶淵明喜悅與擔心并存，希望和憂慮同在的復雜心態，也表露了陶淵明對兒子前途的預想和設計：

　　顧慚華鬢，負影只立。三千之罪，無后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曰，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出企而。厲夜生子，邃而求火。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夙興夜寐，愿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命子》）

　　這里僅引用此詩的后半部分，我們從詩中能見其對陶門祖上遺風的強調和對自己子女教育的關切。最初得子的喜悅和對下一代的殷切期待都在《命子》詩中的敞露無遺。陶淵明給兒子取名為儼，字求思，很有深切用意。那就是希望自己的兒子能象孔伋那樣有所成就和作為。

　　陶淵明希望自己的兒子象子思一樣有出息，所謂“求思”，當然是想儼向孔子思看齊，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有所作為和貢獻。這不僅反映了陶淵明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秉承陶門家風，更表現了陶淵明對兒子的厚望，象子思一樣有所建樹，反映了陶淵明受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

　　但是兒子是那么的不爭氣，惹得淵明不高興，作為人父的他，在教育兒子方面也寫過一首《責子》詩：

　　白發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茍如此，且進杯中物。（《責子》）

　　這是陶淵明41歲歸隱之后的作品。詩人對五個兒子不喜歡讀書學習（不好紙筆）是有所擔心的。大兒子儼（阿舒）已經16歲了，可是對學習總是沒有熱情，懶惰得振作不起精神；二兒子俟（阿宣）已經15 歲了，可仍然不喜歡讀書作文，雙胞胎阿雍和阿端也13歲了，但是還不會識數，最小的兒子阿通已經9歲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要零食吃。下一代未來的前途，當然是令人憂慮和擔心的。像陶淵明這樣達觀豁朗的人，也不能不對自己的兒子考慮未來了。

　　現世的孤獨與歷史的永久是陶淵明人生悲劇留給后人的深刻啟迪。

　　在別人看來，淵明的生活是自在的，但我們仔細讀來卻感知淵明生活的不快。現實中的淵明是孤獨的，沒有多少人能夠認知他的內心的不悅。能夠給予期望的兒子不好好的讀書，這也給年邁的詩人沉重的心靈打擊。

　　對于整個歷史來說，淵明只不過是一朵小小浪花而已，但就是這小小浪花卻給了沉寂的時代一些嶄新的希望，讓那個時代的人和以后的人多了感想。他的詩文最好地表現了他的人生，就連明代的楊慎都說陶詩可與國風、楚辭并列為三。這樣的永遠，對于大家來說不是有深刻的啟迪嗎？

　　淵明的人生悲劇，不但是他個人的深哀巨痛，更具有深遠的歷史社會意義。淵明現實與理想的矛盾，意味著陶淵明孤獨與貧窮。缺少了知己的閑敘和理解，少了親人（兒子）的對自己心靈的慰藉。后來由于躬耕生活與農民比鄰似有些往來，他雖然能與農民們進行溝通和交流，但還是備感自身孤獨。隨著魏晉以來人的意識的覺醒，陶淵明深入思考了人生的意義和價值，愈加對生活、生命、人生有著強烈欲求和留戀。雖然有少許的閑適和諧的生活，但背后慢慢的凸現出不和諧，這也正是陶淵明的一種現實與理想的悲哀，一種人文的失落。

　　然而從整體上來說，陶淵明又是幸運的，在不幸中找到了幸福。在飽受了戰爭的摧殘和蹂躪后的荊襄九郡，在鄱陽湖的南岸——九江之地，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在那里，他有著閑情逸志，賞花飲酒是他的“平常事”，鋤禾晨夕是他的“分內事”。就這樣，他過著“與世無爭”的生活。絕佳的山水，綺旎的風光，溫醇的氣候，淳樸的民風，深厚的文化，孕育了陶淵明的身心，陶冶了他淡泊的襟懷與真樸的稟性，培養和豐富了他崇尚自然與愛好田園的性格。

　　參考注釋：

　　[1]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M］.北京：中華書局 1983 P.47

　　[2] 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3] 《晉書·帝紀第五》

　　[4] 趙治中.《陶淵明論叢》［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1999 P.34

　　[5] 顏延之.《陶征士誄》

　　[6] 冷成今.《中國文學的歷史與審美》［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7] 李澤厚.《美的歷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P.130

　　[8] 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2 P.22

　　[9] 鐘優民.《陶淵明論集》［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P.148

　　[10] 《河南大學學報》（社哲版）［J］1983 P.148

　　[11]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P.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