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其二

王安石·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其二

　　王安石的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的其二寫出詩人掀雷挾電的氣魄與筆力，下面是小編收集的相關知識點，歡迎大家閱讀。

　　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1]其二

　　巫山高，偃薄江水之滔滔[2]。

　　水于天下實至險，山亦起伏為波濤。

　　其巔冥冥不可見[3]，崖岸斗絕悲猿猱[4]。

　　赤楓青櫟生滿谷，山鬼白日樵人遭。

　　窈窕陽臺彼神女[5]，朝朝暮暮能云雨[6]。

　　以云為衣月為褚[7]，乘光服暗無留阻[8]。

　　昆侖曾城道可取[9]，方丈蓬萊多伴侶[10]。

　　塊獨守此嗟何求[11]，況乃低回夢中語。

　　【注釋】

　　[1]葛蘊：北宋詩人，與王安石同時。曾鞏《元豐類稿》有《答葛蘊》詩云：“得子百篇作，讀之為欣忻。大章已逸發，小章更清新。”葛蘊“百篇作”中，有《巫山高》一詩，屬“大章已逸發”者。《巫山高》：漢樂府詩名，這里是葛蘊用樂府舊題創作的一首古體詩。

　　[2]偃薄：猶臥臨，堵塞逼迫之意。

　　[3]冥冥：昏暗，指山峰高聳入云看不清。

　　[4]斗絕：即陡絕。

　　[5]神女：傳說中的巫山女神。

　　[6]“朝朝”句語本宋玉《高唐賦》：“旦為朝云，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7]褚：絲綿衣服。

　　[8]服：猶乘，使用、駕馭之意。無留阻：指來去自如，出沒自由。

　　[9]昆侖曾城：傳說中的神仙住地。傳說昆侖山有曾城九重，高一萬一千里，上有不死之樹。[10]方丈蓬萊：傳說中海上的兩座仙山。

　　[11]塊獨：孤獨。

　　【導讀】

　　作者寫此詩純為追慕“飄逸”之風格，所謂“飄逸”，就是指驅駕氣勢，馳騁想象而構成的風格。全詩前半寫巫峽之高峻兇險，后半寫神女的朝云暮雨、獨處巫山，雖無深刻意蘊，卻有豐富的想象、奇詭的語言、浩蕩的氣勢和飄逸的風格，而成為一代杰作。葉夢得《石林詩話》載歐陽修之子歐陽?述其父自評語，謂：“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為，唯李太白能之。”讀王安石這首《巫山高》也有“唯李太白能之”的感覺，因而，為王安石詩作注的李壁說：“公此詩體制類歐公《廬山高》，皆一代杰作。”

　　“水于天下實至險，山亦起伏為波濤”既概括又形象地勾勒出巫山巫峽的山形水勢，氣勢雄偉，體現了詩人掀雷挾電的氣魄與筆力。陳衍《宋詩精華錄》稱道：“三四兩句，橫絕一世，何減‘?崎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邪!是能以文為詩者，誨于天地間，為物最巨，猶詞費矣。”可見對此二句是極度贊賞。所引“?崎”二句是左思《吳都賦》中語，陳衍借此指出王詩“以文為詩”的特點。確實，句中用了“于”、“亦”等虛字，以及“實至險”、“為波濤”等文章用語與句式，遂令詩作更為流走自然，造成了奔瀉壯闊的氣勢。這正是王安石以文為詩的成功之處。陳衍還稱贊：“‘山鬼’于各詩辭中，三次見面，愈出愈奇矣。‘乘光’七字，亦驚人語。”

　　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1]其一

　　巫山高，十二峰。

　　上有往來飄忽之猨猱，下有出沒瀺灂之蛟龍，中有倚薄縹緲之神宮。

　　神人處子冰雪容，吸風飲露虛無中。

　　千歲寂寞無人逢，邂逅乃與襄王通。

　　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櫳。

　　象床玉幾來自從，錦屏翠幔金芙蓉。

　　陽臺美人多楚語，秖有纖腰能楚舞，爭吹鳳管鳴鼉鼓。

　　那知襄王夢時事，但見朝朝暮暮長云雨。

　　詩人王安石簡介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個人恩怨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于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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