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教案
一、教材分析
【課程標準】
了解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教學目標】
1、知識與能力
(1)識記：北宋中期社會矛盾表現的幾個方面;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慶歷新政的主要內容;
(2)理解三個原因：北宋中期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原因;北宋中期形成積貧積弱局面的原因;實施慶歷新政的原因;
(3)探究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影響;探究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及和王安石變法的關系。
2、過程與方法：
(1)講述北宋中期的社會危機時，通過教師的引導，由學生閱讀課文，概括、歸納出社會危機的表現，并從中得出改革的原因。培養學生概括、歸納知識和分析復雜歷史問題的能力;
(2)引導學生分析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性質和根本目的，培養學生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
(3)通過小組討論，比較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異同;
(4)學生課外查找資料，實事求是地評價王安石變法，培養學生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全面分析、評價歷史問題的能力。
3、情感態度與價值觀
(1)當今中央重視三農問題，費改稅對穩定政局的重要作用;
(2)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作用，澶淵之盟的歷史評價;
(3改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推動力，改革不是一帆風順的。
【教學重難點】
重點：北宋中期的社會危機。
難點：對北宋中期社會危機的準確理解，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
【教學建議】
本課教材主要從三個方面向學生介紹了王安石變法的歷史背景：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慶歷新政的夭折。這些背景一方面表明宋朝中期社會危機四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王安石的與時俱進，順應歷史發展的要求。由于北宋中期危機四伏的文字與影視資料比較豐富，建議在教學時適當進行補充，增加學生對這一時期社會危機的感性了解，為深入認識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意義奠定基礎。
二、教學過程：
★新課導入：
利用教材的引言導入：
師：在湖南岳陽，與滕王閣、黃鶴樓并稱我國南方三大名樓。岳陽樓始建于唐代，主樓三層，高19.72米。因宋代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名傳四方。有“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之譽。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一文中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句：“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yé)?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從這句引言內容中你能夠獲得哪些歷史信息?
生1：表明作者其人生志向、政治抱負(以“古仁人”為楷模，憂國憂民)，表露其博大襟懷、堅強意志。
生2：強調為人要有寬闊的胸襟和崇高的人格，以天下為己任，吃苦在前，享樂在后，激勵古往今來無數仁人志士憂國憂民，無私奉獻。
師：說得很對，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中的“憂”，到底他“憂”什么呢?
讓學生帶著問題進入本課新課的學習。
★講授新課
王安石變法的背景
(一)北宋中期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
“北宋中期”的概念：一般認為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是北宋的中期。
宋真宗趙恒(998-1022)，宋太宗趙光義第三子，在位25年，宋真宗統治時期治理有方，北宋的統治日益堅固，國家管理日益完善，社會經濟繁榮，北宋比較強盛，史稱咸平之治。在位期間，以每年向遼納白銀十萬良、絹二十萬匹來收買與遼的和平，定澶淵之盟。這是宋朝向番方納歲幣換取和平的開始。
宋仁宗趙禎(1010—1063年)，宋真宗的第六子，北宋第四代皇帝，1018年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1023年即帝位，時年13歲。1063年病死開封，享年54歲，在位41年。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時間最長，其間國家太平，邊境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文化發達，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善于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還出現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
宋英宗趙曙(1032-1067年)是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的孫子，濮安懿王趙允讓的兒子(仁宗無子)。嘉祐七年(1062)立為皇太子，封鉅鹿郡公。嘉祐八年即帝位。體弱多病，繼位之初即大病一場，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簾，后雖親政，但于1067年病逝于宮中福寧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
宋神宗趙頊(1048～1085年)，英宗長子，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由于改革操之過急，不得其法，最終失敗收場，不過神宗還是維持新法將近二十年。20歲即位，在位18年(1067—1085)，38歲時病死，葬于永裕陵。
1、階級矛盾的激化：
(1)土地大量兼并：宋代建國后，宋太祖趙匡胤剝奪了功臣宿將的兵權，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并土地(鼓勵他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
(2)人民的負擔沉重：人民的負擔有三，即繁重的賦稅徭役、連年戰爭和頻繁的自然災害。全國的居民有主戶和客戶之分。主戶分成五等，鄉村上三等戶為“上戶”，是各類地主。四、五等戶稱為“下戶”，有少量的土地;客戶是沒有土地的農民，占總戶數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五等戶和客戶都要租種土地。地租根據具體的情況或對半分成，或四六分成，沒有耕牛的佃戶要把六成以上的收成交給地主。土地賦稅實行的是兩稅，夏秋兩季交納。從名義上說，客戶不交納兩稅。但他們要負擔各種名目的人頭稅，還要承擔各種徭役。上戶采取各種手段把賦稅轉嫁到下戶的身上。納稅戶除按規定的數量納稅，還有“支移”和“折變”等負擔。在兩稅之外，還有丁口賦、各種雜變之稅。徭役和差役。這是賦稅之外的又一項沉重的負擔。
(3)各地農民起義不斷：993年，王小波在四川發動起義，他宣告：“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起義的隊伍發展到數萬人。同年12月，王小波犧牲后其妻弟李順為帥，主力軍于淳化五年正月攻下成都。李順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自稱大蜀王，年號應遠。推行一系列的打擊惡霸豪紳的措施，起義軍得到百姓的響應和支持。后來政府軍殘酷鎮壓了起義軍。王小波、李順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這次起義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次起義沉重打擊了宋朝政府;第一次提出“均貧富”的口號;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義又爆發了。仁宗慶歷年間，農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正如歐陽修所說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強于一伙”。
注意;一般的農民起義都發生在王朝的末期，而王小波、李順起義則發生在北宋中期，可見社會矛盾的激化。
2、民族矛盾的激化：宋太宗在滅北漢之后，曾經兩度出動大軍征遼，企圖收回幽云十六州，可是都失敗了。1040～1042年(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西夏皇帝元昊對宋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3、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書譏切時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呂夷簡。為此，范仲淹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被罷官。從此朋黨問題成了宋朝統治集團斗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時，有歐陽修、蔡襄等一批位居政要并以文學知名的人士支持他。當時盡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罷官，但不斷有人上疏要求復用范仲淹，反對用“朋黨”的罪名堵塞言路。朋黨之爭實質是當時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勢力同守舊勢力的斗爭。
(二)積貧積弱局面的形成：
1、積弱局面的形成：
(1)集中軍權：
趙匡胤最了解高級將領發動兵變奪取政權的危險。因此，首先收奪軍權。建隆二年(961)，趙匡胤在酒筵上用允許將領們兼并田宅傳給子孫的辦法，示意將領們釋去軍權，使“君臣之間無所猜疑”。次日，曾經幫他奪取政權的禁軍主要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人，皆稱病自請解除軍職。此為“杯酒釋兵權”。之后，又廢除了過去統領禁軍大權的殿前都點檢，把禁軍的領兵機構析而為三，以殿前司、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分掌禁軍，合稱“三衙”。三衙地位平行，互不統屬，形成鼎立。三衙的長官為殿前都指揮使、馬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也叫“三帥”，分別統領禁軍。以資歷淺、名位低、易于駕馭的人任其職。宋初制軍的這一特點意味著皇權對軍隊控制的加強。
為了限制三帥的權力過大，宋又因襲了唐末五代以來的樞密院制度，在中央設樞密院，長官為樞密使，主管全國軍隊的調動和招募、訓練、供給等事宜。樞密使與三帥各有所司，樞密使有調兵權而無領兵權;三帥有領兵權而無調兵權。調兵權與領兵權的分離，使二者各自獨立，相互制約，有利于皇權的控制。
北宋在軍隊中實行“更戍法”。將駐防在京師的軍隊輪番調到地方戍守，或將駐守在各地的軍隊定期調動到他地移屯就糧。軍隊駐守地時常更換，而統兵將領由中央任命，也不固定。如遇征戰，多由皇帝臨時命將。戰事結束，兵歸宿衛，將還本職，一切軍權都集中于皇帝。這雖然可防止兵與將領結合以反抗中央，但卻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且士兵經常往來于道路，訓練不精，削弱了軍隊的戰斗力，使北宋在對遼和西夏的作戰中經常處于不利地位。
(2)集中行政權：
宋代以前，宰相握有“事無不統”的大權。宋太祖在建國之初，用分化事權的辦法，通過新設的機構──政事堂、樞密院和三司，削弱宰相的權力。宋設“中書門下省”掌握實權，但僅有民政權，設于內庭，稱政事堂(即宰相辦公的地方)，是中央行政機關。長官為宰相，官銜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簡稱“同平章事”。為了限制宰相的權力，又另設副宰相“參知政事”，意思是與宰相共同議政，使宰相不能專權。宋初設立樞密院，長官為樞密使，掌管全國軍事。樞密院和宰相的政事堂并立“對掌大政”，號稱“二府”。二者一文一武，互不通氣，分別向皇帝奏事。皇帝直接控制政權和軍權。為了限制樞密使的權力，又設樞密副使。
(3)集中財政權：
北宋設置三司分割宰相的財政大權。度支(掌財政收支和漕運)、鹽鐵(掌工商業收入和兵器制造)、戶部(掌戶籍、財賦和專賣)，掌管全國財政。長官是三司使，亦稱“計相”。另設三司副使多人，以防三司使專權。在民、軍、財三權分立中，三者不相統屬，分別向皇帝奏報，一切由皇帝裁決，宋代把中央集權強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4)負面影響：
①削弱了軍隊戰斗力;
②降低了政府工作效率;
③軍費開支高漲。
空前強化的蝗專權雖然加強了封建統治，但也帶來許多負面影響。國家的權力過于集中，在政治上造成各級官員缺乏進取心，行政效率低下;軍事上，高級將領受制太多，不能根據戰場情況作出決斷。同時，對宋代皇帝而言，權力集中的深層含義是確保自己的統治，因此，為了保住一己私利，不惜犧牲一切，包括國家利益，因此，在對西夏和遼的戰爭中常常表現得患得患失，非常軟弱。景德元年(1004)九月，遼兵20萬直趨黃河北岸的澶州，威脅宋都城開封。動搖的宋真宗在主戰派擁戴下勉強到達澶州，宋軍士氣高漲。遼在澶州初戰不利，加上長驅深入有后顧之憂，遼蕭太后乃有退兵之意。雙方于當年十二月約定：(一)宋遼約為兄弟之國，宋尊遼蕭太后為叔母;(二)宋每年輸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三)雙方罷戰撤兵，宋、遼以白溝河為界。由于澶州古稱澶淵郡，故稱此和議為“澶淵之盟”。
2、積貧局面的形成：三冗——冗兵、冗官、冗費
(1)冗兵：宋太祖時，全國有禁軍20萬，真宗時增到44萬，仁宗對西夏用兵，禁軍激增到80萬，后來《水滸傳》中稱林沖為“八十萬禁軍教頭”就是這樣來的。加上服雜役的廂軍，總人數已達140萬。當年北宋總人口只有2200萬，國家的近十分之一人口是軍隊，宋朝養兵的費用，竟達到全部賦稅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2)冗官：其一，官僚機構重疊，官職混亂，一官三人共之。其二，科舉取士越來越多。1000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詔說：“去歲天下舉人數逾萬人，考核之際，謬濫居多。”但這年，真宗親試舉人，仍取進士、諸科(包括屢試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其三，“恩蔭”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孫、親屬、姻親甚至門客都可由恩蔭授官，數量極大。皇族宗室原來七歲時即授官。仁宗時，甚至出生不久，還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文武官員中地位高者，家族親屬都恩蔭授官，小至郎中、員外郎也可蔭子孫一人得官。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員，多到“不知其數”，“大約三員守一缺，略計萬余人”。真宗時十數倍于初，仁宗時又兩倍于真宗。而且中級以上的官員，待遇極其優厚。宰相、樞密使的正俸，每年銅錢三百六十萬文，單以三百六十萬文計算，等于北宋中期兩萬四千畝土地的收入。
(3)冗費：軍隊和官員數量激增，也使費用大量增加，同時，在對西夏和遼的戰爭中，宋代統治者也常常付出大量金銀和布匹，以金錢財富買得一時平安，所有這些都造成了冗費的局面。
(三)曇花一現的慶歷新政：
1、新政背景：內憂外患
內憂：宋仁宗時，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
外患：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
北宋王朝自建立到宋仁宗慶歷年，已經統治了80余年，當時，北宋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而行政效率越來越低，軍隊數量不斷增加，但內憂外患不時爆發，百姓負擔十分沉重，國家財政卻入不敷出。不少有遠見的人擔心封建國家的命運，連連上疏要求宋仁宗進行改革。慶歷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為參知政事，任命富弼等為樞密副使，并多次催促他們立即拿出一個使天下太平的方案。
范仲淹于慶歷三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折呈給宋仁宗，提出了十條改革主張：(一)明黜涉，按官員的政績進行升遷。(二)抑僥幸，限制恩蔭。(三)精貢舉，改變科舉的內容和辦法，選擇“經濟之才”。(四)擇長官，選好地方官。(五)均公田，這主要是均地方官員的收入。(六)厚農桑，采取措施發展農業生產。(七)修武備。(八)減徭役。(九)覃恩信，主要是免去積欠的賦稅和大赦方面的內容。(十)重命令，重視法令的制定和執行。范仲淹認為當時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整頓吏治，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無能之人。
宋仁宗采納了這些意見的大部分，因為宋仁宗的年號是“慶歷”，故歷史上稱這次改革為“慶歷新政”。
2、慶歷新政：
(1)中心措施：整頓吏治
(2)主要內容：
①改革文官：改革三年一次循資升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
②嚴格恩蔭制：限制中、上級官員的特權，防止權貴子弟親屬壟斷官位。
③改革貢舉制：令州縣立學，士子必須在學校學習一定時間方許應舉。改變專以詩賦、墨義取士的舊制，著重策論和操行。
④慎選地方長官：由中書、樞密院慎選各路、州的長官。由各路、州長官慎選各縣的長官，擇其舉多者盡先差補。
⑤.“減徭役”，重農桑：將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東)的五縣廢為鎮，又析王屋縣(今河南濟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簡鄉村投入。
(3)失敗原因：觸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強烈反對。新政推行一年多就夭折。
改革失敗的直接原因是以呂夷簡為首的反對派攻擊范仲淹、韓琦為朋黨。呂夷簡誣蔑韓、范的“朋黨”之議，也為宋仁宗終止改革提供了借口。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但是，如果以犧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來實現富國強兵，專制帝王當然不能答應。而慶歷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
如慶歷三年十月，由中書與樞密院共同選拔各路的轉運使。范仲淹在提名時，翻閱名冊，凡庸碌無才的就一筆勾去。富弼對他說：“范六丈公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范仲淹卻說：“一家哭，怎比得一路哭呢”?改革觸動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極大的阻力，有人誣蔑范仲淹、富弼等是“朋黨”。面對這些言論，宋仁宗對范仲淹和富弼便不再信任，讓范仲淹出任陜西、河東宣撫使，罷去參知政事的職務。到慶歷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富弼又被以更張綱紀，紛擾國經等罪名貶黜。已經頒行的磨勘(考績)、蔭子等新法也被宣布作廢，“慶歷新政”推行僅僅一年左右就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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