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的野菜 汪曾祺
汪曾祺是一位文學作家，也是一位美食家，創作很多有關美食的作品，他的作品《故鄉的野萊》，大家知道都寫了哪些內容?
薺菜。薺菜是野菜，但在我的家鄉卻是可以上席的。我們那里，一般的酒席，開頭都有八個涼碟，在客人入席前即已擺好。通常是火腿、變蛋(松花蛋)、風雞、醬鴨、油爆蝦(或嗆蝦)、蚶子(是從外面運來的，我們那里不產)、咸鴨蛋之類。若是春天，就會有兩樣應時涼拌小菜：楊花蘿卜(即北京的小水蘿卜)切細絲拌海蜇，和拌薺菜。薺菜焯過，碎切，和香干細丁同拌加姜米，澆以麻油醬醋，或用蝦米，或不用，均可。這道菜常摶成寶塔形，臨吃推倒，拌勻。拌薺菜總是受歡迎的，吃個新鮮。凡野菜，都有一種園種的蔬菜所缺少的清香。
薺菜大都是涼拌，炒薺菜很少人吃。薺菜可包春卷，包圓子(湯團)。江南人用薺菜包餛飩，稱為菜肉餛飩，亦稱“大餛飩”。我們那里沒有用薺菜包餛飩的。我們那里的面店中所賣的餛飩都是純肉餡的餛飩，即江南所說的“小餛飩”。沒有“大餛飩”。我在北京的一家有名的家庭餐館吃過這一家的一道名菜：翡翠蛋羹。一個湯碗里一邊是蛋羹，一邊是薺菜，一邊嫩黃，一邊碧綠，絕不混淆，吃時攪在一起。這種講究的吃法，我們家鄉沒有。
枸杞頭。春天的早晨，尤其是下了一場小雨之后，就可聽到叫賣枸杞頭的聲音。賣枸杞頭的多是附郭近村的女孩子，聲音很脆，極能傳遠：“賣枸杞頭來!”枸杞頭放在一個竹籃子里，一種長圓形的竹籃，叫做元寶籃子。枸杞頭帶著雨水，女孩子的聲音也帶著雨水。枸杞頭不值什么錢，也從不用秤約，給幾個錢，她們就能把整籃子倒給你。女孩子也不把這當做正經買賣，賣一點錢，夠打一瓶梳頭油就行了。
自己去摘，也不費事。一會兒工夫，就能摘一堆。枸杞到處都是。我的小學的操場原是祭天地的空地，叫做“天地壇”。天地壇的四邊圍墻的墻根，長的都是這東西。枸杞夏天開小白花，秋天結很多小果子，即枸杞子，我們小時候叫它“狗奶子”，因為很像狗的奶子。
枸杞頭也都是涼拌，清香似尤甚于薺菜。
蔞蒿。小說《大淖記事》：“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蔞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我在書頁下面加了一條注：“蔞蒿是生于水邊的野草，粗如筆管，有節，生狹長的小葉，初生二寸來高，叫做‘蔞蒿薹子’，加肉炒食極清香。……”蔞蒿，字典上都注“蔞”音樓，蒿之一種，即白蒿。我以為蔞蒿不是蒿之一種，蔞蒿掐斷，沒有那種蒿子氣，倒是有一種水草氣。蘇東坡詩：“蔞蒿滿地蘆芽短”，以蔞蒿與蘆芽并舉，證明是水邊的植物，就是我的家鄉所說“蔞蒿薹子”。“蔞”字我的家鄉不讀樓，讀呂。蔞蒿好像都是和瘦豬肉同炒，素炒好像沒有。我小時候非常愛吃炒蔞蒿薹子。桌上有一盤炒蔞蒿薹子，我就非常興奮，胃口大開。蔞蒿臺子除了清香，還有就是很脆，嚼之有聲。
薺菜、枸杞我在外地偶爾吃過，蔞蒿薹子自十九歲離鄉后從未吃過，非常想念。去年我的家鄉有人開了汽車到北京來辦事，我的弟妹托他們帶了一塑料袋蔞蒿薹子來，因為路上耽擱，到北京時已經焐壞了。我挑了一些還不及爛的，炒了一盤，還有那么一點意思。
馬齒莧。中國古代吃馬齒莧是很普遍的，馬莧與人莧(即紅白莧菜)并提。后來不知怎么吃的人少了。我的祖母每年夏天都要摘一些馬齒莧，晾干了，過年包包子。我的家鄉普通人家平常是不包包子的，只有過年才包，自己家里人吃，有客人來蒸一盤待客。不是家里人包的。一般的家庭婦女不會包，都是備了面、餡，請包子店里的師傅到家里做，做一上午，就夠正月里吃了。我的祖母吃長齋，她的馬齒莧包子只有她自己吃。我嘗過一個，馬齒莧有點酸酸的味道，不難吃，也不好吃。
馬齒莧南北皆有。我在北京的甘家口住過，離玉淵潭很近，玉淵潭馬齒莧極多。北京人叫做馬莧兒菜，吃的人很少。養鳥的拔了喂畫眉。據說畫眉吃了能清火。畫眉還會有“火”么?
莼菜。第一次喝莼菜湯是在杭州西湖的樓外樓，一九四八年四月。這以前我沒有吃過莼菜，也沒有見過。我的家鄉人大都不知莼菜為何物。但是秦少游有《以莼姜法魚糟蟹寄子瞻》詩，則高郵原來是有莼菜的。詩最后一句是“澤居備禮無麋鹿”，秦少游當時蓋在高郵居住，送給蘇東坡的是高郵的土產。高郵現在還有沒有莼菜，什么時候回高郵，我得調查調查。
明朝的時候，我的家鄉出過一個散曲作家王磐。王磐字鴻漸，號西樓，散曲作品有《西樓樂府》。王磐當時名聲很大，與散曲大家陳大聲并稱為“南曲之冠”。王西樓還是畫家。高郵現在還有一句歇后語：“王西樓嫁女兒——畫(話)多銀子少”。王西樓有一本有點特別的著作：《野菜譜》。《野菜譜》收野菜五十二種。五十二種中有些我是認識的，如白鼓釘(蒲公英)、蒲兒根、馬欄頭、青蒿兒(即茵陳蒿)、枸杞頭、野綠豆、蔞蒿、薺菜兒、馬齒莧、灰條。江南人重馬欄頭。小時讀周作人的《故鄉的野菜》，提到兒歌：“薺菜馬欄頭，姐姐嫁在后門頭”，很是向往，但是我的家鄉是不大有人吃的。灰條的“條”字，正字應是“藋”，通稱灰菜。這東西我的家鄉不吃。我第一次吃灰菜是在一個山東同學的家里，蘸了稀面，蒸熟，就爛蒜，別具滋味。后來在昆明黃土坡一中學教書，學校發不出薪水，我們時常斷炊，就擄了灰菜來炒了吃。在北京我也摘過灰菜炒食。有一次發現釣魚臺國賓館的墻外長了很多灰菜，極肥嫩，就彎下腰來摘了好些，裝在書包里。門衛發現，走過來問：“你干什么?”他大概以為我在埋定時炸彈。我把書包里的灰菜抓出來給他看，他沒有再說什么，走開了。灰菜有點堿味，我很喜歡這種味道。王西樓《野菜譜》中有一些，我不但沒有吃過，見過，連聽都沒聽說過，如：“燕子不來香”、“油灼灼”……。
我的家鄉本是個窮地方，災荒很多，主要是水災，家破人亡，賣兒賣女的事是常有的。我小時就見過。現在水利大有改進，去年那樣的特大洪水，也沒死一個人，王西樓所寫的悲慘景象不復存在了。想到這一點，我為我的家鄉感到欣慰。過去，我的家鄉人吃野菜主要是為了度荒，現在吃野菜則是為了嘗新了。喔，我的家鄉的野菜!
周作人和汪曾祺同題作文《故鄉的野菜》對比賞讀
周作人所寫《故鄉的野菜》(1924年)是名篇，許多人都知曉。后來，汪曾祺作了一同題文章(1992年)，記述自己家鄉的野菜(周為浙江紹興人，汪為江蘇高郵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齋的`影響不在少數，及至晚年，他拿來苦雨齋之同題作文，是一種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戲式的“比賽”，我們或許可以有不同的猜測，但從中透出的文脈之綿延與變數，卻是頗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學趣味受廢名、沈從文的浸染，而文化趣味更多來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脈。從前后兩篇《故鄉的野菜》中可看出，他們對民俗謠曲、野史雜記興味濃厚，多所點染。周作人引浙東童謠，“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后門頭”;汪曾祺回憶兒時聽到的叫賣聲，“賣枸杞頭來!”又引家鄉歇后語，“王西樓嫁女兒—畫(話)多銀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覽志》、《清嘉錄》中關于薺菜花的記載，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魚糟蟹寄子瞻》中的莼菜記錄、《野菜譜》中各種野菜的記錄。
周作人寫小品文，學術味道極濃，因其本質為學問家、愛智者，其學識由散文的形式表現而已;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歷練不及苦雨齋，但其特出之處在于文字的靈動鮮活，多小說的筆法，畢竟他本是小說家(汪的許多小說、散文的界線模糊，因為他不認為兩種文體必須涇渭分明)。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即使寫野菜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無改其氣質。而汪曾祺的描寫，如“枸杞頭帶著雨水，女孩子的聲音也帶著雨水。枸杞頭不值什么錢，也從不用秤約，給幾個錢，她們就能把整籃子倒給你。女孩子也不把這當做正經買賣，賣一點錢，夠打一瓶梳頭油就行了”，語調溫婉，且極具畫面感，這是在苦雨齋筆下不會出現的。
周作人的白話文很耐讀，有澀的感覺，因為他喜歡時時夾雜文言的成分。汪曾祺與之相比，文字是極白的，簡直就是大白話(除去從古籍里來的引文)，但我們讀之，覺得耐讀，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賣枸杞頭的幾句，每句話都很“白”，不過連在一起，卻很有味道，是有意蘊的底子的。這其實和苦雨齋異曲而同工，都有著對古漢語的極度熟稔。苦雨齋用文言改造白話，句子的結構、段落的文義關聯，乃至字詞的選擇，都有脫胎換骨之功;汪曾祺成熟期的文字，幾乎用純白話，但這白話卻非簡單的、拉拉雜雜的口語，是對漢語言苦心孤詣提煉所成，他曾用川菜里的“開水白菜”做比，其“湯清可以注硯，但是并不真是開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雞湯”。
汪曾祺寫小說，寫散文，亦寫了不少文論文字(輯為《晚翠文談》)，對自己的師承及所受影響多有談論。如外國的契訶夫、阿左林，中國古代的歸有光，現代的魯迅、沈從文、廢名，這些說法自然是不錯的，或明或暗的影響我們稍加注意的確可感受到。不過，他極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師承方面似避免談及，只在別的文章里涉及過苦雨齋(如給廢名小說選集寫的序《萬壽宮丁丁響》)。我想，這多半可歸結為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頭三十年，周顯然是禁忌(其出版書籍亦須換個名字)，而改革開放之后，周的著作出版及評價雖在慢慢解凍，但仍爭議紛繁，現實的與心理的阻力還是很大的。汪曾祺應該很早就讀過苦雨齋的書，且年紀及長，趣味與之愈加接近，影響想來是不可避免的。《萬壽宮丁丁響》寫于1996年，其時的文化環境已算是寬松，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對廢名的評價，不知是不是一種委婉的表示?自然，寫《故鄉的野菜》同題文章，其方式更為直截了當。
論學問，汪曾祺遠不及周作人，當然他也從未想在學問上追摹前輩。周作人之于希臘學、日本文化、兒童研究、婦女研究、性文化研究都是開拓式人物，影響不僅在當時，于后世亦延綿不絕;汪曾祺讀書不算太多，是作家式的讀書，偏好性明顯，如筆記、方志、游記、畫論，關于風物民俗草木蟲魚的書等等，《夢溪筆談》、《容齋隨筆》甚至《宋提刑洗冤錄》，都是他的喜好。在讀雜書這一點上，兩人是共通的，不過苦雨齋學問更為廣博，思想亦更為渾厚。置諸文章寫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處是文學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學問雜拌兒，倒創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來。比如這一段：“馬齒莧開花，花瓣如一小囊。我們有時捉了一個啞巴知了—知了是應該會叫的，捉住一個啞巴，多么掃興!于是摘了兩個馬齒莧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馬齒莧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適，一撒手，這知了就拼命往高處飛，一直飛到看不見。”這是閑筆，而好看亦好看在此處。
文化傳統的中斷或接續，似是一個嚴重的話題。其實自苦雨齋至汪曾祺的文章來看，更有溫潤的色彩在，一股潛流在地下靜靜流淌，多年不絕，值適宜的境遇，重獲新機。文化之“化”，非短時間可為，是潤物無聲、潛移默化之果。汪曾祺曾引用托爾斯泰稱道的一句話，“菌子已經沒有了，但是菌子的氣味留在空氣里”，或可移來用作一種隱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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