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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應物山水田園詩風格
韋應物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他的詩與陶、王、孟一脈相承。下面是韋應物山水田園詩風格,和小編一起來看一下吧。
山水田園是我國古代詩歌寫作時的一個重要題材。而唐代也是整個山水田園詩發展的重要階段。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是唐代山水田園詩派最著名的四位詩人。
韋應物為“大歷十才子”之一,其山水田園詩一直被尊為其創作的代表,后世學者對之有較高的評價。白居易稱其山水詩“高雅閑淡 ,自成一家之體 ”;胡應麟評其“蘇州最古 ,可繼王、孟 ”;沈德潛譽其為“五言絕句 ,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淡 ,并入化境 ”。嚴羽的《滄浪詩話》列舉唐詩各體,其中就有“韋柳體”。
近現代對于韋應物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二十世紀學界對韋應的文學探討,又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 (一)關于韋應物作品的考證;(二)對韋應物詩歌的評價。(三)與其它詩人詩作進行的比較。
對于韋應物的作品考證主要集中在《滁州西澗》、《觀田家》、《寄李儋元錫》等幾首代表作的研究。如鐘林斌的《風景寂寥心境落寞—讀為韋應物的〈滁州西澗〉》,王國棟《寫景中寄予的生命的歡歌〈滁州西澗〉賞析》就從具體的詩歌著手分析韋應物的寫作特色與詩歌風格。王海峰的《別有情愛在黎庶—讀韋應物〈觀田家〉》從愛情主題和簡淡的語言風格兩個方面來論詩了該詩與其它作家《觀田家》的區別。而儲仲君《從<寄李儋元錫>看韋應物滁州時期的內心世界》和劉楊的《憂國傷時情真意切—讀韋應物的〈寄李儋元錫〉》都是從作品本身出發發掘出作者創作時憂國憂民內心情感。
對韋應物詩歌的評價大都集中在對其詩歌主題及詩歌風格的評價。其中具有代表意義的有張天健的《試論韋應物及其詩歌》,高海夫的《中唐詩人韋應物》,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顧靜的《寄至味于淡泊—淺析韋應物山水田園詩的風格》為代表。如高海夫的《中唐詩人韋應物》認為前人所說的“澄淡精致”,“其實主要是指韋應物的個人抒情之作與流連光景之什而言的”。他的詩“在藝術上也不是一味的澄淡精致,工巧秀麗的”。有些作品的語言“以古樸平淡見長”,此外,“韋應物還寫過一部分聲情慷慨、意象豪放、風格勁健的作品”。張天健的《試論韋應物及其詩歌》也認為歷代詩論家把韋應物視為高雅閑淡、只是宗謝摹陶的山水田園詩人,“不無偏頗”。文章指出,韋詩能多方揭露時弊,“善反諸己,省分知足”,關心民瘼。因此,韋應物不是出世的“幽人”,而是動蕩現實中的“憂人”。文章把韋應物置于盛唐到中唐的時代轉折過程中加以分析,既看到了盛唐時代給予他的鼓舞,又看到了中唐時代對他的影響。葛曉音的《山水田園詩派研究》是研究韋應物山水田園詩的卓越成就的作品,對韋應物的山水田園詩有者較深入的探討。該書首先認為韋應物盡管以山水田園詩著稱,“實際上他的詩中多興諷之作,并不是一味恬淡忘懷世事的人。”所以他的山水詩雖然“主要是返璞歸真,體和自然”,“但也表現出正視現實的新趨向”,除了反映徭賦繁雜的詩歌以外,他的《觀田家》還將田家苦引入了田園牧歌,“這首詩可以看作田園詩主旨從中唐開始大變的一個信號。”而且,韋應物田園詩有很多是作于出守地方州縣時,他“實際上是以外郡為隱”,“這種郡齋或縣齋中作的田園詩,大多將小謝宣城郡齋詩的表現方式和陶詩的田園風味相結合,為田園詩派增添了一種新的境界。”
近代還有研究較多的是把韋應物與其它作家作品一起比較,尤其是與王維、孟浩然、柳宗元等其它山水田園詩人的比較分析特別突出。如儲兆文的《一樣山水別樣心—王維、韋應物山水詩異同論》,楊彥冰《詩出同派各有洞天—孟浩然、韋應物山水田園詩比較》,盧婧萍《韋應物與柳宗元山水田園詩之異同論》都是把韋應物與他人進行比較來研究韋應物與其它山水田園詩人的異同點。
前人對韋應物作品的研究及對韋應物詩歌的評價眾多,但對韋應物山水田園詩中的憫農意識缺乏研究。雖然張天健在《試論韋應物及其詩歌》指出韋詩能多方揭露時弊,“善反諸己,省分知足”,關心民瘼,葛曉音也提到韋應物將田家苦引入了田園牧歌,但他們都未從憫農意識這個角度出發來認真總結韋應物的山水田園詩。所以我決定將研究的重點放在對韋應物詩歌內容的憫農意識這個角度。較之以前山水田園詩人而言,韋應物山水田園詩中較多都表現出了憫農意識。通過找出這種憫農意識表現的具體方面,并發覺這種新風格的轉變以及其轉變產生的具體原因,從韋應物對于后世詩人詩作的影響來看待這種轉變對整個山水田園詩歌的流傳及演變中的意義。
一、憫農意識—韋應物山水田園詩的新特點
山水田園詩的興起與繁榮,是南朝晉、宋之交,以老、莊思想為主的玄言詩逐漸的衰退,而描寫自然的山水詩代之興起。也就是《文心雕龍·明詩》中所說的“莊老告退,山水方茲”。玄言詩的衰退,以及二謝的興起使得山水田園詩歌正式登上歷史的舞臺,而到了唐代,山水田園詩歌創作蔚為大觀。在唐代涌現了一大批的作家:王維、孟浩然、儲光羲、常建、丘為、盧象、韋應物、柳宗元等。山水田園詩派貫穿整個唐代。因具體時代的不同,各時期作家的創作也表現出了各自的特點。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盛唐階段和以韋應物、柳宗元為代表的中唐階段在創作上有著明顯的不同。盛唐時期詩人在創作時大都著重秀麗的山水田園風光的描寫和隱逸思想的表達。內容大都包括自然風光、農田風光、農牧漁樵的勞作,如王維《山居秋暝》、《渭川田家》都是這一類的名篇,在這一時期樂田園成為了山水田園詩的主題。而到了中唐山水田園詩時,由于安史之亂的爆發更多是描寫戰后在重賦、搖役、兵禍、天災等背景下的田園及農人。突出戰亂帶來的苦難和農人的艱難生活,樂田園也漸漸變成了哀農。
這樣的轉變在韋應物的詩中則體現為韋應物的山水田園詩中較多出現了關于“憫農意識”的主題。“憫”新華字典的注解為“憐憫,憂愁”的意思,而這里“憫農”即為憐憫、體恤農民的意思。
在韋應物的山水田園詩中,憫農意識突出表現出在三個不同的方面:(一)對農村農民艱辛生活的真實描寫;(二)突出表現戰爭和徭役對于美好田園生活的破壞;(三)對于自己身為父母官而未盡其責而表現出的深深歉意。下面我們從這三個方面來感受下韋應物的憫農意識。
(一)對農村農民艱辛的生活的真實描寫
在韋應物詩中經常出現出一幅農家艱苦勞作的景象。如《觀田家》中“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就是描寫了一個艱辛勞作的農民形象,“田家幾日閑”突出了農夫勞作的日復一日。《夏冰歌》中“當念闌干鑿者苦,臘月深井汗如雨”就描述了農人工作時揮汗如雨的場景。
出自玄泉杳杳之深井,汲在朱明赫赫之炎辰。九天含露未銷鑠,閶闔初開賜貴人。碎如墜瓊方截璐,粉壁生寒象筵布。玉壺紈扇亦玲瓏,座有麗人色俱素。咫尺炎涼變四時,出門焦灼君詎知。肥羊甘醴心悶悶,飲此瑩然何所思。當念闌干鑿者苦,臘月深井汗如雨。(《夏冰歌》韋應物)
而孟浩然在描寫同樣作為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樵人時卻是另一幅景象:
采樵入深山,山深水重疊。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接。日落伴將稀,山風拂薜衣。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煙歸。(《采樵作》孟浩然)
砍柴本應是一項既辛苦又危險的工作,但在孟浩然筆下,這項工作卻顯然被理想化了。雖然仍有危險,“采樵入深山,山深水重疊。橋崩臥查擁,路險垂藤接。”但采樵人卻是“長歌負輕策,平野望煙歸。”長歌當歸,如此情景,采樵的哪還是一位山野村夫?分明是一個志潔高尚的隱士了嘛!
(二)痛斥戰爭和徭役對于美好田園生活的破壞
安史之亂致使唐王朝國力衰弱加上苛捐雜稅致使民生凋敝,百姓流離失所。而身處中唐的韋應物目睹了這一切,對于戰爭是痛恨的。在他的作品中,很多都是對農人表示同情,痛斥戰爭和徭役對于美好生活的破壞。如作于滁州的《重九登滁城樓憶前歲九日歸淬上赴崔都水及諸弟宴集凄然懷舊》云:“凋散民里闊,摧豁眾木衰。”寫于江州的《始至郡》言:“斯民本樂生,逃逝竟何為。旱歲屬荒歉,舊通積如低。”真實反映出戰亂后從京畿到江淮的破敗景象。
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 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 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 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稟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觀田家》韋應物)
韋應物的《觀田家》筆下則“倉稟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描寫了一個生活中受各種賦稅壓迫 ,終年辛勤勞動而不得溫飽的農民形象 。而同樣是田家這一場景,在王維的《渭川田家》里卻是“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田夫荷鋤立,相見語依依。”,“野老倚杖”儼然一幅田家閑適安樂與愉悅的景象。
(三)對于自己身為父母官卻未盡其責而表現出的深深歉意。
韋應物的外放為官,致使他經常能呆在百姓們身邊,了解他們的疾苦。然而身為父母官的他對于百姓的困苦卻也力不從心,在他的作品中常出現因身為父母官卻未盡其職而表現出的深深自責。如《寄李儋元錫》一詩中就有“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以及在《游瑯琊山寺》的“物累誠可遣,疲氓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 ”都是對于自己的自省之句。
在與孟浩然《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的對比中我們更能看出這一點:
田家春事起,丁壯就東陂。殷殷雷聲作,森森雨足垂 。 海虹晴始見,河柳潤初移。 余意在耕稼,因君問土宜。(《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孟浩然)
受命恤人隱,茲游久未遑。鳴騶響幽澗,前旌耀崇岡。青冥臺砌寒,綠縟草木香。填壑躋花界,疊石構云房。經制隨巖轉,繚繞豈定方。新泉泄陰壁,高蘿蔭綠塘。攀林一棲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氓終未忘。還歸坐郡閣,但見山蒼蒼。(《游瑯琊山寺》韋應物)
孟詩《東陂遇雨率爾貽謝南池》描寫了農家冒著雷雨耕作的情景,但詩末卻結于欲躬耕隱居的愿望。有外而內,說到底他心里想著自己的“歸隱”雅事,卻看不到農民的“艱苦”。在孟浩然所有的田園詩中,大多都是這種有外而內,有他及己。描寫田園也注重的多的是自己對于田園歸隱的一種感受,卻未真正涉及到農人的生活。而韋詩《游瑯琊山寺》中卻真實地反映了詩人對農家生活的感受。“受命恤人隱,茲游久未遑”點明他出游的真實背景。雖前半段寫太守出游、車馬儀仗的盛況,極盡描寫山寺勝景和游賞之興,最后卻以一句“疲氓終未忘”表明自己卻始終沒有忘記作為一州之長的職責,表現處韋應物對百姓疾苦的關懷。
二、韋詩中憫農意識突顯的原因
韋應物詩憫農意識突顯的背后是盛唐至中唐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轉變對中唐文壇文風的改變及韋應物個人的影響。
(一)政治經濟文化的轉變
貞觀之治時,唐王朝達到空前的繁榮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有著可喜的成就。1、政治上,唐滅隋后,結束了幾百年的分裂和內戰,在政治、財政、軍事上,都有蓬勃的發展,從而開創了空前的盛世。科舉制度突破門閥世胃的壟斷,為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參與政治開辟了一條路徑,士人的政治前途是光明的。因此,詩人和詩作的總體感情傾向是明朗、樂觀的。表現在山水田園詩上,則是唐前期的山水田園詩中,“樂觀”主題占主流地位,詩作中反映出來的田園風光、士人和農人的田園生活,大都是美好的,讓人快樂的。2、經濟上,唐前期士人有能力享受美好田園生活,唐前期除詩人在行役、宦游、登覽途中投宿田家時寫下的一些作品外,田園詩主要還是來源于士人的莊園、別業生活。除家傳祖業外,唐前期的國力為官員提供了置辦別業的物質條件。這就使得士大夫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不必為衣食奔忙,又有田園風光可賞,有田園生活可享受,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王維的惘川別業。士人在其間或半官半隱,或隱以待時,與田園生活進行了充分的接觸。加上彼此間的游覽與唱和,也就誕生了一批以山莊、別業生活為題材的山水田園詩歌。但也正是這樣的原因,使得這些詩人主要關注的是自身田園生活的感受,離農人本身的思想感情則較遠。3、文化上,山水田園詩的興起與繁榮,是南朝晉、宋之交,以老、莊思想為主的玄言詩逐漸的衰退,而描寫自然的山水詩代之興起。也就是《文心雕龍·明詩》中說說的“莊老告退,山水方茲”。而山水田園詩創作在盛唐蔚為大觀,以致成為一個流派。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盛唐時,統治者提倡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對于文人思想的影響尤其重要。形成了相對自由、寬松的思想氛圍。而當時較為流行的招納隱逸的制度又使得隱居成為科舉之外出仕的“終南捷徑”。使得大批文人對于隱逸充滿了向往,自然無不表現在他們的詩歌中。
而到了中唐,經歷了八年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山河破碎,百姓流離失所。早已不是曾經的開元盛世般的場景了。勞動力的巨大損失,使中原經濟遭到了極大破壞,很多地區田地荒蕪,農業生產幾乎停頓。杜甫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正是當時真實的寫照。安史之亂后,唐朝中央力量益趨衰落,中央集權日趨瓦解,藩鎮割據勢力日漸強大,中央和藩鎮、藩鎮和藩鎮之間連年不斷的內戰,使人民更遭受長期的兵禍之苦。均田制的瓦解,土地兼并的興起,造成大量自耕農的破產,剩下的小自耕農中一些人因不堪日益加重的賦役負擔,拋棄小塊土地,為他人“力田”,也成為“客戶”。治世用文,亂世用武。戰亂爆發,文士被排擠到了社會邊緣,再也看不到錦繡前程,盛唐的那種昂揚奮發的精神,樂觀情緒和慷慨的氣勢,已經成為遙遠而不絕如縷的馀響。正是這種國家的衰落致使文人們不得不反思,不得不面對現實,用詩歌來宣泄國仇家恨,或感時傷事,或描寫人民的疾苦和妻離子散的悲劇。
(二)沒落貴族的家境
韋應物沒落貴族的家境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韋氏歷代都是簪纓冠族。韋應物的六世祖,淡泊名利,朝廷前后十次征召,都不應命。北周明帝即位,對他十分禮敬,曾經作詩賞賜,封他韋逍遙公。五世祖韋沖,在隋代官至民部尚書。高祖韋挺,唐太宗時歷任吏部侍郎、黃門侍郎、御史大夫等顯官。曾祖韋待價是武后朝的宰相,官至吏部尚書。唐代流傳著“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的諺語。但到了韋應物時家道已經衰落,出生在這樣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中的他由于家族的世代的影響,為官出仕是他們從小就被灌輸的思想,所以在屢次被貶與辭官后,他都還是渴望著能夠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在加之沒落貴族的家境,使之從小能有更多機會來接觸勞苦大眾,從而在他的心中有著一份和勞動人民不解的情意。
(三)貶謫生活中對農民生活的體驗
韋應物仕途充滿坎坷,一生就在不斷地出仕與罷任中徘徊。一次又一次的出仕,一次又一次的罷官,閑居佛寺,這就是韋應物所走過的人生道路。多次的罷任及外放為官,讓他有更多的機會去了解百姓的疾苦,去感受戰亂后社會的動亂,去感受腐敗的封建社會對于百姓的壓迫,應物先后貶謫各地為官,在外方為父母官時,必定接觸到了不少真正的農家生活。而正是和農家生活的親密接觸,讓韋應物對田園生活有了深刻的理解,對于百姓的體驗與熱愛,不自然地在他的作品中表現了出來。
三、韋應物山水田園詩對后世田園詩創作的影響
(一)韋應物對白居易的影響
白居易作為唐代著名的詩人之一,他給予了韋應物很高的評價:稱其山水詩“高雅閑淡 ,自成一家之體 ”。韋應物貞元四年到六年任蘇州刺史期間寫了不少的詩歌,著名的《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就是作于此時。而白居易晚年任蘇州刺史,寶歷元年立石刻此詩,作《吳郡詩石記》曰:“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儒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于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白居易元和十年貶官江州,作《與元九書》,以政治教化觀論詩,對本朝詩人少有認可,但對韋應物卻贊譽有加:“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
白居易對于韋應物贊譽有加,而在創作中也汲取了不少韋應物的思想。韋應物常將百姓的疾苦掛在心上,常因百姓的困苦而自責。如《郡齋與諸文士燕集》詩中,有“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的詩句。而在他的另一首詩《觀田家》則集中表達了這一思想:
微雨眾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饑劬不自苦,膏澤且為喜。倉稟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觀田家》韋應物)
詩的前幾半描寫了農夫田間勞作的情景,沿襲了傳統的寫法。后半則轉筆寫到勞作背后的艱辛,辛勤的勞動卻換不到“宿儲”一倉。最后一句“方慚不耕者,祿食出閭里”則表達了作為父母官的韋應物對于百姓食不果腹而自責。體現了為官者安民利民的責任感。而同樣的為父母官的白居易在他的《觀刈麥》也抒發處同樣憫農意識: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觀刈麥》白居易)
對于這種憫農意識,白詩和韋詩一脈相承,身為官吏的他們都將愛國憂民的思想與自己的責任緊緊聯系在了一起。從白居易對韋應物的推崇,加上又先后同在蘇州為官。我們可以看出韋應物對白居易有不小的影響,至少在憫農意識這一點上,白居易是繼承了韋應物的特點。
(二)范成大的憫農詩對韋應物的繼承發展
南宋時涌現不少的詩人,范成大、楊萬里、尤袤、陸游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被合稱“南宋四大家”。他們寫關于農村題材的作品很多。對前朝歷代田園詩的藝術傳統進行了全面繼承。其中又以范成大最為突出,他先從江西派入手,后學習中、晚唐詩,繼承了白居易、王建、張籍等詩人和新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終于自成一家。風格平易淺顯、清新嫵媚。其代表作《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中,除很少幾首表現了詩人自己在吳縣石湖別業的生活外,絕大部分篇章描繪了當地農村一年中逐次出現的各種風物,以及農民四季里不同的勞作場面和生活情景。如:“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犬吠竇,知有行商來賣茶。”“新筑場泥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聲里輕雷動,一夜連枷響到明。”另一組代表作《臘月村田樂府十首》,則完整地展示了吳縣農村歲末的節日習俗。這兩組詩如同一部周詳的吳縣農民生活史。范詩在充分表現農村風俗和四時農事的同時,還客觀反映出農村的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比如兩首《催租行》:
輸租得鈔官更催,踉蹡里正敲門來。手持文晝雜嗔喜:"我亦來營醉歸耳!床頭慳囊大如拳,撲破正有三百錢:不堪與君成一醉,聊復償君草鞋費。(《催租行》)
老父田荒秋雨里,舊時高岸今江水。傭耕猶自抱長饑,的知無力輸租米。自從鄉官新上來,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衣盡到家口,大女臨岐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驅將換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后催租行》)
第一首寫的一首反映地方官吏向農民敲榨勒索的詩。全詩沒有一點主觀議論,作者抓住了里正催租的特寫鏡頭,通過行動尤其是人物對話的描寫,活靈活現地寫出了里正的滑頭無賴及農夫的無奈酸楚。詩人的憎惡與憐憫是在這催租情形的客觀描寫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的,而《后催租行》寫出農民被迫出賣女兒以輸租的慘狀。這是農民的血淚控訴。末句“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則明顯是反語,個中含無窮仇恨。到這時,詩人們對于百姓的憐憫和對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的血淚控訴已經盡顯詩中。到這時,憫農意識已經發展到最新的高度。
山水田園詩自兩晉南北朝陶、謝的興起,到盛唐的蔚為大觀,再由中唐的轉折,最后到南宋田園詩。期間經歷的數百年的時間。而內容也由最初的“孤芳自賞”到后來的“憂國憂民”。這種由內至外,有己及眾的發展也體現出了山水田園詩的發展趨勢。而韋應物正是出現于這個趨勢的中間點。他的創新也正是整個山水田詩歌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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