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辛棄疾豪放詞的異同
蘇軾、辛棄疾一向是詞史上并稱的兩位大家,他們的豪放詞都具有豪邁大氣、感傷現實的特點,為宋詞境界的擴大和詞體的發展做出了創造性的貢獻。
蘇軾、辛棄疾同為宋代豪放詞家的杰出代表,都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為宋詞以嶄新的面貌躍上文壇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蘇軾首先奠定了豪放詞派的始基,辛棄疾繼而將豪放詞的發展推向了高峰,確立了“豪放一派”。他們在詞作的風格、境界的開拓、心靈世界的表現等方面,自然有著共同性和連續性,但是,由于二人所處時代、際遇、立場、個性的不同,他們的豪放詞作又各自形成了獨立的特點。
一、蘇、辛的豪放詞的相似之處
正如胡寅先生所言,蘇軾詞“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 這說明他以豪放的感情,坦蕩的胸懷,拓展了詞的內容及表現手法,改變了晚唐五代詞家婉約纏綿的作風,開創了豪放詞派的風格。而辛棄疾“大聲鏜韃,小聲鏗�,橫絕六合,拍空萬古。”也突破了以纖艷柔脆的傳統詞調,繼承了蘇軾所開創的豪放之風。因此,他們的詞作有著相似性和繼承性。
1.蘇、辛詞中都有著豪邁曠達的藝術風格
東坡詞和稼軒詞中,都飽含著濃烈奔放的豪情,表達了自我對生活的熱愛和積極的人生態度,以及為國家建功立業的理想。正是這種豪情壯志,決定了二人獨特的創作個性和不同于前的創作風格。
蘇軾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寫到“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詞人借那奇偉壯麗的風景、杰出人物的英雄氣概和豐功偉績,來表達不畏政治困厄、道路險阻的人生態度,表現出了詞人開闊爽朗的性格和積極進取的人生觀。
同樣,辛棄疾在詞作《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寫到“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詞人也借滾滾不盡的長江水,追緬往事,遙想將來。贊揚了杰出的英雄人物,表現了決不投降、堅決抗金的強烈信念。豪情壯志,表露無遺。這正是蘇、辛詞共有的豪情激越的藝術風格。
2.蘇、辛詞中都浸染著感傷之情。
所處的時代以及個人際遇的原因,都使蘇軾和辛棄疾的詞中浸染著一種感傷之情。即使他們的心態可以超脫、可以飄逸,但家國之觴始終是他們心中揮之不去的傷痛。
蘇軾生活在內外交困、對外求和茍安的北宋,詩人仕途不順,“烏臺詩案”中險遭殺身之禍。國難未解,壯志未酬,這使蘇軾心中難免有著感傷情懷。但這并不與積極曠達的人生態度相違背,是人生遭遇苦難后必然會產生的情感。即使豪爽如蘇軾,也會發出這樣的感慨:“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
同樣是由于政治影響,南宋政局更加混亂,一身才能的辛棄疾未能被任用還屢遭誣陷,一腔忠憤無處發泄,只能悲歌慷慨,將壯志難酬之氣寄托于詞作之中,例如在《錦帳春・席上和杜叔高》中詩人感慨到:“春色難留,酒杯常淺。把舊恨、新愁相間。”
3.蘇、辛詞都對詞體做了創造性的發展,豐富了詞的內容。
蘇軾的詞,在繼承唐五代婉約纏綿風格的同時,“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變革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既向內心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蘇軾用詞寫報國、寫仕途、寫失意,還用詞寫了悼亡、傷春、感逝,打破了依聲填詞的限制,詞在他的手中,變成了可以表達豐富生活內容的文學體裁。
同樣,辛棄疾不但擴充了詞的表現內容,還把詞的內容和形式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他一生的情感體驗都用詞表現了出來。開心時,他寫到“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傷感時,則說“層樓望,春山疊。恨家何在,煙波隔。把古今遺恨,向他誰說。”(《水調歌頭・和馬叔度游月波樓》);奮發時,他寫到:“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蘇、辛詞都偉大地打破了“詞為艷科”的限制,使詞由閑情向性情、愛國之情轉變,向廣闊的生活擴大,表達了對祖國的感情,對人民的同情和對自己的希望。
此外,蘇、辛詞在詞的結構上也有相似點,他們詞作多為地點加懷古,主旨上多為托古喻今,借古人心中塊壘,表達自我情愫。例如蘇詞《念奴嬌・赤壁懷古》與辛詞《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在這一點上就有很突出的表現。
二、蘇、辛的豪放詞作的不同特征
雖然東坡詞和稼軒詞都以豪邁曠達、感傷現實、境界擴大著稱,但是兩位詞人一位是北宋士大夫,一位是南宋愛國將領,時代、經歷和性格不同必然會使他們的詞作有著鮮明的差異。
1.蘇、辛的詞觀有著不同的特征。
蘇軾認為詞為余,“以文章余事做事,溢而作詞曲”,所以蘇軾的詞并不能表現他一生的情感體驗,因為他借助散文和詩歌也表達了很多情感。
而辛棄疾則不同,他全力作詞,一生為詞六百余首,是唐宋詞人中詞作最多的一個,詞作基本包括了他一生的情感體驗,表現了他個人情懷的同時,又客觀的反映了歷史。
2.蘇、辛詞對詞境的開拓程度不同。
詞是在蘇軾之時才打破了“艷科”的藩籬,他的詞作內容很廣,不僅寫愛情、離別,也用詞寫政治理想、貶居生涯、兄弟朋友之情、節令風光、生活細端等等,正可謂“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大大開拓了詞境。
稼軒詞也反映了非常廣闊的社會內容,與蘇軾是一脈相承的關系,例如蘇詞在揭露封建苛政時寫到“人間行路難,踏地出賦租。”(《魚蠻子》)同樣的,辛棄疾在《玉樓春》中也寫到“人間踏地出租錢,借使移得無著處。”但辛棄疾并沒有止步于此,他進一步提高了詞的社會功能,反映了廣泛的社會生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辛棄疾集中突出描寫了抗金斗爭,把當時社會的時代課題納入詞中。蘇軾雖然開創性地寫了有關邊防和愛國的名篇,但由于時代的因素,他沒有像辛棄疾一樣,集中地描寫刻畫了這一類的'詩歌,體現出時代的脈搏。
3.蘇、辛詞在語言運用上表現出了不同的特征。
蘇軾“以詩為詞”,在寫詞語言上做了很大的革新,一改花間詞人鏤金錯采的詞風,在詞作中,多吸取了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的詩句,把詩的內容、題材、表現技巧、語言風格引入詞中,解放了詞體。語言清新不修飾,給人淡泊質樸的感覺。并且,蘇軾的詞作中多用典故,例如《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增張幄全》一詞,就用了宋玉《風賦》等作品中的典故。這與他封建士大夫的身份非常符合。
辛棄疾比之蘇軾,不僅用了古近體詩的句法,還“以文為詞”,大量吸收了散文、駢文以及民間口語用詞,無論是經、史、子、集、楚辭還是李杜詩、韓柳文,他都信手拈來揉入詞中,還把賦、比、興的手法綜合運用起來。例如,《賀新郎》的開端,就將《論語》中的感嘆句“甚矣吾衰矣”直接移用。這樣的語言運用方法,使稼軒詞讀來更加新鮮、活潑。
4.蘇、辛詞對內心世界的拓展表現出了不同的特征。
蘇軾常以曠達的胸襟和超越的人生觀來體驗人生,表現出了哲理式的感悟,追求從痛苦中求超脫,在現實的黑暗中去尋找理想的光明。他的詞中,雖然也有對生命的激情、對人生的不平,但這激情和不平往往被詞人用自己冷靜和理智的樂觀精神所壓制,表現出來的往往是超脫和寧靜。
從東坡的《江城子・密州出獵》中可以看出,雖然詞人也有著“親射虎,看孫郎”“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壯志,但那也是在“酒酣胸膽尚開張”的時候抒發的一時豪情,過后留下的仍是“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的淡淡憂傷。這是一個仕途坎坷,卻還努力讓自己樂觀、積極的封建士大夫的內心表達。
辛棄疾的詞卻常常表現出更深廣的社會憂患意識,抒發著個體人生的苦悶,表現出了悲憤的呼喊以及火一般的熱情。相對于蘇軾而言,更多的體現出的是英雄的豪情和壯士的悲憤。因此,稼軒詞的主觀情感濃烈、理念執著,表現出了對社會現實和個體人生難解的憂慮。
稼軒有著“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破陣子》)的豪情壯志,但“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檐間鐵。南共北,正分裂!”;“將軍百戰聲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賀新郎》》)這樣深刻內心描繪,表現出他對現實的悲怨心聲,震撼了讀者的心。
同樣是面對赤壁,蘇軾大聲唱到“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念奴嬌》)他的超越與曠達,正體現了對于生存的一種樂觀態度,灑脫從容。辛棄疾卻寫到“半夜一聲長嘯,悲天地、為予窄。”(《霜天曉角・赤壁》)正體現了他對現實的深深憂慮和悲憤,他那沉重的使命感和無法釋懷的郁悶心情使他的作品更顯沉郁蒼涼。
所以,蘇軾對生活的樂觀,對理想的熱烈追求,使他的詞動蕩跳躍、慷慨激昂、鏗鏘作響。而辛棄疾對于國仇家恨的深深思量使他的詞憂思悲壯、沉郁蒼涼,表現出了現實和人生的強烈沖突。“蘇其殆仙”,“辛猶人境”正說出了他們對于內心世界拓展的差別。
三、結語
蘇軾、辛棄疾同為中國文學史上豪放詞派的代表人物,都為宋詞走向高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被后人并稱為“蘇辛”。他們的詞作都以豪邁慷慨的意境表達了自我,對宋詞的發展和后人的創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二者雖然都是豪放詞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詞觀、詞作、詞意上都有著一定得區別,這也體現了不同時代背景和社會現實下文人創作的差異和兩位詞人不同的人生經歷、個性,“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便是對二者詞作的準確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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