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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與陸小曼之間的故事
徐志摩與陸小曼的故事世人皆知，筆者最近讀到臺灣版《不容青史盡成灰》(劉紹唐著)一書，內有一篇名為《從蔣復璁之逝談到徐志摩的感情世界》，涉及徐志摩的“陰錯陽差”拿錯信的往事，煞是令人品味。
徐志摩“誤娶”陸小曼
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華是作為燕京大學學生代表去歡迎泰戈爾的，由此同時認識了徐志摩和后來成為其丈夫的陳西瀅。據說泰戈爾曾對徐志摩說過，凌叔華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據蔣復璁說，“泰戈爾為愛護志摩，曾暗中勸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時，北京歐美留學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會，蔣復璁也因志摩的關系參加了。后將聚餐會擴大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來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來客可帶夫人。上世紀20年代社交公開已蔚然成風，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夫婦都入盟成為新月社的常客。而陸小曼的夫君王賡是個敬業、勤勉之士，不大熱衷于游樂，但有歐美風度，每遇志摩請邀游樂之事，王賡往往說：“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見人愛的“大眾朋友”。他雙管齊下，與陸小曼、凌叔華同時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對凌叔華的才貌很欣賞，他為凌叔華的第一部小說《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人作序。他的處女詩集《志摩的詩》出版扉頁上的題詞“獻給爸爸”，就是出自凌叔華的手筆。他們兩人的通信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是知道并認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歐前，將一只藏有記載他與林徽因、陸小曼關系的日記及文稿的“八寶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還戲言他出國若有不測，讓凌資此為他寫傳，大有托后之誠，可見“交情非泛泛” 可喻了。凌叔華也很豁達，在與徐志摩噓寒問暖的同時，也與陳西瀅音問不斷。其間，當陸小曼活躍于徐志摩的視線后，徐志摩漸為陸小曼的艷麗、熱情所融化。在那段時間內，徐志摩同時在兩個女人中周旋，總給人以吃了碗里又惦著鍋里的印象。喜劇，或曰悲劇也就緣此開場了。
1924年八九月間，志摩由印度回國，住在上海新新旅館，同時迭接凌叔華、陸小曼兩封信，某日“晨間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慶(王賡，陸小曼丈夫)亦同時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歡凌叔華，希望他與叔華聯姻，故見申如七叔到來，即說：叔華有信。在枕邊將信交與父閱。王受慶跟著同看。志摩看受慶臉色大變，于是在枕邊一看，叔華的信仍在，拿給父親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闖了禍了，因為小曼寫得情意綿綿，無怪王受慶臉色變了，趕快起來，將叔華的來信送與父親，將小曼的信取回。王受慶信已看完，出門走了”。(蔣復璁：《徐志摩先生軼事》，臺灣《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序幕一拉開，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們將劇情發展下去，很快便進入了高潮。數日后，陸小曼應徐志摩前信私約到上海，先住在蔣百里家中。王受慶當眾責詢小曼給志摩寫信一事。“雙方各不相讓，大吵一場，卒致離婚。”據蔣復璁說，他當時親睹這一切，曾勸王受慶接走陸小曼，“用意在調虎離山，庶志摩與王太太減少往還”。大出所料，以離婚告結。陸小曼與王受慶離婚后回北京，某日打電話給徐志摩，恰蔣復璁在徐志摩處閑話。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敘。徐志摩約蔣復璁一道去。蔣未去。自此，徐、陸的關系急轉直上，“不久就結婚了”。誰也難否認，這封“陰錯陽差”的信把徐、陸逼到墻角，他們不得不快刀斬亂麻做出唯一的抉擇。后來，徐志摩親口對蔣復璁說：“看信這一件事是 ‘陰錯陽差’，他總認為王受慶與陸小曼離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責任。”志摩也無愧男子漢，敢做敢當，他娶了陸小曼。王賡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陰錯陽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歐避風頭。王賡到南京任職。陸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賡還托胡適、張歆海“更得招呼她點”。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陸結婚，給王賡發一喜帖，王賡竟還送一份禮品，不失君子之風。
假如，當然這只是假如，徐志摩那天不拿錯信的話，他的命運將又是怎樣呢?猜不透。但有一點很清楚，志摩不娶小曼，家中不會斷絕他的經濟支持，他也許不必到處兼課賺點小錢供陸小曼揮霍。再則，現在各類寫徐的傳記上，都說徐志摩乘飛機回滬，是探視小曼的病，旋匆搭便機返平聽林徽因講演而遭難。蔣復璁不首肯此說，他認為：“其南下真實之原因，因陳小蝶欲購百里叔在上海國富門路之房屋，志摩想賺點傭金以濟家用，誠可憐也!”徐志摩為五斗米折腰而斃命，真令人扼腕!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遇難。12月6日北平追悼會后，于20日在上海舉行公祭。棺木運回老家硤石暫厝，次年春葬于硤石東山萬石窩。葬時匆匆，沒有立碑，只將胡適手書的幾個字放大寫在墓前水泥墻上。直至1946年春積鍇母子歸，葬其祖父申如先生于志摩墓旁時，方請同鄉大書家張宗祥題“詩人徐志摩之墓”，立碑。陳從周參加這一儀式。陳從周說：“所以延到后來才立碑，因等凌叔華所書碑文不就。”若干本徐志摩傳記千篇一律沿襲此說，連劉紹唐的文章也這樣認為。其實不然。
塵封的史料隨著斗轉星移，漸顯水面。筆者與凌叔華之女陳小瀅過從較密。小瀅把她的小學、中學時的同學吳令華介紹與我相識。吳令華是吳其昌的女兒，而吳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們的祖母是親姐妹。2004年2月，吳令華將《記凌叔華題徐志摩墓詩碑》一文寄給我一讀。我覺得這史料新鮮，且言之有據，不敢迷信正確與否，總覺得最起碼是一家之說，可供史家研究。于是我將其推薦給《文匯報》和香港《大公報》發表了。吳令華說，1933年夏，父吳其昌回硤石度假，徐志摩父親請他吃飯，托他請凌叔華為徐志摩題詩碑(實是催請)。這很自然，一徐、吳是至親，二吳其昌與陳、凌夫婦有誼。吳其昌因抗日被清華解聘后，到武漢大學任教，與陳西瀅是同事;凌叔華又曾為他的《散文甲稿》設計過封面，交情頗深。吳其昌在硤石便發快信致凌叔華，轉述徐申如的要求。讀劉紹唐的《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一文，查考凌叔華致胡適的二十五通信和《胡適來往書信選》，關于凌叔華為志摩寫碑文一事有明確記載，覺得真實可信。凌叔華接到吳其昌催題墓碑的信后，過些時日，才題詞“冷月照詩魂”。
徐申如為何堅持獨請凌叔華題，凌叔華為何也樂意，這就不難看出徐申如“希望志摩和叔華聯姻”的本意和徐志摩與凌叔華之間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情愫了。題寫什么辭句為好，凌叔華是很慎重的。她曾于1933年1月31日致函胡適請益：“現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題字，申如伯曾來信叫我寫，好久未敢下筆。去夏他托吳其昌催我，我至今還未寫，因為我聽了幾個朋友批評所選‘往高處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瑋德他還提出那句‘我悄悄的來，正如我悄悄的去’(《別劍橋》)比這兩句合適，我想了也覺得是，近來更覺得‘往高處走’句有點符合‘往高處爬’‘往高枝兒飛’種種語氣，本來就有不少人以為我們的詩人是高貴閑人之類，如果刻上 ‘往高處走’句，必定有人譏笑這是詩人生前本如隨園的‘翩然一只云中鶴，飛來飛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總想寫信同你商量商量，請你另找兩句……” 凌叔華也自謙說：“當然如果你們可以另找一個人寫，我也很愿意奉讓，因為我始終都未覺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
“冷月照詩魂”這塊碑后來確實立了。據吳令華說，她的表兄徐璇教授于上世紀70年代還鄉謁志摩墓，于下山時道旁發現它“橫臥泥中”。且美術史專家、吳其昌的連宗兄弟吳甲豐也見過。他倆還共同贊賞凌叔華將林黛玉的“冷月葬詩魂” 易一字用于志摩墓，貼切而自然。
“冷月照詩魂”字是凌叔華寫的無疑。但這句詩是胡適應凌叔華之邀“另找兩句”“找”出來的，還是凌叔華自擬的就難以稽考了。
陸小曼與胡適曖昧
胡適與徐志摩是很好的朋友，據說徐志摩會把他的日記拿給胡適看，然后胡適在上面做批注。徐志摩也很了解胡適，他說，凡是胡適文章中有按語的地方都要好好考究，因為這些按語往往都是導引你往錯誤方向理解的，所以胡適說“知我者志摩”。
后來徐志摩到歐洲去，還托胡適照顧陸小曼，曾經想讓胡適帶著陸小曼到歐洲去找他，沒想到胡適和陸小曼之間也擦出了一些火花，歐洲沒去，倒是留下了幾封陸小曼寫給胡適的情書，用英文寫的。
那時的“感情形勢”是，陸小曼還是王賡的太太，卻與徐志摩大談戀愛，胡適又插一只腳進來。
被胡適譽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1925年6月14日在日記中寫道：“立三約往開明觀劇，見須生孟小冬，其拉胡琴人為蓋叫天之拉胡琴者，叫座力頗佳。胡適之、盧小妹在樓上作軟語，盧即新月社演《春香鬧學》扮春香者，唱極佳。”盧小妹即陸小曼。值得注意的是“軟語”二字，胡陸“軟語”，師生關系的胡陸，“軟”什么“語”?而陸小曼對于胡適這位老師，當然知他有妻，更知他和另一情人曹誠英的關系，但仍和他過從極密，寫信給他，說什么“別太認真，人生苦短，及時行樂吧”。兩人關系之曖昧，昭然若揭。
當年有傳言，說最初是胡適看上陸小曼，無法跟太太離婚(胡適很懼內)，小曼才轉而許身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陸小曼的風流事傳遍九城，而胡適又參與其事，盡力撮合，胡太太怒不可遏，一天到晚罵胡適。
有一天葉公超等人在胡家，胡太太又當著這些人的面罵胡適，罵新月的這些人：“你們都會寫文章，我不會寫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們這些人的真實面目寫出來，你們都是兩個面目的人。”剛說到這兒，胡適從樓上走下來，對太太說：“你又在亂說了。”胡太太說：“有人聽我亂說我就說。你還不是一天到晚亂說。大家看胡適之怎么樣，我是看你一文不值……”(葉公超《新月懷舊》)若僅僅是為徐陸的結合幫忙，胡太太再顢頇，也不至于這樣罵胡適，總是此中有悖于常理的地方，才讓胡太太這樣大動肝火。
這場“四角糾紛”沒有爆發胡適那一樁，極有可能是胡適掩飾得好。
陸小曼在胡適的生命中，是其中一顆星星而已。胡適曾贊賞說：“陸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所指的正是她的精彩。有文獻記載：“北京外交部常常舉行交際舞會，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這天舞池中沒有她的倩影，幾乎闔座為之不歡。中外男賓，固然為之傾倒，就是中外女賓，好像看了她也目眩神迷，欲與一言以為快。而她的舉措得體，發言又溫柔，儀態萬方，無與倫比。”
據現存的史料，胡適是太陽，當有三個月亮，一為發妻江冬秀，二為美國女子韋蓮司，三為曹誠英。學者江勇振著《星星、月亮、太陽》考證說，除了“三個月亮”之外，還有不少的星星伴在胡適的生命之中。只是，胡適善于嚴守和隱藏他的隱私，可是，他的月亮、星星所留下的文字和信件卻逐漸出土，成為史學家所據，將這位一向“感情貧瘠”、“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的胡適變成了一位情圣！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里收有陸小曼給胡適的六封信，均為徐志摩去世(1931)后所寫。且看這樣的句子：
“我們雖然近兩年來意見有些相左，可是你我之情豈能因細小的誤會而有兩樣嗎?你知道我的朋友也很少，知己更不必說，我生活上若不得安逸，我又何能靜心地工作呢?這是最要緊的事。你豈能不管我?我怕你心腸不能如此之忍吧!”“我同你兩年來未曾有機會談話，我這兩年的環境可說壞到極點，不知者還許說我的不是，我當初本想讓你永久地不明了，我還有時恨你雖愛我而不能原諒我的苦衷，與外人一樣的來責罰我，可是我現在不能再讓你誤會我下去了，等你來了可否讓我細細地表一表?因為我以后在最寂寞的歲月愿有一二人，能稍微給我些精神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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