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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經》的歷史演變過程
《易經》是中華民族文化瑰寶，歷來被奉為“大道之源”“群經之首” 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地位之尊貴名聲之顯赫沒有任何一部典籍能與之相比，春秋時期的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晚年喜“易”并作《易傳》，為傳承《易經》這部以“仁”為主線，充滿唯物主義哲學理念，并含納政冶、軍事、行政等各個方面的上古時期的百科全書留下了一個兩千多年的《易經》情結，《易經》之夢幻。
《易經》在中國古典文獻中地位之尊貴名聲之顯赫沒有任何一部典籍能與之相比，在秦漢準確地說是漢代留下的《史記》《漢書》《左傳》《說文》等重要古籍中對《易經》都有涉及，足見其影響之大，根基之深，被奉為“大道之源”并非徒有虛名。
但是《易經》的身份卻是一部卜筮之書，俗稱“卦書”。這多少與它的尊貴地位有些不太相符，占卜是偶然與必然的概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奉為至尊的地位毫無疑問它不能代表科學,它只能算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生成的文化,它對社會的影響會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科技成果的突破逐漸減弱。
多有學者認為《易經》的內容涵蓋的是哲學、政治、軍事、自然科學等多類學科集一身的反映一個歷史時期的綜合性著作，余敦康教授在《易學今昔》中對《周易》的本質做了如下的論述“……卜筮不過是他死的軀殼，哲學才是它的本質，……《周易》是一部科學著作，其蘊涵的科學思維不僅對古代的科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與現代自然科學的基本思想吻合，……《周易》是一部史學著作，其中保存了多方面的古代珍貴史料，特別是反映了殷周之際的歷史變革，……。(《易學今夕》 05.6第一版)余教授對《周易》，準確地說是對《易經》本質的論述，代表的是易學界，學者的普遍的看法，是金玉之論。
但是《易經》的占卜與它的身份總是給人一種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相符的感覺。尤其是當我們在史書中查看它的來歷的時候，發現有關《易經》與《易傳》的記述疑點頗多相互矛盾，為此有必要對這些疑點和矛盾進行論證進而解開《易經》之迷。
一、《易經》與“八卦”的陰陽理論學說沒有必然聯系。所謂《周易》的卜筮理論是西漢專制的封建皇權為打造“受命于天”的神話，精心為《易經》設計的外套，其目的是掩蓋《易經》中“以民為本，以仁為本”的唯物主義的思想。
認識《易經》離不開中國的傳統文化“八卦”。只有對“八卦”的生成過程及其內涵做深入的解剖才能正確地給《易經》定位，才能揭開《易經》的第一層神秘面紗。
“八卦”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傳說為伏羲氏始作，是我們的祖先留下的具有哲學理念的文化遺產。《易傳·系辭下傳》第二章對八卦的起源做了簡要的介紹“古者包棲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觀象于天，俯者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可見上古的初民作八卦伊始就不是空穴來潮，是通過觀察宇宙，觀察人的生存環境，對天象中出現的各種現象;閃電、雷鳴、風、雨，人和人的生存環境，地上能看到的各種事物進行總結歸納的結果，并用八個符號(也可以稱為漢字最早的初文)來表示其含意，它的名稱即是符號也是所指事物，三位一體并無其它附加的表述文字。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說的是“八卦”最初的功能是卜筮。方法是，用“草棍”卜筮出天意“用以決疑”。這和今天在體育比賽中采用“抽簽分組，擲幣猜先”沒有區別，是偶然與必然的結果，沒有復雜的理論支持，體現的完全是“天意”。
用八卦的環形排列表示方向和方位，是我的祖先的一大發明。其功能相當于現代的地圖。
系辭下傳第五章“萬物出乎震，東方也。離者也……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系辭的作者雖然將乾、坤、坎、震、離、兌、艮、巽與八卦的卜筮功能混為一談，但是他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方位概念，即我們所見到的文王八卦方位圖，也被稱為后天八卦圖(見圖一)。
現在我們先看看這八個字在殷周時期的含意是什么;
“震”：上邊的“雨”在甲骨文時代(以下同)的本意是“雷”，雷在上古時期的初民心中與閃電一樣有神圣地位，古人認為雷是神的差官專對人間不平的事發出警告，對做壞事的惡人發出警告，辰是危害農田的地下害蟲(見“震”字詳解，以下同)。帛書本作“辰”。
“艮”的本意是“陰險的人”。
“巽”的本意是歸順或順服。帛書本作“筭”。
“兌”的本意是人開口高興地笑。帛書本作“奪”。
“乾”乾的符號代表天，“乾”字的本意是太陽快落山時對天祈禱，乞求上天保佑。帛書本作“鍵”。
“坤”與申同，本意指的是天上的閃電。閃電在上古時期是被看作上神的化身，所以坤同神，代表的是上天的意志。帛書本作“川”
“坎”指的是北方有大面積的土地，且人煙希少。帛書本作“習”。
“離”的本意是用網去捕捉獵物，所以引申為狩獵的場所。帛書本作“羅”。
文王八卦中“乾”“坤”“兌”的方位正好在周族邑國西歧(今陜西省岐山縣方圓地區)，用兌表示周族邑國族民生活快樂，而且有上天上神的護佑。而殷都朝歌在震(今河南省淇縣、安陽地區)，會受到上天對他的懲罰(參見商殷黃河中下游部落活動簡圖)。如果把文王八卦圖看作一張殷周時期的簡易地圖《易傳·系辭下傳》第十一章“《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就一目了然地看清了其中的秘密。
文王的后天八卦圖與被稱之為伏羲八卦的先天八卦圖(見圖二)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伏羲八卦圖據說是宋人所作，八卦的陰陽理論在圖中表現的非常清楚，表示天和“至陽”“至尊”的符號和表示地和“至柔”“至貴”的符號分布于圖的上下尊位(習慣上也看成南、北方位)，是目前公認的“先天八卦”的順序，而原始的八卦排列順序在目前已經出土的十五萬片記有殷商文化的甲骨中并無見證。
文王的后天八卦圖，是文王姬昌在被紂王拘囚在羑里時“重演”而作，如果用陰陽相對的理論去解釋“后天八卦”，矛盾顯而易見，其與八卦最基本的陰陽理論無法對號。
關于陰陽理論，最早的記載是公元前827年周宣王時，卿士號文公“因籍田之禮”向宣王進諫時涉及到了陰陽概念。號文公用“陽氣俱蒸，土膏其動”“陰陽分布，震雷出滯”解釋春天的土地松動是因陽氣上升所致，因陰陽二氣的運動導致震雷的發生。這與上古時期解釋自然界發生的雷電現象已有質的區別。但是此時的陰陽概念尚不具備陰陽統攝萬物的哲學概含。
陰陽理論的確立又經過春秋戰國至西漢初期約六百多年，于公元前139年漢武帝登基的第二年，在淮南王劉安主持撰寫完成的《淮南子》一書中才確立了一套基本完善的理論。《易經》的成書年代是“殷之末世周興之初”的公元前1066年前后，早于此九百多年，因此《易經》中的八卦符號不含陰陽理論，是符合邏輯的判斷，八卦的符號只有計數和指示方位的功能。
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易經》六十四卦和《易傳》的部分篇章。其中乾卦之“乾”做“鍵”，坤卦之“坤”作“川”，川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本意是“河”，這與坤卦中所述事件，渡過黃河進行“牧野大戰”正相吻合。有學者認為“坤”作“川”這是篆隸文字轉抄中的筆誤，其實帛書本與通行本有多處文字不同決不能簡單認為是筆誤。
《帛書易經》六十四卦，分八宮排列，每宮八卦，按八卦相重的原則排列。八宮之順序為：鍵宮、根宮、習贛宮、辰宮、川宮、奪宮、羅宮、筭宮。每宮上卦不變，下卦從本宮卦列首開始，以下的次序為：鍵、川、根、奪、習贛、羅、辰、筭。這樣的排列說明易經的早期的確是按照方位排序的.
《易經》中沒有陰陽理論，它的八卦符號指的又是方位，那么所謂的乾、坤、坎、震、離、兌、艮、巽、以及由八個符號復合衍生出的，其它的五十六個卦名，又都是什么含意呢?
按上面的推理，所謂的卦名當然是《易經》所述內容的一部分。這些文字原本就不是卦名。《易傳·系辭》“陰陽不測之，謂神。”告訴后人的正是其中之玄機。
最后引用王先勝先生在中國先秦史網站發表的當代《中國易學之反思》一文中所舉例當代學者對《易經》中所謂的陰陽之認識作為本節的結束：
錢穆說：“《周易》之上下經，本不言陰陽，十傳始言陰陽”(《<易傳>與小戴<禮記>中之宇宙論》)。
李鏡池說：“易以道陰陽，當是在陰陽說流行之時即戰國中晚期之間為易學家所采用的……春秋時的易筮，還沒有以陰陽來說解的”(《周易探源·易傳思想的歷史發展》)。
龐樸先生說：“若說八卦的原始，它與陰陽本是無涉的┉┉”。
二、傳本《易傳》是西漢封建皇權與儒學、道家妥協的結果，是儒學者為保護《易經》這部唯物主義的綜合巨著精心“炮制”的“絕世經典”。自身不能“自圓其說”為后人留下了解《易》的鑰匙。
認識《易經》離不開與其捆在一起的《易傳》。
我們現在見到的《易傳》其編撰的年代應是西漢中后期漢成帝(公元前32年---前2年)時期定稿的，共有十篇，含文言傳、彖辭上傳、下傳;象辭上傳、下傳;系辭上傳、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又稱十翼，比《易經》的成書大約晚九百年。秦漢時把解釋“經典”的文章稱為“傳”，所以《易傳》是權威的解《易》之作。
《易傳》把《易經》推到了“大道之源，群經之首”的尊位，是認識《易經》揭開“易道”之迷的鑰匙，因此對《易傳》進行認真的解讀是認識《易經》的第一步，也是進一步撩開《易經》神秘面紗的重要一步。
學術界對《易傳》的成書年代一般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經多人之手陸續寫成，最后的成書年代是戰國后期，但是根據近代的考古成果，尤其是帛書易經的再現這一看法應從新思考。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的支持下，為消除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以諸子百家為代表的主要是唯物主義的思想文化，在秦兼并六國后對國家體制和政治的影響，準確地說，主要是與秦始皇的“天命”思想的沖突，于是以“師古還是師今”為借口對先秦的文化進行了一次空前的清算，這就是史稱的“焚書坑儒”。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了這次焚書，“除秦記以外的列國史書均焚毀，除博士官外;民間私藏的《詩》、《書》、‘百家語’限期送官燒毀，有敢于再傳播《詩》《書》內容的殺頭，以古非今的誅族，官吏知情不報的同罪;可以保留醫藥、卜筮、和種樹的書。”
有了《史記》這樣的記載因此就得出了結論：《易經》是卜筮之書不在焚毀之列，但是這一結論與《易傳·系辭》相違。
系辭下傳在篇末三次重復了，“《易》之為《書》也”很明白的告訴讀《易》的人，《易經》是《書》而不是所謂的卜筮典籍。秦漢時期把記述“先王之言”的書稱為《書》，如記述三皇五帝至西周時期歷史和帝王言行的《尚書》，漢以后記述漢朝歷史的書稱為《漢書》，與今語中的“書”所指范疇不同。春秋至秦漢其間因文章多寫在竹簡與木簡上所以“簡”或“篇籍”是今語“書”的概念。
如果按《易傳·系辭》的說法《易經》在秦始皇焚書之時已被列入禁書之列。有《漢書·藝文志》為證，“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圣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在這段記載中《易經》與《春秋》《詩經》作為先秦的重要典籍在焚書之列，沒有疑問。而且對焚書的目的做了定性。并把從漢初開始收集天下篇籍的工作，經漢武帝期間的再次失散直至漢成帝指派陳農再次主持征收天下遺書長達一百五十余年之久的過程，原委進行了簡述。
陳農的這次征收遺書得到了“《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如果《易經》不在焚書之列何必再次列入征書之列呢?
這里還提到了漢武帝發布了藏書的政策，設立了寫書的專職部門，并將寫成的《書》深藏于“秘府”。為什么“皆充秘府”的最終結果卻是“書頗散亡”呢?給后人留下一個疑問。
藝文志還提到了《易傳》的一個周氏版本，但是只有二篇，而不是多篇。這說明了《易傳》最早的版本是秦以前成書的并被列入焚書之列。只是“彼《易傳》不是此《易傳》”而已。
藝文志對《易》還做了如下的記述：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于天，俯觀法于地，……。至于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天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系辭》《文言》《序》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這段對《易》的記述與開篇開對《易》的記述似乎矛盾，但經過分析卻不矛盾。“凡”是指重新編撰和匯總。重新編撰的《易》是由施、孟、梁丘三家和《彖》《象》《系辭》等“十翼”十家組合而成，這個“易”已是《易經》與《易傳》的合成本，即被稱為《周易》的文本，與我的今天看到的《周易》大體一致，只是在篇幅的數量上稍有差別。現本為二百三十一篇是因后人重新編修的結果(以小章節計算)。
對這段記述還存在一個理解上的問題，“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歷三古，及秦燔書。(此處斷為句號)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省略了“今”字)。”經過這樣的段句，不但消除了《易經》是否在焚書之列的爭議，與《易經》和《易傳》相關的撲朔迷離的種種迷團也變得清晰了。
《易經》是由周文王姬昌原作。說卦傳第一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
《易傳》作為周王室的藏本在王室和社會上層流傳。這就是“字王孫也”的來歷。在現存的文本中存有摘錄的片段。周公應對易經的傳承做過貢獻但無史料記載。
春秋時孔子作《易傳》對《易經》進行了注釋。但是在現存的文本中假托“子曰”相關的文字有真有假。根據是，現有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孔子信“天命”但并沒有關于孔子對占卜和對陰陽五形學說的具體論述，而儒學的精髓在于哲學、倫理與道德。
由此可以初步認定，是漢成帝時期對《易經》和《易傳》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造而使之成為卜筮之書得以“傳者不絕”的。
從考古發現和破譯的內容看，對《易經》的改造是;
(1)、按照漢初方興未艾的道教的八卦陰陽理論對原有的文本進行了剪輯并重新排序，改八宮為上經下經，對有忌諱的地方進行了文字處理，保留了原文格式和原本的基本面目。
(2)、絕大多數的原文未進行甲骨文、金文、古文在字意上對秦篆及隸化后漢隸書的譯釋，只是直接在文字轉換中更替，但對少數忌諱字做了甲骨文，金文對篆隸的更譯，使原文的字意、文意似懂非懂神秘難懂。未見過原本，不懂先秦文字的人已無法讀懂其意，使其從此披上神秘面紗以適應八卦卜筮的需要。
《易經》原本的內容，應比現流傳下來的內容豐富許多，比如一九七三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的帛書本的《易》其卦序與今本不同，有《易》學者認為這是易學流派不同的原因，雖然筆者尚無緣見到這部“帛書”但是它應是《易經》中一個相對較早的版本，與流派不會有多少關系。易經的作者姬昌雖然在名分上是臣，但它卻是周王朝實際上的奠基人和締造者，名望之高無人可及，被譽為圣人、圣臣，武王克殷后封于齊地(今山東省東北部，“與天齊”，見太公與文王姬昌考)，死后謚文王享帝王之尊，其所撰寫的文章稱作“易”(賜)因而字字珠璣，在流傳中被訛傳誤抄的可能性不大。
這部具有原味上古文學特色的綜合巨著，其中保存的珍貴史料，和唯物主義哲學理念，隨著時間的流逝古文化逐漸丟失，他的真實面貌也就越隱越深。如果沒有當代考古科技的科研成果，重新打開《易經》已不可能。
對《易傳》的改造應該說絞盡了編撰者的腦汁。
今天讀到的《易傳》有對《易經》的高度評價，有對其內容的理性認識。但是這些精要都淹沒在了專為卜筮設計的理論中，讀解時的直接感受就是，邏輯混亂矛盾百出，不能自圓說，盡顯卜筮文化之玄秘。
其實這正是斧鑿的痕跡，也是為了達到最難達到的目的，精心設計的結果。系辭下傳第十章“《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有圣人之道四：學習文學的人送給你的是文章，想做好事情的人送給你的是知識，但要靈活應用，對治理國家的君子送給他的是“道”，對卜筮的人，送給他的是占卜。為此《漢書》將《易經》含糊其辭地記入儒家經典后，在占卜五行的書目中以《周易》的書名記入占卜類書目，由此可見《易經》被改造的初期是以“雙行線”的形式在社會不同的階層中流傳，《易》與《周易》實際已是兩本性質上不甚相同的書，而“周易”含納“易”。《史記》并沒有使用“周易”的書名，所以“周易”這一名稱原于西漢末至東漢初期。
對《易傳》進行的改造是，將古版的《易傳》進行文字對譯后，割取其中的精華然后用大量的讓人費解的卜筮理論進行覆蓋，這就是為什么《易傳》中有諸多前后邏輯不相干，不能自圓其說的原因，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系辭》傳，共約六千七百余字，較通行本為多。其中無“大衍之數”章，但包括通行本《說卦》的前三節，有兩千余字為今本《系辭》所無。沒有《彖》、《象》、《文言》，但卷后抄有《二三子》、《易之義》、《要》、《繆和》、《昭力》諸篇，為通行本所沒有，為我們研究《易傳》提供了新思路的依據。為我們讀它的時候不受那些繁雜的卜筮理論的干擾，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持，下面摘釋數節拋磚引玉。
系辭上傳第一章：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這段話的意思是說：易經有易經的智慧，明白了易經中的智慧就如同有了助手。有了易經中的智慧就象人有了父母，有了易經中智慧就能夠建功立業。人有父母才能長大成人，才有發展前途，能夠建功立業才能發展壯大，事業發展并能長久是因為有了賢人的品德，事業發展壯大是賢人要做的事業。
系辭把《易經》含納的智慧比喻成如同父母的教誨，教人具備賢人之品德，成就賢人之事業，這樣的比喻決不是對所謂的“周易八卦”這種卜筮之術的推崇。
系辭上傳第四章“《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易》中的學問能夠與天地比美，因為它講述的道理寬廣而深遠，條理清晰，是天道與地道。仰頭觀察天文，俯下身觀察環境，這是它智慧的來源，是使人能悟明深奧道理的原因。……(說《易》中的智慧)與天地相似，沒有違反常理。它的智慧能遍及所有的事物，用其中的“道”能使國家治理的美好，這不是對它過高的評價。心術不正，行旁門左道則不會收到功效。樂天而知道自己德行的人，才不會有憂患。安定國家之道，在于施民以“仁”，這樣才能得到(百姓的)愛戴。
這段話把《易經》的實質內容講的就比較清楚了，是安邦定國之策，而且是由“仁”而得“愛”。心術不正，旁門左道，無德行者學之不爽。
系辭下傳第一章“爻象動乎內，吉兇見乎外;功業見乎變，圣人之情見乎辭。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爻象的變化是它的實質，卜筮吉兇只是見到的外表;用其建樹功業在于它的變化，圣人(姬昌)賢德的品行“仁愛”的思想，藏在“卦辭”之中。天地之道的大德，在于民生。有德圣人最珍貴的寶物，在于能行權。怎樣才能保住權位呢?在于普施“仁”于民。怎樣才能聚集人氣呢?在于富民。治理和引導人民創造財富是正道，用法律約束老百姓錯誤的行為，是最大的善舉，主持正義是應做的事。
這段話除了把《易經》的實質與其表像的不統一性講的很明白，并把“仁”的概念補述的具體而豐滿。
《易經》經過改造以后，由皇帝牽頭進行了大規模的卜筮活動，《漢書·五行志》對這一活動的初始用了十余萬言進行了記述，可謂聲勢浩大。這與漢武帝時成書的《史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史記》對《易經》的記載是在太史公自序中：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這段借其父老太史公寄予的希望，希望繼周公、孔子之后有一個能像周公、孔子那樣著書立說傳承介紹“明世”的人，注解《易傳》，整理《春秋》，并從根本上對《詩》《書》《禮》《樂》進行甄別。司馬遷將這件事非常動情地記下：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我怎么敢不去做這件事呢!可見其對這件事的重視程度。但是在現存的《史記》中并沒有關于《易經》《易傳》《詩經》《春秋》等先秦重要典籍的篇章。
《史記·天官書》記述的內容主要有天文、天象和陰陽五行理論，對“天人感應”也有記述，但是沒有提到《易經》。《漢書·五行志》與其內容極相似，但是對《易》的“陰陽五行”的卜筮活動卻大書特書。與此相反《史記·儒林列傳》對《易》作為儒學的經典，對它的傳承卻畄下了如下記述：“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漢武帝登基6年,公元前134年)征，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成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兩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從這段記述中可得知楊何、即墨成、孟但、周霸、衡胡、主父偃六人在漢武帝繼位的初期，因精通《易》先后入仕為官食奉，甚至當上了太子門大夫，擔當教育太子的重任。但是《漢書·五行志》在記述《易》的卜筮功能的文字并未提到上述六人的“易道”，反而記述的是與其同時期的董仲舒、劉向為主的以“陰陽五行”論“天人威應”的學說。大量對《易》的卜筮功能的記述，都是宣帝至成帝時期也就是西漢王朝進入衰敗時期的人物，其中最有名的是京房、劉歆等運用《易》進行占卜的記述。因此《易經》是經過漢武至漢成帝的改造才具有的卜筮功能沒有太多的疑問。正像《易傳·系辭》說的“《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易經》作為記述先王之事的《書》，最原始的內容是它的實質。六爻相雜在里面，是應時的東西。
《漢書·五行志》對《易》的占卜功能有大量的記述,但是《漢書·藝文志》卻對《易》留下了如下文字: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范》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后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漢書并沒有將《易》列入兵書的清單,但在兵書一節結束語中引用《易》的原文(與帛書系辭基本相同，傳本系辭為: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應是最明確地將《易》劃歸兵書的文字。
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沒有留下對《易經》和與其相關的春秋時期“諸子”著作的論述，這應與漢武帝后來喜神鬼，崇陰陽五行天人感應術有關系，而司馬遷在《史記》中有“學者多言無鬼神”的話，可以想見司馬遷與漢武帝之間思想意識上的距離。
《史記》的面世是在武帝劉徹死后五十余年即漢成帝“征天下之書”時才得以面世，這時正是成帝改造《易經》的時期，一些文稿丟失也是可能的，漢書藝文志記載“《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但是《史記》在留候世家中講的年輕時期的張良在圯上尊老的故事，卻可能與《易經》有密切關系。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儒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恕曰：“與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草會。”五日雞嗚，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后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第一次讀這個故事的時候大概是小學一、二年級。那時候放暑寒假，老師帶著學生義務組織假期的“暑假樂園”，有圖書室、棋藝室、和幻燈等，這些項目在五十年代已是很有趣的活動了。當時是讀“小人書”讀到的這段故事，也是幾十年來始終不能忘記的幾本小人書中的一本。不能忘記的原因之一，就是被張良的敬老精神所感動，以致敬老成為伴隨成長的座佑鉻。第二就那本神秘的《太公兵法》，進入了童年時的腦海，希望有朝一日也能遇上神秘的老人送一本書。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兒時的童話早就淡忘了。但是，這次解讀《易經》卻突然間發現了它的蹤跡，司馬遷在這關于《太公兵法》的故事中有兩個特征與《易經》完全和拍
“黃石”，贈書老人假托黃石化身，其用意在于崇尚黃色，黃色是西周王朝的國色，而《易經》中有多處寫到崇尚黃色;坤掛第二，“黃裳，元吉。”這里寫的是參加牧野大戰的軍隊的軍士著裝黃色軍服,戰士作戰英勇獎勵的亦是黃色的巾、服裝等。遁卦第三十三、“執之用黃牛之革，……。”這里寫的是使用黃牛皮繩子捆上那個曾陰謀陷害文王的主犯，這里強調黃色牛皮，強調的是“繩之以國法”。革卦第四十九、“鞏用黃牛之革。”這句話寫的是，南征時跟隨部隊行動的女人生小孩的時候，要用黃色的牛皮搭建產房，以表示尊貴和受到保護。
突出黃色的記述還有數處，不一一例舉。
“后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十三年在西周建國初朝是重要的時間概念，史載姬昌在被營救回國之后首先進行的是十年左右征討“諸候”的戰爭。
《尚書·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師渡孟津作泰誓”
頤卦第二十七“十年勿用，無攸利。”
即濟卦第六十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末濟卦第六十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雖然十與三的釋義甲骨文與漢隸書不同,但《史記》的這樣記述應不是巧合而是假托《太公兵法》道出《易經》的真容。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作留候世家第二十五。”這是《史記太·史公自序》記述的為張良作世家的理由,“圖難於易”之“易”《說文》的解釋是:蜥易堰蜓守宮也,象形,秘(左示右必)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一曰從勿,凡易之屬皆從易。說文的解釋可以證實“易”在東漢時期尚來演變成“難易”之易。
太公是誰?在反映武王克殷的神話小說《封神榜》中有一位諳熟兵法的人叫姜太公是文王聞其“大賢”在渭水河邊迎請的軍師，后為武王建立西周王朝立下了千古奇功，戰事結束后子牙為追悼在戰爭中死去的將士“拜壇封神”留下千古美談。司馬遷是一個在學術上很認真負責的史學家他決不會憑空杜撰出《太公兵法》這么一本子虛烏有的書，《太公兵法》在漢朝時定有傳本，但是在所有的先秦和漢代典籍中卻找不到一點有關此書的記錄，何也?太公何許人也?
三、太公尋蹤與文王簡考
姜太公這個人物是完全虛構還是有生活原型?答案肯定是后者，《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述的就是這位蓋世奇功的傳奇人物。
《史記·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彨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于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圣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
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于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
第一小節說的是太公本姓姜氏,而周族的始祖姓姜《詩經·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源。《史記》周本紀亦清楚地記述了姬昌的祖母,古公之妻(應不是正妻)太姜生少子季歷,之子是姬昌。《詩經·大雅》綿:“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文王蹶厥生。”可見姜氏與周族的密切關系。這是太公身世的疑點之一?
第二、第三小節記述了兩個不同的太公的經歷對于一個對西周王朝做出過重大貢獻,享天子禮樂的人物本不應有不確定的傳說，。這是疑點之二?
《史記》中關于齊太公世家的疑點三：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疆之勸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這是齊太公世家對師渡孟津和牧野大戰的記述,“先卜龜兆,不吉┉┉唯太公疆之勸武王,于是武王遂行。毫無疑問是姜太公不相信占卜的結果堅持出師并一戰而勝。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這是周本紀對師渡孟津和牧野大戰的記述,文中記述的是“乃遵文王(之命)遂率┉┉”。兩段文字一對照疑點即出。
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這是周本紀對“九年”第一次出師的記述,按前文的記述此時文王己去世而此時武王乃自稱太子于“禮”已不相符而“禮”是帝王之家至高的準則孔子對禮曾曰:“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因此只有一條可以解釋那就是文王并未去世,而是根據國事的需要“假死”然后從其祖母改姜姓稱太公。下面對此結論引證。
《史記》共有世家三十篇排在第一位的是吳太伯世家,記述的是文王姬昌的兩位長兄事,然后是齊太公世家第二記述的是姜太公事,周公世家排在第三。按齊(姜)太公的身份雖然功大,如不是周族要員其貴不過周公,按“禮”決不能排在周公之前,司馬遷是精通歷史的學者不會出現這樣的疏漏,而在齊太公世家的結束語中司馬遷使用了這樣的話： 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在這段結束語中稱齊太公為圣人,在周王朝只有文王姬昌一人被后人譽為圣人而無第二人,齊太公即文王除此不會有第二個圣人。而《荀子·臣道篇》“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圣臣矣”亦稱太公為“圣”。
《尚書·君牙篇》“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后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君牙篇記述的是公元前976年左右周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說的一段話，大約距武王克殷70年左右。君牙(姜子牙)為乃祖乃父。世篤忠貞┉┉紀于太常句,指的是史稱西伯時期的早期政績。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指的是開創西周王朝的基業。亦惟先正之臣,指的是其子姬發稱武王后退居臣子位。克左右亂四方,指的是征討四方諸候的十年戰爭,“亂”應按金文釋意。涉于春冰指的是師渡孟津。今命爾予翼┉┉民乃寧,指的晚年治理齊國的政績。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后人┉┉。“丕”應按金文釋意，本意是“在上面卻隱姓埋名”(見易經用字詳解“不”,后文的“咸”亦如此) “丕”《說文》釋為“大”。《史記》齊太公世家“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句中的“異”字按照甲骨文、金文的釋意指的是“帶著面具的人”與此正相乎應。而開篇的大司徒并非指的是官名亦應從甲骨文、金文的釋意，本意應是“跟著(君牙)制定的路線走”。
《尚書》記述的本是先王之事，而以姜子牙作為主要記述對象，姜子牙如不是文王怎么會合乎“禮”。
為什么在史記、尚書中會出現用甲骨文和金文的釋義才能辨明其本意的現象呢?這應從《史記》等一些先秦著作的定稿年代考證。
根據漢書的記載西漢初年整理先秦著作始于漢文帝,景帝、武帝期間是一個小高潮漢成帝時最終完成，整個過程跨越了約150年，而這一時期正是漢字由古文轉變為漢隸書的時期，這種轉變不單單是字形上的轉變，字的釋義和造字法則亦有重大改變，建立了一套以“六書”為原則的造字方法，又經過了100年由東漢許慎著《說文》加以規范，整個過程約250年左右，因此許慎稱六書之法為古法，但是六書的造字原則實際上包括甲骨文、金文和古文、籀文造字法則的基礎上又曾加了新的法則即轉注、假借、諧聲。
甲骨文、金文和古文雖然在字的筆劃上變化很大，但最基本的造字原則是象形、指事和會意而沒有轉注、假借、諧聲屬漢字之前的文字體系，其最大的特點是以字符(今稱偏旁部首)為表意單元一個字就是一個小的語言單位，如甲骨文“孚”表示用手去抓人引申后指被抓住的俘虜;“疾”從暗處射箭;“陰”高屋建瓴、高瞻遠矚(見易經用字詳解)。漢字在加入了轉注、假借、諧聲的造字方法之后實際上是對漢字進行了一次脫胎換骨的重大改革，最重要的特征是改字符為表意單元一字就是一個語言單位為，一字一意，我們今天使用的漢字就是這個體系，這一造字體系源于漢朝因此稱為漢字。
漢字的這次文字改革持續了很長時間，因此西漢前期整理的《尚書》《詩經》《左傳》《春秋》《荀子》等很重要的先秦典籍中存在著數量不少的字不用金文、古文的釋意就無法解出原意，這是漢字改革過程中古字與漢字同時并用的必然痕跡，因篇幅關系恕不舉例。
《易經》中孚〔復〕篇記述的是師渡孟津前慶賀的場面“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贏〕之。”東方欲曉，雄雞三唱。鶴在高臺，志在云端。其子應聲，乃續華章。武有美女，武有美酒。同心協力，共贏共享。這段文字直述了姬昌父子大戰前對未來的憧憬和必勝的信念。系辭上傳第八章對“鳴鶴在陰”句留下了孔子的注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呼?言出呼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摳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姬昌親自指揮了武王克殷的整個戰役在“易經”中記述的不但清楚，文彩也異常華美實為千古佳句。最后應提醒的是如果沒有帛書的出土很難判斷出這是在軍事指揮中心慶賀的場景，“孚”與“復”在表意上實在相差太大。
文王姬昌一生著述頗豐,實是儒學思想的啟蒙大師，《漢書·藝文志》將其著作列入道家書目排在《伊尹》之后列第二位,《太公》二百三七十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遺憾的是這些書沒有一本傳世，除藝文志的書目以外也沒有任何一部歷史文獻記述。
四、《易經》是西周初期珍貴的歷史檔案，是西周王朝的奠基人姬昌在殷周交替的將近二十年中，為指導周族邑國的經濟發展，并目睹殷紂的荒淫殘暴統治后，撫佐武王姬發，指揮牧野大戰，陸續寫成的集歷史、政治、行政、自然科學、人文科學集一身的，最早的唯物主義的科學巨著。姬昌本人不信占卜。
有一些學者認為，《易經》成書伊始就是卜筮之書，理由是“殷周之際人們每事必占卜，因此《易經》在周時很深入普及，漸漸地許多人不經占卜直接引用易經中的話支持他們論點。”其實這樣結論缺乏說服力。在《左傳》《國語》等先秦典籍明確記載利用易經卜筮的事例一件也沒有，“不經占卜而直接引用”非但不能證實《易經》是卜筮之書，相反，倒能證明《易經》原本不是卜筮之書。
例如先秦的唯物主義思想家茍子在他的著作中就多處引用了易經的原文。
《易經》的寫作年份，大約是公元前1063年至1046年左右約二十余年之間(根據商務印書館2005版《古代漢語字典》推定)。記述的是文王姬昌被陷害拘囚在羑里期間，和被釋放歸國后經過十年的準備至公元前1046年發動牧野大戰最終推翻殷紂，建立了由奴隸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西周王朝的創業過程。
《易經》經過分割和重新排序后現存有六十四篇(即六十四卦)，其中正文的字數總計為四千一百七十二字，主要記述的是大約二十余年期間內發生的三件大事和對這些事件采取的策略。
《易經》在乾、屯、蒙、艮、豫、賁、觀、噬嗑、剝、無妄、臨、隨、恒、未濟共十四篇是大致可以確定的記述的是姬昌在朝歌朝覲紂時被北方諸候崇侯虎讒言陷害后經刑訊、接受紂的寇婚媾，到“賁”篇被軟禁在羑里的場面，在這一時期姬昌的思想產生了巨大變化看清了紂王的荒淫和其幫兇“自絕于天，結怨于民”“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的暴行后下定決心推翻其暴政的思想變化過程，《易經》的記述與《詩經·王風》黍離、君子于役描述的內容可互為印證，但更詳實具體曲折。
小畜、大過、離、益、萃、明夷和咸、解、師、謙、需、訟、等二十六篇是大致可以確定的記述的是牧野大戰前十年，進行的征伐南方諸侯和少數民族諸侯國、北方和東北方各諸侯國采用的戰略戰術與政策和在那里建立政權的經過，其中有向地方部族征收錢糧的記述。
蠱、震、頤、坤、中孚、泰、否、同人、漸、大有、大壯、歸妹計十二篇是大致可以確定的記述的是“牧野大戰”前后的決策經過和籌備戰爭物資，在三千年前的道路和運輸工具的條件下千里轉運的經過。在牧野會盟諸侯的歷史事件，與《尚書·泰誓·牧誓》等篇記述的一致且更詳實生動具體。漸，記述的是處決妲已并在紂的宮殿祭祀周族祖先的歷史事件與史記齊太公世家、周本紀“太公牽牲”一致。
《易經》以上面三個歷史事件為主線，記述內容中含納了政治、軍事、哲學、自然科學、人文等內容，故《易傳·系辭》用“廣大備悉”來贊譽。
姬昌的政治主張主要體現在“仁”上，對內鼓勵族民勞作并建立了多勞多得有勞即得的機制，家庭通過勞動已可獲得私有財產。教育族民，家庭和睦，鄰里和睦，而且將族民的安定、富足、和睦與國家的政治軍事聯系在一起作為行政的一項重要內容。家人卦第三十七“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富家，大，吉。”(譯釋見正文)“仁”的政策還體現在對待戰俘的政策，“孚兌”對在戰爭中抓到的大量戰俘并不采用商代奴役的方式，而是通過溶入西周部族的政策讓戰俘參加勞動并獲得勞動果實后有“開心的笑容”，在參加勞作中使其思想轉化，由“庶民”再獲得族民的資格溶入西周的部族社會。并告戒各級行政官員：“孚于剝，有厲。”對戰俘殘酷地壓迫盤剝，會給政治和軍事帶來不利。
西周時期的婦女已有比商殷的婦女有更多的社會實踐機會，女族民已經能夠參與部分男族民的工作如參與農業勞動制陶，部分能力女性還參與軍事行動，參與管理男戰俘的工作，“有孚威如，終吉。”。對于女性戰俘的待遇比男性更優越，凡與周族軍官，士兵生育后代的立即由庶民轉為族民，“鞏用黃牛之革”。
在軍事方面記錄了大量的軍事活動;有利用大霧天氣向敵人進攻的戰術，有燃放煙霧用于疑兵，圍攻城池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術，甚至還有運用“恐嚇”最原始的心理戰戰術等等。
坤卦第二記述的“牧野大戰”前的決策“履霜，堅冰至。”與《尚書》記載的“武王師渡孟津” 的季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利用隆冬黃河封凍，揮師渡河完全吻合。
在自然科學方面，三千年前己經知道給產婦喝魚湯下奶生活常識“包有魚”。繁重的體力勞動，激烈運動可以造成孕婦流產等。象這樣的在生活實踐中得來的科學的結論，再用于指導生活實踐是《易經》成書的主旨亦是后人對其推崇的主要原因。
姬昌崇尚實踐不相信占卜。在《易經》中有兩處關于占卜的記述，屯卦第三，六三爻：舍，往吝。記述的是經過占卜前往(朝歌)會有高興的事。而實際上后來在朝歌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很兇險。頤卦第二十七，初九爻：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兇。頤卦篇記述的是征討四方諸侯取得勝利后，即將拉年牧野大戰之前的愉快的心情，此時的姬昌冷靜地告戒“通過占卜斷定戰爭的結果不好。”姬昌指的這次占卜(占龜)應該是司馬遷在齊太公世家中記述的牧野大戰前師渡孟津的占卜。
《易經》不愧為上古時期的科學百科全書。
古人把姬昌稱為圣人是對姬昌的贊譽也是對唯物主義科學的贊譽。古人把姬昌稱為圣人加以崇拜，還說明了人們對唯物主義科學的渴望和信服，遠高于對占卜活動的信任度。
五、沒有當今考古科學的成就
《易經》中所記載的珍貴史料
和其偉大的唯物主義思想
其蘊涵的科學辯證法將被
繼續掩蓋
認識《易經》和《易傳》用歷史唯物的思想方法，著眼其歷史背景才能真正拿到金鑰匙，打開《易經》這部中華民族最寶貴的文化遺產寶庫。
世界上沒有哪一事物不是來源于社會實踐，當今沒有哪一項尖端科學不是從實踐中來再到實踐中的產物，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同樣如此，“數字信息”如此，“神六飛天”如此，如果沒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當今社會的高度文明，自然科學的高度進步是無法想象的。
我們的祖先不但在上古時期就運用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去認識賴以生存的環境，創造了“八卦”這種具有唯物主義哲學理念的，認識事物的“工具”，而且在實踐中對它的功能加以完善并在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科技發展的條件下運用它的科學理念服務于社會實踐。而《易經》的成書的過程和其指導實踐的過程，更證明了遠在數千年前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已經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科學動力了。
《易經》中閃亮的唯物主義的思想，為社會的發展，由奴隸氏族社會向平民私有制的封建社會過渡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并為稍后一時期即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文化領域的“百家爭鳴”提供了社會基礎，為中華民族最優秀的思想體系之一的“儒學”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吾從周”是孔子儒家思想形成的起點。
但是在經歷九百余年的實踐后《易經》的唯物主義思想最終被封建的“上神論”取而代之，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自然科學的發展滯后于社會科學發展，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就會乘虛而入，借題發揮，其結果是必然的也是沉痛的。唯物主義沒有強大的自然科學做后盾，同樣也會顯得蒼白無力,從歷史的角度再次證實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精辟而偉大。
社會又經過兩千年的輪回，如今科學技術高度發達，電子技術、信息枝術、生物工程、乃至宇宙空間技術等等，等等的科技成果為唯物主義的哲學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已經沒有任何學說能夠取代它的科學性，作為充滿唯物主義智慧的，中華民族最優秀的，被推崇為群經之首的綜合巨著《易經》，必然會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顯現其真容，而當今的科技發展和社會文明，現代的考古科學成果為重新打開《易經》提供了物質基礎。
《易傳·系辭上傳》第十一章“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賾(ze音：責)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兇。成天下之亹亹(wei音：違)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則之，天地變化，圣人效之，……。”《易經》的成書目的是用于指導實踐，建功立業取得政權，為的是天下的(百姓)都能從中受益，這些誰能超過文王姬昌呢?窺探《易經》，精深的道理被繩索捆住而隱在其中，從隱藏的深處把它挖崛出來探明其中的深奧，可以判斷天下事的好與壞。成就天下大事的勤奮而不知疲倦的寶物，哪一件能超過灌木叢中的老龜呢?(老龜)原本是上天造就的“神物”，文王姬昌將法則(制)于(甲骨)之上，闡述天地間事物變化的規律，然后再照著去做，……。
系辭的這段話除了再次重復了《易經》是“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的安邦定國之策外，他提供的一個重要信息是《易經》最早是刻制在龜甲骨上的，也就是說《易經》的原版使用的是“甲骨文”。
甲骨文是十九世紀末才被世人發現并認識的殷商時期的文字，在所的史書中都沒有它的蹤跡。試想如果今天仍未發現甲骨文我們當如何理解“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可以肯定，無法正確理解。
從現有的史料看，漢字的形成大體可以分為四個大階段;一是史前階段，這一時期的文字不多只在少量陶器上有發現，不能形成體系只能算是文字的雛形。第二階段就是殷周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包括“古文”)其使用的年限應至少不低于一千三百年(商殷中期——約公元前210年)。第三階段是秦篆，由秦末李斯創制，又被稱為小篆，字體秀麗但書寫不便很快就秦漢隸所替經漢代改造后形成的漢字，即我們今天使用的文字體系。
但是從漢字釋意的角度劃分，各階段雖有傳承關系但確屬兩個體系;殷周秦代的甲骨文、金文、古文為一個體系，漢以后至今為一個體系。換一句話解釋就是，秦以前的文字與漢以后的漢字在字的表意，造字法則上有很大差別，因此《漢書》稱西漢中期的漢武帝時用先秦文字書寫的“篇籍”稱為“古文”《漢書·藝文志》中記載的“武帝末……，魯共王懷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這是共王壞孔子宅從夾壁墻中得到的書，這些書毫無疑問是因秦焚書而藏入夾壁墻中的，至發現只七十余年，這些文字已稱作古文，可見漢字在字義上已與先秦的文字有了差別。只是漢初的學者對先秦文化并不陌生司馬遷、主父偃、董仲書、孔安國等大部分學者均通曉古文而正是這一時期，漢字體系尚未成熟的時期整理編撰了許多重要先秦著作。
甲骨文自一八九九年被發現以后，一百多年來經幾代專家學者的研究取得了
巨大成果，認定甲骨文是現存中國最古的文字體系，它的基本詞匯，基本語法，基本字形結構與后代漢語言的文字是一致的，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皆已齊備，在文字使用上轉注、假借己有使用。對甲骨文做出這樣的結論應該說基本正確，但是對甲骨文中是否有形聲、轉注、假借三種造字法則應予商榷，如甲骨文具備了上述六種造字法則，漢書中記述的漢武帝時期發現的先秦“典籍”就不應被稱為“古字”由此可見《漢書》成書的東漢時期所使用的文字體系已是成熟期的漢字體系，與“古文”體系的文字有了質的區別。
今天我們從一些常用字的演變可以領會文字的演變脈絡，人文和社會的變化如“母”字;早期甲骨文為“跪人”形，西周以后的金文已演變成直立的女性形象，這說明婦女的地位在西周已有很大的提高。父字在甲骨文中的表意是“斧”本意指的是兵器或刑器，《說文》父：矩也，家長率教者。在本意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易經》蠱卦第十八，“干父之蠱(箇)┉┉”記述的是紂王用斧頭砍殺比干王子后又施以蠱刑的文字，父字在漢字演變過程中成了家長的代名詞是否與西漢的皇權貶周而崇殷紂有關?《史記》儒林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于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后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從史記這段記述看至少漢景帝對商湯和周武王的做法有所顧忌。
甲骨文、金文與漢以后的文字最大差別是表意范圍不同，這一特點主要表現在組合字上。漢以后，漢字一般是一字一音一意，只有極少數的字是兩個以上的讀音和特有的含意如;“浬”表示的是“海里”，讀作“海里”シ是義符表示“海”，里是音符兼表意。這種漢字的表意形式在當代漢語中已基本不使用，但是在甲骨文和金文當中，這種表意形式卻是組合文字夠成表意的主要法則在太公尋蹤與文王簡考一節中己經提到，下面再舉數例：
交：在甲骨文中是一個身被蓑衣的站立人形，(也可以看作帶著斗笠的人形。見郊、校詳解)，由于看上去兩腿交叉，在秦漢以后為交叉的交。但根據《易經》中使用的語言環境“交”的本意指的是“值勤的軍士”，右邊與耳部(邑)組合為“郊”需卦第五“需于郊，……”這三個字說的是;雷雨天氣軍士要在城邑四周站崗巡邏，……。現代漢語“郊”延伸為專指城市的郊區。交字的左邊與木組合為“校”本意為手持木棍(軍棍)的軍士，噬嗑掛第二十一“屨校滅趾，……。”譯成今語是;與背著簍的女人去上街，手持軍棍的軍士瞪起雙眼不讓走動。“校”在秦漢以后成為武官的官階名稱如“校尉”等一直延用至今，學校是近代的新名詞按照傳統學校的本名是“學堂”或“學館”。
亙：(讀xuan宣)在甲骨文中是一個中間“曰”是回旋的水流形上下橫表示的是河岸,本意是流量很大的河,左邊與木組合為“桓”的表意是“用木棍(樹木)在河岸邊加固護欄(用于軍事)。屯卦第三“盤桓，……。”譯成今語是：用船般運石塊和大木加固河道的防衛。亙左邊與心組合為“恒”則表意為“當心察看河道”，需卦第五“需于郊，利用恒。”譯成今語是：雷雨天氣軍士要站崗當心察看河道，這樣去作(對防務)有利。
上面只舉了兩個例子，在甲骨文中絕大多數組合字的表意都是通過上述法則表意的，因此當判定《易經》是未經過甲骨文、金文對秦篆和漢隸對譯以后，《易經》真容大部分就浮現出來了。
但是在破譯《易經》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有些字的字意在由甲骨文、金文對秦篆和漢隸的轉換中發生了字意轉移或是正好相反的轉化，對此忽然想起了趙高指鹿為馬的故事并非虛構。對于這一部分字破譯的方法是：
一、多次出現的同一字，尋求其釋意一致并在每一處語言環境下都符合邏輯。這樣的解讀證明是正確的，基本達到貼切原意。
二、對于各別出現頻率不高但其表意又關系到全篇邏輯的的占居文章“句眼”的字，則經多方考證對傳統釋義以糾正，下面舉例數字：
乾、朝：乾在易經中共計使用了五次，“朝”出現在訟卦第六“終，朝三褫之。”，乾與朝在字形上是有聯系的字，正確地解釋“朝”的本意是打開“乾”字的關鍵，經反復論證朝字在殷周的甲骨文時期的本意是“日落草中，月已升起”指的是一天將近結束指的是“黃昏”。乾字的本意則是“在太陽落山的時候乞禱”。
牝：“牝”在坤卦第二和離卦第三十中各使用了一次，牝字解釋為雌的主要根據應是因《尚書·周書·牧誓》有“牝雞無晨，牝雞之晨……”句，殊不知這正是漢成帝時期為將《易經》打入卜筮之書專門定制的一把大鎖，坤卦第二記述的是“牧野大戰”出兵前的誓師和出兵后的戰略方針因此“利牝馬之貞”說的是殺牲誓師犒賞三軍的儀式，馬的本意是“怒”，所以《易傳·系辭上傳》第五章有“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的提示，揭示“乾(鍵)”“坤(川)”的因果關系。牝字的右邊‘匕’在甲骨文中有兩來源，一個與女性有關系，另外一個表意取食工具后引化為匕手的匕和羹匙的匙，與殺牲的刀具和取食有關，所以牝根據文章邏輯釋為“殺牲”。牝字在離卦第三十中的卦辭“亨，畜牝牛”表述的意思是：殺牛用于為衣食的祭祀。
方：方在坤掛第二、既濟卦第六十三、末濟卦第六十四中使用了三次“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經反復考證認定“方”是旗的初文，本意指的是旗幟的“旗”。方字在甲骨文中的寫法與上古時期的物質條件有關，“方”應是部落的頭領集聚部族成員時，用長桿掛上飄帶發出的信號，后來物質條件豐富了出現了綢布才出現了三角形、四方形的旗幟用于集體行動的標志。方字的本意一直用到秦末漢初，在秦篆中造了旗字以后方字的本意演變成了表示形狀和方向的方，《易傳·系辭上傳》開篇就對方字作了詮釋“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方作為旗幟的表意很清楚。
我：我字見于蒙卦第四“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頤卦第二十七“觀我朵頤，兇。”鼎卦第五十“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中孚卦第六十一“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我在甲骨文、金文、古文時期是“武”的本字，而武的本意是“止武”持戈走動防止發生武力沖突。“我”在先秦著作中的本意在《荀子》王制篇中有“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斗。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斗。人之民日欲與我斗，吾民日不欲為我斗，┉┉.”王制篇中的我字的使用本意就是“武”而《說文》對我的釋義卻是“施身自謂也”這說明了漢文帝武帝時期不少文字的釋意仍宗于古文,直到東漢時《說文》的問世漢字體系才完全確立。與上述四字情況類似的字有不少如：大、小、無、雨、尾、泰等等請見“易經用字詳解”。
六、《周禮》一書是由西周古文文獻與東漢以后的科技著作合編而成,
所謂“三易”應是法規政策與占卜無涉,“春秋”一詞的本意是:
禮儀、民眾勞作與法治
大凡研究易經的都知道有“三易”之說,曰:連山、歸藏、周易,雖對所謂“三易”說法各不同但最權威的就是《周禮·春官》有關三易的記載:
“大卜掌三兆之法，┉┉。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日歸藏，三曰周易。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周禮》共計六章為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 冬官考工記第六。
天官冢宰第一: 主官稱為“大宰”,“惟王建宮以捂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其職權范圍大約相當于今天的國務總理和中組部。
地官司徒第二:主官稱為“大司徒”，“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蜀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其職范圍大約相當于今天的教育部和國土資源部。
春官宗伯第三:主官稱為“大宗伯”其職杈范圍主管禮賓、祭祀等事物,督辦王室所用禮器、生活物資等項大約相當于清王朝的內務府。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大卜就是該部轄下主管造辦玉器(禮器)、瓦陶器事務、水務、王室狩獵等事務的官。
夏官司馬第四:主官稱為“大司馬”,“佐王平邦國”大約相當今天的國防部長,是武官的首腦。
秋官司寇第五:主官稱為“大司寇”,“以佐王刑”相當于今天的公安部長和最高法院院長。
冬官考工記第六: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主要記述的是社會行業的分工和行規等內容,函括了上至王公、士大夫及各行手工業、商人、農夫、和主要是家庭婦女參與的桑絲業。
《周禮》六萬余字其內容相當詳實是研究西周社會重要的文字資料,但是多少年來學界對它似乎并沒有足夠的認識,甚至在大學的教科書中也很少論及,對《周禮》的研究應是學界的一個盲點。下面從研究易學的角度提出幾點淺見。
《周禮》的成文年代應是西周王朝在以姬昌倡導的以“以仁致愛”的主政的指導思想下經過二三百年對社會的改造后,原有的以氏族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已完全解體,社會進入了以新興的私有土地擁有者和科學技術給生產力帶來更多財富的行業專業人士為社會主體的所謂的“封建社會”,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從氏族分化出來的不再受氏族體制約束的“人民階層”已經在社會各階層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社會分工日趨明確，出現了以行業、專業為主要謀生手段的士大夫階層和百工、商業階層，而農業、桑織的小農經濟已排在其后這與西周初期以氏族為主體的完全農業社會有了很大的區別，區域性的經濟優勢已經出現，“鄭之刀，宋之斤(斧)，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荊之干，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
面對社會結構出現的質的轉變，西周王朝中央政府適時地在行政體制上推出新的舉措，推出不同于氏族社會的施政綱領，在法律上承認士大夫、百工等“人民階層”制定出了相應的政策并設官管理。《周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由西周中央政府制定的具有憲法(國家體制)政府組織和法律等多項功能的施政大綱。《周禮》的頒布宣告了史稱“春秋”的劃時代的歷史紀元的開始。
《周禮》是我們今天能見到的反映西周時期的國家體制、政治、經濟、社會等全方位面貌的最重要的歷史文獻之一。《周禮》原書早已失傳。有學者考證《周禮》一書原名《周官》是西漢文帝之子獻王以重金購得的先秦舊籍，古文《周官》后來獻給了朝廷，直到百年之后劉向、劉歆父子奉旨“校書編目”才被《七略》錄入，能得見此書的人為極少數(首相網·易經探討,)。《漢書·藝文志》并沒錄入《周禮》,在禮書類一欄中錄入有《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周官傳》四篇。這大概是判斷《周禮》來源的根椐,如果上述判斷正確《周禮》將是由《周官》等古文典籍譯編而成的,由于文中使用了《周易》一詞,所以其成書年代應是《漢書》成書之后。因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部典籍將《易》稱為《周易》即使《漢書》對《易》與《周易》兩個書名的使用也有嚴格的區分,在占卜類書籍中使用《周易》做為書名,而在儒學類和兵書類書目中凡引用《易經》或系辭原文時均使用“易曰”的字樣,這是《周禮》成文的年代特征。
按照一般常理,《周禮》這樣重要的典籍對整理古籍的工作來說應是重點整理的對象,而劉向、劉歆父子在長達數十年的整理工作中對它的整理并未徹底完成,或曰已經完成,后人又重新編撰并改換了書名,我們今天看到的《周禮》確有重新編撰的痕跡。
一是前后寫作格式不同,二是前后文字釋義不同。冬官一節的大部分文字成文年代晚,其間隔最長可能達數百年,有些文字的使用明鮮帶有漢代的特征。
前后寫作格式不同:天官、地官及春夏秋各節是典型的行政(法律)公文格式內容是西周王朝中央政府機構的編制和職能,行文格式化, 其成文至少應在史稱春秋時期,從其文字的釋義看按照古文釋意的字較多,因此其由古文譯成漢字的年代亦較早應屬西漢前期、中期整理的文字,但“周易”二字是重編時所改。而冬官一節主要記述的是“民間百工”實屬科技類書目,帶有論文和技術專著的屬性,當是至少由兩篇成書于不同時期的文字組成,下面就這一結論簡述。
一、天、地、春、夏、秋各節都使用了“大”字,冬官一節亦使用了“大”但前后釋意不同,前者表意為“勞作、做、行動等”應按甲骨文或金文釋意是動詞(見易經用字詳解) , 如春官:“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蒞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而冬一節之“大”字用法是: 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其意表述的是漢字大小之抽象概念。
春、夏、秋各節之“春夏秋”三字應按甲骨文或金文釋義，而冬官一節之春夏秋冬四字除篇首冬官之“冬”外其語言環境均為漢字釋義。
春官宗伯第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QRXQ](注:原文如此)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兇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兇札，以吊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蒞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五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大伯宗的職杈范圍主管禮賓、祭祀等事物,督辦王室所用禮器、生活物資等項大約相當于清王朝的內務府。是保證王室日常行政的后勤部門，因為每天都要從事繁瑣的禮儀、祭祀和造辦生產王室行政、生活所需的財力、物資,所以春官之“春”本意并非春季之春。
春,《說文》無此字。《說文·艸部》萅,推也,從艸,從日,艸春時生也。屯聲，昌純切。“萅”的準確讀音是“屯”后訛為春季的春。說文的注解使用了春字,但是《說文》并沒有收入春字。《說文·人部》偆,富也,從人,春聲,尺允切。讀音為“春”。從讀音,從字形上分析“偆”當是“春”的本字,后簡化為春季春。從造字原則分析“偆”釋為“富”是按照古字的造字原則作的釋義,而且這一釋意在東漢之前是公認的。“偆”從人,從日(表示每天)，從三，表示多，從大，表示勞作、行動(見易經用字詳解“大”),因此春官之“春”的本意是:通過群體勞動獲得財富。
夏官司馬第四: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仆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
大司馬大約相當今天的國防部長,是武官的首腦。“夏”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象形字作: 是一個手持斧鉞奘大威武的武士形象，《說文》對夏的釋義為“中國之人也”，說明在東漢時“夏”指的仍是特定的人而非夏季之夏。夏的本意是武官或武士。
秋官司寇第五: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
大司寇相當于今天的公安部長和最高法院院長。“秋”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是指事字作: 從父(斧)王法,從罪人(也有從辛刀的),從爿(墻)拘囚處罰的地方(見剝卦、巽卦之“床”),從刀,行刑(有辛刀的字無刀),《說文》秋,禾谷熟也,是漢字意。古意為:執法行刑。封建社會的老話“秋后問斬”實源于此。
而冬官一節對春夏秋冬四字的用法是:
凡為弓，冬析干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冬析干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這里春夏秋冬四字已是《說文》成書后相當一段時期,夏字的字意演變后才成文的,其成文年代至少應在東漢中期之后,此時人們對《易》與《周易》的概念已逐漸淡薄,前者被談忘,后者由于朝庭的大力推崇已成流行的稱渭。
春、夏、秋、冬四字有古字釋義與漢字釋義之別,在其它字中亦有此現象,因與本文主旨無關故略。
《周禮》涉及《易經》的部分主要在春官一節: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日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廖。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兇，以詔救政。┉┉。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光。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
上面這段文字記述的是大卜這個官職的職權范圍,和具體掌“三易”的官員“筮人”怎樣操作“三易”,下面只就關鍵之字與文章的一般羅輯進行探討。
從《周禮》記述的官階等級分析,等級最高的是“卿”又稱“上大夫”以下依次是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 大卜這個職務設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從等級上看大卜是中等偏上負責具體辦事的部門,有兩大任務,“大”就是負責生產籌措王室和行政所需的部分物資,有玉器作、陶瓦器作和管理水資源等機構主要以組織人民階層的勞動者勞作,隊伍龐大“百有二十乘千有二百”達十余萬人之巨,管理這樣一支龐大的勞動大軍沒有約束不行, 因此要依靠“易”之法,由上面“賜予”法律和政策管理這支隊伍。“連山”因沒有任何文獻依據不能妄猜, “歸藏”應是一部刑法典,殷和西周初期有臧刑,《易經》師卦“出師以律,否,臧,兇 (見譯文解) 。”而“周易”是重編《周禮》時所改,先秦時期直至東漢初年無論是《易經》還是《易傳》都統稱“易”東漢以后做為卦書始見于《漢書》的占卜類書籍目錄。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應是文王姬昌在被囚羑里期間創造的文體,層次清楚，簡單扼要，非常適合在甲骨上盡可能少地刻制文字，它的文章結構與我們今天使用的行政公文極為相似。
另外一個任務就是“掌龜”由卜師具體負責。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光。”。“方”是收集龜殼,“功”是初加工制作成龜板,“弓光”應指的是磨制上光最后一道工序，姬昌本人雖不信占卜但對“天意”很敬畏，這應是始終保留每逢大事“占龜”問天意這種禮儀的根源,即使今天,自然科學已高度發展,人們在大型社會活動時行敬天禮儀體現的亦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和美德。
龜板的用途不單是占卜,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蒞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凡關于國家前途的大事,立君、封建,用龜板記錄備案,祭祀活動將祭辭記在龜板上,只有遷徒和軍隊出征用龜板占卜。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兇。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這段文字記述的是筮人是干什么的，在弄清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將“筮”與“巫”這兩個字的本意搞清楚。
《說文》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音：xiu)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音:han,手持戈吶喊)初作巫。說文對巫釋義是明確的,上古時用兵或國家有大行動先作“巫”,巫本身原是一種所謂“人神相通”的儀式,既嚴肅又隆重,后來科學不斷進步人們不再相信這樣的儀式,也就自生自滅了。今天在文化落后地區民間仍有這樣的活動俗稱“跳大神”。
《說文》筮:易卦用蓍也,從竹,從 ,古文巫字。從對筮的釋義看漢字之前的古文時期巫與筮本是同一字,筮字加竹字頭按照古文釋意“竹”應表示的是竹林或草坪指的是在開闊場的地作巫,巫是名詞而筮是動詞,上古時與用八卦占卜并沒關系,不然就不會用“易卦”和“古文”這兩個詞加以區別。
這里再順便提一下《說文》對“易”和“易卦”在釋義時使用的區別。
說文在釋字義時多次使用了“易曰”的字樣如“告”牛觸人角著橫木,所以告人也,從口從牛。易曰:僮牛之告(傳本作“初筮告”)。與今意不同“告”是上古時的一種刑具。
這里使用“易曰”而不用“易卦曰”或“易卦”與《漢書》一樣在表述不同的主體時有區別。
當我們弄清了筮與巫的本意后“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這句話的意思不用注釋基本上就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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