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是哪個朝代的易經

周易是哪個朝代的易經

　　易經是一部集體性著作,周易體例內容本身不成于一時一地一人之手。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周易是哪個朝代的易經，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周易》即《易經》，《三易》之一（另有觀點：認為易經即三易，而非周易），是傳統經典之一，相傳系周文王姬昌所作，內容包括《經》和《傳》兩個部分[1] 。《經》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卦和爻各有說明（卦辭、爻辭），作為占卜之用。《周易》沒有提出陰陽與太極等概念，講陰陽與太極的是被道家與陰陽家所影響的《易傳》。《傳》包含解釋卦辭和爻辭的七種文辭共十篇，統稱《十翼》》，相傳為孔子所撰。[2]

　　春秋時期，官學開始逐漸演變為民間私學。易學前后相因，遞變發展，百家之學興，易學乃隨之發生分化。自孔子贊易以后，《周易》被儒門奉為儒門圣典，六經之首。儒門之外，有兩支易學與儒門易并列發展：一為舊勢力仍存在的筮術易；另一為老子的道家易，易學開始分為三支。[3]

　　《四庫全書總目》將易學歷史的源流變遷，分為“兩派六宗”。兩派，就是象數學派和義理學派；六宗，一為占卜宗，二為禨祥宗，三為造化宗，四為老莊宗，五為儒理宗，六為史事宗。

　　《周易》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學與人文實踐的理論根源，是古代漢民族思想、智慧的結晶，被譽為“大道之源”。內容極其豐富，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2]

　　《易經》為群經之首，設教之書。

　　成書背景

　　中國早期社會由于生產力低下，科學不發達，先民們對于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現象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因而產生了對神的崇拜，認為在事物背后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的存在，支配著世間一切。當人們屢遭天災人禍，就萌發出借助神意預知突如其來的橫禍和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后果的欲望，以達到趨利避害。在長期的實踐中發明了種種溝通人神的預測方法，其中最能體現神意的《周易》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5]

　　成書時間

　　成于西周

　　顧頡剛關于《周易》卦爻辭制作年代的考證結論，認為周初作。李學勤也認為顧頡剛此文“推定經文卦爻辭‘著作年代當在西周初葉’”，“為學者所遵信，可以說基本確定了《周易》卦爻辭年代的范圍，是極有貢獻的”。[6]

　　成于戰國

　　大多學者認為《易傳》成書于戰國。易傳的成書問題，自歐陽修《易童子問》與蘇軾之后，數百年來已經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錢穆、顧頡剛、馮友蘭、郭沫若、李鏡池等等海內外的學者名家均斷定司馬遷《史記》的說法不足信。其稱易傳為孔子所做，若非司馬遷之誤，就必是漢儒劉歆所偽竄。根據《易傳》的內容來看，應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學出現以后的作品，有明顯的黃老道家與陰陽家色彩。[7]

　　成于西漢

　　顧頡剛根據箕子和康侯兩條卦爻辭，指出《周易》卦爻辭為文王所作的傳統說法不可信[8] 。顧頡剛繼《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之后作《論易系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是對其所說《周易》卦爻辭所無的觀象制器故事的專門考論，意在證明《系辭傳》觀象制器章講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話是西漢后期人的說法。[9]

　　關于《系辭傳》與《世本》的關系，胡適指出，“《世本》所據傳說，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書，《系辭》不會在其后”[10] ，“《世本》不采《系辭》，也許是因為《系辭》所說制作器物太略了，不夠過癮。《系辭》那一章所說，只重在制器尚象，并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時已有蒼頡沮誦作書契之傳說，又何必不引用而僅泛稱‘后世圣人’呢？[11] ”郭店戰國簡本《老子》的面世，證明胡適對顧頡剛的批評是正確的。

　　周易作者

　　《漢書·藝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書過程時，稱“人更三圣，世歷三古”。三圣，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否定孔子作《易經》的大學問家很多，如歐陽修、龔自珍。當代學者錢玄同精心考據后認為“孔丘無刪或制作‘六經’之事。”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斷言：“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圣亦憑臆之說”。清儒家學者幾乎一邊倒認為“孔子以前不得有經”，康有為則認為：“凡‘六經’皆孔子所作”。

　　根據現代學界研究，一般認為，《周易》（64卦及卦爻辭）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辭為周公所作。[12]

　　名稱由來

　　《周易》又稱《易經》，分為經部和傳部，經部之原名就為《周易》，是對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義的揭示和相應吉兇的判斷，而傳部含《文言》、《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系辭傳》上下、《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共七種十篇，稱之為“十翼”，是孔門弟子對《周易》經文的注解和對筮占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論述。[5]

　　“周易”一詞的解釋，眾說紛紜，但歸納起來主要有二種：一種認為《周易》是周代占筮之書；一種認為《周易》是講變化的書，英文中The Book of Changes的譯文就是取此義。

　　春秋時，就有《周易》提法，在《春秋左傳》這部史書當中，多次提到“周易”，但從當時人們運用的《周易》看，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畫（符號）卦爻辭。

　　戰國時，以解釋《周易》為宗旨的《易傳》成書。《周易》和《易傳》并稱為《易》，如《莊子》所謂“易以道陰陽”、《荀子》所謂“善為易者不占”之“易”包含了《易傳》。

　　西漢以降，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制，采納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效仿先秦與漢景帝把道家黃帝與老子的著作稱經的做法，也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稱為“經”。《周易》和《易傳》被稱為《易經》，或直接稱為《易》。自此以后，《周易》、《易經》、《易》混合使用，有稱《周易》，有稱《易經》，有稱《易》，其實含義一致，均指六十四卦及《易傳》，一直沿用到今天，仍然沒有嚴格區分。有的學者為了區分《周易》經傳之不同，稱六十四卦及卦爻辭為《周易古經》，稱注釋《周易古經》的十篇著作（易傳）為《周易大傳》。[5]

　　“周”之涵義

　　具體地說，“周”字，有二義：

　　①：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東漢鄭玄《易論》，認為“周”是“周普”的意思，即無所不備，周而復始。[13]

　　②：指代號，即周朝，古代常稱周朝的書為周書，如《周禮》、《周語》等。唐代孔穎達《周易正義》認為“周”是指岐陽地名，是周朝的代稱。也有人認為《易經》流行于周朝故稱《周易》，亦有人依據《史記》的記載“文王拘而演周易”，認同《易經》因周文王得名。[13]

　　“易”之涵義

　　①易由蜥蜴而得名，為一象形字，此說出自許慎《說文解字》；而蜥蜴能夠變色，俗稱“變色龍”，所以“易”的變易義，為蜥蜴的引申義。[14]

　　②理解西周之“易”，理當以西周禮樂制度的變革為條件。

　　③日月為易，象征陰陽。從文字學看，“易”字的構成是“日”、“月”。“易”上為“日”。

　　④日出為易。“干”的本義。

　　⑤易是占卜之名。

　　⑥變易、變化的意思，指天下萬物是常變的，故此《周易》是教導人面對變易的書。

　　⑦交易，亦即陰消陽長、陽長陰消的相互變化。如一般太極圖所示。有說“易”的甲骨文為象征將一器皿水（或酒）倒入另一器皿之中，以示變換、交易。

　　⑧易’即是“道”，恒常的真理，即使事物隨著時空變幻，恒常的道不變。《系辭傳》：“生生之謂易”。

　　⑨指古代卜筮之書的代名詞。《周禮》“太卜”的記載中，有《連山》、《歸藏》、《周易》三部筮書稱為“三易”，故易是筮書專有名詞。[15]

　　東漢鄭玄的著作《易論》認為“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這句話總括了易的三種意思：“簡易”、“變易”和“恒常不變”。即是說宇宙的事物存在狀能的是：

　　1.順乎自然的，表現出易和簡兩種性質；

　　2.時時在變易之中；

　　3.又保持一種恒常。

　　日月的運行表現出一種非人為的自然，這是簡易；其位置、形狀卻又時時變化，這是變易；然而總是東方出、西方落這是“不易”。

　　擴展資料：

　　學術研究

　　性質

　　《周易》的性質學界長期以來存在分歧，原因在于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周易》隨著政治變遷、理論需求以及自身地位變化，性質也有所不同。[5]

　　一：《周易》產生及早期，是一部筮書，為人們提供行動的準則。

　　中國早期社會由于生產力低下，科學落后，先民對于自然現象、社會現象等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當遭受意外的天災人禍后，就萌發出借助于神意預知橫禍或自己行為會帶來何種后果的需求，以達到趨利避害。基于此，在長期的實踐中發明了種種溝通人神的預測方法，其中最能體現神意的《周易》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當時《周易》只是滿足人們生產和生活預測的需要，這種一直持續到春秋戰國時期。[5]

　　二：經過演化，成為安邦治國、修身養性的哲學典籍。

　　漢代，《周易》的性質有所變化，在保留原有占筮性質的同時得到了充分發展。易學家們克服了大衍法的種種局限，創立了比較完備的新筮法。焦延壽作《易林》創立焦氏筮法，其弟子京房更勝一籌，對筮法進行了徹底變革，創立納甲法，因而在漢代筮法趨向完備。

　　另一方面，《周易》也有了新的功能，因為《周易》中包含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尤其經過《易傳》解釋和發揮，其哲理化程度達到新的高度，《周易》遂成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學典籍。也正是這個原因，《周易》得到了漢代統治者的青睞，由原來卜筮之書，而成為官方安邦治國、修身養性的哲學之書，被稱為五經之首，大道之源。《周易》思想滲透到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變成了統治者治國的理論根據。自此以后，《周易》包含了二重性，一方面在歷代統治者加封之下，其理論指導作用日益顯露和光大；另一方面，民間術士不斷更新，完善筮法體系，至今《周易》二重性還是十分明顯。[5]

　　編次

　　《周易》編次在古代十分混亂，各種版本編次存在很大差別。通行的編次是阮元所刻《十三經注疏》中的《周易正義》編次，或后人篡改的朱熹《周易本義》編次，其編次特點經傳混合，把《易傳》解釋《周易》卦爻辭的有關部分放到對應的地方。《易傳》中凡屬于總論，或者無法分割的部分，放在《周易》古經之后。[24]

　　古代對《周易》編次的意見不盡一致，但總的看來可以分為兩大派，一派是經傳合，另一派是經傳異。

　　戰國時，《易傳》十篇成書，《周易》經傳分離，到漢代，《周易》與《易傳》合稱《易經》，但《周易》經傳是分開的，一段把《易經》分為十二篇：《周易》古經上下兩篇，《易傳》十篇。

　　西漢末，費直首次以《易經》解經，經過鄭玄、王弼傳費氏易，將《易傳》分割，附到《周易》古經相應的地方，并在書中稱有“彖曰”、“象曰”，這就是如今通行的編次。[5]

　　唐孔穎達采用了王弼本作《周易正義》，使王弼易本定為一尊，但也有人認為這個本編次不完善，還應該把其它傳再分，如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又在王弼本基礎上把《序卦》分割，逐條放到每—卦經文之前。也有按照王弼本的乾卦的分法，將《易傳》有關部分附到每一卦之后。

　　宋代有許多易學家不同意這種方法，恢復了漢初《周易》十一篇，讓《周易》經傳不相混雜，如呂祖謙、朱熹等人都是采用了經傳分離的編次。朱熹的《周易本義》后經人篡改，次序被打亂，《周易本義》多是被篡改次序的本子。

　　將《周易》經傳合，有利于對照傳文解釋《周易》古經，可以節省時間，這是有利的。但不利的一點是容易使經傳不分，特別是打亂了各自的體系，不利于對二者的體系及各自的特點進行研究。而把《周易》經傳分開，保持了《周易》經傳原貌，克服了以上的缺點，但是，不能直接對應經傳讀《易》，二者各有千秋。[5]

　　歷代研究

　　從易學發展史上看，先秦易學發展到老孔時代，形成了道家易、儒家易及術家易三支。其後秦始皇焚書，易以卜筮之書獨存，然易學至此盛極而衰。三支易學的這一總趨勢，到先秦以下乃由隱而顯：透過淮南子，道家易的趨勢明朗化；透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儒門易的趨勢明朗化；透過占斷災異之學，術數易的趨勢明朗化[25]。

　　《周易》的解釋學傳統至漢代而一大變。漢代對《易》的解釋最重要的學派有三：一是以孟喜和京房為代表的象數之學，一是以費直為代表的義理學派，一是以嚴遵為首的黃老學派。

　　孟喜、京房之易以奇偶之數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釋《周易》經傳文，同時講卦氣說，并繼承今文經學的傳統，利用《周易》講災變。費直易學解經多取道德教訓之意，用《彖》、《象》、《文言》中所講的道理發揮《周易》經傳文。嚴遵著《道德經指歸》，以《周易》之義解釋《老子》。這三家最重要的是孟、京一派的易學。此派易學最重要的是卦氣說和納甲說，將《周易》的卦與二十四節氣及七十二物候相配，和干支、五行相配，將《易》坐實為一個定型的框架，這個框架可以裝進不同的內容，框架的各個部分也可以由其規則推論而知，削弱了《周易》通過比喻、暗示、象征等進行范圍廣闊的意義詮釋的有效性。漢易的象數傳統對后世易學影響極大。[26]

　　魏晉時代的王弼易學則轉一方向，盡掃漢易象數學中滋蔓出來的各種學說，恢復義理學傳統。他在解釋《周易》經文中引入老莊哲學和東漢古文經學的傳統，在解易體例上主取義說、一爻為主說、爻變說、適時說等。這在他介紹注易體例的《周易略例》中有詳細說明。王弼非常重視《周易》的.解釋學傳統，如他在《明象》中提出“得意忘象”說，主張通過卦象獲取卦義，而獲取卦義后就可忘掉卦象。這一說法的核心在通過解釋學即象以見義，而一義能表現為不同的物象，故象不可拘泥執定。[27]

　　程頤的《周易程氏傳》是王弼《周易注》之后一部以義理方法解易的名著，在這部書中，解釋學的方法得到了更為廣闊的運用。程頤認為，《周易》是對宇宙萬物的摹擬，但所要表達的，不是可用數量摹畫的外在相狀，而是一種道理。世界是一種道理和法則的宣示，《周易》也是一部道理和法則的宣示。六十四卦是這個總的道理在各卦所代表的特殊境遇中的體現，雖然代表六十四種境遇，但它經過解釋，可以代表天下無盡的境遇。

　　在《周易程氏傳》中，對于易學、理學的概念和范疇有很多解讀，這些解讀主要圍繞如何重建儒家道德形上學的思想體系，從而服務于“內圣外王”的社會政治理想的實現。在《周易程氏傳》中，從道德形上學的“理”，到踐履完成它的工夫“誠”，都有一定的詮釋，這不僅充分體現了程頤高度推崇、弘揚儒家人倫道德、王道政治理念，而且還為人們從本體到工夫，從明道到行道，提出了一條非常可行的實現“內在超越”之路徑。[28]

　　朱熹在評論程頤《易傳》時說：“《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字字句句有用處。[29]”就是說，《周易程氏傳》將《易》來做個載體講他所見的道理，或者說是借《周易》卦爻發揮他自己的哲學思想。故無一句講到卜筮，通篇皆在講事理。朱熹還說：“伊川見得個大道理，卻將經來合他這道理，不是解易。……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是于濂溪處見得個大道理，占地位了。[30]”這也是說，程頤先熟讀六經，尤其于周敦頤處特有穎悟，以此中義理為基礎，然后借《周易》發揮所見。不是伊川解釋《周易》，而是《周易》解釋伊川。

　　程頤的這種易學觀，對王夫之影響很大。王夫之以《周易》為道德訓誡之書，就是在程頤這一基調之上繼續延伸。朱熹不同意程頤以《周易》為言理之書，作《周易本義》，欲恢復《周易》本為卜筮之書，后來的易學家從中發揮出道理這一本來面目，強調《周易》的卜筮性質。王夫之吸取了朱熹的看法，不廢卜筮而講道德訓誡，重點放在知得卜筮結果之后君子何以自省，何以接受道德教訓而避兇趨吉。[26]

　　現代中國學術界尤其是哲學史研究領域，《周易》一直被視為占筮書而難登大雅之堂。一方面承認其為傳統社會官學典籍，另一方面又棄如蔽履。

　　20世紀60年代末，臺灣學者勞思光在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中，介紹了《易經》中的“宇宙秩序”觀念。80年代，《周易》開始為大陸學術界所注意，從中國哲學史研究隊伍中分離出專門從事《周易》研究的學術群體，以《周易》流傳本及出土《周易》竹書、帛書文本為主，相繼出版和發表大量高質量專著、論文；另一方面從邏輯學研究隊伍中分離出來的專門從事中國邏輯史研究的學術群體，從邏輯學的角度審視和分析《周易》，相繼出版和發表了一些專著和論文，并在21世紀初，將《周易》的邏輯思想作為中國邏輯史的起點，編寫入國家級重點教材，由教育部研究生辦公室推薦為高校研究生教學用書。

　　主要思想

　　哲學思想

　　古代中國學者的哲學思考，通過對易經的研究得到啟發，哲學思辯能力也多數是在對易經的分析闡解和不同意見的爭鳴中得到訓練和提高。老子將易經的思想精華融入《道德經》中，創造了一個以辯證思維為核心的哲學體系。他在經卦陰陽相抱三爻成卦的組合方式的基礎上，構造了一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萬物起源圖式，揭示了事物內部所包含的種種勢力的對立統一。“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陰陽相抱這一思想在易經還是一目了然的符號圖，到了老子便有了種種具體的事物形象的分析。其間流傳后世對中國哲學影響最大的命題莫過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矛盾對立的雙方，必有一方為主，另一方為次。物極則反，對立面相互轉化的思想，在易經是通過爻辭，對爻象在卦體中的不同位置使用吉兇等結語加以反映的。而在老子這里，已經到了社會、政治、倫理等一切方面，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蔽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認為委曲總是由保全轉化。屈枉總是向伸直轉化，卑下總是向充盈轉化，蔽舊總是向新奇轉化，這種辮證思維方式，是老子觀察世界的方法。圣人抱一為天下式，他運用這條物極則反原理，對世間萬物進行著辯證概括，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堅強處下，柔弱處上，他又用這一條法則，提出了一系列處理問題的具體辦法，老子這些從易經中得到啟發而形成的辯證思想譜寫了中國哲學史上頗有特色的一頁華章。[32]

　　孔子深得易經之道了，最顯著者有二：一是關于正名這一政治主張，二是關于舉一反三類推思想。在易經的推論規則中，有一條是關于陰陽爻與陰陽位是否一致的“當位律”。這一條思維規律要求在自然遞進推演時，每一爻的陰、陽性質必須與所在位置的陰陽屬性進行對照，一般而言，凡陽爻居陽位，或陰爻居陰位即“當位”表示此爻所象符合（順）事物發展規律，倘若陽爻居陰位，或陰爻居陽位，則不當位，即此爻不符合（逆）事物發展規律，孔子把這一條推演規律擴大到了社會政治領域，提出了“正名”學說。在他看來社會政治領域中人與人之間的位置關系，也應當如同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那樣當位才能使一個國家秩序井然局面穩定，否則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不僅不能越位，而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不能產生不當位思想，孔子這一思想又被后人推廣。[32]

　　被考定成于戰國中期的“周易大傳”，是當時學者在總結前人認知易經的成果基礎上，對易經卦爻符號體系及卦爻辭所作的一整套注釋和闡解，其中既有老子、孔子這些哲學大家的思辯成果，也有更多古代優秀哲學家的思辯結晶，正是他們使易經這部古典在哲學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成為中國古代哲學的發源處。

　　先秦時期百家爭鳴，所有學派或多或少都受到易經影響。之后的古代哲學發展每個重要時期，易經思想都充當著軸心角色。到了唐代，易經不僅受到學者重視，也得到了統治階級如唐太宗的青睞，欽命孔子后裔孔穎達博采眾長主編《周易正義》，推動了以易經研究為中心的哲學研究的開展，因此之后不少學者紛紛自注易經。

　　宋代哲學家如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朱熹等人對易經都有很深的造詣，邵雍根據《易傳》關于八卦形成的解譯，構造了一個宇宙構造圖式，創立了被稱為“先天學”的理學象數學派；周敦頤根據“易傳”和道家思想指出了一個簡單而又系統的宇宙構成論《太極圖說》；朱熹在《周易本義》中深入探討，認為易經的核心是講事物內部矛盾的對立統一，易只消陰陽二字括盡，對立統一是事物發展的普遍規律。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在《周易外傳》中將哲學研究和易經研究更進一步，提出“實道而器虛”的命題，明確指出“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也就是說，一般原理存于具體事物中，而不是具體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矛盾雙方相反相成、相互轉化，雜因純起，即雜以成純，變合常全，奉常以處變，則相反而固會其通雜和純變和常相反相成對立統一。在推理時即要推出情之所必至，也要推出勢之所必反，即要存其通，即掌握一般的相通之理，又要存其變即因時、因地等不同條件而靈活推論。只有把握了這種相通之理，才能行于此而不礙于彼這易經所特有的思維方法，用以指導行為，必無往而不勝。

　　易經之于中國傳統哲學的深遠影響，以及它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地位、作用，是其他任何一部古典著作所不可及的，這可能就是其列為群經之首的根本原因。[32]

　　法治思想

　　《周易》中有多處關于法律問題的論述，還有訟與噬嗑兩卦專門討論法律問題。[33]

　　第一，君權神授思想

　　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最集中體現，而這種體現，首先表現在立法權上。“君權神授”必然要求君主為立法的主體，人民沒有立法權，也沒有司法權，法律面前不平等，與之相應的是專制，“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正是這種意思的集中表達。《易傳》的根本思想是專制，“法自君出”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所以《易傳》中反而沒有對此加以論述。

　　第二，“刑罰清”與“刑罰中”

　　豫卦的下體是坤，上體是震；坤的性質為順，震的性質為動。上下結合形成順與動的特點，而順是動的前提條件。自然界的日月星辰、晝夜交替、四時更替，都是按照一定的順序先后出現的，這才保證了自然界的正常運轉；人類社會是自然界的必然產物，法律的實施也要依此而行。這應該是自然法思想的最早表述，不過，近代自然法思想的出發點是強調一切權利來自于自然，《周易》強調“法權君出”，與人們所講的自然法完全不同，而是從司法的角度，要求各級官員應仿效自然界的運行特點來執法。[33]

　　第三，明罰敕法與明慎用刑

　　噬嗑“大象”：“先王以明罰敕法。”這是從立法的角度講的，因為要實現“明罰清”與“明罰中”，前提是“明罰敕法”。也就是成文法或法律的公開化問題，把定罪與量刑以成文的形式固定下來，并公之于眾，使天下民眾清楚明白，知道其可為與不可為之事，盡可能不觸犯法律；即使觸犯法律，也因為有明文規定而定罪量刑適中，民心折服。以盡量避免執法者的主觀隨意性，顯示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明罰敕法”的重點不在于罰，在敕不在法；在于育民教民，不在于制民刑民，與法家的思想根本不同。這是“為政以德”的延續，主張德教為先，先教后刑，德主刑輔。

　　第四，息訟思想。

　　《周易》中專門有一卦———“訟”講訴訟問題的，但卦義卻不鼓勵人們爭訟，更不教人們如何取得訴訟的勝利。作為一個忠實誠信的人，即使遇到不公正的待遇和委屈，也應保持內心平靜，戒驕戒躁，能不訴訟就不訴訟；如果迫不得已非要訴諸法律時，也要保持冷靜，不可采取過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最終獲吉。“終兇”，卦中指上九，上九有終極其訟之象，也就是說，把官司徹底打到底的意思，這種行為無論勝訴還是敗訴，皆兇；在《周易》看來，無訟為最理想境界，雖有爭訟出現，但經過調解而平息爭訟也不錯，不聽勸解把訴訟進行到底最不好。“利見大人”，需由有德有威望的大人物聽訟———即由德才兼備的法官斷案，才能息訟；“不利涉大川”，大川是大險大難，這是說，當某人陷入爭訟的旋渦時，不可涉險其它危險之事，因為此時的人心浮氣躁，運時不佳，涉險其它，很容易出其它問題；“君子以做事謀始”，與“終兇”對應，從另一個角度告戒人們，與其爭訟不止，不如一開始就謹慎從事，理順各種關系，從根本上杜絕訴訟。[33]

　　經濟思想

　　（一）兩儀與經濟

　　周易在經濟上的重大啟示，是陰陽兩儀的動靜觀念。依據陰陽兩儀的動靜觀念，人類經濟活動總源頭太極的第一個創化，是從消費者的主觀價值中找出穩定合理的主觀價值，其后分別有私有及公共消費財的后續創化。經濟學認為，一切最終財貨都直接或間接充當生活欲望的手段，凡能滿足人類生活欲望的財貨便是具有效用。個體的消費理論及資產選擇理論，即建基于此。經由交換交易，再加上交易市場競爭性的提高，可衍生出合理穩定的客觀價值之創化。客觀價值不只可以適用于消費者與生產者等微觀經濟的測量分析，也能適用于一個國家宏觀經濟的測量分析，宏觀經濟的客觀價值，通常只是微觀經濟的直接疊加。[34-36]

　　由一個國家經濟活動價值流匯集起來所得到的產業關聯價量模型合理的兩儀解析，還可印證周鐮溪《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的“太極動而生陽”。此外，根據廠商的活動、經濟環境對廠商無言的弱約定、及廠商對員工有言的強約定，經由就業與投資市場致中和之力的解析，也能指出中和是中華文化的分析觀念，不只可以包容均衡，亦可以包容“為道也屢遷”之各種動因。[37-38]

　　（二）三才與經濟

　　《周易·系辭上》：“六交之動，三極（即天地人三才）之道也。”世界受天地人三才之主宰，因而三才是有意志、有意識、有感情的。要主宰就必須有精神作為，因此三才亦有為精神性萬事之本的涵義。[39]

　　經濟學假設人類的欲望是無窮的，所以每一位消費者追求主觀直接效用的極大，就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消費支出預算的客觀限制，是精神性的地。同理，社會集體消費追求社會福利的極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政府消費支出預算的客觀限制是精神性的地。每一位生產者追求客觀利潤的極大是精神性的天，但受到生產技術限制是精神性的地。[39]

　　若將消費活動的正而問題再視作天位陽交，政經領導下社會集體消費的正面問題視作人位陽交，生產活動的正面問題視作地位陽爻，然后聯立起來，已十足展現出乾卦的卦象。若再將消費活動的對偶問題視作天位陰爻，政經領導下社會集體消費的對偶問題視作人位陰爻，生產活動的對偶問題視作地位陰乏，然后聯立起來，則十足展現出坤卦的卦象。八卦以乾坤象征天地，而定上下之位，這就是易經說卦的天地定位。[40]

　　（三）五行與經濟

　　《春秋繁露·五行對》論述，五行相生循環是一種生、長、養、收、藏的生產性循環。而由藏再到生，其實就是反者道之動。所以生產活動不與消費、投資活動合理連結，無法形成一個完整的經濟活動因果循環。

　　歷史評價

　　《周易》是中國本源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是中國古代杰出的哲學巨著，歷經七千多年的歷史至今經久不衰，奠定了中華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開創了東方文化的特色，對中國的文化產生不可取代的重要價值和巨大影響。[45]

　　《易經》的思想智慧已經滲透到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內容極其豐富，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無論孔孟之道，老莊學說，還是《孫子兵法》，抑或是《黃帝內經》，《神龍易學》，無不和《易經》有著密切的聯系。

　　《黃帝內經》是元素論五行文化和陰陽文化結合的典范，解決了大易“醫病”的問題；思孟學派的《五行》是德性論五行文化與陰陽文化融匯的淵藪，解決了大易“醫人”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大易醫國、醫人、醫病。[2]

　　《周易》研究被稱為“易學”，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三易》在周朝不是隨便可以見到的，孔子在得到周易之后愛不釋手，《漢書·儒林傳》記載：“孔子讀易，緯編三絕，而為之傳。”《易經》代代相傳，釋家林立，許多學者皓首窮經，考證訓詁，留下了三千多部著作，蔚為大觀。

　　《周易》歷經數千年之滄桑，已成為漢族文化之根。易道講究陰陽互應、剛柔相濟，提倡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在五千年文明史上，漢民族之所以能夠久歷眾劫而不覆，多逢畏難而不傾，獨能遇衰而復振，不斷地發展壯大，根源一脈傳至今，與對易道精神的時代把握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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