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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岳陽樓記》與《登岳陽樓》中的湖湘文化精神
引導語：杜甫的《登岳陽樓》這首詩，以其意境的開闊宏偉，歷來為人們所激賞。這意境，從詩人的抱負和胸襟中來，從詩人閱歷豐富而又坎坷的生活道路中來。下面是有關《岳陽樓記》與《登岳陽樓》中的湖湘文化精神，我們一起閱讀學習了解吧。
湖南岳陽市獲悉，2015年從初一至初三，有1300多人在5分鐘內完整背下368字《岳陽樓記》，免票游覽了岳陽樓景區。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岳陽樓記》抒發了先憂后樂、憂國憂民的情懷，吸引了無數海內外游客前往岳陽樓觀賞。據岳陽樓管委會介紹，岳陽樓景區2013年開始推出“背《岳陽樓記》，領免費門票”活動。截至目前，已有數萬名游客通過背誦免費登上了岳陽樓。
百年來,中國知識界流傳一句話：不讀《出師表》不知何為忠;不讀《陳情表》，不知何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標準。隨著歷史進入現代社會，這兩《表》的影響力，已在逐漸減弱，特別是《陳情表》，已鮮為人知。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同樣產生于封建時代的《岳陽樓記》卻絲毫沒有因歷史的變遷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歷經歲月的滄桑，愈顯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后，論朝代，已經南宋、元、明、清、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六代的更迭;論社會形態，也經封建、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世的沖擊。但它穿云破霧，歷久彌新。嗚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變，以傳統的文字，能表達一種跨越時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一)“詩人之不幸，成為湖南江山之大幸”
關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學術界比較公認且較典型的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經世致用、實事求是”;二是“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百折不撓、兼收并蓄”。人們傾向于后者，認為后者更能體現湖湘文化的精神實質，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
湖南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充滿著矛盾和沖突的地方：這里地處偏遠，是古代“貶謫之地”，又是陶淵明寄托自己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楚文化的瑰麗神奇使得這個地方充滿著神秘的吸引力，其中莊子散文和屈原楚辭是最為耀眼的部分;書院的建立又讓湖南學術空前繁榮。江湖文化和廟堂文化在這里激烈地沖突又悄悄地融合。經世致用的社會思想、狂飆突進的戰斗精神、清高孤傲的人文姿態是傳統湖湘文化的三大品格。所有這些對湖南文人有著深遠的影響。湖南文人們自古以來就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文關懷。“心憂天下，敢為人先”是湖南人的優良傳統。
在率先發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傳統中，蘊含著一種慣于發揚主觀能動性，敢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這些性格和精神，一脈傳承迄今，成為湖湘文化的價值取向和思維方式的基礎，形成了國家民族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集體主義價值觀、突出的愛國主義傳統指向以及個人對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價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維方式，即博采內外眾家、廣為交融、優化思維主體的開放方式。
同時，湖南因地處偏遠，古時多為官員貶遷之地，尤以唐宋為盛。如李白、柳宗元、杜甫、劉禹錫(貶為朗州司馬后，曾作《漢壽城春望》一詩，現常德市在柳葉湖邊建“司馬樓”以紀之)等均被貶至湖南。隨著中原人士的相繼進入，為當時的湖南帶來很多先進的技術與文化，推動了湖南的文明開發進程。有些學者遂將此作為湖南是以文化興省的一個依據，有人因此說是“詩人之不幸，成為湖南江山之大幸”。
(二)憂患意識與犧牲精神
憂患意識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堅守的精神品格,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中國傳統憂患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影響著湖湘文化中憂患意識的產生和演變。湖湘文化中憂患意識源自屈原,其后經范仲淹、魏源有了一系列發展演變。屈原是湖湘文化中憂患意識產生的源泉,他的憂患意識主要體現為忠君愛國。《離騷》是充分表現屈原憂患意識的首推代表作。岳陽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的古城鎮。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更是膾炙人口,它述說著湖湘文化淵源,并彰顯著岳陽精神。
憂患意識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所堅守的精神品格，尤以范仲淹的先憂后樂思想為其代表。范仲淹秉持濟世救民忠心報國的政治理想，并積極實踐，其思想和行動在當時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探討范仲淹的憂患意識對當前社會有一定的借鑒作用和現實意義。
湖南是南宋以前許多文化名人文化學意義上的故鄉。湖湘文化中悠久的愛國傳統最初源自屈原的“特出人格”。經賈誼、范仲淹、朱熹、王夫之等人的闡釋和身體力行代代相傳，在民族危亡的現代史中升華為“寧赴清流”的激越的愛國精神。到新世紀又演化為“心憂天下，敢為人先”的愛國思想。
《岳陽樓記》是北宋文學家范仲淹應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請，于北宋慶歷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為重修岳陽樓寫的。其中的詩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較為出名和引用較多的句子。文章通過對洞庭湖的側面描寫襯托岳陽樓。滕子京是被誣陷擅自動用官錢而被貶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記之機，含蓄規勸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試圖以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本文表現作者雖身居江湖，心憂國事，雖遭迫害，仍不放棄理想的頑強意志，同時，也是對被貶戰友的鼓勵和安慰。
《岳陽樓記》的著名，是因為它的思想境界崇高。和它同時的另一位文學家歐陽修在為他寫的碑文中說，他從小就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見《岳陽樓記》末尾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范仲淹一生行為的準則。
孟子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已成為封建時代許多士大夫的信條。范仲淹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正貶官在外，“處江湖之遠”，本來可以采取獨善其身的態度，落得清閑快樂，但他提出正直的士大夫應立身行一的準則，認為個人的榮辱升遷應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勉勵自己和朋友，這是難能可貴的。這兩句話所體現的精神，那種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品質，無疑仍有教育意義。
怎樣處理公與私關系，是判斷一個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標準。我們熟悉的林則徐的兩句詩：“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有的人，茍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寧可我負人，決不人負我。有的人處處為國著想，為別人著想，關鍵時刻可以犧牲自己。如果社會上都是第一種人，那么，這個世界成天爾虞我詐，偷磚拆瓦，早就毀滅了。幸好還有這第二種人，社會才和諧，才進步。范仲淹一生為官不懶，為人不奸。他的道德標準是只要為國家，為百姓，為正義，都可犧牲自己。茲舉二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國，趙元昊稱帝。宋夏戰事不斷，邊防主帥范雍無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組一線指揮機構，任命范仲淹為陜西經略招討副使(副總指揮)趕赴前線，這年他已52歲，這之前他從未帶過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趕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經兵火之后，前面36寨都被蕩平，孤懸于敵陣前。曾先后任命數人都畏敵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說，形勢危急，延州不能無守，就挺身而出，自請兼知延州。
范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他見敵勢坐大，又以騎兵見長，便取守勢，并加緊部隊的整肅改編，提拔了一批戰將，在當地邊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
慶歷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歲的長子純佑偷襲西夏，奪回戰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筑城工具隨后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令就地筑城。
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后來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的像一個楔子一樣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順城。城與附近的寨堡相呼應，西夏再也撼不動宋界。夏軍中傳說著，現在帶兵的這個范小老子(西夏人稱官為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像原先那個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對付。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范以一書生領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這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范與滕宗諒(字子京)的關系，是他為國惜才，為朋友犧牲的例證。滕與范仲淹是同年的進士，也是一個熱血報國的忠臣。西北戰事吃緊時滕也在邊防效力，知涇州。當時正定川一役大敗之后，形勢危急。滕招兵買馬，犒賞將士，重振旗鼓。范又讓他兼知慶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正因為他干事太多，就總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萬貫。仁宗大怒，要查辦。
但很快查明，這15萬貫錢，犒賞用了三千貫，其他皆是用于軍餉。而這三千貫的使用也沒有超出地方官的權力規定范圍，但是朝中的守舊派，咬住不放，乘機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聲。
范這時已回京，他激憤地說，朝廷看不到邊防將士的辛苦和功勞，一任有人在這些小問題上捕風捉影，加以陷害，這必讓將士寒心，邊防不穩。他力保滕宗諒無大過，如有事甘愿同受處分。這樣滕才沒有被撤職，而貶到了岳陽。可知范后來為他寫《岳陽樓記》，本身就是一種對朋友、對正義事業的支持，而這是要冒風險、付代價的。他在文章中嘆道：“微斯人，吾誰與歸”，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去為事業犧牲。
這種心憂天下，愛國為民的思想同樣在杜甫作品中有鮮明體現。
杜甫晚年流寓湖湘期間創作了150多首詩歌,這些詩歌所表現的愛國憂民情懷和經世致用思想,豐富了湖湘文化,并對湖湘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自杜甫后,學習和繼承杜甫的湖湘詩人和學者代不乏人.為紀念杜甫在荊湘地區傳播文化的偉大歷史功績,湖湘人民在杜甫生活過的地方修建了多處紀念杜甫的建筑.這些遺跡和名勝本身就已經成為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了.。
杜甫湖湘詩不到百首,但卻是杜詩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杜甫晚年生命歷程的忠實記錄.杜甫湖湘詩中所體現出來的愛國憂民和經世致用的思想,雖然不是湖湘文化的直接源頭,但卻與湖湘文化有著非同尋常的關系.湖湘文化的"愛國憂民"和"經世致用"的兩大特點,在杜甫湖湘詩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和體現,這一點值得我們特別加以注意.
流寓湖湘期間，他寫了99首詩。杜甫是大歷三年(768年)攜全家乘船經荊州(今湖北江陵)入洞庭，在那個“舟雪灑寒燈”的嚴冬的傍晚到達岳陽的。就在這里，他寫下了那篇千古傳誦的杰作《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這首詩，以其意境的開闊宏偉，歷來為人們所激賞。這意境，從詩人的抱負和胸襟中來，從詩人閱歷豐富而又坎坷的生活道路中來。但詩人不只是為自己晚景的凄涼而悲切，更關心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苦難。眼望著萬里關山，到處兵荒馬亂，刀戈不止，人民流離失所，詩人北望長安，再也忍不住憑欄而泣，涕泗滂沱。這首五律，自古以來曾引得多少吟誦者愴然淚下!從總體上看，江山之壯闊與詩人胸襟之悲壯闊大相表里，故雖悲傷卻不消沉，雖沉郁卻不壓抑。
杜甫流落湖湘時，還寫了《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和《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等感人肺腑的贈別詩，后一首作于湘江上游的孤舟中，當時他已重病在身。“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這是他發出的訣別的悲聲。他深深感謝流落湖湘時親友對自己的關照，也為“戰血仍依舊，軍聲動至今”的時局深表憂慮。這首嘔心瀝血的長詩，成了這位偉大詩人的絕筆。
湖湘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文化，自形成以來，以其特有的“湖湘氣質”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敢為人先，心懷天下”的核心精神對中國近代社會產生巨大影響。我們現在都認同湖湘文化憂國憂民、實事求是、通變求新、兼容并蓄、敢為人先的優秀精神傳統。那么，我們可以從湖湘文化的憂國憂民中尋找現代文化建設的精神動力，從實事求是中尋找文化建設的思想方法，從通變求新中探尋文化建設的目標，從兼容并蓄中獲得吸收外來文化的博大胸襟，從敢為人先中激發奮發創新的宏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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