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散文新作《山東甘旅》
在學習、工作乃至生活中，大家都接觸過散文吧？散文是一種抒發作者真情實感、寫作方式靈活的記敘類文學體裁。為了幫助大家更好的了解散文，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余光中的散文新作《山東甘旅》，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山東甘旅》賞析
黃河情何深
閱讀余光中的《山東甘旅》，第一個強烈的審美感受便是作者那溢滿全篇的激動欣喜之情。這種發自余光中內心真摯而強烈的情感，既如綿綿春雨，滋潤著四篇散文的每一個文字；又如春天的小溪，在字里行間跳著、濺著，不斷激起清亮的水花；更如一江春水，在文中沖涌激蕩、翻卷奔騰，發出撼人心旌的濤聲。如果用“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來形容余光中在《山東甘旅》中的情感活動狀態，當是最準確不過的。如他在《春到齊魯》中寫自己第一次走進山東時的心情。“邀請我去齊魯訪問的雖然是山東大學，真正遠去郊外歡迎的，沒有料到，卻是整個春天”。“兩側的柳樹綠蔭不斷，料峭的清冷天氣，千樹新綠排成整齊的春天儀仗，牽著連綿的青帳翠屏，將我歡迎”。這是典型的移情入景和景隨情遷。在激動不已的余光中看來，齊魯大地一切自然之物，包括濟南的整個春天，皆具有了人的靈性和情感，他們正在熱情歡迎著中華游子的歸來。
余光中將一個“愛”字撒向齊魯大地，使整個《山東甘旅》處處洋溢著激動與欣喜之情。查考原因，固然與他的詩人氣質與性靈密切相關，但究其根本，還是他那思國懷鄉的游子心情在發揮著重要作用。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的余光中，21歲以前的中小學時代和大學時代的一部分，一直是在戰亂中隨父母顛沛流離度過的。他的流亡的足跡遍及華東、華南、西南和香港，但卻從未親近過自幼神往的黃河。1949年到臺灣以后，在海峽兩岸完全阻隔的歲月里，余光中只能以《鄉愁》這類傷別恨離的悲情詩歌，來如泣如訴地抒發著自己對大陸故土與黃河母親的夢牽魂繞之情。1983年，已入天命之年的余光中，還以《黃河》一詩表達了自己這樣的感情：“我是在下游飲長江的孩子，黃河的奶水沒吮過一滴。慣飲的嘴唇都說那是母乳，那滔滔的浪濤是最甘，也最苦。蒼天黃土的風沙里，你袒露胸脯成北方的平原。一代又一代，喂我辛苦的祖先，和祖先的遠祖”。“從河源到河口，奔放八千里的長流。為何一滴，僅僅是一滴黃漿，沾也沾不到我的唇上”。“一剎那劇烈的感受，白發上頭的海外遺孤，半輩子斷奶的痛夢”。這是何等強烈而痛苦的思國之情，又是何等堅忍與執著的黃河之戀。大陸著名詩人流沙河曾寫信問余光中，一個從未親見過黃河的人是怎樣寫出《黃河》這樣的詩來的？余光中回答說，這“是胎里流出來的”，“華夏子孫對黃河的感情，正如胎記一樣的不可磨滅”。這種刻骨銘心的黃河之戀，在余光中離開大陸后的52年中，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無論是在臺灣、香港還是在歐美，中華民族的這條母親河，都經常奔流在他的夢中。在中華民族翻開又一個百年史冊之時，山東大學的邀請與安排終于使余光中半個多世紀的黃河之夢變成了現實。在《黃河一掬》中，余光中這樣描寫他的手第一次伸進黃河時的心情：
一剎那間，我的熱血觸到了黃河的體溫，涼涼的，令人興奮。古老的黃河，從史前的洪荒里已經失蹤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繞河套，撞龍門，過英雄進進出出的潼關一路朝山東奔來，從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樂府里日夜流來，你飲過了多少英雄的血難民的淚，改過多少次道啊發過多少次泛澇，二十四史，哪一頁沒有你濁浪的回頭？幾曾見天下太平啊讓河水終于澄清？流到我手邊的已經奔波了幾億年了，那么長的生命我不過觸到你一息的脈搏。無論我握得有多緊你都會從我的拳里掙脫。這算如此吧，這一瞬我已經等了七十幾年了，絕對值得……
至少我已經拜過了黃河，黃河也終于親認過我。
在這里，充滿激情與才氣的余光中并沒有對黃河風貌作具體描繪，而是著重在寫自己對黃河的認識與感情。發自作者心底深處的這一曲黃河頌，所表現的完全是抒情主體的感覺、聯想、想象和心境。作者面對著滔滔黃河，思接千載，視通萬里，深層挖掘著黃河的歷史文化內涵，充分揭示了這條自然之河那久遠深邃的人文意義。同時，他更緊緊抓住“游子”與“母親”的會心之處，以感情為情懷，以知性為學養，以黃河為民族的象征符號，讓靈性浸潤著意義，酣暢淋漓地表達了一種民族血統意義上的“母子”親情。
特定的歷史場域造成了余光中這一代人與黃河母親數十年的隔絕，同時也一度造成了其在海峽彼岸和異國他鄉的兒女們與祖國母親的疏遠。對此，余光中是深感憂傷與疚痛的。他希望民族的這種分離悲劇不再延續，他一定要讓自己的后輩記住自己根出何處。因此，他帶著自己的女兒一起來拜認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并這樣抒寫自己親見女兒拜認黃河時那百感交集的心情：“我存和幼姍也相繼來水邊探求黃河的浸禮。看到女兒認真地伸手入河，想起她那么大，做爸爸的才有機會帶她來認河，想當年做爸爸的告別這一片后土只有她今日一半的年紀，我的眼睛就濕了”。“男兒有淚不輕彈，只緣未到傷心處”。自己70多年的人生滄桑，伴隨著中華民族自抗戰以來的風風雨雨和海峽兩岸人民半個多世紀的骨肉分離，在親見女兒拜河認根之時，余光中又怎能不浮想聯翩，情動于中。而當他以傳神之筆為我們勾畫出滿頭飛雪的70老翁帶著40多歲的女兒從海峽彼岸奔向黃河，拜認“母親”這樣一幅動人畫面時，又有誰能不感到心靈震撼和悲喜交集。
余光中的黃河情是強烈、深沉和綿長的。在這種情感的影響下，他竟然不忍刮掉自己鞋子上所踩的黃河泥土，并穿著這雙泥鞋登上了告別齊魯的飛機。他說：“回到高雄，我才把干土刮盡，珍藏在一只名片盒里。從此每到深夜，書房里就傳出隱隱的水聲”。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也是中華文化的代表符號和中華歷史的見證，黃河更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余光中所鐘情的黃河，絕非只是自然意義上的黃河，更主要的是人文意義上的黃河。他把中華游子的思國懷鄉之情，臺灣同胞的厭分盼合之心，炎黃子孫的文化認根之意和兩岸人民的民族親情全部傾注在滾滾黃河之中，以此很好地傳達了既是他個人的，同時也是所有中華兒女共有的中國情結。
泰山情何濃
在眾多讀者心中，往往把余光中和臺灣現代詩連結在一起，并認為他在文化與文學上是鐘情西方與現代主義的。其實，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余光中與臺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確有不解之緣，因為他曾以“藍星”詩社創始人之一的身份參與了臺灣現代詩幾乎所有的論爭，并曾是臺灣現代詩創作中最有代表性的詩人之一，但這僅僅是詩人余光中的一個方面，其另一面則是他同時又是現代詩的批評者和叛逆者。在“惡性西化”彌漫臺灣詩壇之時，他曾經“最早著文批評這種幼稚的‘現代病’，并且毅然地和‘虛無’宣稱‘再見’，回頭重新省認傳統，尋找詩和文學的民族歸屬”。可以說，從舊詩的信徒到情系新詩繼而熱衷于“現代”再到回歸古典傳統，正是余光中詩歌藝術觀念發展變化的四部曲。雖然他曾經飽受歐風美雨的沐浴，但在文化上，他卻一直是情系民族的。這種深深的民族文化情結，不僅在他以《白玉苦瓜》為代表的大量詩文中有著十分形象的表現，而且見諸他多次直接的.表述。他一再贊揚中國文化的偉大，同時也深刻指出“中國文化的偉大，就在于它能兼容并包，不斷作新的綜合”。余光中這種深沉的文化情結和開放的文化心態，不僅使他的詩文往往交織著社會鄉愁和文化鄉愁，而且常常從歷史文化的角度進入民族的時空，既以鮮活的形象濃縮著民族的歷史文化，寄寓著自己深深的民族情結，又有力表現著一種更高層次上的歷史與哲理感悟。這種余光中特色，在他的《泰山一宿》和《青銅一夢》諸篇中表現得十分鮮明。
鐘靈毓秀、人杰地靈的齊魯大地，是莽莽神州自然山水與人文山水交融得最為集中的地域之一。久遠豐厚博大精深的齊魯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華傳統文化的縮影。余光中懷著對齊魯文化長達70多年的夢牽魂繞和一種人到老年便愈益強烈的文化鄉愁來到齊魯大地，一種如久旱之逢甘霖的特殊心情自然會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在山東大學演講時，就激動不已地把自己的齊魯之行稱為一次渴盼多年而終于踐行的“文化甘旅”。在這次文化甘旅中，作為臺灣高雄“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的余光中，憑借著他學貫中西的文化素養尤其是關于民族歷史文化的豐厚積累，以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之勢，極力開啟齊魯大地山水風物的人文內涵，一一點評那些曾對中華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山東人杰，努力張揚這些歷史精魂對中華文明建設的當前意義，激情抒發自己對以“一山一水一圣人”（即泰山、黃河、孔子）為標高的齊魯文化的景仰與自豪之情，從而使他的《山東甘旅》籠罩著厚重的歷史文化氛圍，并使讀者從中傾聽到了中華文化血脈在海峽彼岸同胞身上的流淌之聲。
在《泰山一宿》中，余光中以自己的游蹤為線索，既一一描繪了自己所見的泰山之景，但更多地還是在評說著泰山作為五岳之尊的歷史文化內涵，并抒發著自己對中華第一文化名山相見何遲，別之何急的特殊心境和崇拜之情。歷代帝王的封禪大典，各朝文人的泰山詩文，儒道文化在泰山的交相輝映，有關泰山的諸多民間傳說，五岳獨尊的《易經》解讀，封禪二字的說文解字，泰山一詞的廣義運用，泰山與世界文化名山的比較思考等等，皆一一從余光中筆下傾瀉而出，從而使他的《泰山一宿》在成功描繪出泰山自然景深的基礎上，又以泰山為引線，成功推出了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景深和文化景深，并使人深深感受到了詩人的激情、才氣與學者的深沉、理性在余光中身上的高度統一，以及由此而使他的文章給讀者帶來的認知與審美的雙重美感和一種極富煽情力的詩意的感奮。
在余光中看來，泰山是“中華歷史、宗教、文化的一大載體”和中華“人文氣象最恢弘的名山”，以孔子為代表的齊魯人物正是為創造中華歷史文化和人文氣象做出了巨大貢獻的先賢志士。在《青銅一夢》中，他以濟南大廣場上齊魯圣賢的青銅塑像為引子，對大舜、管仲、孔子、孫武、墨子、孟子、諸葛亮、王羲之、賈思勰、李清照、戚繼光和蒲松齡等12位中華名人一一作了點評。面對著這由“一位圣君、三位哲人、三位兵家、五位政治家、兩位作家、一位藝術家、一位農業家”組成的齊魯人杰方陣，余光中心潮澎湃，浮想聯翩。他時而走進久遠的歷史，時而又回到當下的現實。這種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進進出出，以及由此而生發的深深感情，使余光中的這類文化散文就像他以《白玉苦瓜》為代表的文化鄉愁詩歌一樣，也成功構建了一個博大深邃的三度空間，即“縱的歷史感，橫的地域感，加上縱橫交錯而成十字路口的現實感”。在這樣一個既入乎其內，又超乎其外，并充滿了哲思與詩意的三度空間中，余光中盛贊孔子等12位山東圣賢對中國歷史文化的巨大貢獻，熱情張揚他們澤及中外的精神人格，同時也努力發掘著這些民族精魂的當下意義。如他在評及戚繼光時，就首先肯定戚繼光是一位使自己“心血來潮，不能自已”的民族英雄，繼而盛贊其當年的驅倭保土之功，并由此聯想到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中華民族的那一頁痛史和自己一家在八年抗戰中的顛沛流離。在此基礎上，余光中更以洋溢著凜凜民族正氣的話語來直擊當今：“浩劫迄今，早過了半個世紀。東洋小學生的教科書里，毀尸滅跡，居然找不到一點血印，嗅不到半點灰燼，謊話傳了好幾代人。四百年后，戚將軍啊，我們更深長地懷念著您！”余光中這種采歷史之光，照今世之路的大家手筆，不僅拂去了民族歷史的塵封，激活了中華民族志士思想精神的現實意義，而且讓讀者清楚感受到了作者自己的一腔愛國熱忱。正是在這種強烈的民族感情的內在驅動下，面對著山東人“一山一水一圣人”的壯語和從山東大地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齊魯英杰，余光中發出了這樣的浩嘆：“山是泰山，水是黃河，而圣人又何止出了一位。”“十二人里，好幾位的事功都不是一山一水能限量。孔子的文范、孫武的武典，全世界都受啟迪。大舜南巡而葬于蒼梧，孫武仕吳，諸葛相蜀，王羲之揮毫于山陰，李清照苦吟于江南，戚繼光更南靖倭患，北鎮薊州，不僅山東人以他們為傲，所有的中國人都以他們為榮。”
魯迅說：“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余光中的《山東甘旅》之所以使人感奮，讓人震撼和發人深思，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對黃河、對泰山、對祖國故土和民族文化的一腔熾熱之情。其《山東甘旅》四篇作為紀游散文，雖在整體上和各篇內部皆以作者游蹤和時空順序為線索，但真正的內在主線卻是作者那激越的情感流動。“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盡管余光中才氣過人，但他的《山東甘旅》和他的其他詩文名篇一樣，其廣闊的視域、豐富的知識、收放自如的調度，飛揚的文采和迷人的魅力皆源發于作者那真摯而強烈的情感。余光中在《山東甘旅》中所傾注的思國戀根之情，既是飽經滄桑、浪跡天涯的余光中特有的感情，也是所有中華赤子共有的感情。唯其如此，當他在山東大學演講時朗誦到他那首表現對祖國生死相戀之情的《民歌》時，便自然出現了臺上臺下眾聲相和、整個會場一片沸騰的動人情景。對此，熱淚盈眶的余光中把它稱之為“熱血的呼應”，這也的確是海峽兩岸同胞在民族親情和文化血脈上的熱血呼應。余光中回到了臺灣，但他日里夜里仍在深情傾聽著黃河的濤聲，并正殷切期盼著海峽兩岸同胞更大規模和更深層次上的“熱血的呼應”。
余光中簡介
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當代著名作家、詩人、學者、翻譯家，出生于江蘇南京，祖籍福建泉州永春。因母親原籍為江蘇武進，故也自稱“江南人”。
1947年畢業于南京青年會中學，入金陵大學外文系，1949年轉廈門大學外文系，1952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1959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藝術碩士。先后任教臺灣東吳大學、臺灣師范大學、臺灣大學、臺灣政治大學。其間兩度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國多家大學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臺灣政治大學西語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并兼任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中文系主任二年。1985年，任臺灣中山大學教授及講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時間兼任文學院院長及外文研究所所長。
余光中一生從事詩歌、散文、評論、翻譯，自稱為自己寫作的“四度空間”，被譽為文壇的“璀璨五彩筆”。馳騁文壇逾半個世紀，涉獵廣泛，被譽為“藝術上的多棲主義者”。其文學生涯悠遠、遼闊、深沉，為當代詩壇健將、散文重鎮、著名批評家、優秀翻譯家。現已出版詩集21種；散文集11種；評論集5種；翻譯集 13種；共40余種。代表作有《白玉苦瓜》（詩集）、《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散文集）及《分水嶺上：余光中評論文集》（評論集）等，其詩作如《鄉愁》、《鄉愁四韻》，散文如《聽聽那冷雨》、《我的四個假想敵》等，廣泛收錄于大陸及港臺語文課本。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教授于臺灣逝世，享年8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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