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為文章》
說道曾鞏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曾鞏在政治舞臺上的表現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貢獻在于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下面是對曾鞏文章的分析!
《曾鞏為文章》
曾鞏(1019-1083)是一位擅名兩宋、沾溉明清的文章家。秦觀贊譽他“以文章為世師”(《哀詞》)，他的文章一出，無論是學士大夫，還是窮鄉僻壤普通人，即手抄口誦。“其(曾鞏)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出，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曾肇《行狀》)“公(曾鞏)之聲名在天下二十余年。雖窮閻絕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林希《墓志》)他博得了“以文章名天下”的美譽(《答李沿書》)。當時的時尚是崇曾的。
他的教師歐陽修很喜歡他這個學生，對他的文章甚感稀奇，“見其文，奇之”(宋史《曾鞏傳》)，并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曾鞏)為喜”(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王安石說，在他交往的人中還沒有人與他的文章相當，稱贊他可與班固、楊雄并肩。“鞏文學議論，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與段逢書》)，“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借令不幸賤且死，后日猶為班與揚”(《贈曾子固》)。他的學士陳師道甚至把他與孔子并稱。蘇軾說他是歐陽修教師門下德才兼備最為突出的一個，“醉翁門下生，雜遝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蘇轍贊揚他文章學術可趕得上春秋時齊國的稷門學士，可與西漢的學者相比，慨嘆他的去世使歐陽修的學生很為零落。“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試數廬陵門下士，十年零落曉星低”(《挽詞》)。曾鞏師友的這些評價，反映出曾鞏生前享有崇高的文章學術聲譽，所以宋史說他的文章勝于王安石，自成一家。“曾鞏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
“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于同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曾鞏傳》)曾鞏去世后，盛譽不衰。正如清代顧崧齡概括的，“先生(曾鞏)之文，自宋以來，序而跋之者眾矣”(《曾南豐全集跋》)。朱熹就獨服曾鞏，“余年二十許，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愿”(《跋曾南豐帖》)，并編有《歐曾文粹》。明代貝瓊認為他僅次于歐陽修，自成一家。“韓之奇，柳之峻，歐陽之粹，曾之嚴，王之潔，蘇之博，各有其體，固有不可至者”(《唐宋六家文衡序》)。明代寧瑞魯甚至認為自孟子以來，沒有人達到他的文章水平。“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經之羽翼，人治之元龜，自孟軻氏以來，未有臻斯者也。”(《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這些評論，足見曾鞏在文章史中的地位之高，后人尊他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曾鞏一生不僅寫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在文章理論方面也頗有建樹。從他傳世的《元豐類稿》和《隆平集》來看，除了詩以外，其他絕大部分是文章，其中有不少膾炙人口的應用文。他繼承了韓愈政教中心論的文章明道理論，并有較為具體的闡述。他認為必順先實行教化，然后才談得上治理。“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為于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為治，此不易之道也。”(《與王介甫第二書》)他給文章以極高的地位，認為文章是國家的光耀。
“文章為國之光華”(《越州賀提刑夏倚狀》)，“文擅國華”(《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狀》)。他主張文章的內容要合于道，形式要善“開合馳騁”，語言要“麗而不浮”。“其(文章)語則博而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于道。”(《答孫都官書》)“其(曾鞏)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合世。其為文章，句非一律，雖開合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林希《墓志》)他的文章實踐和理論，帶動了一些人走上探討古文寫作的道路，如劉弇和呂南公。他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研究文章寫作，為清代文章義法論的提出準備了一定的條件。
但現今對他的文章理論研究很不夠，這是與他的文章大家地位很不相稱的。本文僅就他的文章理論作些探討，以付諸闕如。
一、道法說
曾鞏主張文以明道。“夫學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說苑目錄序》)，“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南齊書目錄序》)，“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于道者少矣”(《徐幹中論目錄序》)，“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張文叔文集序》)，“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答李沿書》)，“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稱其行”(《懷友一首寄介卿》)，對“今世布衣多不談治道”深為不滿(《上田正言書》)，并自詡“造于道，尤宏且深”(《上范資政書》)。這些見解，都反映了他的明道觀。
曾鞏在他的文集中，對“道”有“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吾之道”三種提法，并分別闡述了它們的內容及其相互間的關系。
“明先王之道”。他在《筠州學記》中批評漢之學士了解經書從解釋章句出發，難免穿鑿附會，雜以私見，所以先王之道不明，能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揚雄，并肯定當今學士使后學者明白“明先王之道”的道理。“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妾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以后之學者。”他的“先王之道”的內容就是“養民之性，防民之欲”。“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追先王之跡哉?其要在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未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禮閣新儀目錄序》)。“養民之性”是教化的問題，“防民之欲”是治理的問題，先教化，后治理，“理化之具”不可或缺。這就是他的以政教為中心的文章明道觀。這種文章觀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他的“先王之道”說法是如何統治人民之道。
“明圣人之道。”他稱贊歐陽修繼韓愈之后，使圣人之道復明于世，批評漢以來學者的文章圣人之道不明，主張文章要明圣人之道。“退之既沒，驟登其域，廣開其辭，使圣人之道復明于世，亦難矣哉。”(《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由漢以來，益遠于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眾，然是非取舍，不當于圣人之意者已多矣。其說未嘗一，而圣人之道未嘗明也。”(《王子直文集序》)要明圣人之道，必須排除百家傳注，因為他認為百家傳注免不了穿鑿附會。只有推崇儒家經書，才能振興文章。“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載之后，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王深父文集序》)。他所謂的圣人之道就是孔孟之道。“仲尼既沒，析辨詭詞，驪駕塞路，觀圣人之道者，宜莫如孟、荀、揚、韓四君子之書也”(《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圣人之道就是先王之法。先王之道與圣人之道的關系就是“道”與“法”的關系。他在《上歐陽學士第一書》中論及春秋時“道之難全”，是由于諸侯混戰。孔子只好“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使學者有所寄托。“仲尼生於干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顯然“道”與“法”是兩個概念。孔子“存帝王之法於天下”，當然是存在他的著作中，那末儒家典籍便是圣人之道了。因此，“帝王之法”就是“圣人之道”。“法”要合乎“道”。他在《戰國策目錄序》中論述孔孟獨明先王之道，是因為他們認為先王之道不可改，“天下之主”所處的時代不同，環境不同，依據先王之道而為“當世之法”，并使“當世之法”合乎先王之意，即“養民之性，防民之欲”的先王之道。“二子(孔孟)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道”與“法”不同在于道不變，法可變，他從唐、虞、夏、商、周之治，時代不同，法不同，但道相同的歷史事實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道”與“法”的關系是本末關系。因為“養民之性，防民之欲”的道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是根本，不能不同;法要因時適變，為實現道服務，不可盡同。如若時代環境變了而法不變，就不能實現道，也就不能達到維護統治階級自己的統治地位的目的。“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戰國策目錄序》)因此，他認為圣人之道既適應於以前的時代，也必須適應於以后的時代。“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上歐陽學士第一書》)這就說明圣人之道可以損益。因而，“天子而行圣賢之道，不古圣賢然者否也”(《上蔡學士書》)。
“發明吾道”。“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梁書目錄序》)，“發明吾道，則有文章之深淳”(《賀提刑狀》)。他立志“發明吾道”。使文章深刻而質樸，達到“有為於世”的目的。他的所謂“吾之道”實質上就是圣人之道。“未嘗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當今之世者，使鞏薰蒸漸漬”，“鞏既夤緣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圣賢之道”(《上歐陽學士第二書》)。“嘗自謂於圣人之道，有絲發之見焉”(《上歐陽學士第一書》)。“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古圣賢之道”(《上杜相公書》)。如前所述，圣人之道就是先王之法，“吾之道”當然屬于法的范疇了。
這樣，曾鞏的道的內容就可用“道”與“法”來概括了。道與法的關系，法要合乎道，為實現道服務;道是根本，是不變的，法因時適變。它們的關系是本和末的關系。
二、事理說
曾鞏認為文章內容必須合乎理。“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各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王子直文集序》)并在該文中，對文章內容必須合乎理作了比較具體的闡述。因為理出于道，根據文以明道的原則，文章要明道，必須合乎理，不合乎理，則道不明。至于理為何出于道，曾鞏從正反兩方面進行了闡述：天下大治則“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因時因人而異，而理皆相同，這是因為“道一”而“理當故無二”的緣故;亂則“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為家”，而理皆不同，這是因為“先王之法廢”，先王之道不傳，理“故不能一”。
由“道一”而“理一”，“道不一”而“理不一”推斷出理出于道。他反對道家佛家之理。認為顏真卿的“學問文章，往往雜于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撫州端魯公祠堂記》)，主張“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梁書目錄序》)，即自然的、社會的萬事萬物之理。這是他的理進步的一面，唯物的一面。但也有消極的一面，他認為劉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跡”而為《說苑》，“往往不當於理”，說明他反對“百家之言”，這與當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相悖。然而，我們不應當這樣苛求於他，他反對“百家之言”只不過是當時加強儒家思想對文章的控制，使文章成為鞏固封建統治更得力的工具的趨勢使然，為他的階級局限所決定。
曾鞏認為理是由事來體現的，“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違於理”(《思軒詩序》)。只有天事、地事、人事齊備，而又能明辨事之興廢、起落和變化，就能明道。“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於事之益損張弛有戾焉，不辨之則道不明”(《上歐陽含人書》)，“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未盡者邪?”(《上范資政書》)這是因為事出于法，法要合乎道，事也就自然合乎道了;能辨“事之幾微，也就能明道了。至於事為何出于法，曾鞏也作了較為具體的論述。他在《王容季文集序》中認為，“敘事莫如《書》”，在《堯典》中記敘堯了解氣象是“觀天以歷象”，《舜曲》記敘舜了解氣象除“觀天以歷象”以外，還“察之以璣衡”，這說明了解氣象的事，舜比堯更完備了。《書》相傳為孔子所編選，被儒家列為經典之一。如前所述，儒家經典存的是先王之法，《書》所述也是先王之法了，故而事出于法。
事出于法他在《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中也有同樣的論述。人主之事是辨別百官賢與不肖、功與罪，依章予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而此事出自《堯典》的“平章百姓，百姓照明”;宰相之事是“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庭”，而此事出自《說命》的“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諸司長官之事”是自己選擇自己的僚屬以勝任其職，而此事出自《命》的“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堯典》、《說命》、《命》皆出自《書》，《書》所述皆先王之成法，所以人主之事、宰相之事、“諸司長官之事”皆出自先王之法，故而事出于法。
綜上所述，理出于道，事出于法;法合乎道，事合乎理。“道一”而“理當故無二”，法因時適變，事須“斟酌損益”才能完備。事又是體現理的，所以辨“事之幾微”就能盡理。“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盡也”(《熙寧轉對疏》)。這“磨礱長養”便是指辨“事之幾微”。根據道法與理事的對應關系，文章既然要明道，就要“窮盡事理”，所以他贊揚黎生安生的文章能“窮盡事理”，(《贈黎安二生序》)。
三、辭工說
曾鞏主張講究辭章，反對專務辭章。李沿來信問他，“其發憤而為辭章，則自謂淺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銳也”是什么原因。他在《答李沿書》中首先肯定李沿“憫時病俗之心”是“有志乎道”的問題，接著指出為辭章，“或淺俗而不明”是辭的問題。問辭而不問道，是追求淺層次的問題而忘了深層次的問題，應該先解決的問題反而放后解決。還進一步指出，道的最后歸宿，是“得諸心，充諸身”，施行於國家，不要“汲汲乎辭”。“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我們從這段話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先道后辭，重道重辭，道不明時則“非汲汲乎辭”，否則就是專務辭章;明道后則可以”急於辭”，“急於辭”就是講究辭章。“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急遽於辭也?”這后一個否定形式的反詰句就是肯定的意思，道“得諸心、充諸身”，迫不及待地施行於國家時，就可以“急於辭”了。
曾鞏講究辭章的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說得十分明確。他贊揚張文叔的兒子張仲偉“文辭”甚工”(《張文叔文集序》)，認為銘之所以不傳，“辭之不工”是原因之一(《寄歐陽舍人書》)。他肯定黎生“文不近俗”的文章，以為“同乎俗，必離乎道”，稱道其文“誠閎雋偉”(《贈黎安二生序》)。他贊美傅權的文章“文辭甚美”(《回傅權書》)，王子直的文章“偉麗可喜”(《王子直文集序》)，歐陽修的文章“醇深炳蔚”(《祭歐陽少師文》)，他祖父曾致堯的文章“閎深雋美”(《先大夫集后序》)，他兄長曾曄的文章“宏贍瑰麗可喜”(《亡兄墓志銘》)，王逵的文章“麗兼組藻，美軼瓊瑰”(《祭王逵龍圖文》)，張文叔的文章“辭精深雅贍”(《張文叔文集序》)。他提倡文辭“閎放雋偉”(《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志銘》)，“文如黼藻 ”(《回毫州知府諫議狀》)，“文辭爛然”(《回運使郎中狀》)。
他甚而認為“英辭華國”(《回陸佃謝館職啟》)。這些見解足以證明，講究文采是他一貫的思想。他決心做到“奮文章之溫雅”(《回人謝館職啟》)，“言為黼藻，飾陋質以為榮”(《移毫州回人賀狀》)，而“獲承黼藻之褒”(《福州回曾侍中狀》)。看來，他不僅口頭提倡文采而已，而且身體力行。
曾鞏反對專務辭章的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說得十分明確。專務辭章就是雕琢文章。他批評近世學士雕琢文章的不實之辭，“近世學士，飾藻繢以夸詡”(《上歐陽學士第一書》)。他還批評梁肖子顯編撰南齊書，更改、雕琢太多，使文章大為遜色。“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犯了“設辭不善”的毛病，從而使“事跡曖昧”，不能播告天下，先王之道“將暗而不章”(《南齊書目錄序》)。他反對雕琢文章，“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學舍記》)。講究文辭，不等於雕琢文章，“濡墨操紙，寫之文辭。春陽滿野，萬物榮茲。匪營匪飾，疊異并奇”(《館中祭丁元珍文》)，他認為，文章有如“春陽滿田野，萬物欣欣向榮”般奇異，并不是雕琢。他對講究辭章和專務辭章是區分得很清楚的。
曾鞏講究辭章，反對專務辭章的理論是從明道的原則出發的。道未能“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於國家”時，不要“汲汲乎辭”，反之，就可以“急於辭”。
四、史銘說
曾鞏多年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對史傳、碑志的寫作較有研究。《南齊書目錄序》系統地反映了他的史傳寫作理論。他認為寫史要忠于史實，作者必須以是非、得失、興廢、治亂的變故為法度，才能傳之久遠。“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后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作也。”這個定義的要點有兩個，一是史書的內容要忠于史實，二是作者“必得其所托”，講的是作者的素質問題。作者的素質不好，“所托不得其人”，就會出現“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的弊病，而造成殊功偉德非常之跡“暗而不章”，奸惡“可幸而掩”的現象。比如肖子顯編撰南齊書，“更改破析刻雕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犯了“設辭之不善”的錯誤，就是“所托不得其人”。
接著從明、道、智、文四個方面提出了作為史官的四個條件，“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這是正確的。在他看來，只有堯時的史家具備了這四個條件，就是后來的司馬遷、班固也未具備這四個條件。其理由之一，司馬遷“傳記百家之說”，有“創己意”，“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的一面。這恰恰是司馬遷的偉大之處，他“所害之法”是儒家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縛，這不是“是非顛倒”，而是從客觀實際出發。理由之二，司馬遷、班固“蓋圣賢之高致”，“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后者矣”。他主張史書寫作要很好地傳達圣賢的實情，這是與他的寫史要忠于史實的觀點是一致的，對史傳寫作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銘的寫作理論見於他的《寄歐陽舍人書》。他首先指出銘的寫作原理與史相通，而不同于史。史銘的同點是，從內容方面來說要忠于事實，從作用方面來說都有“為后世法”的警勸意義。史銘的異點是，史善惡并書，銘只書善，不書惡。銘存於廟內、墓碑上，使死者滿意，生者得到整肅，所以只書善，不書惡。“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喜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以為后世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樂?”由于只書善，不書惡，就造成了“銘始不實”的情況。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為人之子孫者”都想為其父祖“勒銘以夸后世”;另一方面“立言者”受人之托而徇私情，不書其惡。銘與實不符，使銘文不傳。因此，千百年來，無論是公卿士大夫還是平民百姓“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探究銘文不傳的原因，是“立言者”不能做到“公與是”。如果要恢復銘的警勸意義，與史文并傳不朽，“立言者”做到“公與是”，必須做到兩點：一是“畜道德”，二是“能文章”。“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有道德的“立言者”，對于壞人就能拒絕作銘而不徇，對于一般人就能辨別真偽而不惑。“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能文章”，“辭工”而“文章兼勝”，傳之久遠。
五、內外說
曾鞏對文章形成的過程也有論及，雖然不甚具體。他認為學習能夠形成自己的思想觀點，言詞能夠把它表達出來，“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王容季墓志銘》)。既然有了心得，就要借助言詞寫成文章，“既得之于內矣，乃將以言相求于外邪”(《贈黎安二生序》)。“內”指心得，即思想;“外”指文章而言。
內是由作者個人豐富的知識積累轉化而來的。作者通過學習，積累了豐富的知識、材料、語匯，然后對獲得的各種知識、材料、語匯進行研究，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從而能辨萬物變化之真偽，明是非興廢之道理，察顯隱大小事之原委底細，這就叫“得于內”。“乃知公(晏元獻)于六藝、太史、百家之方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眾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紬，而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偽，是非興廢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也。”(《類要序》)轉化為內的途徑是學習，轉化為內的方法是推敲、醞釀、提煉。“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有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熙寧轉對疏》)
文章是由作者的心得即思想有感而發，“源源而來”的詞語轉化來的。知識、材料、語匯積累得越深厚，“得於內者”就越多。遇事有感而發，辭便源源而來，沒有雜質，使文章去粗取精，增添文采。“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華。”(《讀賈誼傳》)并能做到言能稱物，沒有什么毛病，“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祭宋龍圖文》)。
曾鞏的文章理論是以“明道”為中心的一個體系。他的道法說是原則，是中心，道是根本，法因時適變，為實行道服務。他的事理說是文章的內容，道與法、理與事，有一一對應的關系，文章要明道，必須“窮盡事理”。他的辭工說是文章的形式，文“同乎俗”，必“離乎道”;辭不工，則文不傳，文章是明道的，文不傳自然就談不上明道了。雕琢文章，“其文益下”，道將“暗而不章”。他主張“文章兼勝”的同時，反對“文同乎俗”與雕琢文章兩種傾向。他的史銘說講的是兩種文體寫作，史要明道，“蓋史者所以明夫漢天下之道也”;銘也要明警勸之道。他的內外說講的是文章轉化規律，也是以道為中心的。他贊揚歐陽修“義益堅而德益高，出乎外者合乎內”(《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義”在文中是指“道”而言的。他在《答李沿書》中說得更明確，“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內”已得道，“外”也就能明道了。
關于西樓曾鞏賞析
曾鞏《西樓》原文
海浪如云去卻回，北風吹起數聲雷。
朱樓四面鉤疏箔，臥看千山急雨來。
曾鞏《西樓》翻譯
海上滔天的巨浪，像云彩般高漲，涌過去了，又急急退了回來；強勁的北風刮著，夾雜著數聲轟雷。我站在樓上把四面的簾子高高掛起，然后靜靜地躺下，欣賞著暴雨，欣賞著雨中重巒疊岫的風采。
曾鞏《西樓》賞析
《西樓》是北宋散文家、詩人曾鞏的作品。是一首七言絕句。這首詩表達了詩人開闊的胸襟和內心的豪情。開頭兩句寫海上的風浪，首句寫海浪，用“如云”的明喻；二句寫風聲，用“數聲雷”之暗喻，惟妙惟肖地將海上的風浪描繪出來。第三句將簾子掛起這一動作頗出人意料，但這恰恰是詩人的真情流露，最后一句寫詩人的雍容氣度和一腔豪情。
這首詩寫在海邊的高樓上欣賞暴風雨的狀況。前兩句為后兩句蓄勢，照例描寫暴風雨到來前的風云雷電，因為在海邊，便加上了浪，更顯得氣派場面的閎大。第一句把云與浪混寫，說海浪像云一樣，滾滾而去，又逆涌而回，暗藏了下句的風。“浪如云”是說浪大，而暴風雨前的烏云低垂海面，與浪相接，因此寫了浪“去卻回”，也就等于寫了云“去卻回”。第二句著意在風，帶出了雷，便把暴風雨前應有的景況都寫全了。詩寫這派景象，僅淡筆以“如云”二字輕點浪，沒有作過多的鋪排，但自然能讓人感受到雨前風吼、浪涌、云壓、電閃、雷鳴等雄偉場面。比曾鞏稍后的蘇軾，寫過很多首暴雨詩，名句如“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都以奇特的語句具體描寫暴風雨飄驟迅猛的場面，令人震撼。曾鞏這首詩雖然沒用什么氣勢雄壯的語言來造成直觀的形象，同樣表現了暴風雨的壯觀，也有很好的藝術效果。
“朱樓四面鉤疏箔”，此句在全詩結構上位置頗為重要，起一種襯墊作用。有了這一句，全詩避免了一氣直下，顯得跌宕有致。西樓是處在海山之間，詩寫景是由海（樓前）??樓側??樓??山（樓后）的順序。此句寫“朱樓”既是點題，更是從樓前海景通向樓后山景的橋梁，也是由寫景轉向抒情的過渡。考察詩意，此樓當雄踞于某座近海的青山之上，視野開闊，可回顧千山。“四面鉤疏箔”，指樓上人也即詩人把樓四面窗戶垂掛的疏簾用鉤卷起。按常理推測，風雨將至之際，應當閉窗才是。但詩人此刻偏要敞開四面窗戶，這個動作頗出人意料，似乎覺得逆情悖理，在“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時，只有垂簾，一般不會掛簾。但這恰恰是真情的流露，詩人想“臥看千山急雨來”，已經到了癡情的地步，因而能夠使人思而生奇趣。這和李益的“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張先的“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李白的“鏟卻君山好，平鋪江水流”等一樣，“愈無理而愈妙”。
“臥看千山急雨來”，詩人于尾句道出了內心的豪情，也解除了疑問。前兩句寫風吹、云涌、浪卷、雷鳴，這是一支壯美的序曲，詩人最欲欣賞的乃是作為“主角”登場的“千山急雨來”的出色表演。他要看“急雨”打破雨前沉悶局面而呈現的新鮮境界，以開闊心胸。這種美學境界的追求，反映了詩人力求上進、欲有所作為的思想境界。詩中一個“臥”字亦耐人尋味，它把詩人那種雍容氣度生動表現出來，動中寓靜，以靜襯動，跌宕有致之妙于此可見。
詠柳宋曾鞏拼音
曾鞏的詠柳是繼盛唐時期著名詩人賀知章詠柳詩之后，描寫春柳的力作。但和賀知章的詠柳有一定區別。賀知章的詠柳用了擬人、物的手法，寫活了柳和風，曾鞏的詠柳則借柳諷刺那些勢利小人。
原文：
luan tiao you bian chu huang
亂條猶未變初黃，
yi de dong feng shi bian kuang
倚得東風勢便狂。
jie ba fei hua meng ri yue
解把飛花蒙日月，
bu zhi tian di you qing shuang
不知天地有清霜。
閱讀
1)這首主要運用了什么表現手法?請簡要分析。(2分)
.答：運用了托物寓意。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諷刺、揭露生活中那些得勢便猖狂的小人，警告他們人間自有正義，最終必無好下場。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
(2)第四句“不知天地有清霜”如果改為“不知秋后有清霜”在文意上也通。你覺得哪一種更好?請簡述理由。(3分)
21.答：(天地好，“天地”是指代人間。“清霜”是指代正義。著眼于空間，有立體感，突出正義之氣充滿人間)(可從修辭、句式及寫此詩的用意，主題來析)
(3)根據你的物候知識，你覺得這首詩寫的是那個季節的景象?從哪些詞語可以看出?
(2分)
答：
答案：初春(或“春季”) 詠柳 未變初黃(或“猶未變初黃”) 飛花(任說兩詞即可)
說明
這首詩把柳絮飛花的景色寫得十分生動。柳絮在東風相助之下，狂飄亂舞，鋪天蓋地，似乎整個世界都是它的了。抓住了事物的特色。使之性格化了，使人看到一個得志便猖狂的形象。
注解
①倚--仗恃，依靠。
②狂--猖狂。這兩句形容柳樹在春天綠得很快：柳條似乎還沒有發黃，但趁著東風吹暖，一下子便飛快地變綠了。
③解把--解得，懂得。
④飛花--柳絮
賞析
“未變初黃”，準確地點出了早春季節，此時柳樹枝上剛吐新芽，正是“且莫深育只淺黃”的新柳。
第一、二句寫凌亂柳枝憑借東風狂飄亂舞，第四句以“不知”一詞，對柳樹的愚蠻可笑加以嘲諷。
詩中把柳樹人格化的寫法，以及詩人對柳樹的明顯的貶抑與嘲諷，使這首詩不是燉粹地吟詠大自然中的柳樹。
詠柳而諷世，針對的是那些得志便猖狂的。
將狀物與哲理交融，含義深長，令人深思。
曾鞏《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并。
而是時，家事亦滋出。由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淮、汴、睢、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逾五湖，并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由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①，與夫雨旸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游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②，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閑時，挾書以學，于夫為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為，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為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于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為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注】①貙（chū）虺（huǐ）：貙是獸名，像貍，這里泛指猛獸。虺是毒蛇。 ②筥（jǔ）：圓形的竹筐。
10.對下列句子中加點詞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 ）
A．于是銳意欲與之并 比肩，齊等
B．而是時，家事亦滋出增益，加多
C．屬人外親之問 詢問，提問
D．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為俊杰，才俊
11．下列各組句子中，加點詞的意義和用法相同的一組是（ ）
A．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B. 蓋其一二之粗也于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
C．乃畢大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
D．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12.下列對原文有關內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確的一項是（ ）
A．曾鞏幼時“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不懂得念書的好處，而一旦覺悟，便下決心與古今文章大家并駕齊驅。
B.曾鞏經歷的風險、禍患等種種不幸，并沒有挫傷他好學的進取心，他說：“只要有空閑時間，我便拿起書本學習。”并為自己一時還不能“專心盡思”“琢雕文章”來表達內心難以言傳的情感而嘆息。
C．曾鞏呆在“卑巷窮廬”，穿“冗衣”吃“礱飯，芑莧之羹”，雖窮困窘迫卻泰然處之，是因為這可以使其“遂其志而有待”，這猶如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的境界，體現了曾鞏“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高尚節操。
D．曾鞏一一敘述自己從小到大，進退去就的情形，以及喜好傾慕文章大家之心，寫成了《學舍記》，對我們今天仍有學習借鑒之意。
13.把文中畫橫線的句子翻譯成現代漢語。
（1）十六七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4分）
（2）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4分）
（3）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4分）
答案：
10.C（問候，慰問）
11.B（“其”都是指示代詞，譯為“其中的”，意義和用法都相同。A中兩句的“所”都表稱代，但前句中指經歷世事奔波往來的“歷程”，后句指傳道授業解惑“的人”，意義不同。C中第一句表示承接，“才”，第二句中表示對事物范圍的一種限制，“僅，只”。D中第一句是“至，至于”，第二句是代詞，“這樣，如此”）
12.C（“體現了曾鞏‘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的高尚節操”對原文的概括和推斷不合理，屬無中生有）
13.(1)十六七歲的時候，看到六經的言論，讀到了古往今來的非同一般的文章，才知道應該喜歡它們。（得分點：窺-看到，讀到；者-定語后置的標志；好-喜歡；語意通順）
（2）父親亡故仿佛天崩地裂，我獨在異鄉痛苦，從數千里外遙遠的地方運柩南歸。（得分點：天傾地壞－從“喪”字看出指的是親人的亡故；殊－《過秦論》“余威震于殊俗”，“殊州”可譯為“異地、異鄉”，并且是名作狀，譯成“在異鄉”；抱喪—講成“辦喪事”亦可。）
（3）像我這樣的愚笨之人，怎么能改換了自己的志趣，轉而去追求那些呢？（得分點：若—像；易—改變、改換；豈……哉—反問句式；彼—翻譯出指代的內容或“它”亦可。）
譯文：
我年幼時便跟隨老師讀書，然而這時候，正以與家人小孩們打打鬧鬧、四處玩耍為樂，對書還不懂得愛好。十六七歲時，看出六經中的話與古今作家的文章，有超過常人的見解，才懂得讀書，從此一心一意希望將來能與古今作家并駕齊驅。
然而這時候，家中不幸的事也就連續發生了。從那以來，西北方我到過陳州、蔡州、譙縣、苦縣，睢水、汴水、淮水、泗水流域，到達京師開封。東方我渡過大江，放舟運河，越過五湖，沿著封山、禺山、會稽山，到達東海邊。南方我乘船沿長江而上，抵達夏口，遠望洞庭湖，再轉向彭蠡澤，登上大庾嶺，由湞陽到瀧水，直達南海之濱。這便是我進入社會而奔走四方的情形。那蛟魚伏藏、波濤洶涌、激流轉石的大河，那高峻的山巖、莽莽的林野，以及猛獸毒蛇聚居之地，加上雨淋日曬，嚴寒酷暑，江河中的風波和濃霧瘴毒，到處是難以預料的危機，這便是我只身漂泊、寄居遠方，而遇到的各種艱難困苦。家中的衣食藥物，房屋用具，以及簸箕篾筐之類瑣碎的小事，都是我必須操辦而用以養親活口的。那年在南京，父親忽然病故，一下子仿佛天傾地裂，在他鄉獨自呼搶痛哭，從數千里之外，運著父親的靈柩南歸，又經過多時的操勞，才完成安葬的大事，這就是我遭家禍而喪父的情形。母親生前的遺愿，以及弟弟結婚，妹妹出嫁，四季的祭祀，內外親屬的問候慶吊，向官府繳租納稅，這些就是我終日忙忙碌碌還辦不到的。我因此被弄得精疲力盡，加上又多病，能用言語敘述的，只不過是其中一兩點粗略的情況。得到一點空閑時間，拿起書本學習，對于如何立身治民，對社會現存的一切何者當增、何者當損，在好些方面我都未能加以考究觀察、討論分析。因此也就不能專心致志地琢磨文章，用以表達個人心中難于表現的情志，從而追趕古今的作家，取得可與他們相比的成績，以滿足我的愛好和向往之情，這就是我回顧自己而深為嘆息的。
當今皇帝至和初年，我所受到的干擾和事故之多更加嚴重，我的力量實在無法應付，于是只得在家休息，而到宅旁的草屋里讀書。有人嫌這屋子太低矮，也有人說它太窄小，我回頭笑著說：“這對我來說是很適合的了。我多年心神操勞、身體困乏，而為家事役使奔走，是想有所作為，我居住小巷陋室，破衣粗食，吃野菜湯，雖窮困而仍然安心，自然是想實現自己的志向而等待著機會。我所恨的倒也是有的，那就是本可掌握圣賢們的大道，可是學問還達不到。至于文章，是我平生的愛好和向往，倒是常常寫作而沒有空閑過。至于那建筑堅固、木材美好、高大壯觀的房舍，本是世上那些聰明豪俊、有優越條件和強大勢力可以依靠的人才能修得起的，像我這樣愚拙的人，怎么能改換了自己的志趣，轉而去追求那些呢？”于是我一一敘述了自己從少小到成年的經歷，以及個人的愛好和向往之心，寫成這篇《學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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