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傳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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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鞏傳原文及翻譯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漢族，建昌軍南豐（今江西省南豐縣）人，后居臨川，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曾鞏傳原文及翻譯，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原文：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修見其文，奇之。

　　中嘉二年進士第。出通判越州，歲饑，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馀。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

　　知齊州，其治以疾奸急盜為本。曲堤周氏子高橫縱，賊良民，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置于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保伍，使幾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

　　徙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為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為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鞏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南劍將樂盜廖恩既赦罪出降，余眾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懾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饒，爭欲為主守，賕請公行。鞏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于府庭，卻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后至者亦不復取也。

　　徙明、亳、滄三州。鞏負才名，欠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后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拜中書舍人。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

　　鞏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于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

　　譯文：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他從小就機智敏銳，十二歲時，曾嘗試寫作《六論》，提筆立成，文辭很有氣魄。到了二十歲，名聲已傳播到四方。歐陽修看到他的文章，十分驚異。

　　嘉二年考中進士，出任越州通判。這一年發生了饑荒，他估計常平倉儲存的糧食不足以用來救濟，而鄉間的百姓，又不能都到城里來購糧。曾鞏就張貼告示曉諭所屬的各縣，勸說富人如實申報自己儲存的糧食，共有十五萬石，讓他們將這些糧食比照常平倉的價格稍稍提高一點后賣給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買到糧食，又不出家鄉，而且糧食有余。曾鞏又讓官府借給農民種子，讓他們隨秋季的賦稅一起償還，使得農事沒有耽誤。

　　任齊州知州，他的管理以根治邪惡、迅速嚴厲地打擊盜賊作為根本。曲堤有個姓周的人家的兒子周高橫行驕縱，殘害良民，他的能力能夠影響當地的權貴和豪紳，州縣的官吏都沒有人敢去追究。曾鞏逮捕了他，處以刑罰。章邱有百姓在鄉村里聚眾結伙，號稱“霸王社”，殺人劫財，劫奪囚徒，沒有一件不能如愿的。曾鞏讓百姓組成保伍，讓他們偵察盜賊的行蹤，有盜賊就擊鼓傳遞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將盜賊擒獲。有一個名叫葛友的人，名列被追捕者之中，有一天，他到官府自首。曾鞏就招待他吃喝，送給他衣帽，給他配備了車馬和隨從，讓他四處夸耀。盜賊聽說了這件事，大多出來自首。曾鞏表面上看來是將此事到處張揚，實際上是想要離間分化那些盜賊，讓他們不能再糾合在一起。從此，齊州的人們連院門都不用關閉就可以安睡了。

　　調任洪州。適逢江西當年瘟疫大流行，曾鞏命令各縣鎮都儲存藥物以備需求。士兵和百姓生活困難不能養活自己的，就招來住在官舍，供應給他們飲食衣被等用品，分派醫生給他們治病。朝廷的軍隊征討安南，所經過的州要準備上萬人所需的物資。其他地方的官吏借此機會橫征暴斂，百姓難以忍受。曾鞏則事先分別處理好了大軍突然集結時的吃住問題，因此，軍隊離開后，城鄉的百姓都不知道。加直龍圖閣、任福州知州。南劍州將樂地方的盜匪廖恩被赦免向官府投降，余下的部屬潰散以后又糾合在一起，暗地里結成團伙，遍及各個州，一個尤其兇殘暴虐的盜匪根本不聽招降，當地百姓非常恐懼。曾鞏設計謀抓住了他，接著相繼出來自首的有二百多人。福州佛寺很多，僧侶認為佛寺的富饒有利可圖，爭著想做寺院主持，賄之事公然進行。曾鞏讓僧徒們共同推選主持，將推選的人記錄在冊，按次序補缺。在官府公開張貼文告，拒絕私下贈謝，來杜絕身邊人竊取賄賂的弊端。福州沒有職田，官府每年用賣園圃蔬菜來增加薪俸，太守自己收入常常三四十萬。曾鞏說：“太守與民爭利，怎么可以？”就停止了這種做法，后來的官員也不再這樣獲取收入了。

　　調任明州、亳州、滄州知州。曾鞏負有才名，長期任地方官，社會上不少人認為他命運不濟，時運不佳。這一時期，朝廷的一批后輩晚生出人頭地，曾鞏對此看得很淡泊。他經過京城，神宗召見他，犒勞慰問十分寵幸，于是留下他在三班院當判官。他上疏議論經費問題，神宗說：“曾鞏把節約資財作為理財的關鍵，世上談論理財的，沒有說到這點的。”他被任命為中書舍人。幾個月以后，因母喪離職。又過了幾個月，曾鞏也去世了，終年六十五歲。

　　曾鞏寫文章，引古論今，縱橫捭闔，而且越寫越好。他的寫作以“六經”為本，借鑒司馬遷、韓愈，當時善于寫文章的人，很少能超過他的。

　　推薦閱讀：曾鞏《刑賞論》原文及翻譯

　　原文：

　　《書》記皋陶之說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釋者曰：“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則不必當罪;有細功者，其賞厚則不必當功。然所以為忠厚之至者，何以論之？

　　夫圣人之治也，自閨門、鄉黨至于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則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于遠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務，則有功者易以眾也。以圣神淵懿之德而為君于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為其公卿百官于下，以上下交修而盡天下之謀慮，以公聽并觀而盡天下之情偽。當是之時，人之有罪與功也，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跡，核其虛實以審其情，然后告之于朝而加其罰、出其賞焉，則其于得失豈有不盡也哉？然及其罪麗于罰、功麗于賞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以其謀慮非不通于天下之理，以其觀聽非不周于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盡于天下之明也。然有其智而不敢以為果有其通，與周與明而不敢以為察也。必曰罪疑矣而過刑，則無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賞，則有功者不必酬也。于是其刑之也，寧薄而不敢使之過;其賞之也，寧厚而不敢使之失。

　　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導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可謂盡其心以愛人，盡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則能然乎？皋陶以是稱舜，舜以是治其天下。故刑不必察察當其罪;賞不必予予當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圣人之德至于民者，不在乎其他也。

　　及周之治，亦為三宥三赦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則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木。漢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風俗亦歸厚焉蓋其行之有深淺而其見效有小大也如此《書》之意豈虛云乎哉？

　　（選自《曾鞏集》）

　　【注】

　　①皋陶：舜帝時的一位賢臣，曾經被舜任命為掌管刑法的“理官”。

　　②麗：施加。

　　③察察：明辨，清楚。

　　④三宥三赦：《周禮》中規定，一宥不識，二宥過失，三宥遺忘;一赦幼弱，二赦老耄，三赦愚蠢。

　　譯文：

　　《尚書》中記載皋陶的說法：“罪行輕重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大小有可疑時，寧可從重獎賞。”解釋的人（指孔安國）說：處罰有可疑時要從輕處罰，獎賞有可疑時要從重獎賞，這是賞罰忠厚的到極點啊！（但是）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如果處罰輕就不一定能與罪行相抵;那些功勞小的人，如果獎賞重就不一定能與功勞相稱。然而為什么還要做到賞罰忠厚到極點，用什么來解釋它呢？

　　圣人治理天下，從家庭、鄉里到朝廷都有教化，來帶領天下的善行，那么犯罪的人就會減少;從小事、身邊的事以至國家大事都有法度，來完成天下的事業，那么立功的人就會增多。在上用圣神深邃美好的德行來做君主，在下用道德整飭清明的士人做公卿百官，君臣相互匡助來想盡天下的謀慮，通過多方面聽取意見和觀察事物來辨明天下事情的真假。在那個時候，人們有罪行和功勞時，官吏通過推究事情的原委來考察它的經過，通過核查事情的虛實來詳知它的實情，然后把它稟告朝廷，加以懲罰、給予獎賞，那么對于功勞和過失還會有遺漏嗎？然而當犯罪而加以懲罰，有功而加以獎賞時存在疑惑，憑借君臣的才能不是不足以擁有天下的智慧，憑借他們的謀慮不是不能通曉天下的道理，憑借他們的見聞不是不周知天下的故事，憑借他們官吏不是不能弄清天下的事情。然而擁有智慧卻不敢認為已經真正的了解，能夠詳盡清楚地了解卻不敢認為已經真正的洞察。一定會說，罪行有可疑而濫用刑罰，那么沒有罪的人不一定能免于懲罰;功勞有可疑而沒有獎賞，那么有功勞的人就不一定能得到酬報。因此，處罰的時候，寧可從輕處罰而不能處罰過重;獎賞的時候，寧可從重獎賞而不能錯失獎賞。

　　古時施行教化來帶領百姓，當他們有罪的時候，像這樣寬恕他們;古時制定法度來引導百姓，當他們沒有功勞的時候，像這樣給以厚賞。可以說是盡力行善去愛護他們，盡力行道去接納外物，不是忠厚到極點能這樣嗎？皋陶因此被舜稱道，舜因此治理好天下。所以懲罰不一定要明察他的罪行;獎賞不一定要厚賞他的功勞，天下的百姓已經被他的忠心所教化，被他的仁厚所折服了。所以說：“與其錯殺沒有罪過的人，寧可犯不合常法的過失，不事殺戮的德行與民心相合。”圣人的品德施于百姓，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忠厚）啊。

　　到了周朝統治的時候，也制定了三宥三赦的法令，不敢決斷有懷疑的事情，等到國家治理成功了，則忠直仁厚的教化推行到牛羊甚至草木。漢文帝也推行這一主張來減輕刑罰，隨著它的推廣，民風也回歸仁厚了。推行的力度有輕重，而它的成效有大小，像這樣的話，《尚書》中的觀點難道是沒有根據的嗎？

　　曾鞏簡介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漢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后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致堯之孫，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為“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曾敦）之一。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

　　生平

　　概述

　　曾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貧寒，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十個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親被罷官，身體也不好，所以肩負起養家的重任。

　　曾鞏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并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并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于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歷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后，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涂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寫了大量序文。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后，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于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贊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寧府（今南京）。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他還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稱"家世為儒“，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宋史》稱曾鞏年幼"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②。"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③。但據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歲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并努力學習④。到二十歲后，"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⑤大約就在這時，他曾給歐陽修寫信，并"獻雜文時務策兩編“。信里他一面稱贊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淳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詞舛駁于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圣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曾鞏當時少不更事，而能有這樣的看法，很不簡單，所言者雖有所未盡，但大體符合實際。又說："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與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于執事，茍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圣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與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確不凡近。歐陽修對于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因此，曾鞏上書之后，曾經得到歐陽修接見。據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講，歐陽修見到他之后，曾對他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歐陽修還寫了《送曾鞏秀才序》，其文云："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見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此序作于慶歷二年（1042），這時曾鞏雖見棄于有司，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

　　在這期間，曾鞏也結識了王安石，還曾向歐陽修推薦。他在《再與歐陽舍人書》中說："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非常器重。在這封信里，他不僅推薦王安石，還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歐陽修推薦。

　　后來，在《與王介甫第一書》里曾鞏又說："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由此看來，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

　　考中進士

　　曾鞏是在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在這之前，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已經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度。不過，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不同于尋常的"干謁“，不是請求薦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書》中說："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愿得矣。"這封信大概就寫于慶歷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后。曾鞏于此時寫信并投獻文章，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絕不趨炎附勢。

　　編校書籍

　　曾鞏既中進士，便被調任為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在這期間，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等，還有《梁書》、《陳書》、《南齊書》等，也都寫有“敘錄”。

　　曾鞏雖推崇歐陽修，但他的學術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學記》中說："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余，士學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一本下有"臆"字），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他對揚雄如此稱贊，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與歐陽修則頗相反。

　　此外，曾鞏還有《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于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為"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而且認為"世傳其投閣者妄"云云。曾鞏對揚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揚雄的政治態度和學術成就，對曾鞏都有影響。

　　任職情況

　　曾鞏離開館閣，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紹興一帶），其后又知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主要在"荒政"和"平盜"兩個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績。曾鞏移徙洪州時，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詩，詩云："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他這時似乎已有倦于轉徙的感嘆。此后便多次表示為了養親而不愿遠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鞏有《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執政書》，書中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于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據此，他請求"或暫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書之外，曾鞏還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親的。大概正是因為他一再申請，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后，又有詔改知明州。為此，曾鞏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希望朝廷允許他"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來移知亳州，又繼續申請。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中說："臣昨任福州，已系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茍止。二者于臣之分，實為迫切。……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元豐三年（1080），曾鞏又徙知滄州，有《滄州乞朝見狀》，說："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當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他望圣慈，許臣朝見。"于是神宗召見了曾鞏。召見之后，他曾請求登對，有《乞登對狀》，說自己被召見時，"不敢率然以對“，可是"退而伏念“，還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當天心“。此后曾鞏便被留在京師，"勾當三班院“。

　　告老還鄉

　　元豐四年（1081），有詔書說："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史稱"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于是曾鞏入朝辭謝說："此大事，非臣所敢當。"并有《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表示謙讓。

　　元豐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書舍人。這時曾鞏又有《辭中書舍人狀》，述說自己"齒發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選賢能。還有《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表示謙退。但這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卒于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終年65歲。著作有《元豐類稿》等。

　　主要成就

　　詩歌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詩。現存詩400余首，大都寫得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劉塤認為曾鞏“平生深于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隱居通議》卷七），道出了他詩歌藝術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賦體，也有一些詩長于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如《西樓》、《城南》、《詠柳》等，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于蘇洵、蘇轍。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詞僅存《賞南枝》一首。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曾鞏的學術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降及南宋，盛譽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時，只取曾鞏，不取王安石，可見當時風尚。元末明初朱右編選《八先生文集》，開始將曾鞏與韓、柳、歐、王及三蘇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作文都推尊曾鞏。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抄》，將曾鞏正式列為八大家之一，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劉大櫆、姚鼐等，將歐陽修、曾鞏的文章作為楷模，從學曾入手學歐文。這種風氣在從方苞到方東樹的幾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沒有多大改變。從宋到清，雖也有個別貶抑曾鞏的言論，但不是主流。

　　曾鞏強調六經為本源，借圣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藝術風格。無論敘事、議論都沖和平淡、委曲周詳。布局完整嚴謹，節奏舒緩不迫，語言干凈，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開闔、承轉、起伏、回環都有一定的法度，顯得規矩嚴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學習。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學“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曾鞏一生用功讀書，家里藏書二萬余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編為《金石錄》。所著文集《元豐類稿》50卷現存于世，有《四部叢刊》影元本。曾編校過《梁書》、《陳書》、《南齊書》、《列女傳》，整理過《戰國策》、《說苑》，另有《續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曾鞏還十分重視興教勸學，培養人才，在撫州居所側建有“興魯書院”，并親自定學規、執教席，推動撫州學風。在南豐“子固公園”，有曾鞏幼時讀書處──讀書巖、曾文定公祠、仰風亭、思賢堂，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也是后人為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

　　南豐曾氏為耕讀世家。自鞏之祖父致堯于太平興國八年（983）舉進士起，77年間曾家出了進士19位。進士中，致堯輩7人，其子易占輩6人，其孫鞏輩6人。此外，鞏之妹婿王安國、王補之、王彥深等一批人亦皆進士。披閱《建昌府志》、《南豐縣志》及諸曾著作如鞏之《元豐類稿》，我們不能不被該家族的儒學底蘊、文化積淀與苦學精神所震驚。曾鞏進士同年蘇軾、蘇轍贈詩稱：“儒術遠追齊稷下，文詞近比漢京西”，非虛言也。

　　應用文

　　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于史傳、策論一類的應用文。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志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應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現代應用文的發展不無指導意義。

　　應用文起源于堯舜時代。他在《辭中書舍人狀》中論述應用文的歷史發展時，斷定應用文起源于堯舜時代。在唐、虞、夏、商、周時代。君主一方面創新政事，按百官的實績賜與爵位和恩惠，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一定要有詔、號、令、命一類的應用文詔告天下，傳達君主的意圖。于是君主挑選聰明、才能出眾、工於語言的文學大臣載於典冊，使君主的意圖傳布暢達，施行於天下，傳於后世，這樣就產生了應用文，以作為教化治理的工具。“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逸、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散揚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辭中書舍人狀》)應用文起源于堯舜是他根據有圣君就有應用文推斷出來的。因為圣君要治理國家，治國的號令要使天下人周知，唯一的途徑就是借“能言之士”通過文字傳達，應用文是治理國家所必須的。”蓋圣君難諭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后是於文辭”(《謝中書舍人表》最早的應用文見於甲骨卜辭，是現今通行的說法，曾鞏認為應用文的起源早于甲骨卜辭。這種說法還是可信的。其一，符合應用文為應用而產生的實際；其二，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據考古研究的資料表明，漢字歷史可遠溯到五六千年前。（節選自《應用寫作》學術月刊1995年第1期《曾鞏應用文論》）

　　主要著作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對兼并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時，總是以“仁”為懷，“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齊州雜詩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認為法愈密，則弊愈多。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茍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戰國策目錄序》)的觀點。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為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宋史》本傳說他“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重理，語言婉曲流暢，節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他的記敘性散文，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著名的《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范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練，結構十分嚴謹。《戰國策目錄序》論辯人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贊嘆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贈曾子固》)。蘇軾也說：“醉翁門下士，雜從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曾鞏也擅長寫詩，有400余首傳世。其詩或雄渾瑰偉，或委婉超逸，無不含義深刻，妙趣橫生。《迫租》描繪了“今歲九夏旱，赤日萬里灼”，“計雖賣強壯，勢不旭弱”的慘狀，發出“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的呼聲，與王安石的《兼并》詩有異曲同工之妙。絕句《西樓》、《城南》，清新雋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他的詠物詩多數富有新意，如《詠柳》詩：“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曾鞏的詩作，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又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為人們所注意。曾鞏一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戰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戰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采錄，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書，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20000多冊；收集篆刻500卷，名為《金石錄》。曾鞏治學嚴謹，每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故能“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說他的文章“一落紙，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狀》，見《元豐類稿》卷末)。曾鞏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于他。《宋元學案》云：“陳無己(師道)好學苦志．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為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意加備，無己大服。” 曾鞏的文章對后世的影響也很大。南宋朱熹“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嘗誦習”。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順之、茅坤、歸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劉大槐、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明史·王慎中傳》載：“慎中為文，初主秦漢，謂東京之下無可取，已司歐、曾作文之法，乃盡焚舊作，一意師仿，尤得力于曾鞏；順之初不服，久亦變而從之。” 曾鞏一生著述豐富，有《元豐類稿》50卷、《續元豐類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還著有《衛道錄》、《大學稽中傳》、《禮經類編》、《雜職》、《宋朝政要策》、《詩經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續稿》、《外集》散佚不傳，今僅存《元豐類稿》 50卷。又世傳《隆平集》30卷舊題曾鞏撰，前人考訂系出于偽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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