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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傳》第六章 港戰中的印象
引導語：張愛玲為什么會成為20世紀中國最為徹底的唯美主義者?童年、少年時期的生活對她的影響相當深刻：煊赫門族漸次散去的繁華喧鬧導致了她對時間流逝的異常敏感，父母之家的分裂更導致了她觀察人生、世界的“眼光”的分裂。下面是記錄張愛玲事跡的作品《張愛玲傳》第6章《港戰中的印象》，我們一起閱讀了解吧。
張愛玲一心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窗外事正多，不由分說地來影響她的命運。1942年12月，日本人進攻香港，中斷了她埋首書本的學生生活，幾年前因為歐戰，她未能如愿去英國讀書，這一次她畢業后赴英國深造的計劃再次受挫。不過對她不久以后就將開始的寫作生涯而言，學業的中斷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到此時為止，張愛玲一直生活在一個與社會保持著相當距離的封閉環境中，她的人生經驗差不多全是家庭生活提供的，對更廣闊的社會生活的了解大多來自閱讀以及其他形式的間接體驗。戰事使她得到了一次直接與社會照面的機會，從戰爭爆發到她離港返滬，中間只有很短的時間，而且以她的內省與疏離的傾向，她依然扮演著被動的角色，但是如她自己所言，這段時間里的所見所聞對她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關鍵是她的“身世之感”中注入了更多非個人性的內容，她的個人經歷與一種對社會、歷史、人性的更廣大的體驗銜接了起來。如果說在開始寫作生涯之前，張愛玲已經擁有一個相當完整的經驗世界，一個穩定、成熟的人生觀，那么可以說，港戰中的經歷為之補上了最后的，也是重要的一筆。
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香港的抗戰是英國人的抗戰。開戰的消息在這里并沒有像在內地那樣激起高漲的民族情緒。張愛玲是個冷眼的旁觀和體驗者，像她周圍的大多數人一樣，映現在她眼中的戰爭不是它的政治色彩、民族色彩，而是它的災難性質。在這個意義上，戰爭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
英軍的一座要塞挨著港大，日軍的飛機來轟炸，她和同學們都躲到宿舍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里，聽著外面機關槍響著如同雨打殘荷，有說不出的惶恐和恍惚。幾天禁閉過后，港大停止了辦公，有地方可去的同學都走了，張愛玲隨了一大幫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領了證章參加守城工作。此舉是出于不得已，她倒不是要做志愿者：學校已關門大吉，離開學校她便無處可去，吃住都無著落。可是領了證章也不見得就得了保險，戰事期間到處都亂作一團，像她這樣的防空團員只能分到米和黃豆，沒有油，也無燃料。張愛玲原本不善自理，更未對付過這種日子，也許是無從措手，也許是懶得動手，她接連兩天什么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
她對饑餓的體驗畢竟是膚淺的、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體驗到了人生的安穩是何其脆弱。在災難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確定性。她回憶圍城中的感受時這樣描述道：“……什么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許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無牽無掛的空虛與絕望……”——仍然是一種不安全感，只是它現在已不僅僅是建立在純粹個人遭際的基礎上，而獲得了更廣闊的視景。同時，由于戰爭帶來的破壞與一己環境中的不和諧相比更是無從捉摸、無從控制的，因此不安全感也就來得分外強烈。就在這樣的感受中，張愛玲升騰起自己關于個人命運的玄思：社會、歷史的運作有如天道無親，個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他被撥弄于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間，根本無從掌握自己的命運，自覺的努力、追求“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面對一己人生的沉浮變幻，人唯有茫然、惘然。
這樣的想法后來成為她下意識的一部分背景，往明確里說，也可以講是她對人生的穩定把握的一部分。戰爭、社會性的運動等等非個人的人類行為在她皆表現為惘惘的威脅，無情地侵入個人的世界，不由分說地將個人裹挾而去。此后張愛玲還將通過自己的經歷、見聞和感受一再向自己印證這樣的認知。比如，1949年以后到她離開祖國大陸這段時間里她的所見所聞所感，就肯定再次對她證明了驚天動地的變革面前，個人世界的安穩是如何難以守護。所以她的小說盡管大多不是社會性的，然而超出那些沉醉于封閉世界的渾然不覺的人物的視界之外，讀者總能隱約意識到故事后面是一個風雨飄搖的世界。不管后來她如何深化和豐富她的認知，她的這種憂患意識首先是在港戰中獲得的，在《傾城之戀》的結尾，她借著對白流蘇命運的議論，將她在港戰中的感受直白地表達出來。
可以讓她對個人命運產生惶惑、迷惘之感的一個具體事件是佛朗士教授的死——這是港戰期間對她觸動較大的一件事。佛朗士同其他英國人一樣被征入伍，張愛玲還記得開戰以前，每逢志愿兵操演，這位豁達幽默的教授總會帶幾分調侃拖長了腔調通知他的學生：“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開戰后的一個黃昏，佛朗士回到兵營里去，一邊走一邊思索著什么問題，沒聽見哨兵的吆喝，哨兵便開了槍。令她感嘆的還不是佛朗士死在自己人的槍下，決無“求仁得仁”的壯烈，而是這位有幾分玩世的教授其實對保衛殖民地并無多少熱情，他之入伍亦無多少“志愿”的成分，不過是無可無不可的隨波逐流，不欲有異于眾而已，誰知竟莫名其妙送了命。換了堅定的歷史唯物論者，或許會以必然、偶然、不可免的犧牲之類來解釋此事，但是對于張愛玲，理論是從來沒有說服力的，她不能不感到人類行為的荒誕、不可理喻，也不能不從佛朗士的命運去懷疑世上是否真有所謂因果的法則。不知是出于有心還是無意，她述及此事時用了“槍殺”一詞(“我們得到了佛朗士教授被槍殺的消息”)，或許她覺得這個字眼猶能傳達出某種荒誕感，以及這意外事件中包含的人生諷刺?無論如何，此事給她印象之深是顯而易見的。她頗有幾分動情地感慨道：“想不到‘練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除了對胡適之，我們還很少看到她對誰有這樣的追念之情。
但是張愛玲在更多的時候當然仍是保持著她冷眼旁觀的一貫作風，她將冷靜而挑剔的眼光投向周圍的人，同時也投向自己，于眾人的種種反應與行為中張看著人性。她發現了人性的盲目和偏執，人人都縮在自己封閉的殼里，對現實的處境渾然不覺：“我們對于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比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雖然不舒服，而且沒完沒結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她的同學因戰時沒有相應的時裝而犯愁;飛機在天上扔炸彈，門洞子里躲空襲的人在無謂地爭閑氣，誰都振振有詞;一個受輕傷的年輕人因暫時成了眾人注意的中心而洋洋得意;空襲警報剛剛解除，人們又“不顧命地軋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落在她眼中的這一切都讓她相信戰爭并不帶來真正的震蕩，人們一邊本能地惶恐著、驚怕著，一邊對情勢的嚴重性毫無意識，虛榮心、貪小利、自我中心等這些世態劇中最常出現也最易受到嘲諷的內容在戰爭的災難背景下仍然若無其事地繼續搬演著。
張愛玲亦是她平日的疏離態度。她經歷的最驚險的一幕是有一次飛機扔炸彈，轟然一聲似乎就摜在頭頂上，她將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陣才知自己沒有被炸死。她是防空員，但那身份與她似是不相干的，她稱自己是個“不盡職的人”，她還是在局外。防空員駐扎在馮平山圖書館，張愛玲在這里找到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圖書館房頂上架著高射機槍，成了日軍的轟炸目標，炸彈一顆顆轟然落下，越落越近，她只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還有一部《官場現形記》，她大約也是在這里發現的，這書也能讓她讀得如醉如癡，渾然忘我。雖然外面戰火紛飛，圍城中的大部分時間她還是能在躲空襲的人群中找到一個角落，埋頭讀她的《官場現形記》。她那時已經因用功過度患了深度近視，光線不充足，書上的字又印得極小，她還是“在炮火下”把書讀完了。一邊讀，她一面擔心的還是“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倒不擔心她的眼睛——“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么呢?”然則若是炸死了，讀書又有何用呢?這個她卻沒自問，讀書在她已成一種本能行為，以后她去當看護，也還是躲在一邊看書。
十八天的圍城過去，香港落入日本人之手，應該說是淪陷了，可是香港原本是殖民地，戰事的平息好似災難的過去，人們反倒沉浸在莫名的興奮、狂喜之中。——“我們暫時可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狂呢?”張愛玲還記得和她的同學一道滿街尋找冰淇淋和唇膏，挨個闖進每一家店里打探是否吃得上冰淇淋，得知有一家第二天可能有賣，這些平日養尊處優的大小姐次日居然步行十多里路去飽這點口福。而且她們天天帶了莫名的興奮到城里逛街。她后來稱她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做一件消遣”。在街上逛著，她看見這里那里觸目皆是小吃攤，三教九流的人，包括衣冠楚楚的體面人都改行做了餅師。有時她們立在街頭的小攤上吃滾油煎的蘿卜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青紫的尸首，就這也不能打消她們的興致。
一面沒在狂喜的人群里，一面她卻也有眾醉獨醒的冷眼觀照：“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里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一個重大的事件過去，在人們的意識中竟沒有留下什么痕跡，沒有反省，沒有對人生的真正了悟，有的只是動物式的本能的慶幸，一種延續生命的可能，一個重新吃東西的機會，生存的最起碼條件一下變得有如上天賜福，帶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滿足，這不能不使她感到人性的盲目和人的可憐可笑。
她的一位叫蘇雷珈的同學倒是因為戰爭變得話也多了，人也干練了。蘇雷珈來自馬來半島的偏僻小鎮，原先受的是修道院式的教育，她學的是醫科，無知到會向人打聽被解剖的尸體是否穿衣服，校內傳為笑談。用張愛玲的話說，她是“天真得可恥”。雖然她不大可能是《沉香屑：第一爐香》中愫細的原型，我們仍可以從小說開始時帶了夸張神秘表情向“我”講述“穢褻”故事的那個女孩身上瞥見她的影子。開戰后蘇雷珈念念不忘她的時裝，炸彈就在宿舍的隔壁爆炸，舍監在催促眾人下山，她仍力排眾議將衣服收拾了一大箱冒了炮火運下山。箱子里的衣服在她當臨時看護時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她因此得了男看護的注意，自信地與男看護們混在一起，她膽子大了，能吃苦，能擔風險，也會開玩笑了。張愛玲的冷眼引導她去發現蘇雷珈的轉變其實是虛榮心的作用，她還是她。她敘述此事固然有戲謔之意，里面卻有真實的心理觀察。
與大多數學生的漠然、空虛相比，有位叫喬納生的同學可以稱得上是有為的青年了。他曾經加入志愿軍上陣打過仗，停戰后眾人慶幸狂歡，唯獨他充滿鄙夷和憤恨，他鄙夷的不是周圍人對戰爭的漠然，憤恨的不是未能打贏這場戰爭，而是計較原先許給他們這些志愿兵的特別優待條件沒有兌現。打仗時他受命與另一學生出壕去將受傷的英國兵抬進來，他對此事耿耿于懷：“我們兩條命不抵他們一條。”張愛玲揶揄地稱喬納生“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出生入死，他仍然是他素來的自我中心，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投筆從戎之際大約以為戰爭是基督教青年會所組織的九龍遠足旅行”，戰爭實質上絲毫沒有讓他對現實有所認識。
然而戰爭畢竟是戰爭。港大的學生開戰之初大都樂得歡蹦亂跳，因為平白免去了一場大考。戰爭中吃夠了苦頭，他們多少改掉了不切實際的作風，用張愛玲的話說，是“比較知道輕重了”。只是這由務虛到務實的轉變令她悚然，更讓她感到人的空虛。困在學校里的學生無事可做，成天就是買菜、燒菜、調情，無聊地在玻璃窗上涂滿“家，甜蜜的家”的字樣，或者是進入更直接的“男女”。這是否就是人現出的本相?張愛玲不禁要懷疑人是否真有所謂“進步”：“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么?事實是如此。”這種懷疑態度成為張愛玲張看人生、考察人性的又一個穩定的視角，她總是能夠發現現代人的機智、裝飾后面的空虛，逼使她的人物露出原始人的本相。
不過最令張愛玲感到不耐的，還是喬納生式的“熱血青年”。在她看來，他們慷慨激昂的調子空洞蒼白，而且可笑，因為與真實的人生毫不相干。內地的青年在抗戰爆發之初對未來充滿幻想，相信戰火將給民族帶來生機，人亦將成為嶄新的人。張愛玲執著于她的所聞所見，同時也受她獨特的視角的指引，對“炮火的洗禮”云云唯有不屑和鄙夷。相比而言，她看到人們在現實面前退縮、屈服，卻表現出更多的寬容和同情，因為以她的觀點，那畢竟是對真實人生的某種趨近。
香港戰事中，許多人受不了無牽無掛的空虛絕望，急于抓住一點實在的東西，沒結婚的人都趕著結婚了。報紙上擠滿了結婚廣告，張的同學中提早結婚的也有。她在防空總部的辦公室里曾遇到過一對準備領結婚證的男女，她揣度那男的“在平日也許并不是一個‘善眉善眼’的人”，他或者是個范柳原式玩世不恭的浪蕩子，可是現在到這里來借汽車，一等幾個小時，卻是不時地與新娘子默默對視著，眼里滿是戀戀不舍之情。朝不保夕的環境教他學會了憐取眼前人，珍惜到手的東西。這一幕給張愛玲極深的印象，或者她由此得了創作《傾城之戀》的靈感也未可知。至少我們可以說，她替白流蘇、范柳原安排下那樣一種結局時，腦子里一定想著那些匆匆結婚的人們，尤其是那對男女。放棄人生的其他許多重要的內容，退縮到個人生活的封閉小天地，固然令她感到莫名的悲哀，另一面她也有理解的同情，范柳原態度的轉變在她看來乃是“艱苦的環境中應有的自覺”。假如說“自動地限制自己的活動范圍，到底是青年的悲劇”，那這悲劇中也貯滿她樂于尋覓的人生的蒼涼意味，而張愛玲寫《傾城之戀》也正是要傳達出這種意味。
香港淪陷后，張愛玲倒又同她的許多同學一起，到“大學堂臨時醫院”去當看護。與她去做防空員一樣，她做看護也還是出于不得已——張愛玲從未對社會服務表現出什么熱情。這醫院利用的就是港大的校舍，環境原是她所熟悉的，現在住滿病人，對她成了一個陌生的、從未接觸過的世界。她的病房里住的大都是戰事中中了流彈的苦力，或是戰亂中趁火打劫搶東西被擊傷逮捕的人，斷胳膊斷腿，沉默、煩躁地躺在那里。臟亂的環境、污濁的空氣、流血流膿的傷口、奇臭的爛蝕癥、殘損的肢體、麻木的面孔、痛苦扭曲的表情，這一切與張愛玲熟悉的充滿布爾喬亞氣息的世界相去實在太遠，仿佛是現實的骯臟的某種呈現，逼著她注視。雖然她在另一場合說及中國人的生活時曾說“臟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她在病房里卻全無這樣的寬宏和從容品味的心緒，她只有一種近乎本能的不自在、憎惡、惡心。
布爾喬亞的世界里如果有痛苦，那也絕不是這樣窮形盡相的、赤裸的痛苦——她受不了這種痛苦。病房里有一個尻骨上得了爛蝕癥的患者，痛得受不了，常常整夜整夜地大聲呻喚，張愛玲沒有同情，唯有厭惡，“因為他在那里受磨難”——生命應當是華美的，是盡情的享受，不該有這樣的慘厲。她時常上夜班，那個病人的呻喚成了她的一種折磨。她給我們記下了某天夜里的情形，那時她的同伴都昏昏欲睡，唯她一個醒著，去廚房燒牛奶：
……我把牛奶倒進去，銅鍋坐在藍色的煤氣火焰中，像一尊銅佛坐在青蓮花上，澄靜、光麗。但是那拖長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到廚房里來了。小小的廚房只點一支白蠟燭，我看守著將沸的牛奶，心里發慌發怒，像被獵的獸。
這一幕極準確地傳達出張愛玲自己的形象，她于臟與亂之中仍能為自己布置起一個“澄靜、光麗”的封閉小世界，她亦拼命地閉上眼睛拒絕、抵擋外面的骯臟現實，而那個現實如同病人悠長、痛苦的叫聲，執拗地擠進她的世界，侵入她的意識，令她心煩意亂。
對骯臟現實厭惡、懼怕的情緒驅走了與現實保持一定距離時可能會有的同情心，她稱她自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沒良心的看護”。對于病人的要求，能不理會的她盡量不理會，爛蝕癥病人不停叫喚著，直要到病房里的其他人都醒了，看不過去幫著一起喊，她才煩惱萬分地出現。屏風后面是她的避難所，大部分時間她躲在那里看書，用書擋開外面發生的一切。她的同伴也和她一樣冷漠。如果說有不同，那就是她有更多的惱恨，不光是恨那個病人，因為她一邊逃避著責任，一邊也在通過同伴和自己的行為、態度究詰著人性。那個病人的死使她們如釋重負，同時我們又看到她以怎樣的并不超脫的語氣敘述她們的反應：
這人死的那天我們大家都歡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時候，我們將他的后事交給有經驗的職業看護，自己縮到廚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爐小面包，味道頗像中國酒釀餅。雞在叫，又是一個凍白的早晨。我們這些自私的人若無其事地活下去了。
尖刻的諷刺后面是壓抑了的悲哀。在這里，她和同伴的態度皆成為一種人性的證明，向她證明著人的孤獨與自私，其中包含著人生的諷刺。張愛玲的冷嘲并無多少自責之意，她無意于道德上的判斷，假如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假如人生來就是孤獨的，自責又有何用?對于她，問題的關鍵不是道德原則的重申，而是人性的真相必須接受。戰爭的特殊環境使得這真相驟然地以某種較平時更為觸目的形式暴露在人們面前。在《燼余錄》的結尾，我們看到張愛玲帶著難以明言的復雜情緒接受她所發現的真相：
時代的車轟轟地往前開。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驚心動魄。就可惜我們只顧忙著在一瞥即逝的櫥窗里找尋我們自己的影子——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與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張愛玲在香港戰事中感受到的一切，全都濃縮在這兒了。
一個作家最好的早期訓練是什么?海明威回答說：“不愉快的童年。”喬治·曾林浦敦：《海明威訪問記》，見《海明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76頁。這肯定不是絕對真理。假如可以將“童年”的時限大大放寬，或者干脆改作“早年”，那此話對張愛玲至少是適用的。不愉快的經歷使她早熟，使她養成內省的傾向，早熟、內省使她能夠從自身的經歷中提取更多的東西，所以她有一段并不算坎坷復雜的經歷，卻擁有一份并不簡單膚淺的人生經驗。對于不覺者，再豐富的閱歷亦無用處，張愛玲的早熟早慧則使她有可能將有限的閱歷轉化為深度的人性體驗，直至借此構筑成一個雖然狹小卻相當深邃、完整的經驗世界。她早年的經驗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并且可以當做一個自足的世界來對待、把握，不僅因為這是她創作《傳奇》的靈感源泉，更因她以此為依托，已經形成了穩定的人生觀，其后的發展并未溢出這個基本的框架;同時她亦由此形成了張看人生的獨特視角，在后來的寫作生涯中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個視角，縱使她求助于其他的經驗，縱使她后來延展、擴大了自己的視景。
張愛玲的小說世界與她的經歷，準確點說是與她的經驗世界關系密切。這里所謂經驗指的是個人經歷中一些富有典型意味的事件里所凝聚的作家對于生活的主觀感受;是事件對當事人的影響或者說是經歷中已經為主觀感受滲透、溶解了的部分。張愛玲不是那種天馬行空、更多憑恃想象力的作家，她戀戀于事實的人生味——所謂“事實的金石聲”。對于她，“生活空氣的浸潤感染”尤其重要，有了鮮活的感覺她才能自信地復活人生的原汁原味，而這感覺當然最好是向她的經驗去尋找。另一方面，她的生活天地狹小，閱歷并不豐富，所以她對自己的經驗格外珍惜，力求使其涓滴不漏地轉化到虛構世界中去。在她的小說創作中，尤其是在《傳奇》里，她無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她早年所經驗到的一切，盡管它們在小說中出現時已經被高度地藝術化了。
細讀張愛玲的小說，我們經常會發現她的生活經歷與小說世界、她的個人經驗與人物的感受之間的奇妙對應。沒落的貴族之家是她小說中最常見的場景，不論我們將“場景”理解成環境、氣氛，還是情調——張的“場景”通常具有三者打成一片的渾然一體的效果。我們在《金鎖記》、《花凋》、《留情》、《傾城之戀》、《茉莉香片》、未完成的《創世紀》，乃至以女傭為主角的《小艾》中一再發現了它。在她小說中另一頻頻出現的場景是香港，而如前面說過的那樣，她在香港的經歷正是她經驗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她常常喜歡將這兩個場景組合到一起，把她的兩段生活放到一處來處理。她的人物大多在生活中是有其原型的，除去《茉莉香片》中傳慶及其父母有她家人的影子之外，她小說中的許多其他人物也往往取自她熟悉或是有過接觸的人，比如《連環套》中的霓喜及女婿，其原型麥唐納太太、潘那磯先生她都見過。《〈張看〉自序》。而據她自己后來所言，范柳原和《留情》中的米堯晶也有所本。水晶：《蟬——夜訪張愛玲》。張愛玲在同水晶的談話中稱《傳奇》里的故事和人物，“差不多都‘各有其本’”。談到《紅玫瑰與白玫瑰》時她說明男主人公和白玫瑰她都見到過，紅玫瑰則只是聽到過。雖然張愛玲創造人物的習慣做法是“雜取多人為一人”，她卻喜歡從某個特定的原型開始，因為特定的原型(哪怕只見過一面也好)可以幫助她比較容易地找到她所需要的感覺，使她的想象有一個給她踏實感的憑附。
她筆下人物的許多感受經常來自她本人的具體經驗，她也樂于將自己的感受寄植于不同人物的身上，借助人物對各自所處特定情境的反應表現出來。《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作為一個窮親戚的許多心理活動都傳達出張愛玲在香港讀書期間的感受。《十八春》中顧曼楨在禁閉中的恐怖感與張在父親家被關禁閉時的感受顯然也存在著某種對應，白流蘇在意識到自己在那個沒落之家必然的悲劇命運后發出的“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的恍惚的自語，更無疑是她出走前在父親家一段親身體驗在虛構世界的回聲。張愛玲甚至也愿意讓一些與她相去甚遠的人物分享自己的人生體驗。比如《金鎖記》中七巧在姜季澤離去后對因與果的困惑反映了張愛玲對人生遭際復雜性的感慨，《留情》中米堯晶“對于這個世界他的愛不是愛而是痛惜”的嘆謂是張對人生憂患意識的流露。
如此這般“拆碎七寶樓臺”，將藝術還原為材料，當然是煞風景的事情。事實上張愛玲決不肯像郁達夫一類的作家，徑直把文學當做傳記來作，亦不肯以簡單的方式來處理她的自我形象。她的種種人生體驗于她是共時性的存在，是相互滲透重疊的完整“世界”，舊式家庭與香港兩個場景的嫁接，將自己的情緒、感受寄植到不同類型的人物身上都是明證。找出張愛玲的生活與創作之間某些可以指認的關系并非要做索引，雖然它也許可以提供某些軼聞軼事的趣味，其真正的意義卻是應該幫助我們感知她的經驗世界與小說世界之間的整體的對應。英國名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有言：“一種占支配地位的經驗賦予一書架的小說以一種體系上的統一性。”所謂“經驗世界”可說是占支配地位的經驗的總和。這是張愛玲意識的深層結構，或者說是下意識的一部分背景，不論她在某篇小說中直接描繪的是哪一個部分，作為一個整體，它們都在她想象力的深處蠢動，當虛構世界完成時，便化為彌漫其中的空氣，不一定看得見，摸得著，但卻無時不在，無所不在。而一個優秀作家的真正考驗，當然是看他能否將個人性的經驗真正地藝術化，升華為具有普遍性的東西。
不過在走入她創造的世界以前，我們最好還是先來看看張愛玲早年的另一種訓練——寫作基本功的訓練，也追蹤一下她回到上海后一舉成名的經過。
讀《張愛玲傳》有感
談起張愛玲總讓人心中不由生出些感慨來。在眾人眼中，她就像是從風花雪月的民國里款款走出來的一個清瘦女子，身影孤寂，不沾一絲凡塵俗氣。但在我細細打開這一爐沉香，品味其中的故事，才明白，那冰冷堅硬的外殼，只是為了掩飾她的纖弱與敏感。
她出生在落沒的貴族家庭，雖不比先代，但日子總算是富裕舒適的，自小張愛玲就在閱讀寫作方面表現出巨大的天賦。可惜不幸遭受家庭破碎，又受盡父親的虐待，使僅十二歲的小張愛玲表現出超出同齡人的冷傲與悲涼，那種涼是滲到骨子里的。所以才能說出“生命如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這樣的話來。
我想，所謂傳奇便不過是經歷的比常人更多了。張愛玲亦是如此。好不容易逃出那個冷漠的家，與甚是崇拜的母親生活在一起，在校內過著獨守一片寧靜的日子，若一直如此，其實也未嘗不是人生一大樂事，多出些老莊的意境來。但就在這時，傳奇又戲劇的人生又開始了――遇到了戰爭。戰爭使她不得不暫停學業，但她又怎知道這一停竟成了悲劇的開始。
想必是人性所趨，使得人們總認為鏡中花，水中月才是最好的。胡蘭成便是這樣。他深深地迷上了張愛玲的才氣，傲氣與伸手不可觸了。于是他想盡辦法望一睹她的風采，深入她的生命中。孤傲的張愛玲心中總還是單純的，不出數月，她已對他卸下所有的兵器，而顯然他已沒有了當初的熱情。其實，聰明如張愛玲，心中怎會不知她就是他的一根煙，在盒子里躺久后，幸運地被抽到。而待到最后一縷生命燃盡時，也就只剩下了厚而無用的煙嘴被掐滅在冰冷混雜的煙灰缸里了。然而她是不甘于平凡的'，有顆熾熱的心讓她決定瘋狂一回，所以即使明了這一切，還是選擇義無反顧地愛著，直到被拋棄，被厭棄，被嫌棄。對此，怎能不發一句“唱不盡的浮世悲歡，道不完的風塵悲涼”的感慨來呢?她當年的一句“因為懂得，所以慈悲”至今仍在耳畔。
之后，愛玲也曾再次打開千瘡百孔的心去接受桑弧，這個她生命中第二個男人。但結果終是不好的。
既然情場失意，那張愛玲也就不得不從其文思才情里尋找解藥了。或許是受愛情的影響吧，使她的作品自此少了份孤傲，而多了份幽怨來。她不再從煙火里提煉出有深意的地方用如珠如玉的文字串成珠璣之文，而是多發對愛情觀的闡釋。其中一句我印象頗深――娶了紅玫瑰，久而久之，紅的變成了墻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還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飯黏子，紅的卻是心口上一顆朱砂痣。其中深意，想必再沒有她自己更清楚的了。
說來也奇，談到張愛玲，腦中便不覺浮出李清照的影子。或許是因為二人皆有滿腹才情吧。然而比起李清照的家國恨來，張愛玲的兒女私情反倒顯得有些真實，更有感觸寫了。一直覺得愛玲就像一朵盛開在廢墟里的花朵，太過艷麗，更顯悲涼。若要論其人生唯一的溫暖，恐怕就是這之后遇到的賴雅了。他對她來說是丈夫，更是父親，之間并沒有與胡蘭成般的熱烈，而這份平靜也正是這段婚姻得以延續直至賴雅去世為止的原因。
賴雅走后，愛玲的世界又只剩下冷色調了。終究還是與世隔絕了。她靜的厲害，若不是陸續有幾部作品的發表，世人早已遺忘了這位女才人的存在了。她靜的厲害，就連死也是那樣安靜，就睡在精致的地毯上，旁邊沁著墨香。她終于獲得自由了，怪不得嘴角會有一抹久違的笑意。
張愛玲的時代結束了，她的到來，如夏花之絢爛，她的歸去，又如秋葉之靜美。
我曾說過她是廢墟里的一朵花，那么愿她來世為蝶，回來尋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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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傳》第七章 少作04-16
《張愛玲傳》第九章 成名07-15
《張愛玲傳》第五章 讀書歲月04-15
《張愛玲傳》第十二章《流言》04-21
張愛玲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意識04-01
《呼蘭河傳》中的好詞好句04-11
張愛玲經典散文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