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說文言文原文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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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說文言文原文及翻譯

　　在平凡的學習生活中，大家都經常接觸到文言文吧？文言文是與駢文相對的，奇句單行，不講對偶聲律的散體文。還記得以前背過的文言文都有哪些嗎？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師說文言文原文及翻譯，歡迎閱讀與收藏。

師說文言文原文及翻譯

　　師說

　　作者：韓愈

　　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圣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作品介紹】:

　　【譯文】：

　　古代求學的人必定有老師。老師，是用來傳授道理、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一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的問題,就始終不能解開。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來就比我早，我跟從他，拜他為老師;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從他，拜他為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的，哪管他的年齡比我大還是小呢?因此，無論高低貴賤，無論年長年幼，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要人沒有疑惑也難了!古代的圣人，他們超出一般人很遠，尚且要跟從老師請教(他，焉為代詞);現在的一般人，他們才智不及圣人也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為愚人，大概都是由于這個原因吧? 愛自己的孩子，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于他自己，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涂啊!那些兒童的老師，教他讀書，學習書中的文句的停頓，并不是我所說的傳授道理，解答疑難問題的老師。不知句子停頓要問老師，有疑惑不能解決卻不愿問老師;小的方面學習了大的卻丟了[2]。我沒有看到他的明達。巫醫、樂師、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一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們。問他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把地位低的人當做老師，就足以感到恥辱;把官大的人當做老師，就被認為近于諂媚。”哎!求師的風尚難以恢復由此可以知道了!巫醫、樂師、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現在他們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這些人了，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所以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不一定比學生賢明。接受道理有早有晚，學問和技藝上各有各的專門研究，如此而已。

　　李家的孩子叫李蟠的，十七歲，喜歡古文，六藝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沒有被時代的風氣所影響，向我學習。我贊賞他能履行古人之道，寫《師說》送給他。

　　【寫作背景】：

　　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師，不應因地位貴賤或年齡差別，就不肯虛心學習。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證，申明求師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時人實不應背棄古道。

　　這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文。文章論述了從師表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

　　中國古代的學校教育十分發達，從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學。韓愈寫這篇文章時三十五歲，正在國子監任教。那么，韓愈為什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道之不傳也久矣”？原來他所說的“師”，有其獨特含義。既不是指各級官府的學校老師，也不是指“授之書而習其句讀”的啟蒙教師，而是指社會上學有所成，能夠“傳道受業解惑”的人。韓愈既以這樣的人自我標榜，也以好為人師而著稱。《新唐書》本傳說他“成就后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

　　唐代，魏晉以來的門閥制度仍有沿襲。貴族子弟都入弘文館、崇文館和國子學。他們無論學業如何，都有官可做。韓愈寫《師說》的社會背景，可以從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的一段話里看出。柳宗元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見，韓愈作《師說》，大張旗鼓地宣揚自己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

　　實際上，可以把《師說》看作韓愈提倡“古文”的一個莊嚴宣言。六朝以來，駢文盛行，寫文章不重視思想內容，講求對偶聲韻和詞句華麗，盡管也產生了一些藝術成就很高的作品，卻導致了文學創作中浮靡之風的泛濫。這種風氣，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韓愈不是第一個提倡“古文”的人，卻是一個集大成者。他無論在文學理論還是在創作實踐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運動”的興起、發展，主張“文以載道”，并身體力行，培養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創作的年輕人。

　　【講解】：

　　《師說》是韓愈的一篇著名論文。據方成珪《昌黎先生詩文年譜》考證，此文作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一年，韓愈35歲，任國子監四門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職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壇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導的“古文運動”也已經開展，他是這個運動公認的領袖。這篇文章是針對門第觀念影響下“恥學于師”的壞風氣寫的。門第觀念源于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為代表的門閥制度，重門第之分，嚴士庶之別，士族的子弟，憑高貴的門第可以做官，他們不需要學習，也看不起老師，他們尊“家法”而鄙從師。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廢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為區分門第的標準。這對擇師也有很大的影響，在當時士大夫階層中，就普遍存在著從師“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的心理。韓愈反對這種錯誤的觀念，提出以“道”為師，“道”在即師在，這是有進步意義的。與韓愈同時代的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由此可以看出《師說》的寫作背景和作者的斗爭精神。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論題，并以教師的職能作用總論從師的重要性和擇師的標準。開篇第一句“古之學者必有師”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說明古人重視師道，又針對現實，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語氣極為肯定。然后指出師的職能作用是“傳道受業解惑”，從正面申述中心論點。接著緊扣“解惑”二字，從不從師的危害說明從師的重要，從反面申述中心論點。最后緊扣“傳道”二字，闡明道之有無是擇師的唯一標準，一反時俗，將貴賤長少排出標準之外，為下文針砭時弊張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師道的錯誤態度和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這一段用對比的方法分三層論述。第一層，把“古之圣人”從師而問和“今之眾人”恥學于師相對比，指出是否尊師重道，是圣愚分野的關鍵所在；第二層，以為子擇師而自己不從師作對比，指出“小學而大遺”的謬誤；第三層，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批判當時社會上輕視師道的風氣。

　　第3段以孔子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視師道的事跡，進一步闡明從師的必要性和以能者為師的道理。這一段開頭先提出“圣人無常師”的論斷，與第1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呼應，并且往前推進一步，由“學者”推進到“圣人”，由“必有師”推進到“無常師”。舉孔子為例加以論述，因為孔子在人們心目中是至圣先師，舉孔子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強說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的結論，這個結論顯然是正確的。這種以能者為師的觀點就是“道之所存，師之所存”的觀點。

　　第4段贊揚李蟠“不拘于時”“能行古道”，說明寫作本文的緣由。“不拘于時”的“時”指“恥學于師”“惑而不從師”的社會風氣。“古道”指“從師而問”，以“聞道”在先者為師的優良學風。從而總結全文主旨，點明主題。

　　賞析一:

　　韓愈作《師說》的時候，有人以為是在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這大致是可信的。這年韓愈35歲，剛由洛陽閑居進入國子監，為四門學博士，這是一個“從七品”的學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斷實踐的古文運動，在那一兩年內，正走出少數愛好者的范圍，形成一個廣泛性的運動，他儼然成為這個運動的年輕的領袖。他用古文來宣傳他的主張。維護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對當代特別盛行的佛老思想；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反對“俗下文字”即魏晉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這就是古文運動的內容。這個運動所以逐漸形成于唐德宗統治的后期，是有現實的社會條件的。它是為維護唐王朝的統一、反對藩鎮割據的政治目的服務的。而這除軍閥、大地主外，正是當時廣大社會階層的現實利益的要求。韓愈的積極努力，對這個運動的開展與形成，起了不斷促進的作用。就古文來說，他不僅自己刻苦努力，從理論到實踐，表現了優秀的成績；更重要的是他不顧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別表現在給青年們熱情的鼓勵和指示。《師說》正是這種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進步意義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韓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養和天寶以來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從青年時代起，就以一個傳道的古文家自命。這也是他在科舉和仕宦的階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還愈來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參加宣武節度使董晉幕府的時候（796—798），先教李翱學古文；由于孟郊的介紹，不久又教張籍學古文。后來逃難到徐州（799），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安置他在符離，又教一個青年人張徹讀古書，學古文。張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陽閑居（800—801）。向他請教的青年愈來愈多，他對青年們非常熱情，獎勵有加。他在《重答李翊書》中說：“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于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茍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為了“廣圣人之道”，他以熱情的、有禮貌的態度對待一切向他請教的青年，他認為這并不是什么“禮逾”和“情過”的問題。他回答許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樣做人，怎樣作文。在韓愈看來，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養的表現，做人與作文應該是一致的。他進了國子監后，對待青年依然非常熱情。

　　韓愈這樣不斷地同青年后學交往，給他們獎勵和指示，這是魏晉以后所沒有的現象，當然要引起人們的奇怪，以至紛紛議論和責難。一切向韓愈投書請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為韓門弟子，因而韓愈“好為人師”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韓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們怎樣，依然大膽地回答青年們的來信。他在《答胡生書》中說：“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為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他對那些惡意中傷的，表示憤慨，也為向他請教的青年擔憂。《師說》的最后一段，聲明寫作的由來，說這是為了一個“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學習的青年李蟠而作的。實際上他是借此對那些者來一個公開的答復和嚴正的駁斥。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從古以來師對于任何人總是不可少的，因為人不能“生而知之”，誰也不能沒有“惑”──茫然不解的東西。因此，他認為師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種“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他還認為人人都可以為師，沒有社會地位（貴賤）或年齡（長少）的限制，只問他有沒有“道”，有就可以為師，所謂“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接著（第2段），他慨嘆古來的“師道”久已失傳。現在一般人，既不能“無惑”，又“恥學于師”，所以越來越愚蠢。然后列舉事例，論證這種“恥學于師”的風氣實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說有一種人，即士大夫，對于兒子，則“擇師而教之”；但對于自己，“則恥師焉”：這就是他們的不明。又有一種現象，廣大的各行各業的人，即“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師為恥；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談到誰是師，誰是弟子，則大家共同非笑，問其理由，無非是年齡、地位云云，這又證明了他們的智慧反而在他們所瞧不起的巫醫等等之下，這不是很奇怪嗎？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沒有一定的師，孔子的師有郯子、萇弘等，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還說過，三個人里面，一定有一個人是他的師。因此，作者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論點，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這就是說，弟子可以為師，師也可以為弟子。所以師和弟子的關系的存在，最后結論很簡單，不過是因為“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的緣故。這也還是前文所提出的論點，即能者為師。

　　由此可見，《師說》不僅嚴正地駁斥了那些愚蠢的者，更可貴的是提出了三點嶄新的、進步的“師道”思想：師是“傳道受業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為師，只要具有那樣的能力；師和弟子的關系是相對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師。這些思想把師的神秘性、權威性、封建性大大地減輕了；把師和弟子的關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師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壘打破了。這些思想是和他后來發展的“道統”思想矛盾的。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這是唐德宗時代在相對的穩定局面之下，城市繁榮、商業經濟發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這篇《師說》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學，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頑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對。實際上，韓愈也確乎因此官更難作，不斷地遭到當權者的排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貞元十九年（803），韓愈在監察御史的職位，第一次被當權的官僚集團趕出了長安，貶到陽山（今廣東陽山），就是在作《師說》一年后。他這次被貶，原因可能很復雜，但照柳宗元所說，這篇《師說》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他由此“狂名”更大，為更多的頑固派所疾惡，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擠。然而韓愈在獎勵后學這一點上，態度始終不變，只是到了元和以后，聲勢沒有在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為韓愈辯解，說他“非好為人師者也”（《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這是說，由于學者歸附，韓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師”的。又有人以為韓愈“作《師說》，蓋以師道自任”，但充其量不過“以傳道受業解惑為事，則世俗訓導之師，口耳之學耳”（俞文豹《吹劍三錄》），這是指韓愈把師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見這篇《師說》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當時的重大意義也就不難理解了。

　　賞析二：

　　文中雖也正面論及師的作用、從師的重要性和以什么人為師等問題，但重點是批判當時流行于士大夫階層中的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就文章的寫作意圖和主要精神看，這是一篇針對性很強的批駁性論文。

　　文章開頭一段，先從正面論述師道：從師的必要性和從師的標準（以誰為師）。劈頭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這個論斷，緊接著概括指出師的作用：“傳道受業解惑”，作為立論的出發點與依據。從“解惑”（道與業兩方面的疑難）出發，推論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無惑，惑則必從師的道理；從“傳道”出發，推論從師即是學道，因此無論貴賤長幼都可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這一段，層層頂接，邏輯嚴密，概括精煉，一氣呵成，在全文中是一個綱領。這一段的“立”，是為了下文的“破”。一開頭鄭重揭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就隱然含有對“今之學者”不從師的批判意味。勢如風雨驟至，先聲奪人。接著，就分三層從不同的側面批判當時士大夫中流行的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先以“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作對比，指出圣與愚的分界就在于是否從師而學；再以士大夫對待自己的孩子跟對待自己在從師而學問題上的相反態度作對比，指出這是“小學而大遺”的糊涂作法；最后以巫醫、樂師、百工不恥相師與士大夫恥于相師作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智不及他們所不齒的巫醫、樂師、百工。作者分別用“愚”、“惑”、“可怪”來揭示士大夫恥于從師的風氣的不正常。由于對比的鮮明突出，作者的這種貶抑之辭便顯得恰如其分，具有說服力。

　　在批判的基礎上，文章又轉而從正面論述“圣人無常師”，以孔子的言論和實踐，說明師弟關系是相對的，凡是在道與業方面勝過自己或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以為師。這是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一觀點的進一步論證，也是對士大夫之族恥于師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現象進一步批判。

　　文章的最后一段，交待作這篇文章的緣由。李蟠“能行古道”，就是指他能繼承久已不傳的“師道”，樂于從師而學。因此這個結尾不妨說是借表彰“行古道”來進一步批判拋棄師道的今之眾人。“古道”與首段“古之學者必有師”正遙相呼應。

　　在作者的論說文中，《師說》是屬于文從字順、平易暢達一類的，與《原道》一類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顯然有別。但在平易暢達中仍貫注著一種氣勢。這種氣勢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論本身的說服力和嚴密的邏輯所形成的奪人氣勢。作者對自己的理論主張高度自信，對事理又有透徹的分析，因而在論述中不但步驟嚴密，一氣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關鍵處用極概括而準確的語言將思想的精粹鮮明地表達出來，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給讀者留下強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頂接，論述從師學道的基礎上，結尾處就勢作一總束：“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馬之勢。“圣人無常師”一段，于舉孔子言行為例之后，隨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從“無常師”的現象一下子引出這樣透辟深刻的見解，有一種高瞻遠矚的氣勢。

　　其次是硬轉直接，不作任何過渡，形成一種陡直峭絕的文勢。開篇直書“古之學者必有師”，突兀而起，已見出奇；中間批判不良風氣三小段，各以“嗟乎”、“愛其子”、“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發端，段與段問，沒有任何承轉過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這種轉接發端，最為韓愈所長，讀來自覺具有一種雄直峭兀之勢。

　　此外，散體中參入對偶與排比句式，使奇偶駢散結合，也有助于加強文章的氣勢。

　　作者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內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稱“韓昌黎”。德宗貞元八年（792）登進士第。貞元十九年（803），因言關中旱災，觸怒權臣，被貶為陽山令。憲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國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從裴度討淮西吳元濟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后歷任國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大力倡導古文運動，其散文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主張“以文為詩”，作詩力求新奇，且多議論。《全唐詩》存其詩十卷。有詩文合編《昌黎先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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