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觀后感

《走向共和》觀后感

　　利用寒假的時間把《走向共和》這部電視劇看了一遍，這部劇早在高中的時候，歷史老師就推薦過，今天把這部劇看完確實感觸不少，現談幾點基本觀感。

　　1、人物評價

　　《走向共和》通過對慈禧、光緒、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袁世凱、孫中山等近代風云人物有血有肉的刻畫，給我們展示了這些人物的豐富面相，改變了過去歷史教科書對近代人物非褒即貶的刻板印象和臉譜化取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到具體的歷史環境中進行考察，借用劇中李鴻章所言：“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歷史人物不可能脫離他的時代去做他所處時代不能做的事，而過去教科書則用局限性對此進行了一概的否定，實不可取。慈禧、李鴻章等人在那個時代已經盡到了他們最大的努力。慈禧掌握大權半個世紀，造就了同光中興贏得了有清以來后妃中最長封號，其功自不待言；李鴻章以一己之力，發展洋務，建立北洋水師，同西方列強周旋，不可謂為老成謀國，鞠躬盡瘁。然而，多少年來我們的歷史尤其是教科書給他們的評價卻失公允，李鴻章更是成為“賣國賊”的代名詞而打入另冊。中國傳統歷史的功能就有“知古鑒今”“以為資鑒”的作用，既是資鑒，事物便有正邪之分，人物便有忠奸之別，為了宣傳正面人物，自然就會貶低與其對立的人物。如曹操之于關羽、秦檜之于岳飛，這些人物一旦被定性，則其便不得翻身了，哪怕稍微客觀點評價都很容易招致翻案之嫌疑。誠然從道德教育出發，我們為了樹立正面榜樣，需要去對歷史上的那些杰出人物的優良品質進行弘揚，但這就只是人物品質和道德教育而言，就人物的歷史作用及歷史研究客觀性而言，我們就不能單從其品質來看了，以劇中人物為例，翁同和可謂兩袖清風，正人君子，可是他卻因為貪圖名，而清漪園工程的材供應給了一個投機者，結果遭到貶斥。而李鴻章任人唯親、貪財好利（簽訂《馬關條約》時接受日本的饋贈。）、“小人之心”，但是開辦洋務、交涉外國、創建北洋，促進了中國近代化，其歷史功績不言自明。但是傳統因人廢事觀念，一個“壞人”縱使做了多少件好事還是壞人，在人物品德與歷史功績之間很難劃清界限，兩者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品德高尚有歷史貢獻的人，為正面人物，品德有問題就算建立奇功，也會招來非議，因此，才會有曾國藩、李鴻章的毀譽參半。怪不得梁啟超評價李鴻章時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生逢亂世，設使李是中規中矩的按照為臣之道，或許能夠混個一世清名，但是，就不會有后來洋務種種，在那個時代要想有所作為，就不得不用非常手段。不任用自己人，他所追求的事業何以進行？不去巴結權閹，他如何獲得皇帝和太后信任？甚至為了北洋軍費，而暗中抓翁同和把柄，種種這些“小人之舉”，固為君子不齒，但是，不這么做他能做成什么事？誠然，這其中當然有其私心使然，但是就事論事李鴻章開啟中國近代化的事業，其功誰可抹殺？綜觀《走向共和》中慈禧、李鴻章、袁世凱等人物的刻畫都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是鮮明的，這也是本片成功之處。因此，人物評價應該放到具體歷史場景中，同情之理解的去看待。同樣場景下的不同人物，同樣的人物不同歷史場景下，所處角色之不同，所做之事的品評也是不同的，只有這樣人物才是生動、鮮明的，這樣評價才會客觀和具體的。

　　2、共和之惑

　　晚清的歷史是值得我們思考和研究的，因為他為近代中國發展道路的若干可能性提供了探討空間。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從自強求富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共和，中國歷史發展為什么按照這樣的邏輯進行？洋務運動是從技術上效法西方，君主立憲是在不改變君主制前提下對舊制度進行改造，而民主共和則是推翻清朝統治進行革命，建立共和國，歸根結底是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洋務運動在器物方面的學習西方，開始了近代鐵路、電報等事業，清朝也出現了“同光中興”的局面，看起來也很強大，但是，甲午戰敗，中興的泡沫便被捅破，中國的虛弱便暴露無疑，扶持光緒進行維新變法，走君主立憲的道路呼聲日高，但是，卻被無情扼殺。及至庚子變亂，太后西狩，見到了民生凋敝，飽嘗旅途艱辛，才知“太平盛世，天朝上國”是虛假的，于是，慈禧歸政之后也仿行立憲實行所謂新政，日俄戰爭中，君主立憲的日本戰勝專制度的俄國似乎也堅定了立憲的決心，于是有了1905年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期間遭革命黨人破壞，幾不成行。但是，在進行人事調整后，仍是以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立憲按照慈禧的意旨有條不紊的進行，中央設資政院，地方設咨議局，進行新官制改革等等。但是，在不變更君主制前提下，不管怎么改，其本質還是不變的，那就是權力的再分配，袁世凱借新官制來安插親信，滿人則趁改革來逐步削弱漢人在軍、政等要害部門的權力，可謂爭得死去活來，斗得不亦樂乎。所幸，慈禧還在世，還能控制局面，兩派不敢太造次，隨著，慈禧和光緒的過世，清朝失去了掌控局面的人，兩派斗爭表面化。

　　最后，袁世凱逐出內閣，內閣清一色滿人，滿人取得了形式上的勝利。但是，軍權卻始終在袁世凱的北洋手上，將不用命，袁雖賦閑在家，軍隊實際仍為其掌管，滿人得到的軍職實際是虛的，被架空的；地方督撫也靜觀其變，皇族內閣被孤立，成為“空中樓閣”，此時，只要外界稍有動靜，對清王朝而言都是致命的。武昌起義正是這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清帝在袁世凱的逼宮下遜位，中華民國成立，民主共和成為選擇。從立憲到共和，中國歷史似乎已經翻開了新的一頁，但是，民國成立后，共和依然沒有建立，孫中山的臨時總統讓給了袁世凱，臨時總統變成了正式總統，《臨時約法》被廢棄，取而代之的約法規定了大總統的幾乎無限的權力，似此袁世凱應該知足了，但是，袁世凱利令智昏竟然公開稱帝，踐踏了民主共和。然則民主共和在清末民國這段時間里是否實現過呢？沒有。在孫中山眼中，共和是美好的愿景，在袁世凱眼中，共和是謀取權力的幌子，在老百姓眼中，共和則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概念，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武夫當國在他們眼中沒有共和更莫談民主，從立憲到共和，不過是那些上層人物進行政治斗爭玩的文字游戲，專制的本質沒有變。不管是立憲還是共和，在劇中就沒有看到老百姓的參與，普通民眾處于失語狀態，當然，老百姓更不知什么是民主共和，對他們而言，誰當皇帝、總統都不重要，只要能過好自己日子就可以了，共和本是一個很好的制度，但是在這種狀態下的立憲和共和，就其實質而言仍是權力斗爭的幌子。正如劇中楊度所說“共和未必是好，立憲未必是壞。”立憲和共和本身就是手段而已，好壞都不甚重要甚至不在考慮之列。知道了這點也就不必糾纏于共和、立憲甚至帝制選擇的區別了，哪個好用就用哪個。所以袁世凱的稱帝也就不難理解。袁世凱在世稱帝尚能控制局面，他死后的軍閥割據局面，個個都是土霸王，如果拿袁世凱和曹操比的話，真是應驗了“設使天下無有孤，豈不知有幾人稱王、幾人稱霸。”這句話，不同的是再也沒人敢貿然稱帝，冒天下大不韙的張勛也只能把清廢帝提溜出來，做一出復辟的鬧劇，共和成為大勢所趨，成為潮流，帝制、立憲都不管用了，但是整個傳統是不變的，專制的因素還是存在的，所以，北洋政府只是打著“民國”的幌子，行專制之實。走來走去，共和便成為難以實現的理想和遙不可及的夢想，走向共和便成為仁人志士奮斗的方向。在普通民眾沒有接受思想啟蒙的熏陶和民主共和訓練條件下，共和只能是一個美好的名詞而已。

　　總之，只要中國傳統社會中那些專制和崇尚權力的因素還在，那么民主共和就難以實現。只有廣大民眾有了民主觀念自覺用民主和法制來維護自己權益，成為真正意義的公民，那么，實現民主共和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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